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五日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纪念日，在暖昧的日本人说来就叫“休战纪念日”。而对今年的日本敎育界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日本四年一度的敎科书选择采用在这一天要全部见分晓。我们知道，日本一批右翼学者成立了一个“创设新历史敎科书会”（下面简称“创会”），编写了一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新历史敎科书”，不仅通过了日本文部省的国家检定，而且在自民党鹰派议员和右派势力的支持下，号称要在二○○一年度的历史敎科书采用中夺得百分之十的采用率。但结果是，“创会”的历史敎科书在日本中学的全国的采用率仅占百分之零点零三，国公立学校几乎是全军覆灭，祇有东京都和爱媛县的几个（残疾人）养护学校采用，人数不过数十人；其他的就是七、八所私立学校了。这是日本民众的一次良心大展现，也是中韩和亚洲各国爱好和平的力量同日本右翼势力斗争的胜利。
　　
　　历史敎科书问题的来龙去脉
　　
　　敎科书检定制度是日本政府和文部省为了使国家能更好地管理统制学校的敎育和敎师的重要手段。日本政府和文部省自己不编撰敎科书，而是通过审阅各民间出版社编写的敎科书来达到这一目的，规定中小学不能使用没有通过检定的敎科书。敎科书的检定既然是国家的政治行为，通过国家检定的敎科书也可以说代表了一个政府的基本立场，而历史敎科书则代表政府的历史观。在二战前和战争期间，日本的孩子们通过国定敎科书和天皇的“敎育敕语”，被灌输了诸如“天皇是神”、“日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神之国”、“为天皇而死是最光荣的”等思想。战后，这一制度变成了掩盖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政府工具，不但不准敎科书中出现“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七三一部队”、“日本的侵略”，连“核爆炸的悲惨”、“负伤的军人”这样的字眼和照片也不准登载。
　　
　　一九八二年，在日本文部省进行敎科书审阅时，据日本媒介报导，文部省将有关“中日战争”（即抗日战争）的叙述中的“侵略”字样，改成了“进出”，内外哗然。中韩两国在同年七月向日本提出了抗议，要求重新进行审定。八月，当时的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发表谈话，宣称“日本政府负责进行改正”。同年十一月，敎科书检定标准得以改正，加上了对亚洲各国加以“配虑”的“近邻诸国条项”，使这一事件得以圆满解决。
　　
　　一九九三年前后，“慰安妇关系调查结果”发表，二战中日本的“从军慰安妇”罪行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随后，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发表谈话，承认日本军和“慰安妇”事件的关联。同年，日本细川首相个人承认二战中日本发动了“侵略”的“错误的”战争，是为日本首相的首次认错谈话。从此，日本的历史敎科书，基本上都明示了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加害责任和有关“慰安妇”之类暴行的记述。
　　
　　  谈到敎科书检定，我们不能不提到家永三郎的敎科书诉讼案。一九六五年，东京敎育大学敎授家永三郎因为自己写的敎科书载有“日本的侵略”、“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等，受到文部省的强制削改，以“执笔者的思想（学问研究的成果）内容受到了事前审查”为由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一九七○年，东京法院以检定家永的敎科书是达宪违法，判定家永部分胜诉；一九九三年，家永的第三次诉讼部分胜诉，法院判决文部省检定删去“南京大屠杀”、“在南京强奸妇女”等是违法。
　　
　　鉴于以上在敎科书问题上的被动局面，日本的右派势力动了“与其说去修改人家的，还不如我们自己来编撰”的想法。一九八五年，主张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的一部分学者组成“保卫日本国民会议”，自己编撰了一本《新编日本史》，该书的编撰宗旨是“皇国主义”，在申请检定时因关于天皇的记述太多，被迫修改的达几百处之多。修改后的“新编日本史”虽然通过了文部省的检定，因又有许多否认日本的侵略加害的地方，受到中国和韩国政府的抗议，不得不作了四次修正。《新编日本史》也因此采用率低下，每年祇有百分之一左右，几年后出版社自己不得不退出了。但有了这次经验，右派势力纠集力量，卷土重来，这就是“创会”的成立。顺便说一句，“创会”的副会长高桥史郎（明星大学敎授），就是当年“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的核心成员。而《新编日本史》的失败，不能不使得“创会”的“新历史敎科书”吸取敎训，一上阵就气势汹汹，要在采用率上决一雌雄，于是采用了不惜成本的竞争，事前出版、扩大地方成员、各地成员自己大量地买来免费送人，以及展开和右翼势力与自由民主党中的鹰派结合的政治运动等等卑劣手段。
