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一再参拜靖国神社，使两国领导人三年来未实现互访，中日政治关系显得有些冷，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两国经贸的健康发展，特别是某些大型经贸合作项目的进行。对此，日本很多人士对小泉政府提出批评。为了回应人们的不满，日本某些政治人物出面声称，中日关系政治冷怕甚么，经济不照样发展么！这就是所谓的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的由来。
　　
　　近来有些中国人也讲中日关系“政冷经热”，报刊上这类言论更是屡见不鲜，这与目前中日经贸发展的现实不符。
　　
　　中日经济发展开始变“凉”
　　九十年代初期，两国贸易曾一度发展较快，每年曾以一百亿美元的速度增长；那时人们曾乐观地预计，二○○○年前两国贸易额达到或超过一千亿美元大关。但是后来由于发生亚洲金融危机和受两国政治关系的影响，直到两国恢复邦交三十周年的二○○二年贸易额才超过人们所期待的一千亿美元。其发展速度与中韩贸易相比，更加无法比拟。一九九二年中韩建交时两国贸易额祇有五十亿美元，二○○三年达到六百三十二亿多美元，增长了十多倍。据有关部门预测，二○○六年两国贸易就可以达到一千亿美元，仅用了十四年时间。所以说，中日两国政治关系冷，双方经贸发展也热不起来。
　　
　　二○○○年以来，在中国对外经贸大发展的背景下，中日经贸发展也出现某些新的态势，这是正常的，并不像有人所形容的“热”的程度。与中国同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相比，中日两国贸易增长并不快。而且在ODA资金使用、商品贸易、能源等领域中产生的纠纷越来越多。实践证明，政治冷经济也开始“凉”。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对华贸易增长日本落后
　　二○○○至二○○三年的四年中，中国同主要贸易伙伴的年均贸易增长水平分别是：同美国贸易增长百分之二十点一、与韩国贸易增长百分之二十七点零、同东盟和欧盟的贸易增长分别是百分之三十一点五和百分之二十二点二、同日本的贸易增长祇为百分之十九点六。二○○四年一至十月中国同美国贸易增长百分之三十三点三，同韩国贸易增长百分之四十四点五，同东盟和欧盟贸易增长分别为百分之三十五点二和百分之三十四点四，而同日本贸易增长，祇有百分之二十六。在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同日本的贸易无论是近四年的年均增长率还是去年一至十月与前同期比的增长都是最低的。有比较才有鉴别，中国同日本的贸易发展不能说热。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中日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已经由九十年代初期的百分之二十左右，下降到二○○三年的百分之十五点七；二○○四年一至十月又下降到百分之十四点六，比十二年前最低水平的百分之十五点三还低。这是因为，虽然中日贸易有所增长，但是仍赶不上中国总的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据统计二○○○年以来到二○○三年的四年中，中国对外贸易以年均百分之二十四点五的速度增长，比同一期间中日贸易年均增长率十九点六，高出四点九个百分点，去年一至十月中国对外贸易增长百分之三十五点八，高于中日贸易增长率百分之九点八个百分点。中日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比重的下降，也说明中国对日贸易的依赖程度在弱化。
　　
　　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已经发生变化
　　
　　自一九九三年以来，日本已经连续十一年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是去年一至五月，中国与欧盟的贸易额已经超过中日贸易，而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退居第二位。一至八月中美贸易额也超过中日贸易四点二亿美元，日本又退居到第三位。去年一至十月中美贸易达一千三百六十五点三亿美元，超过同期中日贸易额七亿美元，已稳居第二位。
　　
　　日本对中国的投资增长也不热
　　二○○○年以来的四年中，日本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有所增加，但是与对中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国家和地区相比，增长也不是很快。近四年日本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执行金额年均增长百分之十六点六，而韩国企业近四年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执行金额年均增长达百分之四十点四，远高于日本的增长水平。去年一至六月韩国企业对华直接投资金额为三十五点二亿美元，比前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五十四点四，创历史最高纪録，首次超过日本和美国分别为二十九点五亿美元和二十四点三亿美元的水平，成为对华直接投资的第一大国。而且日本由于经济低迷，企业经营困难，特别是很多中小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祇有向具有广阔市场的中国投资谋求新的发展。但是，这却遭到日本某些人的指责，这就是几年前在日本出现的所谓“对中国投资使日本产业空心化”谬论产生的原因之一。
　　
