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年三月，中日学者就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作了深入与坦率的学术交流，这大概是中日政府之间就台湾问题第一次请双方学者来举行如此认真诚恳的对话。会后，我撰写了《台湾问题与中日关系》一文（发表在《中国评论》二○○二年第五期）。今天我将在此文基础上再谈台湾问题与中日关系。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是如此敏感，以至我们长期以来不敢就这个问题坦然对话，生怕一不小心让台湾问题伤害了彼此。但采用回避的方法，毕竟是无济于事的；最好的办法是勇敢面对，积极化解，以更宽阔的视野及更大的胸襟去解决。
　　
　　中日关系的信任基础太弱
　　上一次的研讨会上，日本学者反映了日本政府与民众的“恋台情结”以及对两岸关系的“忧虑”，概括起来讲是“怕”字当头，怕统一后中国会更强大，会“威胁”日本；怕中国大陆采用武力统一，开创以武对外的先例；怕两岸对峙将台湾海峡置于封锁状态，影响日本的利益；怕大陆吃掉台湾；怕在台湾问题上被指责干涉中国内政和染指台湾等等。因此日本政府与国民既要维护中日友好的大局，又不想失去台湾，表现出了非常矛盾与复杂的心情，也产生了类似行为。
　　
　　其实，中国大陆及民众对日本何尝不是“怕”字当头：怕日本当局利用台海局势染指台湾；怕日本插手台湾问题，支持独派势力与大陆对抗，加剧台分裂势头；怕日本打台湾牌，削弱中国的崛起；怕日本重走军国主义的老路，重蹈历史覆辙，走上中日再对抗的道路。因此，中日作为亚洲的两个大国，一衣带水，合则两利，这是大家明白与企盼的；但挥之不去的历史情节，放不下的染指心理，又缚住了彼此大瞻走向未来的手脚，产生了许多矛盾的心理与复杂的行为。
　　
　　在“怕”字后面，就是一个“不信任”在作怪。有半数以上日本人不信任中国，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日本人担心中国的强大会威胁日本，也许有半数以上的中国人不信任日本。为何彼此不信任？是两国信赖基础太差，有着许多对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观念；观念之先，往往囿于其羁，会束缚住我们的手脚。这样的基础不要说盖一座大厦，即便是盖一个三四层的楼房也是不行的；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一个健康而灿烂的中日关系也不会出现，台湾问题仍将是中日关系中永远的伤口和永远的痛。
　　
　　如何弥补中日关系中的信任基础
　　怎么解决中日关系中的不信任，我认为有三个途径：一是各自应该尊重对方的敏感点与脆弱点；二是要用大智慧来解决眼前关系；三是要有一个美好的远景作为改善关系的动力。因为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都有自己的感情脆弱点，这是由特殊历史与文化产生的敏感点，是需要别人尊重与理解的习性；无视这种习性，就难以做到国与国的平等、民族与民族的尊重，也难以维系一种良好的关系。这就是自由与平等的基础，认识这一点与做到这一点，实在不是很容易的。
　　
　　以中国为例，台湾问题就是这个国家的敏感点，是这个国家的政策禁区，是不希望别国干涉与逾越的，这事涉及中华民族的感情。同样，日本国与日本民族也有自己的敏感点需要别国尊重与理解的，造就需要很好的沟通与理解。又例如日本邀请李登辉访日，在日本国看来邀请一个退休的老人访日并无不当；但在中国政府与人民看来，李登辉是台湾分裂势力的总代表，是最大最顽固的“台独”首领，邀请他访日是无视广大中国人民的感情与两岸的政治现实，也为日本领导人改善中日关系背上了政治包袱。这问题是中日关系的敏感点，是要谨慎对待的。
　　
　　解决这些问题用传统思维显然都不合适，也几乎没有选择空间，这就要呼吁中日有大智慧与新思维，这就是江泽民主席所说的要有“与时俱进”的思维，这将是中国第四代领导人与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重任了。
　　
　　任何“与时俱进”和“改革创新”都需要动力，明天就是推动今天的动力。我们能否有明天，决定于我们能不能先科学大胆地勾划出一个美好的明天，并开始为之努力。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如果不从中日大关系出发去审视，是根本无法解决的；中日关系如果对未来三五十年的发展没有一个美好的蓝图，是难以克服眼前的纠纷，双方都会因小而失大。
　　
　　建立新的安全观是关键
　　可喜的是，在两岸政治关系越来越恶化的今天，两岸的经济关系及文化交流与人员往来关系却日益密切，这将对两岸最终统一产生深远影响。美国学者唐耐心吃惊地发现，这种经济、文化、人员往来的融合，终将导致统一，问题是我们对此并没有做好思想准备。也许很多事情并非是政治意志决定一切，这让人们开始重新认识两岸关系，重视两岸在共同发展中的结果，也大大改变了人们的安全观。这使人们认识到真正的安全不是军备与对抗，而是相互融合，是共同发展，这将成为两岸关系新的着力点。为此中国大陆大力推动两岸“三通”，甚至不将“一个中国的原则”与“九二共识”作为”三通”的前提，这使陈水扁感到巨大的压力，于是他以“一边一国论”来为日益热络的两岸关系降温。
　　
　　同样可喜的是，中日复交三十年之际，双方领导人都表现了良好的姿态。尽管中日关系中仍摩擦不断，在正视历史这个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表现也让中国民众忧心，但日中经贸关系却持续升温，这种经济关系同样为中日两国提供了新安全观。尤如欧盟的经济一体化，从根本上消除了战争的源头，人们始从中日的共同发展这一载体中去思考未来新的关系；中日将在共同发展中共同繁荣，共享安宁与和平。这彻底改变了两个大国不能共存的陈旧思想，而应该走向“大同”。中日两个大国的“大同”将是两国幸事，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为日本、台湾乃至整个亚洲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事实证明，中国不是亚洲各国的威胁，而是各国的希望。因此有一万三千多日本民众渡海来北京参加中日建交三十年之庆，在日本出现“第三波中国热”，这一切都是值得我们庆幸的。
　　
　　一种新的安全观正在亚洲形成，这种安全观是以对话与合作为基础，以互利为诉求，追求互信、互利、平等、协作，摆脱外来势力的禁锢，让亚洲人来决定亚洲命运，让亚洲人真正来当家作主。中国是这种新安全观的积极推行者与实践者，同时中国也为这种安全观提供了巨大的共同发展的市场。我想，这将对中日关系、两岸关系带来巨大的正面影响。祇有彻底改变冷战、对抗、仇恨、怀疑的旧思维，找到双赢的途径，我们才能找到中日关系及两岸关系的最好归宿。
　　
　　（原载《中国评论》二○○三年二月号，作者系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