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再“崛起”

　　在国际政治中，大国崛起有两种涵义：一种是全球性的或全方位的，如二十世纪初的美国与现在的中国——由于中国在历史中的独特地位，近年的中国崛起更准确地说是中国的复兴；另一种是单向度的突破，以某方面的力量优势转化为其他方面的力量优势，扩大其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如近年来的日本——其实，一九六四年中国爆炸原子弹加入核大国俱乐部后也是这种意义上的崛起，即所谓的“核崛起”。相比于明治维新后日本崛起成为西方列强之一，现在的日本试图以经济力量为杠杆提升其军事与政治力量，可称成日本的“再崛起”。
　　
　　因此，日本的崛起具有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两方面涵义，即从经济大国试图走向军事与政治大国。最近的动作有：
　　
　　六月九日，日本国会通过了“有事三法”：《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自卫队法修正案》、《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
　　
　　七月二十四日，自民党提出安保方面修宪草案，要将日本自卫队变成正式军队。二十六日凌晨，日本参议院通过“伊拉克重建支援特别措施法”。根据这一法律，日本政府目前已开始加紧制定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的基本计划。该计划一旦实施，将是日本自卫队向海外派兵规模最大的一次。这也将是日本自卫队自一九九二年首次出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首次突破日本宪法的规定，到战斗仍在继续的别国领土上支援外国占领军，以便能随时向海外派遣自卫队。
　　
　　日本政府七月二十七日决定今年内制定一项“恒久法律”，重新解释宪法。
　　
　　日本防卫厅八月四日正式决定为海上自卫队建造可以搭载直升机的航空母舰型驱逐舰，以进一步提高巡逻直升机的飞行半径。日本防卫厅已经将建造费用列入二○○四年度的预算要求中。
　　
　　八月五日披露的二○○三年防卫白皮书将日本防务政策从确保传统的本土安全转向应对弹道导弹和反恐需要，为导弹防御计划和进一步密切与美军合作造势；之前发表的日本防卫厅报告称，日本需要大力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并充分利用驻日美军，来防御来自各方的安全威胁。同时，报告还声称要大力加强自卫队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和反恐行动来提高自卫队的国际地位。
　　
　　二○○三年，日本的军费预算达四百一十亿美元，是世界上军费预算最大的国家之一，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
　　
　　总之，日本是以所谓“维和”使命和帮助美军打杂来绕过宪法与舆论掣肘，抓住任何一次机会钻空子，积累经验，循序渐进，使国家正常化进程成为既成事实，不远的将来必将还有大动作，直至使宪法第九条成为一纸空文，使日本彻底成为“正常国家”。
　　
　　以“伊拉克重建支援特别措施法”通过为标志，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包括“反恐特别措施法”和“有事法”在内的“小泉安保三部曲”便宣告完成。小泉内阁给战后的日本安保立法留下了划时代的痕迹，小泉的所作所为与上台前的形象大相径庭。
　　
　　从他以往的言行来看，成为首相之前的小泉议员不属于鹰派人物，他对防卫问题毫不关心，在讨论国际贡献问题时也限于“非军事”层面。其实，小泉的“变节”具有普遍意义——其前任又何尝不是如此？祇是当时日本没有十分有利的国际形势和国际藉口罢了。这说明，日本近年日益冲破战后体制束缚，有其必然性。
　　
　　正如自然界的能量转化规律所揭示的，日本发展由于存在“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之间的巨大势差，国内发展空间窒息，日本势必利用国际形势，如九一一事件的冲击和朝鲜开发核武器，实现国内力量结构调整，寻求国际空间的突破，以协助国际维和、勇于承担其他国际义务的形式，增加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提高日本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而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就表现为日本将其经济力转化为政治力和军事力，导致所谓的日本式“崛起”——经济地位上走下坡路，政治军事上纵向崛起，改变东亚的政治军事格局，影响地区多极化进程。因受国内经济、政治、军事发展不平衡规律制约，这一过程不会由于国内外环境的阻挠而停止；相反，通过修宪的方式最终实现正常化国家目标，是日本的未来走势，对此，国人应以成熟的心态坦然处之。
　　
　　由于朝鲜试射导弹和发展核武器，日本以美国不再能完全提供其安全保护为由极力加入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发展自己的间谍卫星和军事力量。防卫厅的年度报告称，朝鲜的核计划和导弹项目是日本的最大安全关注点，因此建议充分利用美日安保协议，加强同美军的合作关系。
　　
　　这样，因为反恐时期美国作为传统大国的衰落——其标志是美国投入极大精力应付本土安全而无暇履行世界霸主责任，因而日本在技术、经济力量方面的巨大优势必然要寻求施放途径，于是催生日本的民族主义和政治军事崛起。
　　
　　日本崛起的方式与趋向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今年二月份刊载了一篇题为《日本的悲哀》的文章，说日本正在陷入一种长期的衰退过程，找到摆脱这一困境的出口似乎遥遥无期，而通过标榜“改革”上台的小泉内阁明显有负众望。对于当前的日本，用一句委婉的话来说，它已经对世界“没有意义”；说得难听一点，就是“包袱”。
　　
　　日本可悲并不是因为经济不行了，而是因为日本祇有经济。重新构筑起一套与富裕社会相适应的激励机制是日本当务之急，“唯有经济”才是日本的悲哀，因而日本的希望寄托在日本的和平崛起上。
　　
