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日美对日美安保条约的再确认，及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美正式决定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可以视为是冷战结束以后，亚太地区安全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它反映了亚太各国根据冷战后的情况，重新调整了自己的安全战略，并在结构化。它也大致上确定了中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的安全环境，值得重视。
　　
　　美、日、东盟的亚太战略意图及对中国的政策
　　亚太地区的安全格局，主要是由美国、日本、中国、东盟这三国四方的战略意图，及力量的对比、组合和集体安全合作制度化的可能所决定。相比之下，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虽具危险性，一旦触发，会牵动亚太的全局，但亚太的主要力量对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都是一致的，因而不构成战略上的分歧与冲突，也不成为影响亚太安全格局的重大因素。就格局而言，我们主要来分析美国、日本、东盟的战略意图。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辩论和摸索之后，美国形成了新的世界战略，其中的两个重点就是面对大西洋的欧洲战略，和面对太平洋的亚太战略。美国欧洲战略是通过北约东扩，重建新的大西洋联盟，重新确认了美欧军事结盟关系，对欧洲实现了战略控制，防止俄罗斯作为新的威胁出现。随着北约东扩的实现，美国的战略重心正在向亚太转移。
　　
　　美国亚太战略的重点是东亚。东亚是经济上充满活力的地区，但政治上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同时，在东亚还存在着一个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转化的日本，和一个正在崛起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美国在亚太具有重大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也力图对亚太实行战略控制。为此，美国制定了东亚战略，它包括这样一些内容：保持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加强与盟国的军事结盟；推进多边的安全合作机制；对中国实行全面接触政策。实施这个东亚战略，最关键的是加强与日本的军事结盟，与推行对中国的接触政策。
　　
　　加强与日本的军事结盟，既可借助日本的财力和人力来加强美国的战略优势，又为美国长期在东亚保持军事存在提供了条件。即使将来南北朝鲜统一后，美国也可以日本为基地长期驻军。同时，美日军事结盟又限制了日本走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来实行防卫的道路，防止日本成为可以向美国挑战的军事大国。
　　
　　美国加强与日本的军事结盟，为美国在东亚实行战略控制提供了基础，而要实现这种战略控制，则需要对崛起的中国实行接触政策。这个政策的前提是，美国认为具有不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中国，经济发展蒸蒸日上，且具有自己独立的战略意图，又不在美国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之内，未来具有成为挑战或威胁美国利益的可能性，但目前并不构成现实的威胁。而且，在维护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上，美中之间享有广泛的共同利益。要对东亚实行战略控制，必须把中国融入现存的国际体系，使中国成为一个遵守国际规范的大国，而避免与中国之间新的冷战；同时又能保障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利益，在全球和亚太的范围内就共同利益开展合作，这就必须对中国实行全面接触的政策。因而美国的对华接触政策实际上包含“防范、促使变化”和“进行合作”这两方面的内容。祇有在对华接触政策的基础上，美国才能进一步推行亚太的集体安全体系，并实现对亚太的战略控制。
　　
　　冷战以后的日本，处于由经济大国向追求政治大国地位的转化遇程中，也在寻找新的战略定位。八十年代借助于经济的强势，以及日美贸易摩擦的尖鋭化，在日本出现了敢于对美国说“不”的声音。不再甘居人下，甚至要与美国一争高下的想法，在日本一度颇为流行。冷战结束以后，美日经济竞争力的强弱逆转了，面对仍保持唯一超级大国威势的美国，和快速成长的中国，以及仍处于紧张对峙中的朝鲜半岛，日本国内经过反复辩论，终于选择了加强与美国的军事结盟，支持美国在东亚长期军事存在的战略选择，一方面借助于美国的力量可以防范北朝鲜，以致于未来中国可能对日本构成的威胁；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日美安全同盟而扩大日本自身的军事活动范围，为最终实现战略独立自主化作出重要铺垫。因此，一九九六年美日重新确认安保体制，并于一九九七年九月完成了日美防卫指针的重新制定。