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外交政策的国内力量的变化
　　
　　冷战结束至今，不仅由于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引起了各国对外战略的调整，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亦在蜕变，因此影响对外政策的国内力量也发生了重大改变。
　　
　　冷战时期，日本国内对外交政策最具影响力的为三大力量，即自民党、官僚和财界。在“五五年体制”中，三大力量共同进行外交决策，互相影响，达成共识。
　　
　　冷战结束后，日本对外政策的决策机制具有相当的延续性，仍以内阁为中心，多元参与，多角色多层次反复协商进行运作。但影响对外决策的国内力量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多元政党参与
　　
　　一九九○年代以来，日本国内政治力量不断分化组合，主要政党分裂，出现了十几个政党。自民党一度失去单独执政的优势。虽然自民党仍是国内第一大党，把持首相职位，但在外交决策中已不能专断独行，而要与其他政党联合，如建立自（民党）自（由党）公（明党）联合内阁，并且与在野党磋商。多党参与的局面提高了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在野党对政策决策的发言权。多元政党参与不仅减弱了自民党的发言权，也使各政党参与外交政策的整体能力比以往有所下降。
　　
　　财界影响有所降低
　　
　　财界本靠给政党提供政治资金影响决策，但近年来民众反对“金权政治”呼声高涨，政府对于政治献金制订了更加严格的限制；日本政坛重组风云变幻也给政治捐献造成困难；财界自身亦因经济衰退和丑闻迭出而应接不暇，故而财界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力有所下降。
　　
　　文官作用有所加强
　　
　　冷战后经济全球化加深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和大国政策的调整要求对外政策作出更加及时与灵活的反应，外务省的作用提高。在任何对外政策的决策中，其他主体或是在某一方面参与，就某一问题提出意见，或是在某一阶段参加讨论，祇有外务省官员自始至终地参与，从起草方案到形成文件，从政策发布至付诸实行，承担全部基础事务工作。在对外政策日益重要的今天，他们的作用将有增无减。
　　
　　首相地位日益突出
　　
　　由于政党、财界决策能力降低，对政府干预相对减少，内阁的地位提高。在决策主体多元化的同时，更需要集中权力，及时对外界变化作出反应，首相的地位日益彰显。尤其是冷战后国际关系中广泛运用首脑外交方式，首相能把自己的意愿落实到政府决策中，转化为国家政策。
　　
　　大众传媒和社会团体影响增大
　　
　　冷战后日本开展了全方位的大国外交，对国际事务的参与程度日益加深，国民对国际事务和对外政策的兴趣日增，现代传媒提高了传播信息的技术手段，大众传媒和社会团体对于外交能够施加的压力增大。日本政府规定，报纸、电视台不是公共公司，股份全归雇员所有，政党、企业家、跨国公司和官僚都不准拥有报纸，这就给民众传媒“独立”的良好印象；加上日本国民文化水准高，报纸具有巨大影响。但政府运用“提供信息”等方式，微妙控制重要信息的发布。而在市场经济主导的社会里，传媒也成为重要产业；虽然大众传媒与社会团体未能进入决策机制之内，但其对于民众情绪却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对外政策议题的转变
　　
　　  冷战后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大国日本利用冷战后外交空间增大的有利时机，力图摆脱“政治侏儒”地位，成为政治大国。其对外政策出现了许多新议题。
　　
　　“普通国家”
　　
　　一九八三年日本中曾根康弘首相提出“政治大国”的目标，并且被社会广泛接受。但在一九九○年代却出现了“普通国家”的争论，其最激烈的倡导者为小泽一郎。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日本在宪法中放弃战争和一切军备。在小泽一郎看来，日本因此失去了“普通国家”共有的权利，成为“特殊国家”。如果不成为“普通国家”，则难以变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这关乎日本发展的前途和方向，不仅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巨大争论，而且也引起了世界特别是东亚国家的关注。
　　
　　修改宪法
　　
　　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永远放弃以战争或武力行为解决国际争端，不保持军事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此后，根据这一规定，日本历届政府又规定了文官治军、不实行征兵制、坚持“无核三原则”、自卫队定员制、军费不超过GNP的百分之一等等。事实上这些规定已经不断地遭到突破。例如一九八六年军费超过了GNP的百分之一，现在日本已成为世界第二军费大国。自卫队在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时已经走向海外。在新的日美安保指针中，日本的防卫已从保护本国扩展到对付“周边有事”。现在声浪日高的修宪要求则完全否定宪法第九条的框架，认为日本应有自卫权，自卫队即军队，并应参加联合国军队。新当选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主张“集体自卫权”，即不是维护日本安全也可出兵他国。目前自民党、民主党和自由党赞成修宪，公明党、共产党和社会党反对修宪。
　　
　　  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九四年以来的民调显示，赞成修宪者已超过反对者。今后对于是否修宪、何时修宪、如何修宪的争论将更加激烈。
　　
　　安全保障
