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台地理位置相邻但关系却又看似疏离的这种状况，最近却起了新的变化。尤其是二○○○年台湾总统大选创下台湾历史上首次的政权轮替，不仅对台湾的内政、外交以至两岸关系带来重大的影响，日台关系自然亦不例外地受到颇大的冲击。
　　
　　台湾加强对日关系
　　
　　对刚上台掌权的陈水扁而言，最要紧的事，就是在内政方面巩固基础，而在外交上则要争取获得美国的支持。陈水扁在最优先课题上取得了对美关系的加强，从而增强了自信。而从地缘，以至经济、安全保障等方面而言，仅次于美国之后而需加强关系的，就是日本，所以日本遂成为了台湾外交上争取的目标。此外，随着经济、文化、观光等日台在实务上的交流日趋频密，必然又导致政策上的转变。
　　
　　陈水扁于执政第二年的去年春季，开始采取重视对日的姿态。他首先在总统府内成立由部长级成员所组成的“对日工作专案组”（以下简称“专案组”），“专案组”内包括有外交部长、经济部长、农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侨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各有关部、局的负责人。
　　
　　陈水扁有鉴于各部门过往均各自为政不常协作，于是在制定对日政策上，期待由“专案组”来综合处理。此外，由于日台之间断絶外交关系的缘故，反而存在不少复杂而怪异的管道，因而亦可借“专案组”的成立而整顿这些关系。陈水扁是如何重视这个“专案组”？从他委任其“大内总管助手”——总统府秘书长游锡堃出任领头人，就可看出端倪。游锡堃是陈水扁最信赖的亲信，所以在今年二月被陈水扁改邀出任行政院长，为陈水扁二年后的总统竞选连任预作布局。
　　
　　据消息来源解释谓，陈水扁挑选游锡堃作为“专案组”召集人的原因，在于过往担当处理外交、国家安全、两岸关系的部门，是总统府的国家安全会议（国安会）；而过往出任国安会秘书长一职的，多数是由有军方或情报系统背景者出任为主。但军方与情报系统的成员大部分是国民党党员，反日的倾向性较强。所以陈水扁在建构新的台日关系时，就挑选身边心腹领导新成立的“专案组”。而在去年五月，陈水扁还刻意安排了刚就任“专案组”召集人的游锡堃，以观光的理由访问了日本。
　　
　　由于游锡堃过往在外交问题包括对日问题上，毫无经验的缘故，所以由当时活跃在总统府国安会中任谘询委员的叶国兴来作为他的助理。叶国兴毕业于日本的早稻田大学，后再转赴美国进修。他虽然不是民进党的党员，但本省人的意识却非常强，属于“日本通”，所以早在李登辉时代就被发掘提拔进总统府，在今年的内阁改组时，更被擢升出任新闻局长，现在亦是台湾处理对日问题的关键人物。
　　
　　“专案组”召集人游锡堃在出掌行政院长后，马上着手落实陈水扁有关重视对日姿态的期待，并加以具体化。今年二月并对台湾外交部作出指示：“今年是对日外交的重要一年，外交部必须要培养能操流利日语的副部长级人才”。而据消息来源透露，要培养副部长级的“知日派”（日本通），正是总统府“专案组”的既定方针。
　　
　　台湾外交部方面，亦看到有相应的变化。陈水扁在二月内阁改组时，将在对日问题上显得并不热心的外长田弘茂更迭，改为安插总统府副秘书长简又新来坐镇。由于简又新在总统府工作时通窍了陈水扁的心思与意向，所以他出任新的外交部长后，立刻就配合陈水扁作出更快速的应对。相信此举又可将昔日往往在对日关系的重要决定时被摒于门外的外交部，重新取回在对日外交上的主导权。与此同时，简又新亦挑选了淡江大学助敎邱荣金作为对日问题的顾问，并在外交部之内设立了对日工作小组——“台日关系会”，与总统府的动作相配合，显示出对日重视的这种布局来。
　　
　　执政民进党方面，亦在致力加强与日本的关系上，与陈水扁互相呼应配合。去年的八月十五日，民进党成立了“台日友好协会”，作为与日本国会议员交流的窗口。此外，同年八月，民进党立法委员林重谟等也组成了“台日国会议员友好联盟”。更进一步的是，超党派的台湾议员亦开始活动，重新改组了“立法院台日交流联谊会”。而由立法院副院长江丙坤为会长的超党派代表团，今年四月及七月就更分别两度对日本进行了访问，与日本众议院议长绵贯民辅、前总理森喜朗及几位现任大臣会见。而其中七月的那一次访问，对台湾而言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超党派立法委员访日团。
　　
　　民间方面亦被带动开始活跃起来，以台湾水泥董事长辜振甫为核心的“台日交流联谊会”宣告组成，并于去年十二月，邀请日本最大商界组织“经团连”当时的会长今井敬，在台北进行演讲会。而据消息透露，有关的举措安排，亦是由总统府“专案组”所主导，目的是想在“纵向”方面，要超越世代的隔阂；而“横向”方面则欲在外交、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范畴领域中，建立各种对日关系的组织，推动更活跃的沟通及交流。
