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新的日圆借款协定即对中国ODA在北京签字，日本在今后五年内向中国提供一千九百二十六亿三千七百万日圆（人民币一百四十九亿元），主要用于基本建设和环境保护，利息为百分之零点七至百分之二，占中国今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十（一千四百八十四亿），偿还期为三十年。
　　
　　ODA对中国曾发挥过积极作用
　　所谓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是日本的海外经济协力基金的简称，又称日本政府开发援助，设立于一九六三年，主要用于援助东南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经济合作。
　　
　　一九七二年恢复中日邦交时，中国政府放弃了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的权利。基于种种考虑，日本政府还是想以“韩国模式”即作为对放弃战争赔款的补偿，给对方以一定的经济援助的形式，对中国进行援助。但由于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政府强调自立更生，醉心于“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所以未能实现。
　　
　　一九七八年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经济发展十年计划和一百二十个基本建设项目的庞大计划，第一次提出可以接受外援。一九七九年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提出，日本政府有意利用日本输出入银行和海外经济协力基金即ODA对中国的经济建设进行支援。一九七九年五月，邓小平会见日本大平首相时正式表示，中国可以接受政府贷款。经过一系列的高层协商之后，同年十二月大平首相访华，作为访问的一个重要成果，正式表明日本政府将在一九七九至一九八四年向中国提供ODA三千三百亿日圆，年息百分之三，偿还期为三十年。此为第一次日圆借款，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首次接受的外国政府长期低息贷款，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著名项目如秦皇岛二期煤码头设备、衡阳广州复线工程等，就是此援助的大手笔。
　　
　　以后又有一九八四年至一九九○年的第二次（四千七百四十亿日圆），一九九○年至一九九五年的第三次（七千七百亿日圆）ODA的成立。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后，日本方面暂时中断了对中国ODA日圆借款计划的执行，但随后不久就解冻了，使日本成为六四以后第一个解除对中国经济制裁的西方国家。
　　
　　ODA也有无偿援助项目，主要偏重于敎育卫生文化事业，如北京的中日友好医院、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天津的企业管理者培训中心等；而现在偏重基建和环保，基本上是低息贷款。最新的贷款项目，有重庆、贵阳、大连环保模范城市计划，南新乡至郑州的高速公路、黄河三角洲农业开发计划等等。
　　
　　  总之，日本的ODA政府开发援助，以日圆借款的形式，从一九七九年开始，二十多年来向中国提供了总额达二万四千五百亿日圆的经济援助，平均每年二千亿日圆，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如何看待日本人的牢骚与不满
　　在战后几十年取得了高速持续发展的日本经济，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突然失速，到目前为止仍处于低谷状态，被称“失去了的十年”，而且还在失去之中。政府财政赤字激增，国家债台高筑。主要由政府预算构成的ODA，当然要受到很大的影响。
　　
　　接受日本ODA的二十年，又是中国经济发展快速前进的二十年；仅就GDP而言，中国的经济比一九七九年时增长了五倍，在絶对数字上已成为排名世界前十名以内的经济大国，外汇储备已仅次于日本而高达世界第二。
　　
　　于是日本的政界、财界、舆论界围绕对中国的ODA援助问题，一时议论纷纷、意见百出。日本各界对中国ODA的意见，总括起来，无非有以下几点：（一）感谢问题；（二）中国大国问题；（三）军费的增长与军事转用问题；（四）民主化问题。
　　
　　所谓“感谢问题”，是指有的日本人有这样一种情绪：日本给了中国那么多的钱，中国人连感谢也不说一声， 舆论不宣传，甚至中国人民连日本人给了中国援助这件事也不知道。他们觉得，中国人有这种情绪，日本人欠我们的帐，所以该给。一些不瞭解真实情况的日本人，听说了这种情况后，也非常生气。
　　
