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十分担心美日经济关系
　　由于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东盟国家经济的飞速增长，再加上中国令人注目的经济增长，人们普遍认为二十一世纪将是亚太世纪。尽管目前发生在东北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危机使得这种前景多少有些黯淡，但是日本政府仍然将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作为其今后国际关系的主要目标之一。事实上，日本政府早就意识到勾画一个蓝图来促进二十一世纪的和平与繁荣的重要性，而且声明，由于担心随着冷战的结束，促进该目标实现的巨大推动力将会消失，因此，日本政府还具体阐明了究竟应该做些甚么去实现这个蓝图。
　　
　　在日本政府看来，为了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除了需要降低诸如朝鲜半岛关系、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造成的地区冲突的紧张程度外，还必须考虑到一些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诸如维持亚洲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稳定中美关系。然而，由于美国冷战后的亚洲政策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因此日本政府必须先处理美日关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为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政府认为保持和美国的友好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两个国家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由于冷战后的第一任美国政府——克林顿政府对双边贸易摩擦采取强硬政策，日本政府十分担心美日经济关系的发展。一九九二年比尔·克林顿之所以能够击败乔治·布什，是因为布什没有花大力气应付从一九九○年开始的美国经济衰退，因此，尽管布什在海湾战争中赢得了辉煌的胜利，但仍然不可避免要引起那些指望分享冷战后“和平胜利果实”的选民的不满，从而在选举中败北。而克林顿政府，正是通过呼吁“变革”，宣布把重建美国经济大厦作为其政府的最优先发展考虑，从而赢得了这些选民的支持。在克林顿政府里，外交政策本身并没有多大价值，但是它可以作为一个工具去实现重建美国经济的国内政治目的。
　　
　　结果，克林顿政府挥舞着其超级贸易三零一制裁条款，要求日本政府在诸如汽车零配件等领域作出让步。所以，尽管一开始美日之间的商谈呈僵硬态度，而且日本断然拒絶了这种要求，但是到了最后关头，一九九五年六月底，在美国政府作出制裁的最后期限到期之前，双方政府最终达成了妥协。
　　
　　此外，克林顿政府在经济摩擦中对日本采取强硬政策，事实上是由于克林顿政府在亚洲政策上缺乏一个坚定的基本方向所致。在对俄罗斯的政策上，克林顿政府继承了布什政府的政策，并且积极推行支持俄罗斯民主化以及支持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政策。然而，在对中国政策上，克林顿尖鋭地批评布什政府在八九天安门事件后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做法。这样，由于克林顿执行一项将一年一度的最惠国待遇的赋予和改善人权状况挂钩的做法，中美关系很快走向了恶化。
　　
　　美日如何应付中国
　　就克林顿政府的对日政策而言，在日本和美国政府里都有相当多的人士觉得改善两国关系是十分紧迫的任务。美国方面的主要人物有PauI Giarra——国防部日本司负责人，以及Ezra Vogel——前美国国家情报局东亚事务的高参、现哈佛大学敎授。他们一致认为在冷战后的这种世界大环境下，重新评估两国之间的安全关系是十分重要的。一九九四年九月当约瑟夫·奈，这位国际政治学学者和哈佛大学的敎授，被任命为美国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时，对于这些主张改善两国关系的学者来说，机会终于来临了，他们可以就美国东亚政策作出一个前后一致的报告。
　　
　　尽管奈和他的小组成员目的是使对日关系稳定化，但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意识到美日关系本身如何重要，而是他们认为稳定美日关系对于美国安全政策十分重要。美国冷战后的军事战略，改变了冷战时期准备应付一场全面战争的做法，而代之以准备在两个地区同时应付两场地区冲突。而且，由于美国亲身经历了发生在朝鲜半岛和海湾的冲突，它意识到一旦必须应付在这两个地区发生的冲突，其在日本冲绳的军事基地就显得十分重要。
