饶美蛟：开场白
　　
　　苏哈托下台之后，连续有三个总统先后执政，哈比比和瓦西德都是十七个月，现在是前总统苏加诺的女儿梅加瓦蒂担任总统。印尼是东盟国家的老大哥，人口超过两亿，在东南亚举足轻重。据我掌握的资料，印尼华族大约有六百万，虽然百分比不高，但是其总量在东盟国家还是比较大的。新加坡三百多万人，华族占百分之七十六。马来西亚华族占百分比比较高，大约有百分之二十五。华人问题一直是东南亚的重要问题，而印尼华族的问题又是最突出的。
　　
　　今天我们主要谈印尼问题。苏哈托当政三十二年，经济应该说有所提高，但是整个社会还是有很多问题，比如华裔与其他种族关系、政府官员严重贪污腐化、人民贫富悬殊等。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印尼局势动荡，假设其发生瓦解，那么将不仅影响东南亚的周边国家，对澳大利亚、整个亚洲甚至世界，都会有所影响。
　　
　　我们谈论印尼，常常会涉及华族问题，而中国与印尼的关系，也与印尼华族在印尼所占有的相对重要的位置有所关联。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中国与印尼关系的发展也不平坦，当然最近一段时间还算比较好。今天我们请到了诸位专家，请大家就印尼政治、经济形势发表看法。
　　
　　印尼当前的形势
　　
　　印尼面临严重的分裂威胁
　　
　　黎萨尔：目前印尼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分裂。印尼分离主义的特征有两个：第一就是以暴力为基础的分离主义运动，首先发生在亚齐、巴布瓦地区。第二种分离主义，用我的话来说就是软性的分离倾向，就是中央和地方在国家条例上的分歧所激化起来的矛盾。前政府将中央权力下放给地方，实行分权也就是非集权化，但是其中引发了很多矛盾。
　　
　　我认为最令人担心的不是暴力分离运动，而是由于均衡中央与地方利益分配方面所产生的纵向性矛盾而道致的软性分离。
　　
　　举例而言，在已经实行区域自治的东加里曼丹地区，原先规定地方经济收入中的百分之七十归地方，百分之三十上缴中央；但是现在地方与中央顶顶抗抗，要求百分之八十归地方，这就引起了矛盾。而在同一个省区之内，县长与省署也有类似顶牛现象。再如在中加里曼丹，县长开发森林和矿产，与省长结合在一起对抗中央。
　　
　　这些省长、县长是在地方选举中由地方选举上来的，成为地方长官之后，完全不受控制，连中央的党部都不能控制他们。因此我认为这种软性的分离，比硬性的暴力分离主义运动更加危险，会造成印尼的严重分裂。
　　
　　参加亚齐武装斗争的分离主义者，不过两千人。巴布瓦参加游击战斗的不过一百人，他们产生的分裂力量目前还是微不足道的。
　　
　　还有，地方上的分离倾向，表现为横向的利益冲突，比如地方族别的冲突、敎派的冲突。马鲁古群岛，还有苏拉威西岛中部的博索，这两个地区的冲突主要涉及到基督敎徒和伊斯兰敎徒之间的敎别冲突。
　　
　　中央政府为缓解博索的冲突，在苏拉威西省南部一个叫马利诺的地方召开会议，化解矛盾。但是就在这种调解进行的时候，敎别矛盾已经漫延到了苏拉威西岛的北部。而马鲁古群岛的冲突，已经渗延到雅加达市。当一批军人将要开赴马鲁古群岛维持治安，行前在敎堂举行宗敎仪式的时候，在军人群内发生了爆炸，造成了死亡。
　　
　　中央政府这一段时间来对地方冲突所做的工作，总的来说是好的。中央政府一直尽力促成矛盾各方的和解，即民族和解。
　　
　　在促成民族和解的过程中，地方上当然也对部队施加种种压力。因为前一个阶段在维持地方秩序的时候，印尼军队中有些人有着严重违反人权的行动。军队在这些地方理应表现中立，但是个别人做得过头。现在地方上要求，一定要对那些严重违反人权的军官进行法律起诉。
　　
　　按照印尼国会的法令条例，维护治安的是员警，驻军一定要遵从员警的指挥。但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陆军还不能适应这样的一个法令条例，老是强出头。在维护地方治安的过程中，地方员警与部队之间经常发生摩擦，道致不少难民逃亡，在清理这些逃亡的马都拉难民的时候，部队和员警都收取利益。正因为利益分配不平均，最后道致员警和部队对打。
　　
　　中央的想法和措施一到地方，就走了样子，其后果是造成维护治安的阻力越来越大。
　　
　　饶美蛟：印尼会否走向分裂，我们待会可以展开分析。我们只是开了一个头，刚才讲的主要是政治和军队，接下来可否请黎萨尔先生在经济方面讲一些看法?
