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复交已经整整二十八年。在这二十八年中，两国关系的发展日益深入、广泛，有目共睹，可以说是两国关系史中的最佳时期。多年来，两国民众都始终坚持并坚信，两国将不再重蹈历史覆辙，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当前，在世纪交替之际，两国民众也更加深切盼望，中日关系能健康地迈向新的历史时期，更加展现出美好的新局面。
　　
　　然而，当前中日双方也均感到，虽然目前两国关系总的形势不错，但近几年来也时有不畅，令人对今后两国关系的前景产生某些忧虑。当前，中日双方需要找出此种状况的主要症结和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发扬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以利新世纪中日关系的稳定与发展。
　　
　　受日本战略定位影响的中日关系
　　一九七二年中日复交后，双方并未受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影响和制约，而是基于二千年的友好传统和近百年日本对华交恶的历史敎训，着眼于两国未来的长远利益，而在和平共处的原则下，在世代友好的战略目标和口号下，相互共同努力，积极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当时中日双方对相互关系的战略定位是“世代友好”。而其后的七、八十年代，尽管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双方能够本着相互合作、相互体谅的态度，为发展世代友好而共同努力。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作为西方国家的一员，自恃冷战格局解体的胜者之一，是日美欧三足鼎立天下之一足。随着经济与政治大国地位的上升，同时失去共同的防范目标苏联，日本因而并不过份看重中国在国际战略及日本对外关系中的地位。
　　
　　然而，在冷战结束后的九十年代的十年中，中国的走向并非如西方国家所料，非但没有垮掉和“西化”，反而更加日益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更加走向世界。因而，日本便日益疑惧中国的发展，并受美国对华战略的影响，在协调对华关系的同时，亦出现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和“潜在威胁”的倾向。自九十年代以来，日本始终存在“中国威胁论”的舆论。近年来，这种舆论更加发展，不仅军事领域，能源、粮食、人口、环境等等，均被视为对日构成“威胁”，即使不是现实威胁，从中长期看也是“威胁”。在这一时期日本对华关系的战略定位出现重大变化，在强调“重视发展友好关系”的同时，对华无疑增加了视为“对手”的成分和防范的心理。
　　
　　由此，日本也出现自相矛盾的对华政策，一方面希望中日关系能够稳定，以利及日本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又不愿看到中国的发展与走向强大，进而采取对华既合作又遏制或软遏制的政策。作为对华遏制政策的对策，日本一方面加强日美军事同盟，另一方面又在加强自身的军事战略和军事力量。不容否认，日本这些军事战略与力量的调整和强化，有针对朝鲜的一面，但也确有针对中国的一面。
　　
　　由于具有这样的对华疑惧、阻遏的战略意识，日本在处理对华关系上，未能充分体现和坚持过去的原则和立场。近些年来，日本国内也存在越来越忽视《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及《中日联合公报》的精神和原则的倾向。这样在看待和对待对华问题上，就缺乏相互信赖的前提和基础，从而难免易于使“世代友好”的战略目标成为空谈。由于日方存有如此的对华态度，并在实际上加强诸如军事方面的对华战略性遏制举措，中方也就不能不考虑日本的战略走向。
　　
　　因此，尽管中日间存在历史、领土以及经济方面等的各类问题，但如何看待对方，对两国关系予以正确的战略定位，是正确处理中日关系的首要前提。一九九八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日时，两国确立了“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中日两国领导人和政府所作出的两国关系的这一战略定位，是符合两国及两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但是从近年来情况可见，在日方一些人士中，对此认识是不充分的，并未到位，并未将中日关系置于友好合作的位置和世代友好的战略高度，而是越发将两国关系视为“普通国家关系”。
　　
