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月二十八日提交日本第一百四十二届国会审议的《周边事态法案》以及修改后的《自卫队法》和《日美互相提供物品与劳务协定》，在日本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三个法案的出台是继去年九月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后，日美两国在强化安保体制方面又一重大步骤。日本国会通过这些法案，即意味着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法律框架正式完成，自卫队将在日本领土以外的“热点”冲突中披挂上阵，在军事上扮演重要角色。日本也会迈出从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的重要一步。
　　
　　突破“专守防卫”方针的尝试
　　《周边事态法案》以及《自卫队法》、《日美互相提供物品与劳务协定》的修正案目的是为实施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扫清障碍，把赋予自卫队的新任务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周边事态法案》共有十二个条款。其中主要的规定有：在日本周边地区发生危及日本安全的紧急事态即所谓的周边事态时，日本政府将采取措施对美军进行后勤支援，在后方地区展开救援活动，对试图突破封锁线的船舶实施检查等（第一条）；日本政府可要求地方自治体和民间人士予以合作（第九条）；自卫队在执行救援任务和登船检查时得以自卫为由使用武器（第十一条），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九二年六月通过的《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中规定自卫队在执行维和任务时祇能使用小型武器，而《周边事态法案》中却没有这一限制。
　　
　　《自卫队法》于一九五四年六月问世，规定自卫队以防卫日本为宗旨，不能向海外派兵。一九九四年十一月进行了一次重大修改，新增了自卫队可出动飞机执行到战区撤离本国侨民任务的条款。这一次的修改一是明确自卫队在执行接运本国侨民任务时除可使用船舶外还可使用直升机，其次是增加了自卫队在接运过程中为保护侨民和自卫可使用武器的条款。
　　
　　《日美互相提供物品与劳务协定》是一九九六年四月签署的。它原先祇适用于和平时期的训练和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协定的修改案则规定，在发生周边事态时，自卫队也可向美军提供除武器弹药以外的军需物资和劳务等。
　　
　　  这三个法案的出台在日本自卫队历史上堪称一大突破。自卫队成立以后，一直奉行“专守防卫”、“不向海外派兵”的方针。根据一九六○年的日美安保条约，美国承诺在日本遭到侵略时将配合自卫队共同保卫日本（第五条）；而在远东地区出现紧急事态时，由美国单独应付，日本祇需向美国提供其“设施和区域”（第六条）。一九七八年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基本上沿袭了上述规定。但是，《日美安保联合宣言》以及一九九七年九月公布的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却规定，在日本的“周边地区”出现紧急事态时，美国不仅可以利用日本的所有民用机场和港口，而且自卫队将以实施“后方支援”为名，向美军提供作战情报，供应除武器弹药以外的作战物资，运输包括武器、弹药在内的美军物资，在日本领海以外、毗邻战区的公海上扫雷以及在公海上对试图突破海上封锁线的船只强行登船检查，等等。这就表明日美安保体制已从主要的“保卫日本”演变为以“防止地区冲突”为主，从日美双边的军事安排演变为对第三国和地区进行干预。如果说《日美安保联合宣言》和新指针尚不具有约束力的话，《周边事态法案》和修改后的《自卫队法》却从法律上为自卫队在日本领土以外配合美军作战提供了依据，进一步为自卫队打开了向海外派兵的大门。这不仅是对“专守防卫”方针的肢解和阉割，也直接违背了日本国宪法的精神。
　　
　　在酝酿《周边事态法案》时，执政联盟成员之一的社民党、先驱新党以及在野的民主党、共产党等都提出了反对意见。许多国会议员对《周边事态法案》规定是否属于周边事态的认定权归内阁会议表示强烈不安，认为它将使国会的监督权形存实亡。有的评论家指出，《周边事态法案》的诞生意味着自卫队将最终与“专守防卫”方针诀别。尤其是《周边事态法案》强调为迅速和有效地配合美军，在发生紧急事态时内阁可制定详细的行动计划并付诸实施，祇需事后向国会报告，这即使在作为“普通国家”的美国也是不容许的，更何况是有拥有和平宪法的日本。一些有识之士在剖析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时曾批评它是自卫队的“自动参战装置”，《周边事态法案》的出台给这种装置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
　　
　　在台湾问题上放出“试探气球”
　　人们注意到，随着《周边事态法案》的出笼，台湾海峡是否包括在日美防卫合作适用范围中的问题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
　　
　　始作俑者的是日本外务省的事务次官柳井俊二。四月十六日，这位外务省的第二号人物在东京都的一个研讨会上宣称，“周边事态”的范围和《日美安保条约》中“远东”的范围在概念上是“一致”的。柳井的发言突破了日本政府有关新指针中所谓“周边地区”不是地理概念的解释，一时舆论大哗。四月二十三日，外务省条约局长竹内行夫在参议院外交防卫委员会质询时，再次重申政府的一贯立场，婉转地否定了其上司的发言。几天后，日本最大报纸《读卖新闻》却报导说，日本政府已拟定了关于“周边事态”的新的见解，即可能发生“周边事态”的地理范围包括台湾海峡和整个朝鲜半岛在内，除了一九六○年日美安保条约提到的“远东地区”外，还包括其周边地区。对《读卖新闻》透露的日本政府新见解，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位政府领导人和官员予以否认。这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有关日美防卫合作是否包括台湾海峡的问题由来已久。《日美安保条约》最初就是针对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制定的。一九六○年，《日美安保条约》修改后增加了第六条，即所谓日本对美军在远东地区采取的军事行动“提供设施和区域”的“远东条款”。根据一九六○年日本政府的统一见解，“远东地区”被定义为“有助于驻日美军使用日本的设施和基地抵御武装攻击的地区。大体上这一地区是从菲律宾以北到日本及其周边地区，包括韩国和台湾（原文为“中华民国”）所管辖的地区。”这是对中国主权明目张胆的侵犯，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政府的严正批驳。
