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后的“曲折多变”投向未来中日关系的浓重阴影
　　冷战结束后，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的一九九二年，江泽民总书记和日本天皇实现互访，使中日关系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两国关系可谓辉煌。然而，随着冷战后国际力量的重组和国际形势的逐渐明朗，中日间过去为冷战阴云所掩盖的矛盾迅速浮现。虽然一九九七至二○○○年，两国首脑互访不断，但未能改变中日“政冷”的大趋势。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今，日本政府大幅提升对台关系，国内右翼势力为历史问题翻案，甚至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将日美军事同盟的矛头瞄准中国，使双边关系跌入中日建交以来最复杂、最困难的时期。
　　
　　这一时期中日关系恶化的深刻原因在于：
　　
　　一、日本为了结束美日同盟的“漂流状态”，替美国寻找新对手——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日本政界在“战后总决算”思想的深刻影响下，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力量，围绕汽车等贸易问题与美国展开了激烈的贸易战。日美关系因经济、外交等问题而矛盾重重，昔日的同盟关系因此而处于“漂流状态”。与此同时，日本在西方国家中率先解除了对华制裁，并实现了天皇访华。见到昔日的盟友露出“爪牙”，急于寻找新对手的美国立即将矛头转向了日本。日本政府也敏鋭地察觉到，近半个世纪来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对美国形成的高度依赖，使其发展根本无法离开美国的支持。因此，为了修复一度紧张的日美关系，强化美日同盟关系，日本抛出了一箭双鵰的“中国威胁论”，引诱美国将中国树立为对手。
　　
　　二、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受到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苏联解体后，美国没有放弃意识形态的偏见，仍以冷战思维敌视中国，并极力利用美日同盟遏制中国。一九九六年亲美的日本自民党重掌政权，促使外交理念深受东西方隔阂影响的日本断然采取“倚美排华”的政策。于是，一边是明里暗里针对中国的《日美安保联合宣言》、《日美防务合作指导方针》、《周边事态法》、《反恐怖特别措施法》等的相继出台；一边却是中日关系因为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东海油气问题矛盾重重。
　　
　　三、日本处于巨大的变革时期，由此形成的灵活性、阶段性的国家战略和政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华关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日本虽然早已踏上“战后总决算”，回归“普通国家”的道路，步入自明治维新、战后重建以来第三次重大变革时期，但其相应的国家战略与政策并不明朗，始终徘徊在独立自主与依附日美同盟、扩大军事力量谋取政治大国地位与遭受国际和平力量频频指责的矛盾中，尚处在不断调整变化的状态。日本国家战略与政策的徘徊不定，直接影响了日本制定成熟、稳定的对华政策。日本正在形成中的“发展军事力量，借美国霸权势力扩大自身影响”的“排他性崛起”与中国的“和平崛起”发生矛盾。日本所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其自身经济的持续低迷与日俱增。这一  “压力”，在与亚洲国家尚未达成完全和解的情况下，加剧了日本对中国的防备心理和不信任感。
　　
　　通过分析上述导致中日关系步履艰难的原因，我们不难发现，美国干涉因素、日本国内变革因素等具有历史性、深刻性和延续性、长期性的特征。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它们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不会消失，祇会徘徊在增强与弱化之间。
　　
　　“冷平静”与“钟摆模式”
　　
　　最近几年，中日关系基本处于“冷平静”状态。在经贸关系持续发展的同时，两国因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台湾问题引发的相互指责不断，给“平静”增添了几分冰冷。然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和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国家战略逐渐成熟，中日作为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大国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接触”，产生利益上的相互需求与冲突，打破“冷平静”的状态，使未来的中日关系进入既相互说“不”，又相互合作的“钟摆模式”。之所以称其为“钟摆模式”，一是因为导致摇荡的因素将长期作用于中日关系；二是摇荡的程度不会引起两国关系的破裂。
　　
　　未来中日两国的发展需要彼此的相互支持与合作，这将促进中日关系向良性方向发展。在两国实现重大变革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发展空间与日本的资金、技术实力将成为双方经济振兴与复苏的有利条件。二○○三年中日贸易额高达一千三百六十亿美元，日本大规模的对华出口成为拉动国内经济复苏的重要外因，使二○○三年日本经济增长升至百分之三点二。日本首相小泉在经历了二○○三经济复苏后，不止一次地说“中国的崛起，对日本不是威胁，而是挑战和机遇”。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对华的资金、技术、产品投入也促进了中国的经济振兴。在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资金的支持下，中国修建了大秦重型电气化铁路等一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同时，在中国处于世界先进行列的电子、机械等领域，日本先进技术的支持发挥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这种“双赢”的局面无疑是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催化剂。
　　
　　同时，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通过它极具亲和力的外交战略逐渐在国际社会树立了友好、可信的大国形象，政治影响力不断提高。与中国开展友好广泛的合作将成为日本在谋取政治大国地位的道路上，提高国际声誉的重要“选项”。此外，为了给国内改革营造安全稳定的周边环境，中国制定了“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中俄、中印等周边关系不断得到改善，为改善中日关系提供了新的契机。
　　
　　未来中日关系的定位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矛盾与合作将长期共存于未来的中日关系。矛盾使中日两国在合作中不断斗争，和而不同；合作使中日两国在矛盾中不断和解，斗而不破；将未来的中日关系定位在左右摆动的摇荡常态。
　　
　　面对这种摇荡的常态，中国应当有理性的认识：首先，中日两国在接触与交流中形成的“钟摆模式”，胜过沉寂的“冷平静”状态，它是双方不断接触与交流的外在表现；而两国的接触与交流，又给终止摇荡带来了可能性。
　　
　　其次，与“动荡”不同，笼罩“摇荡”的氛围不一定是紧张不安的，要转变长期以来近似革命时期阶级对立般的对日思维定式，应以平和、沉稳的心态对待这种常态的摇荡。
　　
　　再次，应避免“摇荡”给中日关系带来的情绪化阻力，以理智冷静的思维谋划中日关系，努力做到“与邻为善、与邻为伴”，在斗争中“有理、有利、有节”，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为最终目标。
　　
　　最后，在处理“摇荡”的中日关系时，要始终坚持发展的观点，力争将中日关系提升到“热络”的状态，彻底改变中日关系的不利局面。
　　
　　翻开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卷，中日关系的发展史正是中国国力的兴衰史。大唐开元，扶桑称臣；朱氏昏庸，倭寇盛行；乾隆盛世，四海朝贡。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面对未来长期处于“钟摆模式”的中日关系，在正确的外交战略指引下，中国应始终坚持将自己的发展壮大作为中日关系的坚实后盾，用雄厚的实力掌控中日关系的主动权。
　　
　　（原载《中国评论》二○○五年二月号，作者系中国评论月刊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