　　日本社会上之所以出现扭曲的中国观和“厌烦中国”的情绪，也在于日本本身政治的右倾化。冷战结束以来，日本虽然力不从心，但并未放弃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而中国的崛起则被视为日本走政治大国道路的挑战者和阻碍。日本政界和社会的年轻化，社会上民族主义情绪膨胀、政治外交理念的不成熟性，日趋影响到传统的、主流的对华友好观，社会上对华反感情绪也日渐增加。
　　
　　  中日复交还不到三十年，世世代代友好的关系就呈现出不稳定性，这是一种不良的倾向，不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也不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并违背两国人民的意愿。祇有像七、八十年代那样，互相视为友好邻邦，互不怀有敌意和防范心理，将世代友好作为神圣不可动摇的信念和目标，在这样的大前提下，诸类问题才能协调解决，相互关系才能顺畅。否则怀有“中国威胁论”和“中日对立”宿命论，就将怎么看中国都不顺眼，势必走向与中国对立的立场。
　　
　　受美日关系制约的中日关系
　　战后以来，美日一直保持军事同盟关系，中国和中日关系也一直受到美国和美日关系特别是在军事上的制约。冷战结束以来，日美并未从根本上转变对华政策。一九九六年日美进行安保同盟“再定义”以来，反而更加强了日美“跨世纪的战略性军事同盟关系”，更加成为制约中国的主要障碍。美国通过这一同盟关系不仅依旧控制日本，也严重地制约着中日关系。影响中日关系的国际因素，主要来自美国。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日两国均受到美国的影响和牵制。中国在人权、民主化、加入WTO、最惠国待遇、知识产权、台湾、西藏等诸多问题上，始终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和挑战。日本也在日元升值、贸易摩擦、驻日美军问题等许多方面，承受来自美国的压力。双方不得不把对美关系作为首要的外交课题来处理。而日本对美国总是寻求妥协，不敢对抗。
　　
　　事实上中日两国均受到美国强权主义的欺压。然而，日美与中美关系与矛盾的性质是不同的。美对日是战略性军事同盟，对日虽然也施压，但主要是利用日本，日本也借重美国达到其政治与军事目的。相互在制约和遏制中国方面，具有战略上的一致性；双方都以“中国威胁论”为藉口，来遏制中国。日美双方均强调拥有共同价值观，而向中国推行民主化，促使中国“西化”，尽管在程度和方法上有所不同，但总的倾向是趋同的。美日也均强调重视对华关系，相互对华政策亦有所不同，但均是在日美同盟“基轴”基础上，来对待和处理对华关系。
　　
　　在安全问题上，虽然也存在美国欲在战略上制约日本、防止日本失控的一面，但主要是利用日本，将日本作为美在东亚安全战略中的“锚”和前沿基地，以维护美在亚太地区安全战略上的主导权。为确保这一主导权，美国坚持继续确保在亚太驻军，特别是在当前朝鲜半岛南北走向和解的形势下，日本成为美军在亚太唯一的一块可以相对稳定的驻地。美一方面旨在对中国进行军事遏制，另一方面又以“中国威胁论”为藉口确保其在东亚驻军，近些年来更加强化了日美军事同盟。美国一九九五年发表《东亚安全战略报告》，重新明确新时期东亚安全战略后，一九九六年与日本发表《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一九九八年又与日本修定《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一九九九年又确定与日本共同研究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日本更是亦步亦趋，主动配合这些军事举措，于一九九九年五月通过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并采取了加强海空军事装备、调整陆军军事部署等举措。最近，森喜朗首相又决定要制定“有事法制”。
　　
　　  在美国的影响下，日本把安全问题炒得很热。国际舆论也指出，日本是在借重美国，借机增强自身军事力量。朝鲜半岛形势缓和后，日本没有更多的理由以“朝鲜威胁论”为藉口，来强化军事战略与军事力量。于是，日本又进一步将矛头指向中国，称日本“在中国的导弹射程之内”；对中国的一举一动，往往都从“威胁”的角度来考虑和炒作。
　　
　　在台湾问题上，战后以来一直受美国的制约，其中也有日本的因素，致使两岸至今仍处于分裂状态。中日、中美复交和建交以来，美日均强调将恪守三个公报及中日联合声明和友好条约，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美国对台坚持三不，但又不断售台武器；日本虽然不售台武器，但不承诺“三不”。相互对台政策有所不同，但也具有一致性。当前日美均支持台“民主化”，主张维护台海两岸“不战不统”的局面。在这一方面日本也受到美国的影响。这种政策实质上是不利于台湾问题的解决与台海地区的稳定，也促使台湾当局及台独势力一直有恃无恐。
