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中日关系的三大因素

　　二○○一年中日关系波折不断，摩擦迭起。中日关系的波动涉及政治经济主要领域，有其深刻的背景。
　　
　　一、日本经济长期萧条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形成反差，对日本右翼一向自视对中国优越的心理构成冲击，害怕中国强大并使所谓“中国威胁论”盛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日本经济从过去的高速增长骤然下跌，金融泡沫破灭，形成整个九十年代的萧条。日本舆论普遍认为九十年代是“失去的十年”，而且二十一世纪的前景仍然暗淡。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发表的报告预测，今后中长期仍可能继续保持“停滞趋势”，即使出现“积极趋势”，在二○○○——二○○五年、二○○五——二○一○年和二○○○——二○二五年日本GDP年均实际增长率也仅分别为百分之一点四、百分二点二和百分之一点一（《日本经济新闻》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而中国经济在九十年代高速增长并据一般预计将继续高速增长，甚至可能于未来十五年至二十年内在总体规模上超过日本。中国的发展原本有利于日本、亚洲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但又确实使一向自视优越、谋求充当亚洲“领导者”的日本右翼势力感到“威胁”。同时，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日经济贸易关系也相应迅速发展。二○○○年中国对日出口近六万亿日元（约五百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二，占日本进口总额的百分之十五，仅次于美国（占百分之十九）；中国廉价产品出口日本有利于日本广大消费者，但也冲击一些成本偏高、缺乏竞争力的日本国内企业，特别是农业产业。日本政府应国内这些企业的要求对中国产品进口采取限制措施，挑起贸易战。日本挑起贸易战还有其对内对外政治考虑，对内争取保守的选民、特别是小农场主以应付面临的国会选举，对外通过对中国示强取悦和配合美国趋向强硬的对华政策，同时也迎合国内上升之中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二、日本国内政治右摆和民族主义情绪上升是影响对华政策的另一个因素。日本经济萧条的同时政局长期不稳定，十年间换了九位首相，政府对解决经济政治问题软弱无力；民众正在失去耐心，希望有敢作敢为的新人、强人出来控制局面，推行改革和振兴经济。日本社会的“强人”一般是指右翼的强硬派，他们对外标榜以强硬的政策保护日本的民族利益，在日本民族主义情绪浓厚的今天容易博得喝彩和选民的支持。
　　
　　小泉上台后为了标榜他强硬的右派作风，不论在敎科书问题上和对华贸易战的问题上都赞同前任的主张，并坚持要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他之所以不顾中韩等亚洲国家的反对成为继中曾根康弘和桥本龙太郎以后参拜靖国神社的第三位首相，主要为了适应国内政治需要。日本政治上的“保革”对立体制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崩溃后，日本政治开始向右摆动，趋向保守，国内批判错误历史观和抵制右倾的力量大大削弱；新一代日本人不瞭解历史上的军国主义侵略罪行，要求把日本作为“普通国家”  看待，他们把承认侵略历史看作是向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低头”和政治上的软弱和退让。日本右翼篡改历史敎科书和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都为了适应国内政治，表示日本在现在的世界上将“弃旧图强”。
　　
　　三、中日关系的波折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中美关系变动的反映。去年以来的形势更证明美日中三角关系的互动。美中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日中关系，美国新总统布什上台后上半年里对华政策趋于强硬，在美中关系较前紧张的情况下，日本政府跟着推波助澜，企图把中国推向挑战美国在亚太战略利益的“出头鸟”地位，让美国出面牵制中国，日本则充当美国的支持者而坐收渔利。
　　
　　布什上台后重视与日本的关系，强调“美日同盟是确保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础”，要改变克林顿政府对日本政府重视不够的局面。布什上台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美日举行了两次首脑会晤、两次外长会晤和一次国防部长会晤。美国敦促日本修改宪法，希望修改后的宪法允许日本“保卫盟国”，参加多边维和活动。小泉作出积极响应，公开主张通过修改宪法将自卫队提升为“可以执行一切战斗任务的武装部队”。七月初，日本政府发表题为《建设二十一世纪精鋭自卫队》的二○○一年度防卫白皮书，夸大日本周边国家的“军事威胁”，强调日美同盟对保卫日本和稳定地区形势的重要意义，并主张大力加强美日两国在广泛领域的军事合作。
　　
　　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符合日本利益
　　另外一方面，日中关系正常发展同样也牵涉到日本的经济、政治和对外战略利益。
　　
　　中日建交近三十年来，双方经济合作取得很大成就。日本连续八年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自一九九二年来也一直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对象国。九十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虽然低迷但尚能维持，这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中国向日本提供巨大的市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就吸收了大量日本在世界市场上滞销的钢材等产品。中日关系是互利的，攸关日本的基本利益，这一点日本当局是清楚的。
　　
　　虽然日本舆论界和政界的右翼还在散布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日本的“威胁”，但难以否定中日经济贸易关系互利互补的现实，日中两国目前都从双方的合作中获益，而且日本是发达国家而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仍将是发展中国家。目前日本的GDP是中国的四点五倍，中国人口是日本的十倍，日本人均GDP是中国的四十五倍；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实现了现代化，预期人均GDP也祇有日本目前人均GDP的近七分之一。从力量对比看，就是作为竞争的对手，中国也难以威胁日本。
　　
　　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借历史问题恶化日本与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关系，虽然国内政治选票上可能会有收获，但对日本来说将失去在亚洲许多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九一一事件后，小泉访美时布什总统就是要他采取措施改善与中韩等亚洲国家关系。十月八日，美国在阿富汗进行反恐战争的当天，小泉访华，参观卢沟桥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向中国人民道歉和对在日本侵华战争时的受难者表示“哀悼”。小泉的道歉之旅，旨在维护日本自身利益，避免在APEC非正式首脑会议上陷于孤立。