它表明日本在冷战后仍把美国视为靠山，不惜出钱、出力为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提供条件，而且在军事行动上与美国密切合作，配合美国实行战略控制。在新的防卫指针中，把防卫范围由对日本的本土防卫，扩大到日本的周边地区，反映了美国对东亚实行的战略控制符合日本的利益，而且日本也希望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日本对中国虽有防范之意，但并不把中国作为现实的威胁来源。对日本来说，中国目前处于非敌非友状态，没有战略信任的基础。由于与中国祇一水之隔，而且中国既大，发展又快，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必须有从战略上防范的安排。但是，中日之间也可以通过接触来增加战略信任，从而避免冲突，达到和平共处和经济上的合作。因此日本也积极奉行对中国的建设性接触政策。与美国相比，日本更不坚持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社会制度上改变中国，它的对华政策称为“软接触”。同时，在维护亚太的和平与稳定上，日本与中国又有共同利益。这又构成了中日之间可以进行战略性对话、扩大合作的基础。为把中国融入国际体系，除日中高层次互访经常化之外，日本又积极提倡中日美进行政府间的战略对话，以构筑战略合作关系。此外，中日之间在经济上的共同利益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构成了中日之间必须走向合作的基础。
　　
　　从东盟国家来看，他们的战略意图也是明确的。东盟主要由中小国家组成。他们不同于美国，具有追求战略优势，或实现战略控制的企图，但是他们的利益又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们的目标是希望在亚太地区保持战略平衡，从而达到维持和平与稳定的目的。面对东亚所存在的日本、中国这两个正在上升的大国，东盟国家心存担忧，怕东亚出现新的霸权为所欲为，因而积极支持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对于美国，东盟的许多国家都与之有传统的安全合作关系，美国也曾在菲律宾设有军事基地。虽然一些东盟国家对美国在政治上的霸权行径并不满意，但在安全上则把美国视为维护亚太和平与稳定的积极力量。他们认为美国在亚太的利益清楚，战略行为透明度高，也知道如何与美国打交道的游戏规则，因而可以借重美国的力量来对日本、中国实行牵制，实现战略平衡。
　　
　　对于日本，东盟国家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与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对于日本有人对二战中的战争罪行不能深刻认罪的态度，东盟国家的反应也不如中国和韩国及朝鲜那样强烈。东盟国家具有接受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余地，但是，对日本也存有戒心。日本追求极致的民族性格和国内尚存的军国主义势力残余，在重建军备和不受牵制的情况下，不能说没有走称霸道路的可能。因而东盟国家主张对日本也必须实行牵制。中国的强大，与美国的军事存在，甚至日美安全合作．这都是对日本实行牵制的条件，东盟国家对此表示欢迎。
　　
　　对于中国，东盟国家既不同意西方鼓吹的“中国威胁论”，积极发展与中国的政治对话和经济合作，但又对中国心存忧虑。东盟国家认为中国太大，东盟所有国家的人口加在一起还不到中国的一半，靠得又太近，而且中国的发展又非常快。从地缘政治上来看，构成了需要防范的对象。东盟一些国家与中国有领土争端，而且也发生过冲突。中国明显具有独立的战略意图，对于参加集体安全对话并不热衷，军事发展又不透明。从这些情况出发，东盟国家既希望与中国对话与合作，又希望中国的发展和行为受到牵制和约束。他们还认为单单靠日本不足以制衡中国，因此美国必须在东亚保持军事存在。对于日美安全体制的重新确认，东盟国家实际上是接受的。但他们希望美日合作祇对中国起牵制作用，而不是真正与中国交恶，否则所引起的冲突，也会影响到东盟国家的利益。
　　
　　东盟对于美国，以及美日安保体制是借助，而不是顺从，或以此为保护伞。东盟始终没有放弃政治上的独立性，以主动的姿态来倡导、促使亚太安全的多边合作，促使各大力量之间的平衡，甚至于通过倡导召开欧亚首脑会议的方式，来平衡美国在亚太的影响。
　　
　　中国所面对的亚太战略环境
　　从以上分析看出，东亚的环境具有接受美国东亚战略，包括日美安全合作的基础。除东盟之外，韩国对此实际上也是接受的，祇是对新的日美防卫指针中日本扩大防卫范围表示警惕，不允许日本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在韩国境内实行防卫。对此坚决反对的祇有朝鲜。可以预见，祇要美国在日美安保合作的基础上，认真实行对中国接触政策，就有条件落实其东亚战略。而十月二十四日克林顿总统所发表的对华政策的演讲，反映了美国将坚定不移地推行对华接触政策的决心。江泽民访美的成功，也表明了美国的对华接触政策已开始实施，在美国东亚战略和日美安保体制下寻求和平共存和合作之道，是中国在亚太面临的主要外部环境。
　　
