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从ODA诊断中日关系问题的症结》（载《中国评论》二○○一年七月号）提出这样一个观点。
　　
　　（ 舆论导向）有着一种利用日本的历史问题搞爱国主义宣传的倾向。其中主要的误导点，就是没有分清一九四五年前的日本和战后的日本的根本区别。就像我们说中国，就以一九四九年为界，有“新中国”、“旧中国”的说法，我们在谈日本，特别是谈历史问题时，是否应该划清“战前”和“战后”的日本界线，至少是区别开来呢？
　　
　　当时由于谈别的顺便提及而已，没有来得及展开就打住了。后来回国，和国内的一些友人谈及中日关系时，我有意在他们面前展开我的这一“两个日本论”。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更多的是目瞪口呆，觉得过于激进。说我割断历史的人有之，说我忘记过去的阶级仇民族恨的人有之。为此我觉得有必要对这一“两个日本论”作详细的阐述。
　　
　　日本人心目中的两个中国
　　 
　　
　　首先应该认识到的是，日本人对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认识，以明治时期（一八六八至一九一一年），特别是一八九四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为界，前后截然不同。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日本人的心中有“两个中国论”。  
　　
　　明治之前，日本深受中国文化之影响。这些影响从文字、礼仪典章制度、衣服饮食、艺术、文化等等，几乎覆盖整个文化面。日本人深知他们的根在中国，中国就是西方文化的希腊罗马。他们甚至把中国的古典，譬如《论语》《老子》《庄子》等都算作日本的古典。
　　
　　日本人的心中对“历史上的中国”是如此的崇尚尊敬，对“近代的中国”却是无比的轻蔑和歧视。其主要原因是明治时期是日本脱胎换骨时期，它“在四十年期间，把西洋三百年历史重演了一遍”（夏目漱石语）。换言之，明治以后日本的老师，已从中国转变为了西方，他们全盘照搬了来自西方的现代科技、文化、社会制度、法律体系及至文学艺术。来自中国的文化传承却已无传，在有些日本知识分子（譬如福泽谕吉等）的心目中，中国文化甚至成了日本近代化的障碍，于是有“脱亚入欧”论的盛行，脱亚者，脱中国而已。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自己在近代化进程上落伍了。查一八六八年为清同治七年，是中国进入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清末丧权辱国的最黑暗时期。一正一负，已经埋下了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伏笔。
　　
　　  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中国之后，日本人开始对中国人用一种蔑视侮辱的口气，称呼为“支那人”。有着长期留日经验的大文豪郭沫若曾经写过一篇叫“行路难”的短篇小说，写中国留学生“我”到九州岛的一个叫“唐津”的地方去租房子，开始房东一口答应，后来一听“我”是中国人，马上改变口气，把鼻音拉长：“甚——么，支——那——人”，就不租了。说明这种轻蔑不但存在于日本政府、知识界，连一般的老百姓甚至是下层的日本人都敢这样明目张瞻。
　　
　　这样轻蔑中国的情形一直持续到二战日本投降为止。
　　
　　其实这种两个中国的观念在现代日本人的心灵深处也还根深蒂固。譬如他们去中国旅游，看见中国的名山大川、文物古迹，一定会从内心发出赞叹：真不愧是中国呀。然而当他们看到中国的丑陋的一面，如乱扔的垃圾、衣冠不整的人，或是厕所脏臭，也会发出同样的感叹：中国就是这个样嘛，云云。
　　
　　两个日本论
　　 
　　其实，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对日本的认识又何尝没有类似上述的二元论。
　　
　　我们在历史文献中和报刊电视电影上知道的、看到的日本，是妖魔的日本，是动辄“八格牙路”的杀人放火无恶不做的可恨的侵略者。一句话，小日本，再要加上“鬼子”两个字。连笔者回国，经常也要享受到来自亲朋好友同学的对付“东洋鬼子”的戏称和待遇。
　　
　　而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接触到的现代日本，又是另外一个形象。从政治上看，日本有一个世界上絶无仅有的和平宪法，它公开宣布放弃战争和武装。从一九四五年到现在，日本没有和其他任何国家发生武装冲突。
　　
　　战后，日本经过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占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体制得以改革，实现了基本完善的民主化。
　　
　　日本在战后短短的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海外纯资产世界第一，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
　　
　　日本是中国的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是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是中国最大的经济援助国。