　　日本的崛起类似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打破孤立主义传统，参与全球事务，但具有不同的时代内涵：美国是以参与一战和二战的形式最终取代大英帝国的世界霸主地位的；日本的崛起则是以分担帝国的责任为形式的自身力量转化，受霸主怂恿和约束，因而其崛起过程将以和平方式进行而不可能重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悲壮命运。
　　
　　因为，日本的崛起是必然的，问题的关键不是其力量的强大，而是日本如何使用力量。思考日本崛起后将以何种方式行事，以规则约束之，这才是事先规范日本行为的未雨绸缪之策。自卫队从技术、开支和战斗力讲早已是世界一大军事力量，指望其专守防卫而心安理得，是掩耳盗铃、不切实际的。就算日本没有修改宪法，如爆发战争，谁能约束之？日本成为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负责任的大国，才是亚洲和世界各国之所望。
　　
　　认为日本崛起后一定会重演历史，恐怕是世界大战思维作怪。关键不是与过去的日本作纵向比较，而是与中国作横向比较，即两国的崛起是在亚洲一体化刚刚起步的情形下的和平竞争，这是准确定位未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大提。
　　
　　冷静看待日本的作为，要求我们战略上藐视之，战术上重视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写道，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未穷尽之前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鉴于日本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空间束缚，日本经济力向政治力、军事力转换过程之前，不会完全衰落，因而日本的“崛起”是以目前力量转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衰落。这一转换过程一结束，日本如果不能开拓新的增长点，将真正失去生命力。未来东亚地区的多极化进程，面临着日本的力量转化与中国全方位崛起的变数。日本正常化过程的结束，也就是日本作为亚洲稳定力量的开始；中国全方位崛起目标实现之日，也就是日本“崛起”终结之时。
　　
　　中国大战略图景中的中日关系
　　
　　日本的“崛起”有其必然性之外，也有其悲哀性。同样作为二战战败国的德国、意大利，由于融入欧洲一体化而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与独立性，为欧洲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所欢迎，为美国所不能怂恿和指使。而日本既不能正视历史、深刻反省自身，又处在一体化进程缓慢的亚洲，其“崛起”尽管有必然性但仍为其他亚洲国家所不容，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一个不对历史负责任的国家怎么能对未来负责任？因而日本的悲哀也是亚洲的悲哀，日本的前途与亚洲和平的前景，在于亚洲自身一体化建设。
　　
　　对于地区一体化，欧洲模式能否拷贝至亚洲？即通过中日和解（类似于德法超越历史纠葛，真正携手共进），通过东盟的小轴心（类似于荷比卢同盟）推动大轴心（中日韩）来实现亚洲一体化？
　　
　　Robert Boyer指出，“北美自由贸易区、南方共同市场、东盟，不一定要重覆欧洲的经验。亚洲与欧洲有两点重要差异：首先，在亚洲没有强有力的统一的政治意识，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欧洲相比较，存在着巨大的地区内差异；同时也不存在以区域内各种条约为基础的统一制度，来支持以自由贸易协定为首要目的的区域一体化。第二点不同是，当今金融正在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Rober Boyer在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的演讲“亚洲一体化：我们能从欧盟学到甚么?”）这样，在可预见的将来，较量集中在人民币还是日元成为亚元主体。
　　
　　鉴于历史和文化的差异，亚洲一体化将是介于美洲以美国为主导的一体化和欧洲以法德英为轴心的一体化之间的特殊形式，首当其冲是摆正中日之间的关系，关键是如何处理中日共同崛起的矛盾。
　　
　　与中国不同，日本始终生活在历史——现实——未来的巨大张力中：既要超越历史束缚，又要响应美国的现实号召——为世界经济增长与和平发展担负其更大的作用，在亚太地区还担负着遏制中国崛起的角色，还要面临未来中国全方位的挑战。日本从经济大国能否过渡到政治大国与军事大国，以及这一进程是以地震还是以和平转轨方式进行，就要看日本——美国——中国这三股力量的博弈是否为其能量转换提供足够的空间了。
　　
　　除国内右翼势力外，日本“崛起”的幕后动力是美国的支持、提供机会与发展空间。因此，相比中国全方位崛起面临美国的遏制而言，日本是幸运的。中国既面临着日本的竞争，又面临美国的围堵，正如解放军既面临着机械化又面临着信息化的双重使命与挑战一样。中国的崛起，日美两关要一道闯，方能赢得无限未来。这就是中国的大战略。这就要求我们更新观念，不可一味将日本推向美国一边，对美日要分而治之，以确立对日关系新思维来寻求对美关系大突破。  
　　
　　由于日本经济发展模式失去生命力，日本经济发展空间日益萎缩，因而中国顺其自然的做法是从经济上顺势挤掉日本，确立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权，而非从政治上、军事上遏制其自然“崛起”或一味感情化的口诛笔伐。
　　
　　放眼世界，未来大国竞争不仅仅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更在于以地区一体化为依托的大陆板块之间的竞争——并集中在欧洲、美洲、亚洲三大板块之间；中国的未来，不仅在于经营好中华经济圈，更在于成为亚洲一体化的发动机，成为欧、美两极之外的长远一极。如此，祖国统一和中日关系，将不再成为掣肘中国崛起的问题。
　　
　　（原载《中国评论》二○○三年十一月号，作者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讲师、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