　　
　　发展稳定、平等、均衡、协调的三者关系，对中日两国及中美关系均十分有利和重要。冷战结束后，中日美应该协调好三者的关系，实现和平共处。但现实是三者关系很不均衡，在日美“同盟”与“基轴”的战略框架制约下的中日关系，不可能协调、稳定。缺乏外交自主性的日本，往往从日美关系的角度来考虑和处理对华关系，日本也承认存在对美的“追随外交”。
　　
　　日本国内包括政界、军界，长期以来对美国的“霸道”行为、日本自身的矮化，亦多有怨气与不满；但是当考虑到日益强大的中国而感到不安时，又总觉得美国毕竟是唯一可依靠的对象，有美国的军事存在和核保护伞才感到安心。因此，日本在对美外交中也甘愿屈从和妥协，而在对华外交中也就越发增加对抗性。对中国则是另一副面孔，越来越敢于对中方采取强硬态度。这是当前日本对中美外交的实态。
　　
　　历史问题依旧影响到中日关系
　　长期以来，特别是在走向新世纪之际，中日两国都希望能摆脱过去战争的阴影，使两国关系走向光明的未来。然而，现实是历史问题并未了结，依旧影响到双方关系。正确对待历史问题，仍是处理中日关系所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于半个世纪以前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华战争，直至现在，两国之间仍在此问题上纠葛不清，足见战争灾难及罪恶之深重，两国和两个民族之间依旧存在隔阂。
　　
　　  对于那场不光彩的罪恶的侵略战争，作为后代日本人不愿提及。上溯到自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对外关系史，多半是一部扩张、侵略史。对此，当代日本人的确存在民族压抑感。因此，想走和平道路，不再重蹈历史覆辙，这原本是日本正确的新的历史选择。然而，时至今日，日本仍有一些人想抹掉过去的历史劣迹。
　　
　　  对于那场满浸鲜血的被侵略史，中国人的后代，当然也无法挥去，更不愿意重提历史的创伤。然而中国人是不能忘记整个中华民族的这一段历史悲剧，不能忘记中国历史上最苦难、黑暗的一页。但是，令人费解的是，日本有一些人至今仍不能摆脱狭隘的偏见，不仅仍否定“田中奏折”的存在，甚至从“九·一八”事变到芦沟桥事变、从南京大屠杀到慰安妇问题，极力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各种罪行辩解，颠倒历史。当年的日本侵略军跑到中国无恶不作，絶非是当今的“维和部队”和“文明之师”。
　　
　　  就连日本一些政要有时也掩饰不住自己的本来心态，在历史问题上时而“失言”，实则“实言”。直到二○○○年八月十五日，还有三分之二的日本政府阁僚到靖国神社为战犯祈祷。最近，日本有些部门又在修改二○○二年的敎科书，力图淡化“侵略”历史。这就说明不是中国揪住历史问题不放，而是日本一些势力一再不断地在历史问题上进行自我表现。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在对待历史问题上，日德态度相差甚大。德国能彻底清算战争罪，举国形成共识，把为侵略历史翻案视为违法，予以彻底追究。而在日本，翻案者为数不少，形成一种势力，不仅翻案，甚至还鼓吹侵略“有理”，这就无法取得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的谅解。
　　
　　  对于日本有人为历史翻案问题，日方应清楚意识到，不仅是中国政府和领导人持批评态度，也是全体中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近几年，对中国政府与领导人强调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逆耳忠言，亦由于舆论的负面导向，在日本社会上出现一种逆反心理。这种抵触情绪不扭转，会给中日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有的日本舆论称，中国否定日本人民对战争的反省与正确认识。事实上，中国从来都是将一小部分坚持错误立场的人与广大人民区别的。中日复交以来，日本政府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逐步端正对历史问题的态度，到一九九五年村山首相表态，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对于日本政府和广大民众对待历史问题的努力和正确态度，中国政府与人民从来都是充分肯定的。
　　
　　在日本对历史问题依旧坚持错误立场的人当中，有些是认识问题，有些则不能不说是军国主义势力的残余。
　　
　　在历史问题上，日方应该认识到，在彻底追究战争责任和赔偿问题上，中国政府和人民予以了最大的宽容。相比之下，日本少数人实在不应当再在历史问题上滋事生非，干扰寻求和睦相处的中日关系。祇要日方能妥善处理历史问题，今后这个问题是可以逐渐淡化的。已故小渊首相曾讲，日本要做“富国有德”的国家。日本“富国”是做到了，在“有德”方面如果不能正确对待历史，将影响日本整个国家“德”的形象。