　　中日双方的领导人当年设计利用ODA之日圆借款的方式，就是不希望它取代成为日本人的战争赔偿，或被看成是对中国人的施舍，而是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支持，又具有互利性。所以一开始支援项目集中在与对日出口有关的一些基本建设项目，如石臼深水码头和秦皇岛煤港的建设等。而到后期，借款的项目以环保为主，目的之一是不让中国的环境污染扩散到日本。加之援助以借款而不是以无偿的方式进行，以后中国就有偿还的责任，不会助长懒汉思想。事实证明，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拖欠过任何外债，对日圆贷款更是连本息按期偿还的；在世界资金过剩的今天，对日本来说，再没有比中国这样表现良好的欠债人。何况在二十年前，一个美元要换三百六十日圆，现在日圆涨了三倍（一美元换一百二十日圆），以前借的日圆用现在的日圆来还，从美元角度来看日本是赚了大钱的。
　　
　　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对日本的ODA经济援助是非常感谢的，这可以从中国舆论界对日本的ODA积极的报导就可以看出。仅以人民日报为例，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四年的十五年间，关于ODA和日本经济援助的报导和评论就有八十七篇，平均每年六篇以上。而最近几年，由于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中国的舆论对日本支持中国的环保事业的项目的报导也日益增多。
　　
　　其实，给人家经济援助当然是值得感谢的，但感谢必须是发自内心的，要求人家说“感谢万分”、“永远铭记”就没有道理了。举个简单的例子。日本的新干线是由世界银行融资贷款修建的，这个事实现在恐怕没有几个日本人记得了。何况世界上又有几个经济援助是为了感谢而进行的呢？
　　
　　“中国大国”问题，是说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甚至已对日本构成威胁，所以没有必要对中国进行援助了。
　　
　　诚然中国最近几年的经济增长率很高、GDP增长很快、外汇储备很多、进出口贸易发达且黑字居高，但是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九九八年的人均收入在八百美元左右，在世界上排名百名以外。而且国内的各种问题堆积如山：国有企业改革还刚刚开始、行政和政治改革刚刚起步、东西部发展不平衡、地区贫富悬殊扩大、环境污染严重等等，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改革开放，引进外援。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对中国的积极援助，既是日本的国际责任，也是日本人自己的利益所在。像对环境保护项目的援助，就是直接关系到酸雨会不会降到日本、黄沙尘暴会不会飞来日本的重大问题。隔壁有事，邻人责无旁贷嘛。
　　
　　“军费的增长与军事转用”问题，是说中国最近十年的军费开支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以上，而日本是中国的邻人，有可能对日本构成威胁。加之中国的政治透明度不大，日本的ODA有可能被挪用到军事用途。甚至有的日本国会议员还说，既然中国有能力增加那么多军费，还有核武器，说明中国已经不需要援助了。
　　
　　当然，就人类的理想而言，军费增加并非好事，中国的军费每年在增长也是事实。但是，中国的军费增长有很大部分是通货膨胀因素，又有对禁止军方经商的补偿之意；比起以前的全民皆兵或是各种军转民以前的军工企业的维持等隐型开支，絶对额增长不大。拿个不太合适的比喻，就数字而言，祇相当于日本军费的十分之一，而且日本自己的军费每年也在增长，所以日本人的理由没有说服力。况且利用经济援助来对军费这一最敏感的问题说三道四进行干涉，是任何主权国家都不能容忍的。
　　
　　“民主化”问题，是指中国没有自由民主，日本应该利用ODA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过程。日本在一九九三年制定的ODA基本法，规定了ODA的三个理念：防止转用于军事用途，加强环境保护，促进民主化。有的日本人希望把“促进民主化”这一理念用于对中国的ODA，所以有此说。
　　
　　我们刚才讲ODA的历史时说过，对中国的ODA的基本原则是二十年前定下来的，没有甚么政治条件附加在上面，所以临时增加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认为以一点钱就可以对一个主权政府指手划脚这种想法本身就是错的，比美国人打人权牌还不如。所以这种说法是很荒谬的，不能拿到桌面上讲，祇是一些人在台下发发牢骚而已。
　　
　　中日关系症结何在
