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原慎太郎在四月十一日举行的东京都知事选举中以一百六十六万张以上的高票当选，但尚未走马上任便因其发表了许多反华及反对美军基地的言论，而在国内外处于不利的地位。
　　
　　以反美、反华着称的石原当选代表了日本的一股甚么样的走向？石原当选与日本“反美、靠美、抑中”的战略与民族主义倾向的抬头有何关系？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日美矛盾激化
　　
　　反美反华的石原高票当选与日本民族主义倾向的加强有着必然联系。从反美倾向来看，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因日美经济矛盾激化，日本金融体制的破绽受到美国无情“敲打”。
　　
　　早在一九七三年开始日元就处于美元“摆布”之下而不能稳定，日元兑美元汇率的最大年波动差高达六十七日元。大藏省为稳定汇率奔走呼吁疲于奔命，但都因美国反对而落空。八十年代日美贸易摩擦加剧，日本倍受排挤。九十年代日本又被美国视为金融危机的“祸首”，去年十月在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上，日本成为众矢之的。
　　
　　去年五月美国穆迪公司对东京三菱银行等五大骨干银行的降低评级造成其不能在国际市场筹措美元、难以用美元结算的危机；九月下旬日本政府和央行被迫动用国家外汇储备和央行储备的美元救急；穆迪公司以坚持终身雇佣制为由降级评估日本汽车制造业的“王牌”丰田，触怒了小渊内阁直辖谘询机构“经济战略会议”主席樋口广太郎，决心“寻找日本独自的新（评估）体系”；另一美国评估公司对日产长期债券的降级评估还险些坏了日法两国政府积极撮合的日产与雷诺汽车工业联营的“好事”，逼得日本通产相破例公开表态该评估“不合适”。
　　
　　最近一个时期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反省到，在外交上，日本被美国当作“自动提款机”，“日本上了楼，美国撤梯子”。
　　
　　最近的一例是，今年二月日本外务省某官员赴美协商有关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构（KEDO）向朝鲜提供的建设轻水反应堆的融资被告知不能履行还债义务的问题，美国一如既往地拒絶，日本照例自认倒霉。此外，关于“日本周边事态”是否属于“地理概念”，去年五月初前防卫厅长官久间访华时明言“非地理概念”，让中国多少有点放心。当月下旬，外务省自以为恪守“重视美国”的金科玉律，按照日美安保条约第六条规定的解释在国会表明“周边事态”“是指远东与远东周边的地理概念”，一举恶化了中日关系。然而，出乎日本意料的是，去年十一月美国发布的有关今后亚洲安保政策的《东亚战略报告》中却写着“日本周边”不是“地理范围”是“状况概念”。一位日本学者抨击说，日本外交“不仅扮演了万万想不到的小丑角色，而且造成进一步促使中国轻视日本的结果”。
　　
　　《朝日新闻》最近进行的一次“日美共同舆论调查”的结果表明，有百分之五十九的日本人认为“日本对美国没有充分提出主张”。
　　
　　向美国挑战——日本外交的新动向
　　
　　目前，日本政府官员的日美同盟观变化如下：第一，遵守宪法第九条，背靠“日美安保”大树“好乘凉”；第二，除保持日美同盟关系的“底线”外，其他方面可以不同于美国；第三，将来可以扩大日美同盟，例如向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东盟部分国家扩大安保框架。
　　
　　从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日本外交来看，“底线”为军事同盟，如日美防卫新指针、TMD等等，也涉及与此相关的外交。如日本使用“理解”  一词“和缓”地支持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打击南联盟，同时向科索沃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做法就不同于以往追随美国的姿态。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日本外交出现了向美国的政治“禁区”和经济霸权挑战的新动向。在亚洲，日本通过对韩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等国的金融支援（“新宫泽设想”及日圆借款等），与各国密切经济联系的同时促进日圆“国际化”；插手柬埔寨大选后又将无偿支援印度尼西亚大选，扩大其政治影响；不顾美国的“人权”制约解除了对缅甸冻结日圆借款的制裁；甚至不理会美国坚决反对“支持恐怖国家”的禁令正在研究解除对伊朗的冻结日圆借款制裁。这些反美动向似乎也是对美国“拆台”的报复。