　　
　　台湾的目的所在
　　
　　朝野联袂出动，究竟陈水扁政府的这项重视对日政策，意欲何为呢？
　　
　　今年三月二十七日，外交部长简又新在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上，发表了题为“我国与日本的关系现状与展望”的报告，从他所指的今后对日工作的五项重点中可见一点头绪。这些要点包括：（一）推动台日高层互访，尤应加强双方中生代政要交流；（二）加强与日本官方的接触，提升双方政府交往层次；（三）唤起日方重视台海安全；（四）研议与日签署FTA（自由贸易协定），增进台日经贸关系；（五）吁请日本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增进双方国际事务合作。
　　
　　而真正意图，是因为台湾面对中国大陆在军事以至经济上的急剧膨胀，而须作出免被吞噬的部署。
　　
　　近几年来，台商在大陆的投资及经商提升，经济上对大陆的依赖程度日高；据非正式的统计谓，目前长期住在上海及近郊的台湾人，已高达五十万人。尤其是被喻为是台湾基础工业的IT产业，往大陆急速迁移的大势，亦正威胁到台湾的安全保障。陈水扁接受日本读卖新闻访问时，亦吐露了台湾的真正意图：“为了在经贸方面不过度地向中国大陆倾斜，应检讨联同日本、美国、新加坡、台湾等在亚太地区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祇有缔造FTA，才能确保亚太地区的安定以及台湾海峡的和平。”
　　
　　而在安全保障方面，台湾驻日代表罗福全在接受英文日本时报的访问时就指出：“强大的美日同盟，是亚洲地区获得安全保障的主因，而这亦符合日本、美国、台湾的共同利益。”而据称陈水扁亦形容目前的台美关系，“是过去三十年来最好的”。出于这种认识下，台湾自然想乘势强化日台间在安全保障事务上的合作。虽然总统府方面并未有直接参与，但一度有建议在今年春季美日台有关安保问题的民间机构在华盛顿举行“美日台安保会议”（结果被延期）。在提升政府间的层次方面，台湾亦希望在WTO、APEC的框架内作出突破。
　　
　　据消息透露，陈水扁在就任总统后，曾试探自己访问日本的可行性；当李登辉访日时，他作出积极支持，正好反映出他的这份政治意图。此外，在执政民进党政权内部，亦倾向满足于批评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懦弱”。所以可以说，执政第一年的陈水扁政权，在对日工作方面显得强硬；但直至近期，其外交手腕却见日趋成熟。据台湾总统府的消息人士指出，“不能光是对日本作出批判，而应是对日本的立场加以理解，并加强与日本在实务上的关系”，这种思维已浸透至陈水扁政府的内部。
　　
　　今年四月二十一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中、韩两国马上作出强烈的反应，但台湾的反应却大异其趣。当去年八月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时，台湾的外交部发表的声明是：“伤害了周边各国的感情”；但在这次的取态却有一百八十度般的改变，声明变成是：“历史虽不可遗忘，但更要以宽容的精神、前瞻的视野来面对”，其中更惹人注目的是，声明中更指出“注意到战后五十年来日本走向民主和平道路的事实”。
　　
　　消息透露谓，原先这份声明由台湾外交部草拟好后，呈交外交部次长高英茂审定，同时亦附送一份予叶国兴等“专案组”有关人士过目，据说就是这样被建议加上“宽容的精神”的字眼。而总统府方面的有关人士亦解释谓：“花费时间与精力在半个世纪以上过去了的事情上，是毫无意义的；若继续对日本进行批判，祇会激化年青一代的反日情绪，并无建设性。这次的声明将成为今后遇到同类事件时的应对模式，祇要陈水扁仍在位，这条路线亦不会有所变更。”
　　
　　日本对台态度变化
　　
　　台湾方面开展各种各样的重视日本的举措，目的是想提升日台交流的层次，加强安全保障方面的关系，争取日本的支持早日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及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由于日本方面并不能简单地作出结论，所以台湾并未有马上取得具体的成果；但随着台湾方面的细水长流、潜移默化的影响，近期日本方面对台湾的态度亦起了变化。
　　