　　
　　从美国的国家利益的立场出发，因为东亚地区国家经济飞速增长，且东亚正成为世界上最令人注目的经济增长地区，又因为美国同亚洲地区的贸易额目前也已经超过了其贸易总量的百分之三十六。因此，为了美国的繁荣，亚洲必须繁荣，美国也必须和亚洲保持良好的关系。并且正是为了美国的繁荣，实现亚洲地区的安全以及确保海湾地区石油的供应，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在。
　　
　　一九九五年二月，奈和他的小组成员发表了一份名叫“美国的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的报告。这个由奈倡导的报告实质上是一份维持现状的报告，要求确保美国在东亚的驻军维持其现有的水平，即一百万军队。
　　
　　然而，这份报告通过继续强调美军在亚太的军事部署，消除了亚洲国家对美军撤退后亚太格局的担心。事实上，在过去的岁月里，尽管东盟地区论坛反对扩展一些影响经济增长的负面因素，亚洲国家仍一直在扩展军备。因此，对于美国来说，通过其继续在亚洲驻军，保证该地区的战略平衡不会因为“权力真空”的出现而突然倒塌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亚洲国家来说，中国的崛起而非日本作为一个军事大国的出现，将更有可能改变此地区的战略平衡结构。事实是，中国一直以一个和其飞速的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方式朝着军事力量现代化的方向稳步前进。随着中国和邻国在位于南中国海的普拉塞尔（西沙群岛Paracel）和斯普拉特利群岛（南沙群岛Spratly）发生地区冲突，中国军事力量现代化的趋势引起普遍关注。尽管奈和他的小组成员也将中国看成一个潜在的对手，然而他们制定的对中国政策不是遏制中国，而是推行在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国际社会中和中国保持接触的政策，使中国逐渐融入国际社会。他们深信，这种接触政策很有可能成功，因为中国现在取得的经济增长本身就是两方面事实作用的结果：一是西方利益开始越来越多地直接投资于中国，二是邓小平倡导的对外开放政策所带来的出口不断增长的结果。
　　
　　如何应付中国和北朝鲜的目前趋势带来的潜在威胁和不确定因素，成为确保东亚地区安全的一个关键问题。一九九五年的“安全战略”支持和亚洲国家一道建立一个由多重双边军事联盟组成的体系，处理有关东亚地区安全问题。在这个安全战略中，美日安保体制是该体系的核心。然而，在这份报告中有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观点：尽管该报告小心翼翼地反对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多边主义的趋势，但它却给这种多边安全的讨论足够的重视。就是说，尽管一方面该报告坚持认为这种多边主义的做法不能替代双边联盟，但在另一方面，报告清楚地表明前者可以作为后者的一种补充。另外，该报告不仅承认东盟地区论坛作为一个多边安全对话场所的存在的必要性，而且还要求在东北亚也建立一个类似的组织。正是基于日美这种“安全战略”的考虑，克林顿总统和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于一九九六年四月发表了美日安保体制的联合声明。
　　
　　美国和日本竭力奉行和中国接触政策
　　和欧洲处理国际事务的比较健全的组织机构诸如欧盟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比，除东盟和亚太经合组织之外，亚洲的这些处理地区事务或者经济危机的类似国际机构并没有建立起来，而这个组织本身也最多祇能说是一种谘询型的机构而非决策型的。
　　
　　  事实上，对亚洲国家来说，由他们在亚洲创建一个国际秩序是一巨大的挑战，因为他们自从西方国家入侵亚洲以来，就从未尝试过。考虑到亚洲国家政治制度、经济状况的多样性，日本政府认为为了亚洲国家的持久发展，确保美日的安全合作和稳定的国际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从这个观点出发，美国和日本政府竭力奉行和中国进行接触政策，使中国融入西方国家为主的国际社会。不过，奉行接触政策比奉行遏制政策要困难得多，因为遏制政策可以单方面就得以执行，但接触政策需要另一方的合作，中国过去就是一个高深莫测的国家，现在它仍然是一个很难合作的国家。
　　
　　  中国一方面承认必须和其他国家保持和平共处的关系，从而促进它的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中国又有它自己的国家目标，例如统一台湾。因此，中国存在着一个矛盾的自我，它的国际主义总是不得不和它的民族主义进行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不仅仅在民族之间，而且也在每一个个人的内心深处。
　　
　　要从全球角度考察中国
