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会“厌华”情绪蔓延
　　
　　二○○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日本内阁府公布的二○○四年度“外交民意测验”结果显示，日本国民中对中国抱有“亲近感”的仅有百分之三十七点六，比二○○三年下降十点三个百分点，成为一九七八年以来同样内容统计的历史最低点。与此数字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华感到“不亲近”的却高达百分之五十八点二，比二○○三年上升十点二个百分点，创下了该项统计开始以来的历史新高。
　　
　　一般而论，任何民意测验的数据都有一定的偏差，甚至还有不可信之处，但是，如果是一项长期持续的调查统计，它所反映的总体发展趋势是不可忽视的。日本内阁府的“外交民意测验”始于一九七五年，每年进行一次，它是日政府为掌握国民对外意识的变化，并为制定对外政策提供参考数据而进行的一项可信度较高的调查。自一九七八年以来，有关日本国民对外国“亲近感”的调查一直是该民意测验的重要内容。在八十年代末以前，日本国民对华“亲近感”年度平均值在百分之七十以上，与一直占据首位的美国相差无几；一九八○年曾一度高达百分之七十八点六，超越美国，创下了该项调查的年度最高纪録。然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对华“亲近感”却不断下降，以致去年降到不足百分之四十的历史最低点。
　　
　　在考虑两个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时，如果说这种“亲近感”的起伏升降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的话，那么，“不亲近”感的大幅度上升却是值得关注的事态。因为虽然“不亲近感”之中也包含“无兴趣”或“漠不关心”的成份，但是感情上的“疏远”甚至内心深处的“反感”和“厌恶”无疑是其重要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不亲近”感的持续上升同时包含着“疏远”、“反感”和“厌恶”成份的增大。事实上，伴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对华“不亲近”感的直线上升，日本社会上的“厌华”情绪在近年来一连串的中日正面冲撞事件中不仅以“过激反应”的形式表露无遗，而且还呈现出进一步蔓延扩散的态势，并逐渐取代以往的“亲近、友好”的主流对华观念的势头。
　　
　　“厌华”情绪的蔓延一方面是中日关系面临困难和挑战的真实反映，另一方面这种情绪的长期存在和扩散，又不可避免地反过来阻碍中日关系的改善和进一步发展。正是在这种主观意识与客观存在的相互作用下，中日关系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进入了一个负面因素不断增大的不稳定期，两国关系的矛盾状态更加明显。一方面，中日两国在经济贸易等领域的合作与相互依存关系日益深化；另一方面，两国政治关系的走向却呈现出新旧难题交织、正面冲撞事件不断以及“渐行渐远”的发展态势。
　　
　　从表面上看，促使日本对华“亲近感”不断萎缩和“厌华”情绪日渐增大的直接原因，是中日关系中的诸多难题无法破解所致。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在这些一目瞭然的表面因素的背后，隐藏着需要深究的“根子”。在笔者看来，当今日本社会中较为普遍的对华恐惧心理和不满情绪以及日本对外认识上时而出现的强烈的危机意识等思想认识方面的“隐性因素”，构成了推动日本对华感情由“亲”变“疏”和“厌华”情绪不断蔓延的深层原因。
　　
　　“中国威胁论”与“恐华”心理
　　
　　当今日本社会对华感情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恐华”心理的普遍存在。这种心理的形成有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而“中国威胁论”的流行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日本国内的“中国威胁论”出现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与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有密切关系。在冷战时期，由于中日两国均把前苏联视为首要威胁，所以尽管当时长期存在于中日之间的政治上的对立并未完全消失，但双方相互抱有的敌意却非常稀薄。在此形势下，中日两国对对方的恐惧心理也就非常微弱。冷战结束之后，前苏联的解体使中日两国失去了昔日的首要威胁，引发了彼此战略关系的重大变化，“中国威胁论”开始登场。这一论调的主要观点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军事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已经或将会对日本的生存和发展构成“现实和潜在威胁”，日本有必要及早采取预防性措施，更加有效地应对中国崛起的现实。
　　
　　从中国的立场上看，“中国威胁论”的谬误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中国既没有威胁别国的历史，也不拥有足以威胁别国的强大军事实力，更没有威胁别国的政治意愿。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强调“和平发展”，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上推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因此，在中国看来，所谓“中国威胁论”要么源于对中国的无知，要么出于政治上的别有用心和对中国的故意诬蔑，不仅不能成立，而且完全无法理解和接受。
　　
　　应该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威胁论”虽然在一些国家已经呈现“流行”之势，但在日本国内并没有多大的市场，也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因为多数日本国民在现实生活中并未感觉到来自中国的“威胁”。然而，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当日本面对“台海危机”和中国国防现代化步伐加快，特别是近十多年来中日两国经济发展形势的巨大反差等现实时，相当一部分日本人开始倒向或赞同“中国威胁论”。目前，在日本的政、军、商、学界以及普通的民众当中，对中国国家综合国力不断发展壮大的恐惧心理和不信任感普遍存在，已经成为影响日本社会主流对华观念和日本政府对华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二○○四年十二月，日本在新出台的“防卫计划大纲”中明确指出，日本将密切关注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海上军事活动以及台湾海峡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等，这表明日本社会对中国抱有的恐惧和不信任心理，已在影响日本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在上述“中国威胁论”之外，还有一种从“中国崩溃论”的角度阐发的“中国威胁论”。这种论调认为，由于中国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体制上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制度缺陷”，而且面临严重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和贫富差距拉大等现实矛盾，因而今后的发展充满不确定因素；中国的经济甚至可能在发展途中受挫和崩溃，这种结局必然威胁到与中国有密切经济联系国家的稳定发展。从内容上看，这种“中国崩溃论”虽然并不像前一种“中国威胁论”那样赤裸裸地煽动对华反感情绪，但它在刺激对华恐惧心理方面，实际上也起到了与“中国威胁论”异曲同工的效应。可以说，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大大刺激了“恐华”心理的产生和扩散，而“恐华”心理的存在和扩散，暗暗推动着日本社会对华感情由“亲近”到“疏远”的变化过程。