　　
　　经济改革缺乏法治支持
　　
　　黎萨尔：梅加瓦蒂执政之后第一个具体的工作，是要吸引外资，准备要采取当初泰国面临危机时所采取的措施。她组织一个印尼复苏基金会，这个基金会由现任的工商业部长牵头，基金规模有两亿美元，是与亚洲开发银行、国际金融公司、世界银行合作。
　　
　　其他的则是前任政府已经做、但是任内还没有完成的事情。比如说加强税收、取消津贴、提高公共费用的标准如水电，再有就是增加石油产量至每天一百六十万桶并规定每桶价格二十四美元，压抑通货膨胀，将国有企业私营化。
　　
　　金融危机爆发，很多银行负债，后来就将其各种各样的企业资产交给银行业健全局统管。迄今该局将这些资产出售了百分之二十六，远远没有达到将这些资产卖出去为国家赢得一笔收入的目标，可以说国营企业的出售是裹足不前的。
　　
　　到二○○一年十月，税务部门已经征收了一百七十九亿美元。印尼政府从税务得到的收入，在使用上对印尼产生了一个相反的效果：他们不是将税收用于扩大再建设，而是拿来偿付外债、公债的利息支出。
　　
　　饶美蛟：吸引外资与政治稳定与否有着很大的关系，梅加瓦蒂的努力暂时还难以看到成功，事情还在发展之中，梅加瓦蒂上台毕竟才刚刚几个月。
　　
　　黎萨尔：您提到吸引外资要政治稳定，而要实现政治稳定，印尼政府必定要树立法治。首先地方政府不应出台一些与中央政府的政策相违背的法令条例，比如中央搞征税，地方也搞征税，这就加重了印尼整个国民企业的成本负担，属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资产也经常混淆，中央政府对那些犯有严重经济案件的人应该严厉地起诉直至法办。最高检查署已经摸清了有三十个企业界的人有严重的经济罪行，但是到现在还无法对他们进行起诉。国有企业资产的出售也缺乏透明度，比如中央亚细亚银行的股权重组就出了很多怪事，一些人比如林绍良想从国外再挤进来收购这个原来就属于林绍良的银行。
　　
　　现在梅加瓦蒂起用了一个很贤明的经济班子，但是如果没有树立法治，这个经济班子也没有办法开展工作。当时经济统筹部长昆佐罗被邀请出山的时候，他首先提出的一个条件，就是国家一定要健全法治，他要有政治保护伞。
　　
　　分权磨合道致权力真空经济在向复苏方向发展
　　
　　杨聪荣：印尼的情况的确是不太乐观，有很多严重的问题。不过我们可以对问题增加一些历史感，以便公允地看待问题。
　　
　　其实现在的很多问题是历史的遗留，包括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在苏哈托长期实行中央集权的情况下，大家提出要实行分权，现在还处在磨合期，以求找到一个平衡点。过去印尼曾经建立一个非常庞大的党政军合一的系统，现在民主化的过程中，这个系统瓦解掉了。现在的问题，是权力真空的问题，无法有效治理。也就是说，军队没办法像过去一样完全控制，现在属于权力结构的一部分。由于党派的分裂，因此决策的时候要照顾到各个党派的利益，党的运作也无法像过去一样。
　　
　　在经济上外债太多，无法建立信心，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说，不论以华裔为主的本地投资者，还是外来投资者，至今信心还是没有建立起来。另外，在社会角度上缺乏共识。在原来共同建构的一个印尼秩序里面，共识已经瓦解，现在就变成各自去追求社会正义，因此道致地方动乱且无法有效治理。如果我们看过去的三任总统，哈比比直接继承了苏哈托的基础，历史包袱太重，尽管有心改革，但是做不了事情。到了瓦希德，他错在过度自信，认为自己可以有效治理国家，而问题的关键恰恰是无法实现对国家的有效管制。从如何治理的角度看，瓦希德应该已经走对路了，至少在大方向上如此。比如他是最愿意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的，其内阁较之过去是清流的内阁。
　　
　　另外，如何让印尼变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是他施政的最高原则和目标，但是国际因素不是很好。九一一事件发生之后，全世界都在反恐，美国对伊斯兰问题很注意，但是偏偏在这个时候，印尼对国内发生的事件没有办法有效控制，道致他处于一个不利的状况。
　　
　　就经济成长来讲，是向复苏的方向发展。
　　
　　印尼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平衡全社会的政治制度
　　
　　郑赤琰：印尼过去为什么会变成军人政府？一般认为是印尼太多岛，中央政府在一般的民主制度架构下的法治、选举没有完善之前，就产生了军人政府。
　　
　　大家可以看到，苏加诺时期很快地将外国人的资产收归国有之后，没有办法管，因为地方很快就会将你抽空。历史上荷兰人让华人去管理，至少还能抽税。荷兰人突然走掉，一个本士化印尼人的政府，根本无法做到现代政府的税务和政治运行。这样突然有一天所有洋人的财产都被收回，在这个过程之中军队的势力就壮大并成形了。
　　
　　党政军合力的最高潮出现在苏哈托时代，军队就日益介入政治。按照党政军的模式，军队应该听政治的话，但是印尼不同，变成了军队超越了政治。苏哈托这么多年的统治，实际上是靠一小撮人来做的，而不是靠一个制度。本来苏哈托下台，军队应该跟着垮掉，但是因为军队没有另外的力量制约，而美国又对军队实行制裁，使军队的运作突然变成完全停滞，由于军队突然不动了，前面所说的地方上的问题就全来了。印尼有这么多岛，而真正的军政权力是在爪哇岛。其他一些地方的矛盾，原来只是小小的族群、宗敎之类的冲突，但是现在就搞成这个样子。
　　
　　我说这些，就是想表明，印尼独立以来没有摸索到一个政治制度能够使印尼社会得到平衡。无论西方的三权分立还是中国的以党领政领军，都是一个模式。但是印尼搞民主化、社会主义化都搞不成，所有的努力最后都瓦解了。
　　
　　涉及到华人问题，如果以东南亚不少国家都有的军政来说，在泰国搞军政，华人是很吃得开的。泰国的军人不去动华人的资产，政变都是真正的不流血。
　　
　　三权分立是当今西方政治制度的一种模式，但是三权分立在印尼实行不到十年也就是一九五八年就瓦解了。在民主条件还不够的情况下，我认为实行党政军模式是可以的，合起来可以变成权威政治，使人民不会作乱。
　　
　　但是在印尼，三权分立不成型，党政军领道不成局，军政领道不成气。
　　