　　  中国是一个大国，正因为是大国所以有着强烈的自尊。然而，中国和现代历史上的大国十分不同，这是一个当我们在讨论中国的崛起或者讨论在国际社会中和中国进行接触时，都必须首先加以考虑的问题。
　　
　　  其中理由很明显，因为大国通常是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同时期的俄罗斯除外），而且大国的人口规模相对来说不是很大，尽管它们有海外殖民地。当前美国人口为二点五亿，日本人口为一点二亿。中国在这两方面都是一个例外。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超过了十亿零三百万，约是美国人口的五倍多，将近是日本人口的十倍。另外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粮食和能源的进口国，而且它的人口还将继续增长，到二○五○年将增加百分之二十五，达到十二亿零八百多万，这样，中国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世界。
　　
　　因此，单从权力政治或者地缘政治角度考察中国的崛起并不充分，而是应该从一种更为广泛的角度，即全球政治的角度来考察中国，这意味着可以从粮食、能源、人权以及全球环境等各方面考察中国。两年前，当我作为日本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参加中日友好交流时，我有幸聆听了江泽民总书记的讲话。在讲话中，江总书记坦率地指出：中国将来面临的巨大问题之一是必须用仅占世界可耕地面积百分之八的土地养活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二十的人。
　　
　　很难说日本的军事作用会扩大
　　对中国来说，强烈地谴责美日之间防卫合作的加强是一种讽刺，因为当奈和他的小组成员开始检讨美日之间的安保体制时，他们并没有专门将中国作为一个假想敌。一九九六年三月，由于中国在台湾海峡进行导弹演习，当美国派遣两艘航空母舰进入台湾海峡时，中国政府开始意识到美日之间防卫合作对于它的军事行动具有很大的威胁。
　　
　　然而，很难说日本的军事作用会因为防卫合作的增加而得到扩大，日本是遵行集体自卫战略的国家，而且根据日本宪法的第九条规定，日本将和平作为其国家政策的基本原则，不允许对其他国家构成军事威胁，而且在军事力量的使用上执行严格的自我限制，对于很多亚洲人来说可能很难理解这条宪法规定，因为人们仍然对二战时日本的侵略行为记忆犹新，而且宪法的规定并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但是，对日本人来说，这已经是一个持续达半个多世纪的事实。人们完全可以说日本人的这种长期形成的心理因素，已经决定了其海外的军事侵略将来必定要遭到坚决的反对。我想补充的是，战后日本经济能够被冠以“日本奇迹”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日本一直严格控制防卫预算。
　　
　　中美军事对抗会完全打乱日本在亚洲的构想
　　我们能够看到，即使日本不奉行和美国军事合作的政策，如果中国对台湾进行军事攻击，美国也可能干预这场介于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争执，这些偶发事件是日本政府极其不愿意看到的，因为中美之间的军事对抗会完全打乱日本关于在亚洲建立国际秩序的构想。尽管日美安保体制的稳定化意味着中国发现，分而治之的战略将失去可能性，意味着该体制将作为一个遏制性军事联盟发挥作用，但它同时也表明该体制会在支持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起政治盟友的作用。
　　
　　重新确定美日安保体制是为了确保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尽管在美国和日本政府里有许多人对亚洲国家之间的这种多边安排不屑一顾，但是如果要建立一个和上述目标相吻合的国际秩序，就必须更有力地采取一个和双边联盟形式不同的做法。事实是，对这种多边安全讨论将会增加每个国家军事力量的透明度，这种透明度不仅仅意味着多边体制中的成员能够清楚地确认每个国家军事力量的规模，而且意味着他们能够在判断形势时使用同一种语言，达成同样的共识。即便将来不同的亚洲国家因为各自的利益不同导致地区冲突的发生，而且这种地区冲突已经在亚洲国家之间发生，但事实仍然是：这些亚洲国家通过多边体制达成的对国际形势的共同认识，成为他们采取步骤发展与军事大国之间的相互信任的第一步。这个过程有助于亚洲国家之间相互信任的建立，并且有助于进行一种防御性的外交安排，降低冲突爆发前的紧张形势。
　　
　　日本把开发石油和天然气纳入综合性安全概念
　　就这个方面而言，对于东亚危机控制问题，另一种方法更具有确定的前景。随着经济的发展，确保该地区石油和天然气的稳定供应以及维持该地区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量，即便对于安全来讲，也越来越成为一个紧要的问题。
　　