　　新一轮的ODA协定的成立，表明中日双方已经超越了这些人为的障碍，但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如果几年后新一轮ODA还以老方式继续下去的话，它们肯定会再次浮出水面。我个人倒是认为，以后的ODA不会也不可能以目前的方式继续下去。一方面是因为日本经济支撑不了，这可以从最新的ODA的数字就可以看出，还不到以前的一半。更是因为ODA的问题已经不单是经济问题，而已涉及到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位。中日关系在二十一世纪要超越“中日友好”的阶段发展成为“战略伙伴”关系，所以日中友好的经济象征ODA也应该有本质变化。
　　
　　最近几年，由于日本经济的恶化和ODA数额的日益增大，不单单是对中国的ODA，日本对整个ODA事业都在进行重新估价。然而，对中国ODA的议论，焦点不在从东到西的战略转移、从基建到环保卫生敎育的重心转移等处，却集中在前述几个不满上面，很是令人深思。以上问题的出现，除了因中国日益强大而日本感到威胁的“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以外，主要是双方对ODA的思维有着根本差别，再加上舆论的煽动和误导。
　　
　　首先，从中方的因素来看，其实许多中国人一直有这样的想法：中国放弃了对战争赔款的要求，所以日本的任何经济援助特别是ODA，是日本对中国的间接赔偿，所以日本人该给中国经援；至少不能把对中国的ODA和对其他国家的ODA混为一谈，要削减ODA也不能少中国的一份。
　　
　　从日方来看，日本人一直不愿意把ODA看作是对中国的间接赔偿。日本对中国放弃战争赔偿要求还是非常感谢的，但认为应该把两个问题分开考虑。赔偿是两国政府间已经解决了的政治问题，而ODA是日本借钱给中国的经济行为。
　　
　　日本人不愿意把ODA和战争赔偿牵连起来，首先是考虑到，一牵连上，祇要是日本援助的项目，都会被打上“这是日本对中国的赎罪”的标签，不但政治上难堪，经济上也要吃亏。他们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权利还是非常感谢的，对日本的战争犯罪也不是没有反省，但爱好面子的日本人不愿意别人在外交场合频繁地提起这个问题，这也难怪。
　　
　　前面我们提到几个问题，就是在这种对援助和赔偿的认识分歧下产生的。以前中国还没有这么强大、日本经济实力还很雄厚的时候，这样的问题不会出现；一旦日本感到中国的威胁、日中关系出现不和谐声音、或是经济下滑要减少ODA的总额的时候，各种说法就会甚嚣尘上，其实也就是一些不愿借钱的藉口和理由而已。如果日本企图把ODA作为对付中国的一张王牌，以此要挟中国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
　　
　　对于ODA问题的不谐音，双方舆论界的误导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由于篇幅关系，祇简单地谈几句。
　　
　　中国舆论界的主要责任，在于过多地利用日本的历史问题搞爱国主义宣传。其中的主要误导点，就是没有分清一九四五年前的日本和战后的日本的根本区别。就像我们说中国，就以一九四九年为界，有“新中国”、“旧中国”的说法，我们在谈日本、特别是谈历史问题时，是否应该划清“战前”和“战后”的日本界线，至少是区别开来呢？
　　
　　而日本舆论界的主要责任，在于他们永远是以“盲人摸象”的手法在报导中国，对中国始终缺乏全面的理解。这在文革以前和文革中表现为全面的赞美毛泽东的新中国和对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无条件接受，在文革以后舆论界又走向反面——不相信中国当局和舆论界的正面报导，甚至怀有敌意，凡事都要怀疑三分。相反，对西方舆论界的宣传却百依百顺。如果中国政府和舆论界再三说，中国是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在任何时候都要以经济建设为主，不搞霸权，而日本舆论界就始终认为这是在搞宣传所谓“中国的大国意识高涨”、“台湾海峡有事威胁日本安全”等中国威胁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蔓延的。
　　
　　最后谈一谈日本学界。说实话，日本的中国研究学界像竹内好、家永三郎那样的有正义感的亲中派学者己不多了，学界蔓延着一种无责任、无力与不存在感，许多人甚至对中国普遍抱有偏见；研究者各自为战，对政府的决策缺乏影响力，研究与现实脱节的现象严重。而像中岛岭雄（东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那样的右翼学者在中国研究领域据主要地位，再加上一些不怀好意的所谓学者的推波助澜，中日关系不恶化才怪了呢。这一次新的敎科书事件，就是一些右翼学者故意带头干的，以此对亚洲的和平势力挑衅。
　　
　　所以，当我们明确了中日关系的症结之后，解铃系铃、捉鬼放鬼就都要靠我们自己了。重要的还是那句老话：两个亚洲东方的大国，必须要努力“看淡过去向前看”，这样才能建立起二十一世纪的新的中日“战略伙伴”关系。
　　
　　（原载《中国评论》二○○四年十月号，第一作者邓红系日本大分县立艺术文化短期大学副敎授、博士；第二作者邓卫系四川师范学院外语系敎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