　　印尼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虽然人口、面积都不及中国，但是印尼的缺陷在于大而不当。从东到西，相当于从纽约到洛杉矶，岛屿多到没有一个总统在任期内可以走完一半。用飞机无法控制，用船也不行，陆军更加没有办法。对印尼这样的环境，真是需要超级的制度才有希望。印尼连动物、植物的种群都多，更何况人的族群。当地族群矛盾激化到疯狂的时候，什么军队、员警都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现在印尼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照顾到各方利益的制度。我认为，按照目前的条件，印尼走多党制是很难使社会稳定的，如果我是投资者，也绝对不敢去投资。以目前的条件，民主政治搞不好，就会发展出暴民政治。我认为印尼目前不必好高鹜远。反而泰国的军政商模式比较好，有一批重要的华商完全得到保护，新来的也可以发展，整体经济运作是平稳的。反观印尼，对外资的发展就是另一个样子。比如苏哈托时代在苏门答腊搞了一个台商工业区，李登辉的“南向政策”即是以印尼为主，结果是全军覆没。新加坡在印尼的投资也是前景不妙，人心惶惶。因为印尼中央政府不稳，出口等经济运作必然受到影响。九十年代初我就撰文或者直接劝华人大企业家，说在印尼赚钱的时代已经差不多了，应该走了。当然他们也有这样的预感，有的企业在他们刚离开不久就垮掉了，比如当年的糖王。
　　
　　对东南亚的华人来说，印尼是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华人的确在那里赚了不少。但是每一个朝代，如果无法稳定十五年以上，新的华人经济根本无法发展起来，还在生长阶段就被烧掉。
　　
　　民主是有条件的，如同在病得很重的情况下，不能落太重的药。
　　
　　现在还不是华人大力投资的时候，他们一定要争取让军队听政治的，然后与商人合作，逐步减弱贫穷问题。法治不是一下子来的，人是需要经过十年、二十年慢慢培养才会守法的。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政治局势对回敎中的急进派别的恶化。
　　
　　现在美国指定三个国家要认真对付恐怖主义：土耳其被认为已经做得相当成功，巴基斯坦被认为是有希望的，对印尼则认为如果实行民主化也是有希望的。但是我可以打保票，三个梅加瓦蒂加起来都没有办法。
　　
　　研究政治学的一定要有一个范式，但是我们现在对印尼找不到能够解决其问题的范式。
　　
　　饶美蛟：金融风暴之后，很多印尼大财团受到重创，华人小企业的状况也不妙，加上排华，情况就更加差。我们对印尼华商发展的问题也可以讨论一下。
　　
　　印尼华人赚钱比以往更难
　　
　　叶作权：我从小在印尼生长，最近回去过几次。我感觉，现在印尼华人经商比过去的苏加诺、苏哈托时代更艰难了。
　　
　　印尼现在搞民主化，但是民主搞不好就成了无政府主义。华人说做生意难，法制不健全是老问题了，但是过去如果勾结上军人、官员还可以赚大钱。但是现在勾结这些人是不容易了，没有人保护做起来更难。的确，传媒现在追踪起来很厉害。再有，印尼的劳工法律对经营者不公平：工人自己做了几天要辞职，老板则要补一笔不小的遣散费，工人偷东西被抓到被开除，也要补遣散费。同时现在有些流氓律师，经常鼓动工人找老板的毛病，找到毛病就打官司，然后律师就与工会一起分赃。
　　
　　营商环境不好，治安又乱，政局又不稳定，不仅要受军队的干扰，还要受工会的干扰。因此，很多华人都认为现在生意不好做。
　　
　　我倒是觉得梅加瓦蒂不会歧视华人，也不会排华，但是她也没有办法采取对华人比较公平的措施。
　　
　　我觉得她是受军人控制，受到党内那些党棍控制。该党在苏哈托时代没有上台之前是比较平民化的，但是民主改革之后很多退伍军人、商家跑到里面去并掌权，成为该党的中央委员乃至主席，控制着梅加瓦蒂。
　　
　　我感觉梅加瓦蒂好像没有什么治国才能，像一个普通家庭妇女多些，而她自己对此也承认。
　　
　　她对政治好像没有什么兴趣。她在苏哈托时代已经做过议员，但是经常不去开会，即使去开会也不发言。听印尼人讲，她最有兴趣的就是买东西。在反苏哈托时代，斗争那么激烈，该党成员都在街上抗争，但是她却宁可在家里睡午觉也不出来，在那种激烈的抗争中，也没有看见她出来发表什么言论。梅加瓦蒂之所以出来做，可能是因为党内要推选她出来，军人和商家要她为他们的利益服务。
　　
　　目前华人如果做小生意图一日三餐还可以，但是要赚大钱，我看很难。印尼大商人对华人也很排斥，而且国企部长比较亲西方，一直想将中亚银行责给西方，不愿卖给华人，也不愿意印尼人收购，更倾向于让美资、英资银行收购。
　　
　　不同地区和个人对目前经济感受不同
　　
　　郑松：刚才大家从理论上谈了很多，我也同意说目前印尼经济，总的来说处境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对广大华商来说，生意必然是比较难做的。不过，有些事情不能一概而论。虽然同样在印尼经商，但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就有不同的际遇。我经常电话联系印尼亲友，他们大部分都是叫苦连天。由于目前印尼广大老百姓购买力较低，所以生意异常难做。然而，事情不是绝对的，有个别朋友今年却拿到国外大订单。今年初我到南非，正巧遇到了三批来自印尼的华人旅行团。谈起他们当前在印尼做生意的情况，他们说比过去好，主要是因为过去只有林绍良几个人包办，而现在只要有门路大家都可以做，大家都可能赚钱，因此他们今天有能力到南非和南美旅游两个月。
　　
　　过去十几年里，特别是在苏哈托统治时期，为了达到刁难和压制印尼华人从事正常的商务，当时的统治阶级不惜用莫须有和歪曲事实的手段，广泛散布所谓百分之六的华人控制了百分之七十五的印尼经济的谎言。这完全是为了挑拨族群之间的仇恨，有意使广大印尼原住民错误认为少数华人左右了印尼国家的经济命脉。其实，根据一些学者的估计，印尼华人只有八百万，有的说一千多万。其中大企业约有一百七十名，中等企业家约有五千，约有二十五万人为零售商及饭馆、商店经营者，其余的均为农民、渔民、工人和职员。由此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印尼华人中绝大部分属于克勤克俭的小商和劳动人民，怎么会说少数的华人控制印尼的经济命脉呢?这完全是苏哈托统治阶层为了转移视线而散布的谎言，是为了掩盖当时官僚集团和国内外奸商相互勾结控制印尼百分之七、八十的国家经济的事实。
　　
　　苏哈托掌权长达三十二年，广大印尼华人长期受到政治歧视，不准用中文名字，不准讲中国话，不准读中文书，不准庆祝中国节日等等，使华人无法有正常的生活、正常的沟通。苏哈托政权垮台以后，瓦希德总统采取民主改革和开放的政治路线，废除了几项歧视华人的法令，使印尼华人重新获得应有的一些权力和尊严：可以恢复自己的生活方式，可以开办中文补习班，也可以组织自己的社会团体。然而，一方面我们可以高兴地看到印尼各地的华人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地先后成立，另一方面又伤心地看到有些华人社团中不断产生不团结的事端，勾心斗角、相互排斥，使好事变成了坏事。为了共同的利益，希望他们排除偏见、求同存异，和印尼各个族群同心同德团结起来，共同建设美丽的印尼。
