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年四月十日，为了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表示对日本歪曲历史的新版敎科书的不满，继四川成都、广东深圳发生攻击日资商店事件之后，北京两万大学生与市民举行反日示威大游行，现场高唱中国国歌并焚烧日本国旗。这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以来，北京大学生第一次大规模游行，也是北京首次未经核可申请的游行。随后，上海等全国许多城市都发生了规模不一的反日示威游行。
　　
　　    无论是韩国政府公开表态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还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对日本新版敎科书的强烈不满，焦点都在于日本对“历史问题”的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
　　
　　    面对在历史问题上难有进步的日本，面对时时处于低谷的中日关系，曾经有人认为应当“搁置”、“超越”历史问题。因为发展对外关系，不能忽视对象国的政治及国家战略走向，而日本政府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与日本政治及国家战略走向息息相关；并且，中日在历史问题上的对立已成为两国国家意志间的较量。
　　
　　日本政治加速右化
　　
　　    日本政府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政治加速右倾化的表现。冷战结束后，日本在摆脱战败国阴影，建立政治和军事大国的路上走得并不顺利。面对国内经济发展停滞，日美同盟日趋松散，没有明确的国际定位等一系列问题，日本国内政界显得力不从心，首相更换频繁，却未见成效。特别是在海湾战争中，日本提供了一百三十亿美元的资金支援，却换来美国盟友“没有尽到应有的义务”的指责，“经援”外交严重受挫。这使日本政界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拥有强有力的政治、军事力量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国内经济的长期停滞使国民仅有的“经济自信”日渐消亡，民众希望出现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带领日本推进改革、走出经济困境、再现大和民族的强国梦。
　　
　　  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日本政界将确立自身政治大国形象作为走出困境的重要出路，在外交和军事安全上不断走向“强硬”和“独立”，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执着”。一代富有改革精神、主张冲破宪法束缚、不背历史包袱、以强硬的外交姿态走政治大国之路的新生代政治家，在政坛世代交替中逐渐占据了领导地位。这些政治家大多出生或成长在战后，没有亲历过战争，没有老一辈政治家对侵略战争的负疚感、赎罪感。他们主张冲破日本因二战战败国地位而被施加的种种限制，将修改和平宪法、重新解释“集体自卫权”、制定“有事法制”、向海外派兵和在“终战纪念日”参拜靖国神社等右翼行为作为施政目标，追求军事、政治大国的心情十分迫切，在治国理念上表现出明显的右倾化特点。
　　
　　  作为新生代政治家代表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自二○○一年上任以来，他不但在安全保障和军事领域连连冲破和平宪法的限制，而且不顾亚洲国家的强烈抗议，一意孤行连续四年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小泉此举意在制造“既成事实”，借此否定、抹杀侵略历史，迫不及待地要甩掉那个不光彩的“历史包袱”，为确立政治大国地位而美化日本形象。二○○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小泉表示，即使不进行日中高层互访，也要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二○○四年二月十日，小泉在国会答辩时放言，他对靖国神社内供奉的甲级战犯“没有抵触感”，虽然“周边国家一直要我这样做或那样做，但我不打算改变我的一贯想法”  。
　　
　　  日本政府的所作所为给当今日本政治结结实实地打上了“右倾化”的烙印，而日本政府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也正是日本政治右倾化的一个重要表现。这是中国在发展中日关系时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将直接影响未来的中日关系。试问，面对这样一个与日本政治走向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中国怎能回避?
　　
　　  日本的国家战略目标
　　
　　  日本政府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为政治和军事大国的国家战略目标服务。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日本将经受一场近代以来继明治维新、战后民主改革之后的第三次重大变革的严峻考验，这便是坚持中曾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路线，实现日本转变成所谓的“普通国家”的国家战略。其核心是使日本摆脱战败国阴影，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以小泉为代表的新生代政治家掌控日本政坛后，虽然将推行经济结构改革作为其执政的最大课题，但始终没有忘记实现政治和军事大国的战略目标。
　　
　　  小泉在上任后首次记者招待会上大谈的不是经济结构改革，而是修改宪法和集体自卫权问题，成为继鸠山一郎之后时隔四十六年首位在施政纲要中谈到修宪问题的首相。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小泉在外交和军事安全领域内的诸如暗中强化与台湾关系、通过有事三法案、向伊拉克战场派兵等一系列动作，再次证实了他对政治和军事大国这一战略目标“魂牵梦绕”般的向往。然而，不言自明的是要达成这一战略目标，成为真正意义的“大国”，首先必须解决两个前提性问题，一是摆脱美国的束缚，二是解决历史问题。前者固然最为重要，但目前日本对美国尚有所求，且无实力挣脱美国的控制，那么，后者就成为日本在实现大国战略目标过程中要解决的当务之急。
　　
　　  但是，日本在解决历史问题中不是通过正视侵略历史，承担战争责任，求得受害国民众的宽恕，从而卸下历史问题的沉重包袱，而是选择了截然相反的路线。小泉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佐证，他将该问题看作日本甩掉“历史包袱”、争取“外交独立”的象征性课题，试图从正面强行突破，迫使中、韩等国让步，为实现其大国战略目标扫清障碍。
　　
　　  日本何以不能正视历史
　　
　　  另一方面，日本大国战略的排华倾向也是导致日本政府不能正确对待历史问题的重要原因。虽然二○○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小泉在圣彼得堡与胡锦涛主席会晤时表示“近来中国的快速发展对日本、对亚洲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但是，通过日本借渖阳总领事馆事件再次大肆散布“中国威胁论”、破坏中国在俄采购石油计划、追随美国在国际上策动人民币升值及以中国发射“神舟五号”为由在日本大造“中国军事威胁论”，并削减对华经济援助等事实，我们不能不警惕日本的表里不一，置疑其诚意。
　　
　　  冷战后，日本萧条的经济及在国际社会中政治低能儿的形象与中国综合国力强势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虽然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充分证实了中日经济存在很强的互补性和“互需性”（互有需求），并且，从宏观经济看，在日本经济低迷的形势下，对华出口动向正在成为左右日本景气的重要因素，但逐渐右倾化的日本政府却别有用心地将中国的崛起视为一大障碍，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与其大国战略发生冲突，直接影响日本大国战略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实现。为此，日本采取了言行不一、以“行动表态”宣扬“中国威胁论”，否认侵略历史等策略，打压中国的国际威望，打压中国人民的民族气节；同时，激发日本大和民族的民族情绪，树立日本式的自信，从而使日本大国战略表现出极强的排华倾向。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是其排华性大国战略的必然结果，并已成为其外交竞争的工具和手段。由此看来，发生小泉接二连三跑到靖国神社去顶礼膜拜的事情，也不足为怪了。再次试问，面对这样一个服务于日本国家战略目标，又受控于日本国家战略的重大问题，中国怎么能够回避?