　　
　　  二战结束后，日本政界内就有依赖美国保障还是由联合国保障的争论，在两极格局下最终选择前者。冷战之后对此展开讨论，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加强日美同盟，二是建立亚太地区安全体制，三是加强联合国集体安全功能。目前看来形成了多层次的安全构想，即以日美同盟为核心，在地区层次推动东盟地区论坛的多边安全对话，在全球层次发展日美欧合作并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多层次安全保障构想的出现显示了日本外交趋于独立，即使在得到保留的日美安保体系中，日本也逐渐取得更加平等的地位，这就会促使日本在相当程度上更加“普通国家”化。
　　
　　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这是日本国民最重视的国内议题。“一九五五年体制”已经终结，新的政治经济体制却还处于难产。一九九○年代日本经济陷于衰退，政治混乱，内阁短命，人心思变。按照预先的设计，日本推行的各项结构性改革措施到二○二○年将大体到位，它虽然能推动经济自由化进程，增加经济活力，但也会带来新的问题，要求人们作出一定的牺牲，调整思维与心理。
　　
　　这一国内议题具有的对外影响，不可低估。一般来说，在经济低迷时，以民族优越感为中心的民族主义会下降，但保守主义、保护主义情绪会上升。但因为日本作为发达国家的优势犹存，民众中以“爱国”为中心的民族主义仍十分强烈，在实现其国际政治抱负的过程中有“挫折感”和“悲情”，会对其外交政策产生很大的压力或反弹。
　　
　　从国内政治审视日本对外关系
　　
　　国内影响对外政策的力量更加多元化，这是政治民主化的必然结果。对外政策愈益成为国内政治和多种利益集团关注的焦点之一。在进入信息化的时代，任何一国的对外反应必须更加快速、有效，既能被国际社会接受，又能得到国内民众的赞同，政府决策更属不易。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利益集团和广大民众的观点虽然各不相同，然而却具有基本的共同背景，即一国和周围世界的关系，它如何处理与邻国、国际组织和国际体系的关系，它对既存世界体系的满意程度，这是任何一国对外政策反应的客观基础。
　　
　　日本的不满
　　
　　日本对此既满意又有不满。日本是世界上最早也是唯一的非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地处亚洲却是西方富国俱乐部的成员。尽管近年来日本经济衰退，但仍稳坐世界经济第二把交椅。日本的不满在于，它还没有最终走出战败国的阴影，成为被世界各国承认的政治大国。日本承担了联合国开支的百分之十一至百分之十二，在出资国中名列前茅，对环境、人口、粮食、能源、人权、难民等全球性问题作出的努力，有目共睹，但还未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是世界上提供外援最多国家，而提供亚洲的又占其外援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但是亚洲国家对日本的态度仍较微妙，对于历史问题反应激烈，对于日本的军备扩张十分警惕。
　　
　　日本社会保守化
　　
　　满意和不满如何表现，又与国内的思潮、气氛相关，也与国民特性、文化心理密切联系。冷战后日本政治大众化、民主化进入了新阶段。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中，限制中央集权，扩大地方分权，甚至将来进行全体公民投票决定重大事务，呼声越来越高。但是，政治大众化与政治保守化并不根本对立，相反在日本却相辅相成。二战后日本政治保守化一直是主要潮流。一九六○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前完成，自民党的保守政策得到多数民众拥护，国民意识趋于保守。
　　
　　  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内激进与保守力量的对立失去了国际环境的依据，各政党向保守靠拢。除了政党外，工会、文化圈的保守化也很引人注目。一九八○年代，全国四大工会组织解散，并入新成立的民间工会联合组织（简称“联合”）“联合”以收入较高的工会组织为主体，意识相对保守，对革新政党（如社会党）支持大幅下降，导致社会党衰弱。文化界和大众传媒对社会保守化推波助澜，例如前些年大力宣扬日本民族优秀论等，对民众思想意识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在一九九○年代，民调显示，修改宪法和支持自卫队的比率创历史新高，这与年轻一代的立场有关。二战后出生的青年，未有战争体验，更表现出维护国家利益的倾向，语言更直白，态度更强硬。无论在朝在野，各政党的青年政治家在修宪、建立对等的美日同盟问题上的观点惊人一致。保守主义成为社会主要思潮，而它又与政治大众化过程一致，则民众的意识将成为政府保守对外政策的温床。一般来说，保守主义注重国家利益，以实力为后盾，既希望维持既定秩序，又有显示力量的强硬决心。日本民族主义情绪将有增无减。
　　
　　右翼虽小但能量大
　　
　　保守主义不等于右翼，但在保守主义成为主流时，右翼势力的抬头不可避免。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当选为东京都知事就是一个标志。石原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反华排美，公开支持“一中一台”。新右翼继承了战前右翼的思想，提出了天皇中心主义（日本主义）、修改和平宪法、反对东京审判、否认侵略战争、宣扬日本民族优秀等许多理论，采取了更加灵活多变的行动方针。他们人数虽少，但能量很大。在社会整体保守化时，能够批判右翼的左翼力量微弱。可以说，未来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压力将主要来自右翼集团。
　　
　　（原载《中国评论》二○○一年九月号，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