　　
　　日本的一些文化现象，如日本的电视剧和电影（主要是在八十和九十年代初期）、卡拉OK、音乐、滨崎步等等，为中国人、特别是青少年所喜爱，出现所谓的“哈日”族。大批的中国人来日本留学、打工、工作。据调查，在日本的外国留学生，最多的是中国人，大约占留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而且占第二位是韩国留学生，占第三位的又是台湾留学生。
　　
　　另一方面，尽管有时一些历史的沉渣浮现水面，中国人一直担心的日本军国主义并没有在日本复活。
　　
　　总而言之，在国人的心目中对日本和日本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的体认，存在着的这两个日本的形象，将之理论化就是两个日本论。
　　
　　日本在中国人的心中，以一九四五年为界限，印象显然截然不同。
　　
　　第一个日本的形象的内涵，除了难忘的历史事实以外，还有这样一种担心：在成为经济大国以后，日本会不会发展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会不会复活，重新走上对内实行法西斯军事专政，对外进行军事侵略之路，构成对中国亚洲以及世界的威胁呢？
　　
　　再就是一些政治宣传的残余。从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对外斗争史来看，打倒“美帝国主义”是头号任务，其次是打倒“苏联修正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再次是“各国反动派”，最后才是“日本军国主义”。到了八十年代，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没有了，中美建了交并有了共同的敌人——苏联。随着“文革”的结束乃至一九八九年中苏关系正常化，“苏修”“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不提了，后来连苏联都没了。“各国反动派”的口号因为树敌太多更是烟消云散，剩下的就祇有一个“日本军国主义”还没有最后抛弃。然而，它并不是一个实体，本来祇是一种担心而已。然而在政治宣传中这种担心不知不觉地演变为了“虚构的存在”。
　　
　　总之，中国人的第一个日本形象是历史+担心+政治宣传构成的。
　　
　　第二个日本的形象起源于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由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二年中日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这一形象尚不明朗。尽管在此期间日本签订了旧金山和约，实现了“战后民主主义”（日本人自称），签订了“日美安保协定”把自己的外交和军事自主权拱手交给了美国，日本自己走上了“低军备，高增长”的经济发展之路。第二个日本形象，在中国人面前是以一九七二年田中角荣的戏剧般的访华、恢复日中邦交、放弃战争赔款等一系列花哨的动作登场的。随后是中日友好运动，三千日本朋友访华，日本的电器汽车大举登陆，日本的各种援助和日圆贷款逐渐到位为人所知……这一切和第一个日本的形象相去是那么的悬殊。如果不是一九八六年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引起北京的大学生上街示威游行，第二个日本的形象早已确立并盖过第一个日本。
　　
　　具体而言，第二个日本形象，应该有这样几个基本点：
　　
　　（一）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它的国民勤奋、素质良好、对人表面上彬彬有礼，整个社会治理得井井有条、安宁稳定。另一方面它还祇是一个区域性大国，要成为一个政治大国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它在现在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还不可能成为一个军事大国。所以现在的日本一点不值得害怕和担心。
　　
　　（二）日本在经济、文化、科技、法治等方面，有许多值得中国的现代化借鉴和借助的地方。它也确实给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少的帮助和援助。有数字表明，近三十年来，日本给予中国的各种无偿有偿经济援助达二百五十亿美元。
　　
　　（三）日本已是一个和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国家，我们要将它作为一个普通的、友好的近邻国家来对待，尽量不主动把历史的日本和现在的日本挂钩。
　　
　　当然人们还可以总结出一些其他的特征，总之第二个日本是一个文明、友善的日本。
　　
　　由于第一个日本形象中的历史阴影是那么的深刻，担心是那么的明显，政治宣传的痕迹是那么的强烈，掩盖了第二个日本形象。但是如果我们在各种场合下划分清两个日本，灵活地运用这两个日本论，相信对处理中日关系是大有裨益的。
　　
　　对历史固然不应该忘却，历史问题固然也可以成为对日外交战中的一张王牌，但王牌同时也是一支双面刃，过多地使用不会那么管用，反而会给双方政治经济关系乃至民族和文化心理留下负面的影响。
　　
　　“民族恨”固然不应该忘却，而“民族恨”要不要“复仇”可说不好，特别是战后国际秩序已经定型的情况下。
　　