　　
　　而日本追随美国，利用美中关系紧张谋求渔利的空间亦是有限的。布什上台后一度使美中关系呈现紧张的局面，下半年就开始改变，特别是九一一之后中美在反恐斗争中加强了合作，APEC会议上布什总统强调美中“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日本就不得不跟随美国之后大转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去年十一月中旬访日，面对记者劝告日本说，你们认为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对日本构成“威胁”，这连美国也无法逃避和制止，美国能做的就是尽量找寻与中国合作的机会。美国不能为所欲为地控制世界，这次恐怖袭击使美国体验到外来的侵略和自身的脆弱。日本要自己去寻找改善国际环境的突破口（《联合早报》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
　　
　　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不可能完全依附美国，在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上，还要同美保持一定距离，不会亦步亦趋。日本右翼的代表人物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就认为日本对外战略必须有多根支柱，除日美关系外，还要有日中关系等其他支柱（与笔者在东京的谈话）。他在《二十一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一书中说：“今后日本的外交战略应当是：一方面坚持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另一方面努力确立东亚各国的集体安全保障机构”。日本作为一个亚洲国家处境与美国不同，其对外政策不能不顾及其作为亚洲国家的形象，对美国的支持也有限度，在对美国导弹防御计划、退出《京都议定书》等问题上祇能采取谨慎的保留态度。
　　
　　中日关系未来值得注意的几个方面
　　一、中日之间的矛盾和摩擦有其内在的原因，在可预见的未来难以消失，但两国在经济、政治和安全各领域都有重要的共同利益和深厚的合作基础。从历史的深度和战略的高度观察，中日关系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日本是世界经济大国和亚太地区的强国，中国以其高速的全面发展正在步入强国的行列。在亚太地区中日两强毗邻并立的局面将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现实，但两国都没有处理这种现实关系的经验，又都面临可能推进战略合作的机遇。中日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如何克服两国关系的不稳定性和争取战略合作前景的确定性，双方为了自身国家利益和地区稳定的共同利益应采取合作措施消弭分歧避免对抗；加强交流，增进互信；建立各主要领域合作的双边和多边机制。两国关系的稳定和战略合作前景的稳定将大大提高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主动性，并有利于地区乃至全球的稳定与发展。
　　
　　二、日本国内政治的右倾发展、右翼代表人物上台执政将继续是日本政治的现实。二次大战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政治家接掌日本最高权力，他们奉行新保守主义的政策主张，实行经济结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军事上要求参与国际事务，为履行军事义务而作出“国际贡献”，外交上谋求独立自主以提高日本的国际政治地位。小泉纯一郎上台后的所作所为有一定的代表性。基于此，中日合作关系也从过去的“历史型”、“感情型”逐步进入“实利型”，双方要以两国共同战略利益为基础构建新的中日关系。日本的右翼应被视为主要适应国内民族主义发展谋求日本利益的政治力量。
　　
　　三、中日关系受美日关系和美中关系影响和制约，美日中三角互动关系实际上已经形成。任何一个双边关系的变化都要影响其他两个双边关系，三国都要在战略高度认识和估量三角关系互动的影响并作为决定政策的依据。目前美日关系比较密切，美日政治经济价值观比较一致，在安全保障方面有深厚的共同利益，而且通过同盟关系把这种相互依存制度化。而美中、日中关系则比较疏远，是一个不等边三角形。这一三角关系无法拆散，但亲疏情况可以调整；推进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利于这个三角形朝着等边三角形的方向运动。这一三角目前尚未形成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合作的机制，一方面可视为三角关系还比较脆弱，另一方面则为进一步发展留下空间。从亚太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安全现实来看，这个三角关系如何发展将对地区形势产生决定性影响。构建二十一世纪地区合作的机制，必须把这一三角关系作为基石之一。
　　
　　四、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的重要性呈上升发展趋势。日本曾对台湾进行过近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迄今仍有浓重的“台湾情结”，加上日台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接近，“亲近感”还在发展。随着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崛起掌控权力中枢，日台关系将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和发展。这是为甚么日本不顾中国反对邀请李登辉访日的原因。日台关系还受到美日中三角关系制约，每当中美关系紧张导致中日摩擦增多时，日本往往会做一些发展与台湾政治关系的动作；中美关系改善、中日关系相对稳定时，日台关系的发展受制，日本能够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
　　
　　小泉上台时正逢中日关系低潮，他认识到中日关系保持稳定对日本的重要性，迅速发函向中国领导人致意，并表达访华的意愿。他安排一向对华友好的田中真纪子为外相，让田中发表一系列有利中日关系改善的言论。他十月八日访华及随后又参加上海举行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除了对历史问题反省和对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中国人民表示道歉外，还表示今年是中日建交三十周年也是他从政三十周年，一定要努力推动日中友好合作关系发展。小泉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不会突破过去日本政府的表态和承诺，他将采取比美国更加慎重的态度。当然，处理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有赖于中日战略合作关系的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和强大。
　　
　　（原载《中国评论》二○○二年二月号，作者系上海国际战略研究会会长、上海东亚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