　　
　　七○年代以后，随着中日关系、中美关系相继正常化，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有明显转变。福田纠夫、大严正芳和园田直等历任日本外相先后表示，“如果台湾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当然将从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中予以剔除。”“关于日美安保条约的执行一事，作为我国，打算把今后的日中两国友好关系放在心上而慎重地去考虑。”“由于美中关系已经正常化，今后至少不会发生武装冲突，美国也不会行使武力……在日美安保条约的第六条的解释中，台湾曾划入远东范围。这样做是否没有必要了呢？”应该说，这是日本领导人顺应历史潮流，在台湾问题上所作的合理抉择。
　　
　　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和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日本有少数政治势力企图用“台湾牌”牵制中国，出现了在台湾问题上开倒车的现象。一九九六年三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沿海地区举行军事演习期间，美国出动了两支航空母舰特混编队前往台湾海峡游弋。四月十七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当时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发表有关安全保障的联合宣言，声称日美同盟是维护亚太周边地区安定和繁荣的基础，日美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卫合作，包括共同应付在日本周边地区出现的不测事态。这以后，日本国内频频出现日美两国必须阻止中国在台湾海峡动武的挑衅性言论。对此，中国领导人严正指出，日美加强防卫合作不应该超越两国的范围，中国坚决反对把台湾海峡纳入日美防卫合作的范围。
　　
　　一九九七年七月，自民党干事长加藤纮一访华。期间，他曾对中国领导人表示日美修改防卫合作指针并不是针对中国的。孰料这一发言竟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当时还担任内阁官房长官的梶山静六公开批评加藤的发言违背了日本的国家利益。他在八月十七日接受朝日电视台采访时妄称，日美防卫合作的适用范围“理所当然地包括台湾在内”。梶山静六的讲话引起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刚刚趋向改善的中日关系又一次出现后退迹象。有鉴于此，在九月初桥本首相访问中国，以及十一月中国总理李鹏访问日本期间，日本政府领导人一再向中国解释，日美安保体制主要是防御性的，“周边地区”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必须“着眼于事态的性质”加以认定，日本无意改变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等等。
　　
　　出于维护中日友好大局的考虑，中国方面在表明自己原则立场后并没有过多地在这一问题上纠缠。但是，日本有些居于负责地位的官员却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以为中国急于改善与美国、日本的关系，哪怕在新指针问题上稍稍有些“越轨”的话，中国也不会做出激烈反应。于是就有柳井的发言和日本政府对“周边事态”地理范围的新的界定。
　　
　　柳井的发言和《读卖新闻》的报导，可以说是旨在测试外界反应程度的一个“试探气球”。其所以值得注意，一是因为它突破了日本政府迄今为止就“周边地区”不是“地理概念”的解释；二是它再次暴露了日本少数政治势力处心积虑要介入台湾海峡局势的意图。这既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也是明目张胆地践踏日本自己庄严承诺的国际条约。如果听任某些人把台湾海峡纳入日美安保体制的适用范围，那就意味着把时针拨回到中日、中美两国都没有邦交的一九七二年以前，这是不折不扣地开历史的倒车。不要说中国政府和人民絶不会答应，国际社会也不会容忍这种出尔反尔、背信弃义的行径。
　　
　　桥本内阁一意孤行原因何在
　　《周边事态法案》等提交国会后的第三天，日本防卫厅长官久间章生踏上访华的旅途。本来，作为对今年二月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访日的回访，中日两国防卫当局最高负责人的对话有助于增进两国的相互信任和友谊。遗憾的是，《周边事态法案》的出台给刚刚走上轨道的中日高层防卫交流笼罩上了一层阴影。迟浩田部长在会见久间长官时明确指出，“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地把台湾海峡纳入日美安全合作范围，都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朱镕基总理在接见久间时，也要求日本严格遵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不要做任何可能损害《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事情。日本记者就此报导说，“中国态度的严峻程度超出了预料。”其实，这是应该想得到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一面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和邻国友好，一面却把这个国家的一部分领土纳入它与另一个国家防卫合作的范围。而一旦这样做了，不管怎么解释都不能掩盖其侵犯别国主权的实质。
　　
　　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开倒车的做法在日本国内也遭到强烈反对。在日本的知识界颇有影响的《朝日新闻》发表社论指出，日本政府应该按照“一个中国”的政策，明确表明台湾海峡两岸不属于“周边事态”的范围。社民党从开始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时就明确指出，应该把台湾海峡从日美安保合作的范围中排除出去。由于自民党拒不接受，执政联盟围绕新指针问题的政策协商因此破裂。这一次，自民党又不顾社民党和先驱新党的强烈反对，坚持召开内阁会议通过《周边事态法案》并提交国会审议。社民党党首土井多贺子忍无可忍，宣布该党将在第一四二届国会结束前终止与自民党的联盟，先驱新党也表示将采取同一步伐。延续四年之久的自民党、社民党和先驱新党的执政联盟终于降下帷幕。而日本最大在野党民主党的党首菅直人在访美期间也明确表示，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不应该把台湾海峡包括在内……
　　
　　日木政府为甚么会不顾国内外的强烈反对，一意孤行呢?