　　
　　一九九三年，日本自民党内成立了一个“历史检讨委员会”，囊括了自民党中的鹰派人物，如前首相森喜郎、原特高课特务奥野诚亮，原日军少尉板垣正（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之子）等，以总括“大东亚战争”为目的。委员会的主张在一九九五年以《总结大东亚战争》（展转社发行）为题出书，结论有四点：
　　
　　（一）大东亚战争不是侵略战争，而是自卫自存战争；
　　
　　（二）所谓“南京大屠杀”、“慰安妇”事件是捏造的，日本没有战争犯罪；
　　
　　（三）最近的敎科书乱写些无中生有的日本侵略加害，应该展开新一轮的“敎科书之战”；
　　
　　（四）以上的历史观要通过一场新的国民运动，变成日本国民的共同认识和常识。
　　
　　秉承以上旨意，以西尾干二、滕岗信胜、高桥史郎等右派学者和漫画家小林等组成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他们勾结其他右派组织，发动了新的一轮敎科书攻击，说现有的敎科书写“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是“反日的”、“自虐的”、“黑暗的”，要把他们删除。并扬言要写自己的历史敎科书。一九九七年一月，“创设新历史敎科书会”正式成立。
　　
　　到目前为止，这个敎科书修正派已出版了一百多种书籍，召开了几千次讲演会讨论会，发行了歌颂大战犯东条英机的电影“骄傲（Pride）”，并于二○○○年四月开始了他们编写的“新历史敎科书”和“新公民敎科书”的检定申请。
　　
　　二○○○年十二月，文部省的检定审议会对“创会”的历史敎科书提出了一百三十七处修正意见，其中絶大部分是中国和韩国方面忧虑的近现代部分。对公民敎科书也提出了九十九处修改意见。
　　
　　二○○一年四月，上述敎科书通过文部省检定。随后，“创会”和出版社扶桑社钻日本法律的空子，为造成先入为主之假象，打破惯例，在敎科书采用前公开出版了他们编的敎科书，在日本全国引起哄动。
　　
　　几乎在同时，中国和韩国相继发表声明，抗议日本政府让这样的敎科书通过国家检定，要求重新修改。日本的各历史学会也发表声明，“创会”的历史敎科书不代表日本学界的学术基本立场，它涉及的敏感问题对学界的既定观点没有任何影响。
　　
　　从此，日本国内的敎科书问题成为了一个举世瞩目的重大的国际问题。
　　
　　中国关于敎科书的八项修正要求
　　
　　“创会”的《新历史敎科书》（扶桑社出版）在前言“怎么学历史”中这样声称：“有许多人恐怕认为历史就是知道瞭解过去的事实。但是并非如此。学习历史，就是学习对于过去的事实，过去的人们是怎样思考的”。“过去的时代，有着这些时代特有的善恶，有着特有的幸福”。此话怎解呢？此话是用的春秋笔法，应该用春秋笔法去理解分析：学历史，就是学习过去的人的思想，如果过去的人认为韩国该侵略，中国人该杀，这是当时的时代的善恶，那么现在的人们也应该好好学习领会这种思想。
　　
　　不要以为我们这是在骨头里面挑刺。这一段前言是“创会”的会长西尾干二写的。西尾是电气通信大学敎授，其实不是学历史的，而是一个德国哲学者。他着有一本叫《国民的历史》（扶桑社出版）的书，其中这样写到：“汉字汉文是不完整的语言”，“不能表现情绪”，“不能正确地表现逻辑或条理”，当我们看到上述话语时，祇惊叹他对中国语言文化的无知，但还不知道他要表达甚么意思时，他的结论居然是这样：“中国人和日本人相比，明显是劣等民族”。如果不是看到白纸黑字，我们还真不敢相信二十一世纪的日本，居然还存在这样的号称“学者”的人。所以这样的人写历史敎科书怎么可能有学术价值呢？
　　
　　对于“创会”写的、由扶桑社发行的、通过了文部省审阅的历史敎科书，中国外交部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要求修改的八个项目：排日运动、满洲国、日中战争的开端、南京大屠杀、日中战争的长期化、大东亚会议、在亚洲犯下的罪行、东京审判。
　　
　　总之，该敎科书关于中国部分主要集中在第五章第二节的与抗日战争有关的一部分，在短短的三十页（P256——287）中居然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说明这个敎科书：
　　
　　（一）醉翁之意不在敎授历史，而就在翻历史的案。翻甚么案呢？一是日本发动的战争不是侵略战争。二是日本没有干甚么坏事。三是不但没有做坏事，反而侵略有功，带来满洲国的繁荣、大东亚的共荣，甚至为亚洲各国的独立作出了贡献。
　　
　　（二）在逻辑上该敎科书采用了许多卑劣的手法。说中日战争的开端，是“贼喊捉贼”。说东京审判好像没有合理性，是“视而不见”。说大东亚会议，是“强盗逻辑”。说日本仅强制了日语敎育和参拜神社而不提其他罪行，是“欲盖弥彰”。说南京大屠杀是“王顾左右而言他”。说排日运动，是倒打一钉耙。
　　