　　虽然中国与俄罗斯已达成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但是它对于改善中国在亚太的地位作用是有限的。这是由于俄罗斯本身国力不济，又面对北约东扩的压力，对亚太的事务参与有限。而且，俄罗斯在东亚亦实行相互牵制的战略，如在与中国建立战略协作伙伴的同时，又提出同日本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在卖先进武器给中国的同时，也卖给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其意图似乎是尽可能改善与东亚国家的关系，宁要一个东亚相互制衡的结构，而不支持哪一个国家的战略意图。俄罗斯虽然也对美国企图主导世界事务的意图与行为表示不满，但在亚太却并不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力量存在。因此中国所面对的亚太战略环境，主要是处理与美国、日本、东盟以及朝鲜半岛的关系。
　　
　　中国的亚太战略意图及所面临的挑战
　　怎样来评价冷战以后中国在亚太所面临的战略环境呢？它已不是以共同对付某一个霸权所结成的战略合作关系，中国所面对的局面是在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介入，并能实现战略控制的条件下，形成相互制衡的力量格局，并将逐步形成安全合作的秩序或机制。而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中国的力量发展不仅受制衡，而且被要求必须融入这个安全合作的秩序和机制。
　　
　　从中国的战略意图来看，首先考虑的是为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必须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在保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上，可以与亚太的这个战略环境找到广泛的共同点。从美国到日本．目前都没有把中国作为战略对手的意图，而都期盼中国与他们在维护亚太的和平与稳定上进行合作，更不用说东盟国家在这一点上与中国的一致性。朝鲜半岛的局势虽仍紧张，但在双方和其他国家的努力下，有可能避免战争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处在一个没有直接战略威胁，同时又有与其他国家广泛进行战略合作余地的环境中。
　　
　　但是，从中国一贯主张独立自主、保持自己战略独立性的目标来看，在亚太地区则面临着新的挑战。美国、日本、东盟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对中国在战略上存有不信任感，或有所担心。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迅速强大，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力图保持自己的战略独立性。美、日、东盟都希望把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成为亚太安全秩序或机制中负责任的一员。如果中国执意要置身于亚太安全秩序或机制之外，可能会进一步引起其他国家对中国战略上的疑虑，并加以防范，甚至于会引发新的“中国威胁论”。值得注意的是，不仅美日对中国存有防范的一面，东盟国家也是如此。他们所希望的中国是在战略上受牵制的、是能遵守国际规范的中国。美、日、东盟国家对中国都缺乏战略信任。亚太安全秩序或机制的建立，在他们看来中国能否参加成为问题的关键。目前这个问题还有待解决。他们希望用“接触”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从而可以避免新的冷战。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不予合作，就难以与他们增加战略信任，并在安全合作上取得进展，他们与中国的矛盾有可能会上升甚至激化。如何在保持自己的战略自主性，与取得其他国家的战略信任，在建立亚太安全程序或机制上合作之间寻找平衡点，是中国今后在亚太地区安全领域中的重要挑战。如何处理，将会引导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是更为宽松，还是更为严峻。
　　
　　美日修改防卫指针触及台湾问题
　　从战略上来看另一个问题是封台湾问题的影响。虽然美国和日本在与中国交往中都强调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但在日美防卫指针修订时，把防卫范围扩大到日本周边地区，包括了台湾海峡。为掩饰这种修改，日美都向中国解释，防卫没有明确的地理范围，是指特定事件而言。但事实上，日本的官房长官梶山静六已一语道破防卫范围包括台湾海峡。日本和美国都有意把台湾海峡包括在防卫指针的范围之内，是为了在当中国采用非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时保持“模糊性”，以保持战略主动性和威慑性。这可以看作是美日两国为实现对东亚的战略控制，维护台湾与中国分离现状的一种战略措施。
　　