　　
　　“历史问题”与“厌华”情绪
　　 
　　与“恐华”心理相互作用的另一种负面因素是“厌华”情绪的蔓延和扩散。从战后中日关系的总体发展看，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以“亲近”和“友好”为主要特征的日本主流对华观念达到高潮的时代。此后，对华恐惧心理和不满情绪逐渐取代“亲近”和“友好”，成为影响日本国民对华感情的主要因素。
　　
　　近年来，中日两国在政治、安全、经济和文化领域中的摩擦事例频繁发生，而日本社会“厌华”情绪在两国之间发生的一连串正面冲撞事件中都有十分明显的表现，其中在“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的表现最为突出。“厌华”情绪认为，中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对日方错误言行的批评是对日本国家的“无休止的轻蔑”，是在对日外交上“打历史牌”；中方提出的要求日本领导人停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学校使用歪曲历史的敎科书，以及要求日本拒絶向台独势力的总代表李登辉发放赴日签证等是“公然干涉日本内政”；中国国内进行的多数爱国主义敎育是“反日敎育”，中国国内“充满浓厚的反日情绪”；中国对日本多年来提供大规模政府日圆贷款和对华经济援助“甚少宣传”；中国对台不放弃武力对日本的海上通道和亚太地区安全形成了“重大威胁”；中国政府在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上持“消极态度”并倾向实施“打压”政策。持有这些不满情绪的人公开主张，日本政府应以强硬姿态顶住来自“中国的政治压力”，使中日政治关系走出过去的“不平等困境”，实现“正常化”。
　　
　　  与此相反，对多数中国人来说，日本的对华不满情绪不仅没有道理，而且还构成了引发中国国内反日情绪高涨的重要因素。因为从中国的立场上来讲，当前日本“厌华”情绪的扩散是冷战后日本社会“右倾化”的重要表现。日本在“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不仅缺乏诚意，而且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相比更是一种“倒退”的表现。中日两国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对立完全是由“日方挑起的”，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多数也起因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言行，因此，日本方面应该承担全部责任，并应首先迈出改善中日关系的第一步。
　　
　　由此可见，中日两国不仅相互抱有强烈的不满情绪，而且两者在内容上有难以弥合的差异。从中日政治关系的现状看，这种差异还在不断扩大。就日本方面的情况而言，如果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国内的上述对华不满情绪仍主要来自反华势力的话，那么在当今的日本国民特别是青年人中，对华不满情绪拥有相当的市场并且呈现不断扩大之势。日本“厌华”情绪之所以能不断扩散，与冷战后日本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由于左翼政党和主张对华友好的政治力量的大幅度萎缩，使“厌华”情绪的膨胀失去了政治上的制衡力量等有直接关系。从目前形势看，日本国内缺乏推动在“历史问题”上与中国达成共识的政治意愿和力量。如果今后“历史问题”持续成为中日关系的焦点，那么“厌华”情绪的扩散将难以得到有效的抑制。
　　
　　危机意识的表面化影响中日关系
　　 
　　强烈的危机意识是日本国民对外认识上显示出来的重要特征，也是推动日本对华观念发生变化的认识上的深层根源之一。因为不论是从历史事实还是从现实状况来观察，日本堪称是东亚各国中危机意识最强烈的国家。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每当日本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日本国内强烈的危机意识就会以两种形式表现出来。一种形式是明确树立战略假想敌；另一种形式是极力强调国家观念和民族主义。
　　
　　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强烈的国家危机意识曾先后驱使日本将中国、俄罗斯以及美国等国家视为战略假想敌。而这些假想敌最终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先后变成了日本真实的战争对手。与此同时，在强烈的危机感和假想敌观念的刺激下，日本社会的国家观念和民族主义得以迅速膨胀，要求保护和扩张日本国家利益的呼声也随即高涨，最终为军国主义体制的确立提供了有利的内部条件。
　　
　　二战结束后，日本面临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变化虽然使日本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变得非常微小，但它却无法改变日本民族对外认识上时而凸现的强烈的危机和忧患意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日本面临的许多经济和安全方面的内外因素，诸如：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犯罪率和失业率的上升、美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与信息技术的领先、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高速发展、朝鲜的导弹与核武器开发、中国的国防现代化进程和海上军事活动以及海洋调查行动等等，都在日本媒体不同程度的渲染下，强烈地刺激着日本国内危机意识的表面化。
　　
　　从总体上看，日本国内危机意识的急剧上升并非完全由“中国因素”引发，所以它的影响也不会仅仅限于日本社会的对华感情。但是，如果从地缘政治和“中国崛起”在当今世界引起的巨大震动来看，日本国内危机意识的高涨无疑是促使日本社会对华感情发生变化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不仅如此，这种危机意识与“恐华”心理和“厌华”情绪在更深层次上的相互作用，以及它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对当代日本国家观念和民族主义的刺激效应等，将对未来的中日关系产生严重影响，中国对此应密切关注。
　　
　　（原载《中国评论》二○○五年二月号，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亚太研究室主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