　　
　　饶美蛟：其实这也没有什么矛盾。即使大环境不太妙，但是华商这么多，管道不同，肯定会有一些人获得机会赚钱。
　　
　　印尼政府长期无法有效执行新经济政策
　　
　　郑赤琰：一场火烧过，马上会有新的茅草生出。就是说新的从零开始。印尼小型华人经济最强项就在于零售和进口，您遇到的应该是火烧过后新生的一批，他们得到了新的机会。印尼每十年左右总会烧一次，但是烧完之后，新生的还是华人的。
　　
　　马来西亚长期以来不像印尼那样一下子将华人企业烧掉，而是叫华人帮他们做生意。印尼也有这样的新经济政策，但就是不成功，因为印尼政府没有很有效地执行。
　　
　　华人的精神和心理压力减少印尼内需仍给华人带来商机
　　
　　林秋明：从大气候来说，现在印尼华人在精神上、心理上的压力，不像过去苏哈托时代那么沉重，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松绑，华人已可办华文学校、出版华文报刊。但是，如果我没有记错，还有几十条成文与不成文的歧视华人的条例没有废除。无论如何，从瓦希德开始，比起过去三十二年苏哈托执政时期，华人心情愉快得多了。
　　
　　从经济的宏观层面看，问题还很多，乱象丛生。外债那么多，国有资产的出售又进展缓慢，失业人口众多。还有法制不健全的问题，有法不依，更谈不上严格执法。公检法机构如不整顿，又怎能鼓励人家去投资？风险那么大，投资者势必望而却步。赤字那么庞大，怎么解决呢?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印尼是一个大国，人口两亿多，内需很大，因为至少要吃饭。这就给华商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或者说一定的机会。大环境虽然不如以前，但是毕竟还有机会。
　　
　　此次朱镕基总理访问印尼，中印双方签署了六个协定，当然对梅加瓦蒂政府和印尼有好处。但是落实这些协定（如经济技术交流、农业合作、旅游合作等）的快慢、收效的大小，就取决于印尼稳定的政局和改善经济的努力。中印两国关系在梅加瓦蒂总统主政后，较之瓦希德执政时期又进了一步，
　　
　　这有利于发展印尼经济，给当地华商也带来了一定的机会，因为需要仲介。比如渔业，印尼可以租用中国的渔船；但是中国渔船到了印尼领海的时候，总要有人与印尼方面打交道，如何处理各项手续甚至与印尼人员如何合作协调，都需要当地华人的协助。
　　
　　大陆人出国旅游，不少人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过去印尼限制很多，对大陆有戒心。现在印尼有某种程度的放宽，很希望吸引大陆游客，赚取一定的外汇。搞旅游业不用太大投资，很多景点历久不衰，仍可吸引游客。而中国大陆有很多人希望到印尼旅游。我在去印尼的飞机上遇见福建游客，也在雅加达华人区一个最热闹的酒店里得知其业务比去年增加了两成，好多大陆人和台湾人喜欢到印尼观光。该酒店老板有意在二○○二年扩大业务，并要训练职工能够讲普通话。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华人发展经济，还有一定的空间。
　　
　　大财团休克，中产阶级冒升
　　
　　陈钖贤：说到华人经济，应该分成几个层面：一个是大财团，一个是中产阶级，还有是属于下层的一般华人。
　　
　　都说大财团在金融风暴中受到重创，指的应是这些大财团在印尼的企业。这些大老板很多已经成为国际企业家，他们在国外还拥有很多企业和资金。由于前政府的腐败，使他们拥有特权，不单是垄断经营，还能不必拿出实金而全靠政府银行的贷款空头经营。金融风暴使他们在印尼的企业濒临破产，债务累累，实际倒楣的是国家和人民，尤其是一部分人利用央行援助金，乘机套购美元，挟逃国外，把政府推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这些大财团的庞大欠款显然是印尼经济复苏的致命伤。他们会不会拿钱回来、取决于他们对形势的评估。这一方面要靠政府和有心人去做工作?一方面也要靠他们良心发现。目前要他们转向看来不容易，印尼只好靠发展中小企业来支援经济。从这个角度看，华族中产阶级应有发展的机会。
　　
　　华人的中产阶级传统上比较保守，手上现金充足，有经验和关系网。大财团休克，垄断被打破，能够掌握这种机会的中产阶级将得益。印尼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政策一旦落实，这部分人先起来。但希望他们不要重蹈大财团的覆辙，要逐步与官商勾结的传统恶劣文化决裂，用新的思维新的方式搞正当的投资。
　　
　　印尼在如何对待华商问题上一直摇摆
　　
　　杨聪荣：如果从暴动的角度来看，印尼那些比较小的地方上的华商，的确在一段时间受到了打击，对印尼失去信心。在大的方面来讲，印尼政府在如何面对华商这个问题上，一直摇摆。
　　
　　从印尼内部来讲，华南的行为与印尼其他的本地人有着很大的不同。印尼华商非常灵活、非常敏感，从精神层面是在不断地寻找商机。本地人相对就没有这种情况。
　　
　　在资源方面，印尼华人也有比较宽的网路，见识也比较广，也知道如何开拓新的东西。照理来说，在任何国家，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资产，可以用来发展。金融风暴之后，经常有“人民经济”等提法，希望摆脱大财团，实际上就是针对华人，不希望华商在那里发展。
　　
　　印尼政府一直在这个问题上摇摆，即使是现在的政府，似乎也还看不出有何改变。政府有时要求华商树立信心，有时又要迁就印尼的政治状况。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印尼政府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
　　
　　不成熟的民主阻碍经济的发展
　　
　　陈钖贤：印尼的民主步伐走得太快，印尼人民还没有准备好，很多事情搞得很乱。搞政党政治还不成熟，很多领袖不能以国家民族的总体利益为依归；政坛上又没有占绝对多数的执政党，一些政客专唱反调，政府很难制定政策，落实也不易。如减少燃油粮食补贴的政策迟至二年才出笼，影响了国基会贷款的发放。而一些工运领袖提出过度的劳工福利，哗众取宠，误道工人只懂权益不讲责任，使许多投资者却步。
　　
　　饶美蛟：印尼的民主多多少少是被“迫”出来的。苏加诺、苏哈托都是威权政治，几十年下来，突然强人倒下，新的强人又未出现，只能走不成熟的民主步伐。