　　
　　    中日两国国家意志的较量
　　
　　  中日两国在历史问题上的长期对立实质是国家意志的激烈较量，中国若是主动“搁置”或“超越”历史问题，无异于承认自己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的软弱，将极大伤害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中华民族将从此成为“跛脚的巨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也将因此变得更加曲折和坎坷。
　　
　　  明治维新前，日本在美国军舰的炮火下签订了屈辱的《安政条约》，十年后又遭西方四国联合舰队炮轰下关。但是，明治维新开始后不久，饱受西方列强欺凌、处于极度自卑与极度狂傲矛盾中的日本迫不及待地选择了“与狼共舞”，采取了“失之欧美，取之亚洲”的政策，对邻国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从一八七四年日本侵略台湾，经过中日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到一九三七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在清政府“息事宁人”和国民党政府“不抵抗”的绥靖政策下，从蚕食到鲸吞，践踏蹂躏中华民族长达八十年之久!在这八十年的压迫、殖民过程中，日本一直视中国为“劣等民族”、“落后国家”，逐渐形成了对中华民族习惯性的“征服欲”。这种思想逐渐渗透并巩固于日本的国家意志中，制约着战后历届日本首相和内阁的对华政策，使战后日本政府在历史认识问题上迟迟难有进步。
　　
　　日本的国家意志存在针对中国的对抗性和强硬性
　　
　　    二○○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小泉在圣彼得堡同胡锦涛会谈时，平淡地将日本侵华战争历史表述为“日中有过一段对立的时期”，毫无认错的诚意。日本政府可以通过公报形式，向韩国、朝鲜正式地就侵略战争问题道歉，也可以在政府首脑会议中，正式向荷兰、英国道歉，却偏偏不向中国正式地、清楚直白地道歉；中国政府和人民强烈反对参拜供奉着侵华战犯的靖国神社，而包括首相在内的日本政要偏偏要将其作为民族英雄来拜祭，并且要经常化、制度化。这反映出在日本的国家意志存在针对中国的对抗性和强硬性。
　　
　　  当前，日本旨在实现政治和军事大国目标的大国战略，是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首次在无明显模仿和追赶目标的情况下自我定位的国家战略，这是对日本政府和民族创造力的巨大考验；实现该战略过程中的创造性改革，必将显示出日本鲜明的国家意志，必将激发日本国民强烈的民族热情。
　　
　　  近来日本政府对待历史问题的强硬态度，正是日本在这次变革中国家意志的鲜明体现。日本坚持认为“历史认识问题”是一个“正常国家”主权范围内的权利，在对外关系上则是外交自主权的体现，如果因为中国、韩国或其他亚洲国家的反对而“让步”，就无异于国家尊严的屈辱和外交屈服。可见，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立场已经是一个国家意志的体现，一种外交竞争的工具和手段。如果因为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坚持”，亚洲国家不再“说话”，不再反对，那将是日本的一种具有象征性、标志性意义的“政治胜利”和“外交胜利”。
　　
　　    另一方面，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中华民族正在冲破鸦片战争以来屈辱史笼罩在民族精神上的浓重阴影，实现和平崛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中国国家意志的集中反映。然而，反映日本国家意志的“历史认识问题”，将直接影响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形象、尊严，及中国政府的国际威信，成为挑战中国国家意志的尖鋭问题。中日两国在历史问题上的长期对立，成为两国国家意志的激烈较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自动“搁置”或“超越”历史问题，将极大伤害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磨灭中华民族的民族荣辱感。面对这样一个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问题，我们怎能回避?
　　
　　  日本的出路何在
　　
　　  日本政府在中日历史问题上的固执己见，不仅使历史问题成为发展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瓶颈，也使它成为刺痛两国国民感情的利器。中国将历史问题作为中日关系的一面镜子，防止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干扰两国关系正常发展，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积极态度。从另一方面讲，直面历史问题也正是为了促进中日关系长久友好地发展下去。同时，一个民族要获得尊严，拥有大国意志和风范，就必须要对历史进行彻底“清算”。
　　
　　（原载《中国评论》2005年5月号，作者系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国际政治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