　　在是否保卫台湾的问题上采取模糊性，是美国的一贯做法。美国曾一方面与北京签署三个公报，一方面通过“台湾关系法”，其目的在于维持台湾问题的现状。一九九六年春天中国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演习时，美国派出两组以航空母舰为首的舰群，就是这种模糊政策的具体表现，以通过威慑来维持现状。日美防卫指针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日本也尾随美国，公开在台湾问题上用保持模糊性的方式，表明了要干涉的意图。而且日本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不惜牺牲与中国的关系，始终不愿意对防卫指针再做修改。这是在台湾问题上国际环境新发生的变化，是值得重视的。在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日美防卫指针公布后，台湾当局即表示欢迎。这反映了防卫指针的修改确实对企图保持分离状态的人起了支持的作用。  
　　
　　从另一角度来看，美日在修改防卫指针中的做法，实际作用并不大，相反可能会导致被动。因为中国政府本来就希望和平统一台湾，无意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不放弃武力祇是为了防止台湾独立和外力干涉。目前正是因为台湾某些领导人坚持分裂的路线，要求改变台湾现状才导致海峡两岸的紧张。要维持台湾海峡的稳定，首先必须约束台湾方面的分裂行为。如果美日不能约束台湾的分裂行为，面对因台湾坚持分裂而导致的两岸冲突持干预态度，显然使自己背上了难以承担的包袱。在台湾主张分裂而不得不动武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并不会因为担心美日的干预而放弃动武，届时美日反而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要就是放弃干预台湾问题的立场，要就是公开站在中国的对立面为敌。而这个代价之大，是美日的任何一个决策者都不得不三思而行的。
　　
　　中国应主动提出建议形成亚太安全体系的规则
　　面对亚太这样一个战略环境，应该说中国所面临的机遇要远远大于挑战。在和平共处、独立自主的原则基础上，中国具有与美国接触政策互动的广泛空间，也具有与日本进一步发展和平友好合作关系的前景，更具有与东盟国家发展和平与合作关系的条件。与亚太其他国家合作，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也是可能的。在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下，中国希望争取一个长期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是可以实现的。这对于中国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另一方面，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也不容忽视。这个挑战从安全和战略的角度来看，是怎样处理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关系。在安全问题上，在哪些方面、多大程度上与之合作？又在甚么问题上、在多大程度上保留自己的独立性?中国虽然要求建立更为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在安全问题上，并没有主动地提出建立甚么样的规则或体系。而对于其他国家所提出的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也并没有积极的反应。这种情况往往不利于帮助改善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反而引起其他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的怀疑。看来，在冷战以后的亚太、各国之间增加安全和战略上的对话与信任，加强合作，最终形成一个具有明确规则的安全体系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祇有适应这种环境，积极加入，甚至于主动提出建议规则才能使之更有利于中国。
　　
　　在亚太的美国、日本、东盟国家这几个力量中，东盟国家是祇有自保之心，而没有战略野心的。加强与东盟国家的战略信任与合作，将更有利于改善中国在处理与美、日关系时的地位，增加中国的议价能力，也可以使亚太的安全秩序的形成更反映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利益。东盟国家与中国现在最尖鋭的矛盾是在南海领土争端上。如果按照“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在这个问题上能有新的进展，将大大改善中国与东盟的关系。
　　
　　台湾问题仍然是中国面临的一大问题。美日在修订防卫指针上的态度虽然给中国的和平统一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但美日也担心台湾在分裂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而把他们拖下水。因此他们的战略意图仍是维持现状。在这种条件下，台湾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来说是要靠中国大陆自身的发展，靠正确政策，从而限制台湾分裂主义活动的空间，也使美日难以阻挠两岸关系不断发展，以及最终走向统一的趋势。
　　
　　（原载《中国评论》一九九八年一月号，作者系上海社科院亚太所所长、敎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