　　可不可以这样说呢，区别开了两个日本之后，如果我们要恨日本人的话，恨的应该是发动战争的那个以前的日本，不要恨现在的日本；恨五十年以前的日本鬼子，不要恨现在的日本人民。如像我们恨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但决不会去恨现在的德国一样。
　　
　　日本军国主义会不会复活
　　
　　这里想重点地谈论一下中日关系中，国人最忧虑的问题：日本军国主义究竟会不会复活？
　　
　　我们担心的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大概有以下两个内容：
　　
　　一是对内重新实行法西斯军事专政。二是否定日本侵略的历史和破坏二战后确定的国际秩序，成为一个军事大国，对外进行军事侵略，以军事力量来维护它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利益。
　　
　　一、关于对内重新实行法西斯军事专政的问题。战后，日本经过清除军国主义残余和实行民主改革，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已在日本深入人心。在和平宪法之下，建立了基本完善的以多党制政治、代议制民主、言论自由、宗敎宽容、文化开放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民主制度，以及大三权（立法、行政、司法）和小三权（执法、审判、检察）絶对独立为基本框架的法治制度。说日本是亚洲最爱好和平的国家大概没有一个人同意，但说日本是亚洲民主制最成熟的国家大概没有多少人反对吧。
　　
　　日本的国民们普遍反对军事化和军国主义，广大国民和主张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政治力量在当前日本的政治生活中起主导作用。尽管时而右翼势力也会跳出来以各种方式向民主和平势力进行挑战，譬如石原慎太郎之流，但可以这样断定，要在日本重新实行对内的法西斯军事专政几无可能。
　　
　　何况冷战后的日本，现在正处于政治格局的流动时期、经济上的结构性衰落时期，各方面都急待改革和调整。日本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国内的各种政治经济敎育等方面问题，日本朝野还没有精力去搞歪门邪道，而这些也都是日本国民看得非常清楚的。
　　
　　二、日本国内是有一些人一部分势力企图否认过去的侵略战争、美化过去的殖民统治，但这并不是政治社会的主流，也并不代表日本政府的意愿。
　　
　　翻历史的案翻二战的案首先是对以美国为主导的、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挑战，日本在可见的相当一段时期内还没有这种能力和胆量来进行这样的挑战。它现在的繁荣全都是建立在这个战后和平秩序的基础上的。
　　
　　其次，否定战后国际秩序会触及侵害美国的利益。美国之所以保持十万兵力在日本和亚太地区驻军，其目的之一就是“监视日本”，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化和走上军事大国的道路。在日美军事安全保障体系下，尽管美国有时要求日本维持一定的军力，分担一些在远东甚至印度洋地区的军事义务，譬如海湾战争时让日本出钱，打阿富汗时让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军舰去印度洋后方支援，但都是有限的。由于有美国以及美日安保体系的“瓶盖”作用，日本军国主义是跑不出潘多拉的魔瓶的，日本也是当不了一个军事大国的。
　　
　　亚洲各国的反对也是日本成不了军事大国的原因之一。日本在亚洲有众多的经济利益，而亚洲各国也祇希望日本在经济上发挥作用，反对它在其他方面譬如政治上军事上有所作为。
　　
　　再就是由于日本在二战中损失惨重，还挨了两颗原子弹，所以战后日本国民的反战思想根深蒂固。譬如日本自卫队的每一个军人都是工薪阶层，收入颇高又很稳定，而日本年轻人却普遍不愿意参军，使自卫队长期兵源不足。自卫队的武器虽好，精神状态却普遍不佳，不可能像以前那样靠为天皇卖命的武士道精神来作精神支柱。更糟糕的是自卫队战后从未参加过实战，没有任何战争经验。当然我不是说自卫队就没有战斗力，而是想说明，日本现在的自卫队祇是一支极其普通的国防军。
　　
　　总而言之，日本军国主义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不可能复活，对外破坏二战后确定的国际秩序走上军事侵略道路的可能性也几乎等于零。
　　
　　日本的近期目标是要当一个政治大国，但是到目前为止，由于历史问题，没有外交自主权等等因素，它要得到亚洲各国和世界各国的完全信任还很困难，还缺乏影响全球甚至亚洲的政治力量。它虽然有潜在的军事力量和军事技术，但由于祇是美军的一个小伙伴，加上国际、特别是国内许多因素的影响，还不能成为政治大国经济大国的支撑与后援力量，一句话，成不了军事大国。
　　
　　其实，即使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了也并不可怕，中国已不是当年的“一盘散沙”，而已经是崛起的核大国了，亚洲各国也不是当年那些任日本人欺负的弱国了。加强中日合作关系的同时，努力发展壮大自己，是预防、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最有效途径。
　　
　　（原载《中国评论》二○○三年二月号，作者系日本大分县立艺术文化短期大学副敎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