　　其中一项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李登辉时代推动了台湾民主化的发展，令日本人对旧有的台湾形象有了很大的改观。因为对年老一辈的日本人而言，当年的蒋介石对战败的日本采取“宽恕的”态度，当中有不少人因而对其感到有恩有义；但不能否认的是，日本人普遍对“两蒋时代”的台湾印象，就是受国民党高压统治下的“白色恐怖”。所以，曾留学日本京都大学的李登辉，其亲日的言行举止，加上推动民主化的进程所带来的影响絶不能过低评价。最能反映其影响力的例证之一，就是去年四月，李登辉尝试申请签证到日本治疗心脏病之际，日本的传媒竟口径一致全都表示支持。
　　
　　此外，随着冷战构造的崩溃，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如何被定位及评价，以至对中国的观感的不断变化，亦是其中一项因素。因为日本人无论在政治或经济上，如何与日益强大的中国交往，都无法取得意见一致的共识。而据日本的内阁府每年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八十年代有近百分之八十的日本人对中国抱有亲切感，但至近年却低跌至祇得百分之四十至五十。日中关系与日台关系是一个问题的正面与背面，因而不能否定的是，日中关系的恶化却反带来了日台关系的转好。
　　
　　由于日台关系中限制了政府间的交流，所以由国会议员的交流来填补这方面的空白。而最近日本的议员方面，可能亦受到台湾议员的带动而起连锁反应。特别是年青一辈的议员亦活跃起来，其中日本众议员小林兴起就发起组成了“自民党·日台友好议员连盟”。此外，众议员中川昭一亦在“日华议员恳谈会”中，组织一个“二十一世纪委员会”。与此同时，近年访问台湾的年轻国会议员亦见增加。
　　
　　今年一月，日本的经济产业省副大臣古屋圭司，前往台湾参加亚东关系协会会长庄铭耀的丧礼，亦成为了日本首位现役的副大臣（副部长）访问台湾的实例。
　　
　　此外，日本民主党干事长菅直人，今年五月四日在上海参加一个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合办的研讨会时，其演讲“震惊四座”，呼吁“中国应该允许台湾加入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菅直人的谈话，完全推翻了一九七二年所规定的日台关系框架。虽然不太清楚菅直人可否充分明瞭到自己这番发言的份量，但出自日本重量级政治家的这番话的本身，亦将目前日本的对台有关变化浮现出来。
　　
　　而在日本政府方面，同样看到了发生转变的征兆。虽然在维持非政府间的实务关系这项大前提下，日本政府亦认为须继续维持及发展日台间稳定而多方面的关系。在去年十月的上海APEC会议上，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平沼赳夫，与当时的台湾经济部长林信义会谈，双方同意由民间机构来研究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日台之间有关自由贸易的协定，不仅要考虑经济方面，同时亦必须顾及到政治方面。但值得关注的却是，这种会谈时所达成协议的消息，竟是由日本方面向外发布。另一方面，日本的经济产业省及“日本经团连”已设立事务局，正检讨委托民间的智囊组织来进行研究。
　　
　　有关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WHO（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的问题上，日本的官房长官福田康夫在会见记者时表示：“希望台湾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WHO”，而外相川口顺子在评论有关问题时，却未有明确表明态度：“会重视共识”，可见日本政府方面亦有了很大的转变。
　　
　　由于台湾已成功加入有“经济上的联合国”之称的WTO，因此争取加入WHO，成为台湾提升其国际地位的下一个目标，亦是最受重视的外交目标。台湾驻日代表罗福全曾指出，“台湾事实上已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国际社会理所当然的应给予台湾加入WHO的地位”。相反的是，中国大陆方面却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强烈反对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属于联合国专门组织的世界卫生组织。据消息透露，日本政府方面改变方针，主要是总理官邸方面的意向发挥了强大的作用。在官房长官福田康夫发表这番评论前，总理官邸方面已极秘密地，向台湾通报了日本政府会改变方针及有关的要点。
　　
　　（原载《中国评论》二○○二年十月号，作者系日本中国问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