　　
　　哈比比急于求成道致今日政治乱象
　　
　　黎萨尔：苏哈托倒台之后，印尼的民主化提上议事日程,哈比比一上台就加快了民主化的步伐。九八年社会上提出的民主化主要集中在新闻自由、结社自由、经济改革、取消垄断。当时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求政府运作一定要规范化，要求制定开明、开放的法规。哈比比当时急于求成，马上进行多党制的大选。
　　
　　现在印尼政治制度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整个国家的权力机构是总统制，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实践的是议会制。在总统的地位没有完全确定、在国会的功能等还没有完全规范好的情况下，哈比比就忙着搞大选，于是造成了印尼当前政局的混乱。
　　
　　本来一九四五年的宪法，是着重于行政主道的，但是现在匆匆忙忙搞选举，道致立法机关权力大于行政机关。
　　
　　饶美蛟：为何哈比比没有站稳脚就急于求成呢？
　　
　　哈比比的急进为私欲所驱使
　　
　　黎萨尔：在哈比比没有将整个国家政体弄好的情况下，他又搞了一个引起更大混乱的改革——那就是区域自治法，中央与地方实现分权。
　　
　　哈比比这样做，全为私欲所驱使。他原来是副总统，升正总统，没有法律基础，因此急着想将自己的地位合法化。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所谓改革，能够取得社会的认同，获得社会的支援以及几个政党领袖的政治支援。
　　
　　很遗憾的是，当时的几个政党的领袖，包括一些改革派头头,盲目支持哈比比，促使哈比比匆忙地、过激地搞改革。哈比比希望通过区域自治法，取消中央集权化，能够得到地区人民的支援，特别是东部地区的支援。因为哈比比的家乡是在东部，他私下认为，这个区域自治法，会给东部带来很多实际的利益。
　　
　　哈比比还希望这样搞能够取悦西方，从而得到西方的支持。他在一种所谓的民主的大气候下干了失职的事，即是在东帝汶搞公民投票。其实当时印尼外长已经就东帝汶问题，与联合国多次协商，同意在东帝汶实行区域自治。但是哈比比过激地给东帝汶搞公民投票，结果造成了东帝汶的直接独立，给东帝汶带来了很大的悲剧。
　　
　　从外部环境看印尼的发展变化
　　
　　饶美蛟：印尼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取决于内部，但是外部的作用是什么?比如从东盟去看，东盟和中国都在研拟“十加一”自由贸易区的问题，这对印尼和东盟也许会有一定的影响。我们现在从外部环境看印尼发生的变化。
　　
　　中国经济一枝独秀道致东盟对中国的思维大改观
　　
　　杨聪荣：如果将中国与东南亚放在这样一个脉络里面，可以发现，最近几年可以说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
　　
　　九○年印尼与中国才恢复正式外交关系，但是双方的相互猜忌，两边的互动，还不是很好。九○年代的上半期，我曾经请问过一些实际上参予过两边协商的人士，他们说有时开会的时候还会吵架，还会拍桌子，说明双方的认知还有很大的差别。
　　
　　到了九○年代的末期，一方面冷战结束进入后冷战时期，过去以意识形态、政治冲突为主的时代，转变成以经济发展、相互合作的关系为主。特别是东盟本身也提出要以综合性安全、合作性安全来达到保障。可以说中国本身在外交政策上也有很大改变，推动和平外交，特别提出与近邻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那么真正的大转变，与九七年发生的金融危机有关系。在当时，中国的人民币一直面临很大的贬值压力，其后在与东南亚协商的过程中，东南亚的专家一直提出人民币不要贬值，以免让整个金融危机雪上加霜。后来中国在整体政治经济的考量下，硬是将人民币挺住了。
　　
　　在这一点上，从那之后，东南亚的专家就一直不断地在各种场合特别强调中国在这件事情上的表现，让他们得到了很大的信心。
　　
　　这样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就发生巨大变化，“十加三”计画，最早就是由东盟与东亚几个国家提出的。这个计画的提出，可以说集中了各方专家的智慧。因为东南亚有东南亚的情况，东北亚有东北亚的问题。东北亚国家相对来说，经济发展的规模都比较大，但是由于历史包袱，在政治上建立一个区域整合的机制一直很困难。而“东盟加三”可以说是互补性的，双方合作可以愉快。因为就东北亚的国家来讲，只有在这个情况下，可以比较安心地去谈。就东南亚来讲，是通过合作的方式达到了区域的安全，还有比如经贸、粮食、航道安全等各个方面的合作，双方都可以得到利益。
　　
　　到了最近的情况，受到美国为首的经济衰退的影响，其他国家都在找出路的时候，中国还保持了百分之七的高度经济成长。这样，就适切地提供了一个背景，让东南亚国家考虑如何用新的思维面对这个局面。过去这种状况被认为是一种竞争开系，特别是在吸引对外投资方面，会认为中国吸引太多外资对自己不利。过去在印尼对华商的谴责，就是说华商都将钱拿到中国大陆投资，那么我们怎么办？
　　
　　但是中国经济发展一枝独秀，因此大家的思维有所改变：就是在这样情形下中国还有高经济成长的动力，不透过与中国的合作获得经济上的利益，实际上对自己也是一个损失。因此，对朱镕基总理提出的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想法，在基本的原则上，东盟也都是同意的。在年限上，将五年调整到十年，做一个弹性比较大的调整。中国也表示，在一个范围内，愿意协助经济上弱势的东盟国家实现发展。这样对在东盟国家占据老大哥地位的印尼来说，大家采取合作，都会得到比较好的利益。
　　
　　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看一个远景，如果真的往自由贸易区的方向发展，虽然大家同意签订协定，但是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接下来做。
　　
　　比如各方面的谈判，经贸上的往来，渔业、农业技术上的合作，都需要有大量的人去处理技术上的问题。华人过去在印尼经济中占有这么重要的角色，有连接两边的能力，实际上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合作应从资源开发入手
　　