　　该书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采取打擦边球的形式，用轻描淡写、不用主语、多用“好像”、“似乎”、“可能”这样的字眼来描述历史事实，给人以似是而非的感觉。他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麻痹迷惑没有多大判断力的中学生。
　　
　　韩国人为甚么恼火
　　
　　韩国对通过了日本文部省检定的历史敎科书的修正要求，除了集中于扶桑社出版的“创会”的敎科书外，对其他出版社的也有十来处的微词。关于“创会”的敎科书，韩国方面的修正要求多达二十五处。
　　
　　该历史敎科书最大的问题在于其皇国史观，因而从头到尾地美化日本历史。美化自己当然可以，但不能把它建立在贬低别的民族国家基础上。特别是为证明日本的优越老是拿韩国来比较，说人家是朝贡、从属的、自己从来就进去过的、对自己有威胁的。  
　　
　　其次，是对日本对韩国的合并殖民的野蛮行径和加害罪行没有任何反省认错的表现，如“慰安妇问题”、日本的殖民统治问题。反而对之隐瞒的隐瞒，想混得过去的地方就混，如“江华岛事件”、“日韩合并”等。还企图表述日本的侵略言行处处有理，连韩国的地形都成了侵略的根据了，甚至宣扬说日本的殖民统治有功有成绩。
　　
　　再次就是在学术研究成果上根本否认韩国学界和日本的正确研究成果，尤其是对日本不利的成果视而不见，如“任那日本府说”  、  “三国朝贡说”等，片面地重视依赖于日本的神话传说。
　　
　　一九九八年韩国总统金大中访问日本，和日本小渊首相发表了“日韩共同宣言”，在宣言中日本第一次以书面形式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反省，两国共同宣称今后要“超越过去的不幸的历史，发展志向于未来的关系，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换言之，日韩两国的友好协力关系是建立在正确的历史认识基础上的。然而刚刚过去两年，日本的右派就炮制了这样一本对历史进行歪曲的敎科书，居然通过了国家审阅，这不能不说是刺激了韩国人的旧的伤痕，损坏了面向未来的日韩友好关系的基础，韩国人当然是很恼火的。所以此次韩国人的反应最为激烈，采取的对抗措施也最坚决，为了民族尊严不惜和日本对抗到底。
　　
　　危险的日本右翼势力
　　
　　综上所述，包括中日韩各国在内的爱好和平的力量对“创会”的历史敎科书的声讨笔伐是完全应该的，今年度该敎科书的采用率不到百分之零点零三也是咎由自取。但这并不等于说问题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首先是日本政府和文部省没有接受中韩两国的修正要求，祇是诡辩它不代表政府观点。
　　
　　其次，二○○一年八月十六日，“创会”的西尾干二会长在东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气急败坏地说，他们的失败是由于媒介的不公正的报导和对敎育委员会施加了压力，还有人进行了不要选择的妨碍工作，所以“这很难说是基于正确的判断的理性选择”。他把全国的敎育委员会和担当敎员统统打了一顿板子，却丝毫没有承认自己的敎科书有半点过错。还说四年后一定会卷土重来“报仇雪恨”。
　　
　　同时，我们从自民党的“历史检讨委员会”的《大东亚战争的总括》知道，敎科书问题的根子不在几个小丑似的右派学者，而在于自民党内部的鹰派，在于日本国民的劣根性。联系到鹰派之一的小泉首相公开参拜靖国神社，可以得知日本的右倾化保守化是一个势头强大的潮流和险恶的泉源，直通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所以也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对己对人都很危险。
　　
　　日本的舆论界的动向也值得注意。扶桑社是“产经新闻”的子公司出版社，而“产经新闻”是日本媒介的最右翼，在敎科书事件上不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时就是由它亲自出面打头阵的。还有就是今年以来，日本媒介在中国问题上不太友好，是因为他们认为美国的中国政策即将改变，日本不能坐晚班车。事实虽然证明日本舆论是判断错误，但丝毫没有反省之意。又如在李登辉来日本一事上，包括左派的“明日新闻”，都是一边倒，说是来治病的，不让来会死掉的不人道等。但在李登辉回去以后即精力充沛地组织挺扁政党一事只字不提。
　　
　　说实话，由于这次舆论煽动得人人关心、举世瞩目，形成了谁采用了“创会”的敎科书谁就会被曝光的大气候，使得许多敎育委员会为避免麻烦而放弃了。四年后的舆论风向，还能不能形成这样的大气候呢？或是四年后的风向会不会是逆流呢？笔者倒是有几分杞忧。
　　
　　（原载《中国评论》二○○一年十一月号，第一作者邓红系日本大分县立艺术文化短期大学副敎授、博士；第二作者吴建华系广东湛江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敎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