　　开发石油和天然气，在中亚和海湾地区架设石油管道，以及保护该地区海上通道的畅通都需要巨大的投资，而且也是日本所构想的综合性安全概念的基本范畴。在这种情况下，在各个国家之间为了经济发展达成共识并不难，从而形成了共同安全合作的巨大潜能。比如确保经济发展取得更大的成果的合作项目。一旦美国和日本通过延伸美日双边联盟关系而参与亚洲的安全合作，他们不是仅仅简简单单地追求他们的国家利益，而是充当该地区的资本、技术的提供者，而且也会为亚洲地区的诸如信息、通讯、交通等基础设施领域的建设出谋划策。
　　
　　  如果美国和日本能够扮演这种公共事业供应者的角色，所有加入多边安全合作体制中的国家都有可能因此而受益，因为它们的防卫负担成本将会降低。
　　
　　  由于中国产生的酸雨影响到朝鲜半岛和日本，日本政府已经向中国提供了海外援助贷款计划，防止空气污染的进一步传播。同时，日本还准备帮助中国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法律体制，这种体制会使中国社会更容易被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接纳。
　　
　　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受好评
　　  从日本式的综合安全的观点出发，亚洲当前发生的经济危机是另一个危机处理的例子。因为在他们看来，一九九四年人民币贬值百分之四十，加上日本的持续衰退是亚洲金融危机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紧紧地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活动编织在一起。当中日的经济活动很大程度地影响其他国家时，中国的经济也易于受到其他国家经济活动的影响。国际政策协调在处理这样的全球性的经济问题时是十分必要的。正是因为意识到这种情况，中国政府承诺在当前亚洲经济危机中人民币不贬值，得到了亚洲其他国家的好评，认为这是中国愿意推行国际政策协调的表示。中国参与东亚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对于该地区安全合作体制的成功至关重要。
　　
　　美日有意在美、日、中三方之间达成三角安全磋商机制
　　然而，当日本政府于一九九一年春在东盟外长扩大级会议上，首先倡导进行安全对话时，除美国布什政府对其表示冷漠外，中国政府是最不愿意如此做的国家。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和日本的一些智囊团积极推行这个思想。当政府和韩国、俄罗斯分别举行军事直接安全对话时，日本的智囊团在美国、俄罗斯、中国、韩国、蒙古和日本举行了一系列学术会议，韩国政府也于一九九六年四月倡议召开有关朝鲜半岛争端的四方会谈，包括美国、中国和北朝鲜。尽管会谈降低该地区紧张程度的要求并没有达到如期的目的，但北朝鲜因为自身的许多紧急问题，在这场会谈中显得非常积极。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中国国防部部长最终与日本达成除各自和美国商议外，两国政府还必须在军事行动上进行直接安全对话的协议。这种形式的国际主义十分令人乐观，因为美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安全合作是任何其他多边安全合作的基础。当前的中美关系由于双方政府对促进共同利益采取妥协、现实的谨慎态度而得到较大的改善。最近日本一家报纸报导，美国政府有意修改一九九五年二月的“安全战略”，以便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美国和日本政府都有意在美国、中国和日本三方之间达成一个三角的安全磋商机制，将来很可能俄罗斯也要参与进来。
　　
　　中国应该提出自己的亚太安全合作构想
　　日本政府一直以来不愿意倡导一个更大胆的和平计划，因为它对于亚洲邻国的反应非常敏感。这种反应往往会使日本政府在倡议上有所保留。我自己对于上面所提及的在亚洲建立国际秩序并不持乐观态度。
　　
　　但是，日本政府认为必须阐明它的构想，正如我上文所提，因为日本政府认识到，如果不这样做，亚洲国家很可能失去一个实现共同目标的机会。
　　
　　我真诚地希望，如果中国不同意日本的上述构想，中国应该提出一个它自己的关于在亚太地区安全合作的构想。如果亚洲国家坚持他们的民族主义，追求他们自己的一国利益，而且企图仅仅是从权力政治的角度捍卫他们的利益，恐怕他们将会重覆现代欧洲历史的危险，包括地区战争。
　　
　　因此，我真诚欢迎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的思想。他在访问日本时表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日联合声明能够从双边关系的角度扩展到全球事务。
　　
　　（原载《中国评论》一九九八年七月号，作者系日本东京大学法学系敎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