　　郑赤琰：从外来力量进入印尼运作成功的历史经验看，英国、荷兰是从茶等农业着手，做了不少事情，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美国进来印尼是做石油、天然气；日本更多的是发展沿海捕鱼，还有木材等；台湾主要是工业输出，将中层科技输入印尼，还有资本和管理人员，利用印尼的劳工便宜，以及美国的市场；新加坡几乎与台湾一模一样。印尼本身的华人，主要是经营棕油、木材。
　　
　　现在看看中国可以做什么?我想先讲中国不应该做什么，尤其是在印尼，因为过去对中国相当敏感，印尼本土人的商会长期以来对华人经济很抗拒，对华商与官员勾结很反感，反正是他们没有得到好处。我认为中国不应该将那些容易做的衣服、手表、家电等向印尼倾销。这些商品在印尼商人那里本来是受保护的，加上目前正在搞民主化，一倾销下去，我看冲击多过好处。
　　
　　中国不应该走台湾和新加坡的道路，而应该利用印尼天然的资源。现在中国利用亚热带资源很厉害，比如在云南、广西、广东。但是中国最缺乏的是木材，因此朱镕基讲要还农于林。中国长江沿岸、大西北木材砍光了，一些地方植被被破坏得很厉害，就道致了大灾难。所以，我认为印尼条件非常好，有很多林木，但是坏在有人砍没人种。如果像中国在沙巴那样大量投资种植软木制造纸浆，就可以。中国应该吸取荷兰人的经验，把中国那些破坏水土、水源的经济，比如水果种植，应该大规模转移到印尼。这种互补性很重要，且可以用廉价消费品对印尼给予补偿。就是说，现在中国过度消费的资源应该从印尼寻求填补，不要自己继续做。
　　
　　印尼的石油和天然气一直被美国垄断，而中国现在百分之四十以上的石油依赖进口，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与印尼合作开发石油、天然气。
　　
　　中国不必重复华人在印尼的模式，这样也不会使华人与本土人再竞争。中国的消费品大量进入印尼，情况会更糟糕。
　　
　　中国与东盟成立自由贸易区肯定要有一个过程，东盟内部谈自由贸易区也是谈了这么久。就是实现“十加一”也不可能马上将所有关税废除，否则对印尼本土的工业肯定会造成很大冲击。
　　
　　华人中小企业需要转型在大领域发展经济合作
　　
　　杨平：梅加瓦蒂在经济上执行自由主义政策，取消垄断，鼓励竞争，规范和整顿大财团，扶持中小企业，印尼银行持续贷款给中小企业。
　　
　　梅加瓦蒂在政治上搞保守主义。大学生、知识份子、穆斯林公众批评她不敢触犯旧势力，指责她不树立法治，容忍迁就那些贪污风气。为保住政权，她竭力维持政坛的平衡和稳定，这已成了她的思维定势。
　　
　　在国际交往上坚持民族主义。目前为了国家的经济复苏，依靠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贷款援助，但是梅加瓦蒂数次表态要尽快摆脱对西方的依赖。
　　
　　为了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她着手与亚洲特别是中国加快开展合作。在反恐问题上，她加强与中东阿拉伯国家及东盟国家的磋商，重点消弭内部隐患，不一味跟着美国跑。
　　
　　中小商人纷纷反映生意很难做，这一个情况显示出，华人的中小企业面临一个转型的问题，原来的传统产业已经不行了，他们一定要为自己的产业上一个新台阶创造条件。他们普遍在摸索、思考“我的企业应该如何转型?”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全球经济一体化，东盟与中国要搞“十加一”，面临这样的大气候，很多华人中产阶级，都考虑如何通过与中国的合作，实现自己的企业转型，比如将传统产业转向科技含量比较高的领域发展。
　　
　　我认为中国和印尼合作的潜力很大，主要应该是围绕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工矿企业，一个是农业，一个是渔业，一个是旅游业、休闲业。印尼华人可根据自己的族群优势、特点，发挥穿针引线的作用。印尼矿源甚丰，外界需求大，中国的矿山设备，适合于印尼工矿企业的发展水准。印尼农业属于粗放型，中国的精耕细作、科学种田值得印尼参考和借鉴。中国中小型农业机械，在市场上有卖点。印尼的旅游资源潜力大，有待开发，较有规模的水上乐园设施少之又少。
　　
　　中国沿海的渔业资源不足，每年要有三个月的休渔期。但是印尼没有这个问题，全年捕鱼都可以。因为印尼本地的捕捞船很小，近海捕鱼收获不大，难以提高渔民的生活水[BF]平。一方面是船多鱼少，一方面是鱼多船小，因此双方可以优势互补。比如福清的两个渔业队，已经在印尼东部通过一个比较简单的合作方式开始捕鱼。华人经济可以在这些经济领域的合作中找到转型的出路。
　　
　　经济合作要注意印尼的社会问题
　　
　　黎萨尔：在开展自由贸易方面，挑战是很大的。我对此研究不够，但是我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就是最好不要将中国的消费品大量注入印尼的消费品市场里面去。
　　
　　在国际贸易中，印尼目前处于劣势，印尼必须侧重于自己的国内市场。最重要的，是应该有来自中国的资本输入，多投资在一些劳动密集的产业，解决印尼的失业问题。中国企业家在印尼开厂，将生产的产品拿到国外销售，既增加就业，也增加外汇收入，这是最理想的选择。
　　
　　还有，中国和印尼两国应该合作开发印尼的天然资源。在帮助印尼开发地方资源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因开发而引起当地的社会问题。比如在捕鱼方面，印尼的捕鱼设备是很简单的，都是用小船，将来中国的大船来了之后，不要将这些人全部排挤掉，给这些渔民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否则会引起社会震荡。在未来的合作中，应该着眼于如何提高当地渔民的捕捞技术，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因此我们不能将资本主义的那一套全部搬到未来的合作当中。
　　
　　曾经发生这样的事，本地传统渔民，将外来的捕渔船烧掉。在开发当地资源的过程中，要考虑到如何富裕当地，涉及矿业、林业、种植业等方面的合作，都要照顾到这些因素。
　　
　　华人在印尼的发展前景
　　
　　饶美蛟：我个人看，过去十年或者再长一点时间，印尼对中国的看法一直在改变。在苏哈托时代，印尼华资对在中国大陆投资有很多顾忌、很多限制。现在看来，过去持有的中国威胁论消除了很多。
　　
　　我们最后的一个题目实际上已经谈了一些，就是华人在印尼未来的前景是怎么样的?过去发生过很多事情，苏加诺、苏哈托时代曾发生多次排华事件，大家对金融风暴产生后发生的大规模排华流血事件至今记忆犹新。那么华人到底怎么样才可以好好地在印尼立足发展?