　　
　　 
　　尚缺乏真正相互理解与信赖的中日关系
　　近些年，中日双方都有一种感觉，即中日关系发展得更加日益密切，但是双方也在成为“既近又远的邻国”，因为相互仍缺乏瞭解，相互之间存在不少认识上的差距，甚至是对立。这既是老问题，也是时代变化带来的一个新问题。
　　
　　中日之间固然有文化上的差异，又因接触不够而导致瞭解不足。然而在七、八十年代，相互在接触较少的情况下，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并末影响相互理解与信赖。而目前相互关系与信赖关系的削弱，这也在于中日关系中出现了新的不协调政治背景。
　　
　　一种因素是不能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的境地和立场，去理解和认识对方。以己之见观察对方，以己之好要求对方，是不能互相理解和信赖的。
　　
　　日方采取不同的标准来看待中国，也导致缺乏相互信赖感。例如日本现在军费高达四百五十亿美元以上（为中国的四倍），美国军费高达二千七百亿美元以上（为中国的二十八倍），日本却一再批评中国增加军费，构成威胁。在核武器问题上，历来标榜反核的日本一再强烈反对中国核试验，但却对美国拥有大量核武器和多次进行核试验、国会拒不通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不加批评。二○○○年，包括法、德、英等西方国家，国际上普遍反对美国搞NMD、修改一九七二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日本却表示“予以理解”。对此难以令人理解。
　　
　　日本对国内出现的任何反对或批评中国的言论均称之为言论自由，这实际上起到纵容不良舆论的作用。而对于中国任何不能令日方满意的舆论，就被视为反日加以指责。这种祇能有日本责难中国的自由，而不允许中国对日本问题持有言论自由的倾向是不正常的。中日双方都需要注意舆论导向，净化影响中日关系的舆论环境。相互间出现问题时，要及时协商沟通，消除误解，不能被不良舆论所误导。  
　　
　　近来，日本的右翼势力日趋活跃。尽管日方强调他们祇是一小撮，不要理会这些人，他们不代表官方和广大民众，这也是事实，然而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却在扩大。例如像石原慎太郎这样的国粹与极端民族主义者，居然登上东京都知事的高位，其对历史和台湾问题的看法就颇有市场，对中日关系起到破坏作用，不可忽视。其对华态度不单是理解与信赖，而是敌对问题。
　　
　　恰当地判断与看待中国问题，对发展中日关系十分重要。日本之所以“中国威胁论”突出，也在于过高估计中国的国力，过于看重来自中国的挑战。这种错误判断导致日本自相惊扰，并失去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信赖。同时，日本过分依赖美国，顺应美国的安全战略，也导致失去中国对日的信赖。
　　
　　  中日之间确实存在相互瞭解不足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能否正确、充分地相互理解，彼此能以积极友善的态度去相互理解，也就易于增进相互信赖。相互之间有信赖感，也就易于做到积极、善意地去理解对方。最近在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问题上，相互出现摩擦，其中也存在相互理解和信赖的问题。中国在感谢日本援助的同时，也要倍加珍惜、充分利用这份援助。同时，既然是友好援助，日方就不宜使之与政治和其他问题挂钩，甚至以此要求中国按着日本的意旨行事。这样也不利于日本在国际上的形象。
　　
　　  前不久河野洋平外相访华时，也与中国领导人谈到建立相互理解与信赖关系问题，这也反映出中日之间相互理解与信赖不足。
　　
　　  中日之间存在的问题具有复杂性，有些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有些短时期内还难以进行协调。处在新的历史转换时期，两国关系中的问题与矛盾的解决仍需要一个过程与内外条件，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处理相互关系时，应看到这些障碍与不利因素，努力加以克服。
　　
　　  然而，中日双方也应充分看到发展相互关系的积极和主流，从这次双方均十分重视朱镕基总理访日可见，中日双方都有深入发展相互关系的积极愿望，中日在经济等各个领域的相互合作也在不断发展。中日应共同努力排除两国关系发展中的各种障碍，真正确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原载《中国评论》二○○○年十一月号，作者系中国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