　　
　　在欧洲，小渊首相利用欧元启动后寻求稳定之机，积极开展对欧全方位外交，以稳定日圆兑欧元的汇率、加强日欧经济合作和政治协调为号召，与德、法、意三国在改革汇兑制度稳定汇率及改革IMF（德国除外）、国际金融体系上达成一致，并在西方七国（G7）之间协调运作，向美国的货币霸权和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发动挑战。日德还决定努力推进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共同争当常任理事国。其实，日本未曾不想在此问题上使日德意三国步调一致，祇是由于意大利总理达来马的反对而告吹。在小渊内阁的欧洲战略中，日本飞机制造业巨头三菱重工“喜欧厌美”抛弃美国波音伙伴“移情”欧洲空中客车，参加打破波音垄断的超大型客机研制项目；日产与法国雷诺汽车工业（法国政府资本占百分之四十四）的联营合作，都占据着重要地位。小渊一踏上欧洲的土地就呼吁说“日本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外交方面都是欧洲能够足以信赖的伙伴”，强调日本与欧洲拥有共同的价值观。
　　
　　日本自以为用日圆理顺了亚洲，用金融、经济合作与政治协调与欧洲结成了“统一战线”， 所以， 大胆地对美国说“不”。
　　
　　最近一个时期，每当美国财政部向日本提出苛刻的要求，都会遭到强硬的反抗：“美国想管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吗？”日本外务省也不再对美国的“拆台”行为忍气吞声了，尤其在亚洲的地盘上。日本对美国在朝鲜发射所谓导弹后居然“越过日本”加速朝鲜轻水反应堆建设和援助粮食一事大为恼火，驻美大使斋藤一反常态向美国极其严厉地提出抗议，把美国官员惊得目瞪口呆。
　　
　　恪守日美军事同盟关系“底线”，有节制地在政治、外交上“另立山头”，联合欧洲瓦解美国经济霸权分享之，这就是反美与靠美的矛盾统一，一切出于日本国家利益。
　　
　　在日本眼里中国是美国重视日本的障碍
　　
　　据日本新闻媒体报导，前防卫厅长官额贺福志郎为团长的日本议员访美团曾被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国家安保会议亚洲高级部长李巴索尔告知：“美中是两极，美国把日本作为不同的存在对待，但美中价值观不同，不是朋友”。
　　
　　日本从前任桥本内阁开始就倡导美日俄中“四极”世界格局，早有成为一极的打算。美国这些“重视中国”的言论，在他们看来自然意味着“轻视日本”。不少日本人至今不忘去岁克林顿访华时对同盟国“过而不入”的难堪，甚至还杞人忧天地担心美国会愈发“喜中厌日”。二十一世纪如果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重商之美国也许更为轻视日本；如果日本减少日美同盟的负担费用，一直把日本当作“自动提款机”的美国不会向中国走得更近些吗？既反美又害怕失去美国信任的矛盾心理，使日本不愿看到中美关系发展，乐于发现和宣扬中美之间的分歧与紧张。无论在日美双边关系还是日美中三角关系中，日本都把中国作为影响日美关系的竞争对手。因此，无论日本反美、靠美，抑制中国都对日本有利。抑中成为日本对美外交战略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由此可见，在中日两国之间不易化解的历史问题之外，又增加了视中国为日美关系发展障碍的对抗性因素。
　　
　　这种状况无疑使美国的对日外交更为得心应手。人们看到，美国驻日大使托马斯·弗利四月十五日在接受日本新闻媒体采访时强调：在日美及日美中三国关系中，“日本对于美国是最重要的，在能够预见到的将来不会改变”。但是，两天后美国司法部特别调查部部长就向外透露——美国政府把前日军“七三一部队”的行为看作与屠杀犹太人的纳粹同样的战争犯罪（这些人战后以向美国提供细菌武器情报为交换条件，在东京审判中未受惩罚），已经把列入“禁止入境”的日本战犯名单从五十人增加到一百人，其中还包括美国单独调查出来的“南京屠杀参加者”。没有理由否认，这是美国针对日本“民族主义抬头”的措施。
　　
　　抑制中国与日本政治、军事大国化
　　
　　就中日双边关系而言，中国被视为日本政治大国化的竞争对手和军事大国化的障碍。首先，对于注重塑造政治大国形象的日本来说，中国“以史为鉴”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的立场使一部分人如芒在背。
　　