　　
　　华人应强化外引内联的规模和水准
　　
　　郑赤琰：从华人在印尼搞经济的历史来看，华人都是从外地移民，没有本地人的一些特殊条件，因此往往就抓住商机。就是说，华人能够看到某些东西是可以成为商业机会，而印尼原住民在这一点上是比较欠缺的，而且他们也习惯了这种欠缺。
　　
　　这样长期发展，华人在印尼经济中培植了生长的沃土。食品行业、旅游行业、零售行业，对华人来说都有很好的机会。这里有一个现象，就是每次排华，都会影响到印尼舶来品的恐慌，因为这种进口和零售主要由华人经营。我认为华人应该改变一路以来的零售方式，而应该发展连锁便利店、超市，将中国的优势产品引入，这样也会使印尼的货币相对变得值钱。搞大型农业合作、投入资金，我认为也要华人在那里管理。日本在印尼搞木材业一定要靠华人，荷兰人要种茶也一定要华人。就是说，华人变成印尼商机的催化剂。华人不能满足于小商小贩，而应该利用自己的优势，向更大的规模、更高的水准发展。
　　
　　有资源不一定有商机，华人在这个方面应该在自己开办的学校，多训练自己的商业人员，将他们变成更有全球竞争性的、全球化的人才。要将印尼纳入全球化，华人的角色很重要。因为印尼本土的商业文化刚刚起步，华人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尤其是华人子弟有很多到外面读书不回来的，可以在外联方面多做一些。
　　
　　饶美蛟：苏加诺和苏哈托时代对华人有很多限制，瓦希德执政时期在文化和宗敎方面放宽了一些，可以办华文敎育、华文报纸，但是还有不少其他限制。我想请黎萨尔讲一下，这些限制是不是有进一步解除的可能?障碍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到现在还存在这些限制，因为这与华人未来的发展有着很大关联。
　　
　　歧视条款可能改头换面续存旧政府遗留官员乃其中关键
　　
　　黎萨尔：苏哈托时期，广大印尼公众一直有这样的认识，就是华人只关注经济利益，其他什么都不管，这个观念已经在印尼大众的脑子里留下了极深的烙印。
　　
　　现在印尼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不少华人参与政治活动，这些大大有助于改善华人的形象。像一个中爪哇华人李炳彪当了人协议员，积极参与活动，甚至在弹劾瓦希德的运动中冲锋陷阵，给印尼人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说明华人在与印尼人民一样关心国家大事。
　　
　　饶美蛟：限制会不会慢慢解除？
　　
　　黎萨尔：实际上现在也没有什么限制了，印尼在瓦希德执政之后，华人经商从政都没有什么限制了。
　　
　　饶美蛟：虽然现在很多事情华人可以参与，但是据我所知，目前还有一些针对华人的歧视性、限制性条文并没有废除。
　　
　　黎萨尔：印尼法律中对华人有一些歧视性的条款还没有全部取消，像“印尼国籍证”，广大华人要求取消，但是政府好像要改头换面，坚持沿用下去。如果他们采取保守政策，事情还会有反覆。
　　
　　梅加瓦蒂个人只是从宏观的方面来考虑问题，对国籍法这些细节，她可能还没有顾及到。所以华人社会也有必要成立一种机构、相关组织，不断地向政府反映这些诉求。
　　
　　梅加瓦蒂现在起用的厅长、司长，都是旧政府留下来的官员，而他们的思维模式还是停留在过去。执行相关条文，不是部长亲自处理的，而是由这些厅长司长来操作，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当他们思想倾向于保守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会关注华人的这些问题。
　　
　　印尼有一个使用国家公务员的机构提出这样的规定，就是司长、厅长这一级的人员，一定要用过去官场出身的人，因此造成各级政府机构充斥着那些有着旧的价值观念的人。现在国家机构公务员的负责人，他本身过去是苏哈托时代的国家公务员协会的主席，而这个人是死心塌地为旧政权服务的，他的思维方式至今难改，这也就决定了为什么涉及歧视华人的条文一直迟迟不能得到改进。
　　
　　要消除国家的上层建筑中对华人的歧视，有三个途径：一个是通过报界揭露，一个是通过民间组织，一个是通过政党。
　　
　　饶美蛟：印尼人对华族一直都有批评，除了说华人只关注经济之外，也被认为对印尼人关怀不够。苏哈托时代曾经提过，要印尼大财团将财富的某一个百分比，拿出来帮助印尼人。本土人对部分印尼华人生活的过分奢侈也有批评。那么，印尼华人如何进一步融合到印尼主流社会，可否讲一下？
　　
　　华人多年被转嫁黑锅，要团结改善自己的境遇
　　
　　杨聪荣：这个应该分为两个方面来讲。第一，过去的执政者其实有着高明的技巧，把原来是政府应该负责的问题，巧妙地转移到华人身上，让华商变成一个目标。
　　
　　按照常理，一个国家如果有贫穷的问题，那么是要靠政府来做工作，不管是通过社会福利还是协助弱小团体，进行改善。在过去的印尼，不管私底下有什么政治和经济的交易，但是在公开的场合，就利用这种方式，将华商找来，说现在国家有问题了，要你们捐款，这样就非常巧妙地将责任推到华人身上。最后华商捐钱也不是，不捐钱也不是，捐钱则表示这是华人应该负的责任。
　　
　　假如政府要人捐钱，应该有一个很清楚的税收的方式。即使是特别的税收，也应该通过法令的方式来进行。过去没有这样做，反而造成了负面的效果，这实际上是让华人背了黑锅。印尼搞的“我爱卢比”运动，也是一样——总统的大女儿出来说我现在捐出来多少美金购买卢比，你看我多么爱国!而有些大商人就没有支持这个活动，这等于是又将总统家族的责任推到其他人身上去了。
　　
　　在民主化的契机之下华人要有一个很清楚的想法，应该有一个机构持续地关心、要求，目的是将国家的法律订得更清明，这是一个重点。
　　
　　我们如果将之放在整个东南亚来看，为什么印尼的华人受到的压力特别大?根据我的观察，就是过去华人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好的、有效的影响政治的方式。至少在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都或多或少成立了华人组织，他们可以很清楚地将华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有效地结合并表达出来。
　　
　　在印尼华人的近代历史上，是华人与华人的不同集团，相互扯后腿。早期有土生华人与后来的中国移民也就是“新客”之间的矛盾，或者左派与右派之间的斗争。实际上，在这些斗争中，最后的牺牲者都是华人自己。
　　
　　就印尼华人的整个历史来看，现在有着很好的契机，这个契机是与一九九八年的五月暴乱有关的。过去在印尼的舆论界，一直将华人看作经济动物，不关心其他，主流媒体过去也比较敌视华人。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舆论界对华人比较同情，特别是牵涉到人权问题的时候。
　　
　　在华人团体里面，也有了这样的契机。在这个事件之后，大家认识到团结是有必要的，而且也有一些人有这个动力，要出来为华人的整体做一点事情。在此，我认为最要强调的是，怎样有一个清楚的观念，就是华人的命运是与整个印尼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的，如果想要印尼华人在未来有着更好的前途，印尼就要有一个更清明、更好的法律体系。在这个问题上态度要很清楚，争取印尼的主流、多数人的同情，利用这个强调自由和人权的时代，把过去那些不好的法令或者说具有歧视性的条文，彻底取消。这对目前的政府可能不是当务之急，但是华人要清楚自己的利益，要选择合适而又巧妙的做法。
　　
　　印尼政府应该善待华人华人应该积极参建印尼