　　
　　日本傅媒认为，这是为防止日美关系滑坡而做出的一种政治姿态。最近一段时期，日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摩擦增多。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日本方面反应迟钝，没有承担起“救市”的责任，美国对此颇为恼火。日本虽然向亚洲一些国家提供了若干紧急援助，但主要还是着眼于拯救本国金融界的贷款，避免它们成为收不回的坏账。而由于日本国内需求疲软，日元走低，不仅无法吸纳更多的亚洲国家出口产品，反而在国际市场上挤占了其他亚洲国家的出口份额。
　　
　　近一时期，美国朝野屡屡敲打日本，抨击日本是亚洲金融危机旷日持久的“根源”。许多迹象表明，日本如再不拿出行动缓解与美国的对立，就有可能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的围攻。再加上克林顿在六月下旬访问中国时，却拒絶顺道访问日本，这也被认为是日美关系“滑坡”的信号。
　　
　　尽快通过《周边事态法案》，在安保问题上作出靠拢、顺从美国的姿态，便成为桥本内阁的头号课题。于是，它便不惜对内与社民党、先驱新党翻脸拆伙，对外冒同中国关系恶化的风险，走出了这步险棋。
　　
　　急于推出《周边事态法案》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日本要想借日美安保条约这艘“船”，实现它争当政治大国的宿愿。近年来，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膨胀，追求政治大国的地位成了一些政治家梦寐以求的战略目标，而羽翼丰满的自卫队也急于在国际舞台上炫耀其军事实力。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在竭力谋求主宰国际事务的霸主地位的同时，开始更多地要求盟国分担防务。这就给日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另外，日本作为地处东亚一隅的岛国，国土狭小，缺乏战略纵深，加之大部分资源仰赖进口，每年有六亿吨以上的物资依靠海上运输，它对安全问题特别敏感也是可以理解的。冷战结束后，日本最感威胁的是朝鲜半岛爆发武装冲突；同时，它也担心中国强大后可能成为其威胁。日本深感需要继续拉住美国，寻求美国军事力量的保护；而美国要求日本在共同防卫中承担更多的责任，恰好符合日本摆脱战败国地位及“和平宪法”的限制，成为“普通国家”的要求。
　　
　　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的问世，使自卫队可以“借船出海”，打着维护亚太地区安定的旗号，更多地介入本地区的“热点”冲突。这是一种难以抑制的内在冲动。既然走出了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第三步。
　　
　　听其言不如观其行
　　日本领导人曾不止一次地表示决不做军事大国。但是，哪怕再真诚的表态也祇是一种主观意向，而意向是随时可以改变的。正如评论家江畑谦介所指出的，“祇要日本感觉到有此必要的话，是可以轻易推翻迄今为止的表态的。”
　　
　　事实上，从五十年代到现在，日本所作的一系列带有自我约束性质的宣言、承诺，诸如“不向海外派兵”、“防卫费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一”以及“武器出口三原则”等，很少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它们往往不是被置之脑后，就是被任意肢解和阉割。
　　
　　日本国宪法第九条规定不准拥有陆海空三军和其他战争力量。在自卫队成立之初，吉田茂首相也以自卫队并不拥有“战争能力”为由，为自卫队辩解。可是，如今，谁也不能否认自卫队已是东亚地区屈指可数的一支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陆上自卫队人数虽不及昔日的“皇军”，其火力和机动能力则远远超出“皇军”数十倍；海上自卫队大型战舰的数量在亚太地区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其主力舰队的总吨位数及先进程度令老牌海军强国英国也自叹不如；航空自卫队拥有的战力出众的P-15J战斗机是除美国以外最多的。人们不能不担心，《周边事态法案》的出台将给日本自卫队进一步打开派兵出国的大门，在介入“热点”地区冲突的“舞台”上披挂上阵，炫耀武力。
　　
　　本世纪上半页的历史证明，走军事大国之路祇能给日本民众及世界带来灾难。面向二十一世纪，日本何去何从，世人将拭目以待。
　　
　　对日本领导人来说，如何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取信于国际社会是日本迈向新世纪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原载《中国评论》一九九八年九月号，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室主任、敎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