　　日本对亚洲进行金融支援本来是件好事，偏偏有人期望制造这样的效果：让亚洲明白“最终能够拯救亚洲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国”；淡化危机以来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在亚洲及世界享有的声望。就在日本千方百计地促进日圆“国际货币化”、日圆“亚洲基础货币化”之际，一位美国学者指出，日圆和人民币均有成为亚洲基础货币的希望但又都不成熟，无意中又把人民币推上了竞争对手的地位。
　　
　　日本在亚洲扩大其政治影响，有意识地与中国、美国竞争，挤进中美韩朝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四方会议”即是突出的一例。
　　
　　在日本向军事大国发展的道路上，中国由于“牵制”日美新防卫指针相关法案和在日本布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等等，被视为主要障碍。日本一再宣称强化日美安保和布署TMD是为了防范来自朝鲜半岛的威胁，其实不然。今年三月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了一次日美安保讨论会，议题之一是“朝鲜半岛统一后的东亚”。美方在谈到美军在东亚的存在意义将转变为“地区稳定”时，日本方面立即指出：“忘记‘抑制’是不行的”。“抑制”的对象仍是、仅仅是统一后的朝鲜半岛吗？抑制中国是日本军事、政治大国化的需要，中国被看作潜在的最大威胁。
　　
　　当然，关于日美安保体制和驻日美军的作用还有另外一种解释：百分之四十九的美国人（其中青年占百分之五十六）与百分之十九的日本人认为，其作用在于“阻止日本军事大国化”。这一最新舆论调查结果表明，至少可以说二分之一的美国人和五分之一的日本人想到了日本存在着军事大国化的危险，美国发挥着阻止的作用。所以，这决不祇是中国人在危言耸听。
　　
　　日本民族主义病理分析
　　
　　石原慎太郎压倒各党派推举的竞选者当选，从一个角度反映出日本民族主义倾向的加强。这个倾向与以往为侵略翻案、叫嚣“谢罪外交何时休”的动向有着内在的联系，但二者不能等同看待。七十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导致了要求相应的政治大国地位的优越意识和不满情绪，形成滋生民族主义思想的土壤。否定侵略美化战争罪行，对在经济上挤压日本、在政治外交上“捆”住日本手脚的美国说“不”，是民族主义思想形成初期的两个主要表现形态。近两年来日本国内发生的一系列巨大变化，加速了民族主义思想成长与渗透的进程。
　　
　　日本金融体制危机发生、经济萧条以来失业率攀升，国民收入下降，在欧美发达国家中饱尝“敲打”，国际声望一落千丈。几年前还在大举收购美国公司和房地产、使美国人感到“威胁”的日本人，难以承受这样的打击。国内外压力激发出来的不满与反抗，对内指向日本政府殃及政党政治，对外指向美国并迁怒于中国。日本身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是美国的最大债主国，负担着联合国经费的百分之二十，与美国一同参与国际事务时却出钱出力出不了“名”甚至被“拆台”，反美思想迅速增长是不难理解的。但对美战略的变化殃及了中日关系，使由于台湾问题、“历史认识”、“周边事态”、日美防卫指针相关法案、TMD等多方面的问题而变得异常敏感的中日关系受到更为不利的影响。
　　
　　另一方面，中日关系中长期存在的老问题出现不同程度的恶化——反省侵略历史的正义立场被污蔑为“自虐史观”；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之所以坚决不向克林顿“看齐”，不仅仅为了向美国说“不”，而是另有企图；用修改敎科书来洗刷侵华战争罪恶、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等被日本媒体称为“刺激中国”的惯技反复上演，而新问题的出现更令人感到担忧。
　　
　　日本民族主义就是在上述国内外、主客观条件下不断加强并扩大渗透的。日本民族主义与“反美、靠美、抑中”的日本战略互为表里、相互促进。石原慎太郎当选东京都知事不过是个鲜明的信号而已。
　　
　　石原的反华言论的确不能代表日本政府的公开表态，石原数年前倡导的反美也未必跟得上当今日本全方位外交的发展；从这一民族主义的发展进程来看，石原属于形成初期的主要倡导者。这种倾向违背了大多数日本国民热爱和平与民主、期求幸福和安宁的愿望，对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构成威胁。
　　
　　真正令人担忧的不是当选的石原，而是石原的当选。
　　
　　（原载《中国评论》一九九九年六月号，本文作者系上海社科院欧亚所研究员、上海东亚研究所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