　　
　　林秋明：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印尼华人整体上有好些优势，特别在经贸方面，毕竟是几代人建立的网路，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摧毁、替代的，这是华人搞经济的优势。再加上善于吃苦、善于经营、善于管理等等。
　　
　　也要看到，种族之间的矛盾，往往是从经济发展不平衡中发展出来的。这种不平衡依然存在，种族之间的矛盾和摩擦也就不可避免。怎么办？我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处理。
　　
　　矛盾的主要面还是当权者，印尼政府一定要善待或者说利用华人的优势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及其他关系，制订比较开明、公平的政策。这样才能促使民族和睦相处。
　　
　　第二，华人也应该想办法促进政府能够比较公平地对待华人，可以提倡公平竞争嘛!华人也可以多做一些慈善事业，议政参政，一定要有自己的声音，让政府知道你的呼声、你的诉求，否则也不能完全怪政府。
　　
　　政府应调动华人的建设印尼和参政的积极性，并逐渐消除歧视华人的法律条文。
　　
　　中印经济互补性很强
　　
　　华商在“十加一”中有先天优势
　　
　　陈钖贤：在“十加一”或“十加三”中，华人取向很重要，华人作为中国的亲戚有先天的优势，必然可以在发展中印经济合作中担当重要角色，在印尼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机遇。
　　
　　中国目前处在经济转型期，搞知识经济，向高科技走。原来的传统老工业，曾在改革开放初期过多引进的设备，现在成了一个包袱。
　　
　　如果将这些设备搬到印尼用，则可转化为积极因素，既能解决印尼发展所需要的部分资金，对中国企业而言则是跨国的发展，这种产业转移是利己利人的事。
　　
　　中国的许多技术和设备，比许多欧美日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更适合印尼当前的生产力水准。我曾经带印尼水利部官员到中国参观，他对采用世界一流的法国设备的大型水电站，除惊讶于中国的豪气之外，并不十分关心，但是见到中国六十年代用水泥做的水轮机却细心研究，认为值得在印尼推广。我还曾经推荐用中国产品替代原从西方进口的设备和配件，从而大大减少了生产成本，备受印尼企业家的关注。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一个大市场，可为印尼产品提供出路。中印两国经济的互补性，为长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印尼华人应放眼未来，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为印尼社会多做贡献。
　　
　　另外有一点很重要，印尼华人在发展自己经济的同时要注意社会责任，唯有印尼全民族的经济得到平衡的发展，种族矛盾的根源才会消除。
　　
　　饶美蛟：座谈会结语
　　
　　今天大家谈了近三个小时，从印尼历史发展的片段谈到了该国当前政经发展的严峻形势，特别是关于印尼华人长期面对的难题以及未来的前景。通过这次座谈，相信在某一程度上厘清了印尼这个复杂的国家当前面对的困境及其背景。
　　
　　印尼现在面对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如阿齐与巴布瓦两地的分离主义，一些地区的宗敎与种族冲突，各级官员的严重贪污腐败（有一项国际顾问调查报告指出，印尼的官员贪污程度在各亚洲国家中数一数二），经济自九八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后仍未复苏，目前银行体系千疮百孔，坏帐巨大，外债在国民总产值中所占比率极高，整个国家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如处理得不好，极可能成为亚洲的阿根廷。经济可说是印尼当前最严重且需亟待解决的问题。
　　
　　要解决印尼当前众多棘手的难题，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与领袖，梅加瓦蒂接任第四任印尼总统不过几个月的时间，但从她组织第一届内阁所需破记录的长时间以及施政来看，她的领道魄力似乎有点不足。她的第一届内阁成员虽然一定程度上符众望，但执政后几个月，仍未看出她领道的政府有何独特及果断之处。要她在任内彻底解决印尼的复杂难题，似乎不太实际。现在距离印尼总统下届大选还有两年多的时间，但已有一些政客虎视眈眈她的总统宝座。民主化过程中产生的领袖并非一定贤能，印尼人民看来只能自求多福。
　　
　　印尼后苏哈托政府一个可喜的发展是：自瓦西德上台后，对印尼华人采取宽松的政策，瓦氏本人对华人尤其友善。但印尼目前仍有不少歧视华人的条例未废除。印尼华人应该团结一致，向政府争取华人应得的人权，早日取缔所有歧视性法令。诚然，华人亦应积极融入印尼主流社会，扮演积极的国民角色，对印尼这个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深信这是大多数印尼华人的最佳出路!
　　
　　评论员简介：
　　
　　黎萨尔印尼国防与战略研究协会执行董事，印尼青年学者，印尼资深时事政治评论员。
　　
　　饶美蛟香港岭南大学副校长兼香港商学研究所所长。马来西亚出生，香港中文大学学士，负笈美国及加拿大，获经济学硕士、工商管理硕士及博士学位。九五年出任现职前，曾长期担任香港中文大学管理系讲座敎授，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MBA课程主任及管理系系主任等职。
　　
　　杨聪荣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参加“中国——东盟”研究计画。毕业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学院，曾在台湾、香港、夏威夷、澳洲从事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亚洲研究、太平洋研究、族群与国家认同问题。主要论文有印尼新秩序时代国家社会关系等。
　　
　　杨平印尼时事政治评论员，香港印尼研究学社秘书长，《印尼焦点》、《印尼简讯》主编。
　　
　　郑赤琰马来西亚出生，毕业于新加坡南洋大学，其后留学美国，获纽约州立大学宾咸顿校区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政府与公共行政学系敎授、系主任，现任岭南大学族群与海外华人经济研究部主任。
　　
　　郑松印尼东爪哇出生，在印尼读小学，毕业后边做边读，后来在华侨小学、中学敎印尼语。一九五七年回中国，五八年考上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毕业后留学转敎印尼语，一九七九年来香港至今。
　　
　　林秋明大学毕业，在香港传媒工作多年，不时在报章发表国际评论文章，现任香港印尼研究学社理事。
　　
　　陈锡贤印尼归侨，七三年来香港居留，长期从事中印贸易，现为香港印尼研究学社理事。
　　
　　叶作权出生于印尼，长期关注印尼问题，在中国的大学毕业，曾经在香港数家日报任职，现为雅加达华文半月刊《印尼与东协》撰写政经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