　　日本对中国的ODA不仅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一揽子五年改为两年，最后改为一年一定方式。日元贷款的金额也越来越少，由九十年代末期的年均二千亿日元减至二○○三年的九百六十六亿日元；建设项目由过去的经济基础设施改为环境保护等。日本对华ODA合作是中日经贸合作、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日本对中国ODA资金的减少，不仅对中日经贸产生重要影响，也不利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而且ODA项目不再用于改善中国的经济基础设施上，祇能用于环境保护等方面。这也是日本出于政治考虑，担心中国经济基础设施改善，经济发展更快使日本受到“威胁”。另外，日本动辄将ODA等经济问题政治化，停止或减少对中国的ODA资金。十一月二十九日小泉公开表示，不久的将来彻底停止对华ODA。
　　
　　二十年来，日本对中国提供的ODA，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两国人民的友好作出了很大贡献，也是两国人民友好的象征，中国政府和人民一直给予高度评价。而且这些ODA资金的使用也为日本企业对中国投资、扩大对中国的出口作出了很大贡献，这是双赢的结果。日本减少对中国的ODA，不仅对两国经贸关系将产生不利影响，也不利于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对华贸易设限与冷淡FTA
　　二○○一年四月，日本以中国大葱、鲜蘑、蔺草三种农产品对日本出口增加，影响了日本相关产业和市场等为藉口，不顾中日两国企业界精心合作和中国菜农的巨大损失，对中国实施保障措施，限制中国这三种农产品对日本的出口，这是日本对外经济贸易中实施的第一个保障措施。虽然经过中国方面的据理力争，最后得以解决，但是它对中日贸易的潜在影响以及人们的心理冲击不可低估。
　　
　　中国是日本的近邻，又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近来日本经济的恢复，用日本某些人的话说，很大程度上依仗中国的“特需”。但是在日本的FTA战略中，并未将与中国建立双边FTA列入优先考虑范围，而排在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之后。从目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的实践看，建立FTA关系是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的最好办法。而日本不仅对建立中日韩FTA顾虑重重，对建立中日FTA更持冷漠态度，表明其对发展中日经贸关系祇想获益不愿付出。
　　 
　　日本在能源领域同中国展开激烈竞争
　　近几年来，中日两国在能源领域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由于中国油气市场需求广阔，俄罗斯曾提出修建中俄原油管道提供原油的设想。二○○一年九月，中俄两国总理定期会晤期间，双方签署了《中俄关于共同开展铺设中俄原油管道项目可行性研究的总协议》。二○○二年十二月，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向俄方表示，“包括资金在内，日本有意参加这一项目”。二○○三年一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俄时，再次向俄方表示这一愿望，受到俄方重视。同年三月俄方决定将两条管线合并修建。所谓“两线合并修建”是指从俄安加尔斯克——中国大庆（支线）；从安加尔斯克——纳霍德卡（主线）。前者全长二千四百公里，修建费用二十九亿美元，二○一○年输油三千万吨；后者全长三千八百公里，修建费用五十八亿美元，二○一○年输油五千万吨，不仅能够向日本而且可向韩国、美国等国家出口石油。二○○三年十月日本一官员透露，日本政府已向俄罗斯提出七十亿美元的资助计划，旨在说服俄放弃“安大线”，专修“安纳线”。这两个方案均未获得俄罗斯方面通过，俄方新近确定泰舍特至纳霍德卡的管线方案。最近日本又断然拒絶中国在东海油气开发中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建议，日本的这些举动清楚地表明，要在能源领域同中国展开激烈竞争。
　　
　　“政冷”不利对日本的经贸发展
　　 
　　
　　对于小泉一再参拜靖国神社，使中日关系恶化的问题，日本经济界人物视而不见，一些头面人物即使有所表示也祇是轻描淡写。原因是认为祇要两国经贸关系热，政治关系冷对经济不会有影响，不会涉及到他们经济利益；有人甚至说，中日两国关系已经进入成熟时期，政治关系不会再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特别是目前日本经济界头面人物所在的汽车、钢铁等领域的产品对中国的出口还在增加。
　　
　　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日本的主要商品在某国的市场所占的份额不足百分之十五左右，这个市场是不会引起日本经济界人物重视的。日本的汽车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不足百分之八，钢铁的份额也不很高，所以他们认为还没有必要出面说话。
　　
　　甚么叫“政冷经热”？考察两国关系如何不能简单地看政治有些问题，经济还有发展，而不将这种发展与相关国家或地区进行比较。中国要向日本经济传递的信息应该是：目前的形势持续下去其后果是严重的，将影响两国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的发展。现在需要做工作，要阻止小泉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实际行动改善中日关系，这样才有利于两国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
　　
　　最近在法俄两国总统访华后日本经济界人士已经有所认识，开始出面讲话。不久前法国总统希拉克、俄国总统普京带着庞大的经贸代表团访问中国，给日本经济界极大的刺激。去年八月三十一日，在一次日本财政界与小泉定期餐会上，享有“日本财界总理”之称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代表财界发出了声音，他表示现在日中关系没有高层对话，希望首相采取相应对策。这也是促使小泉千方百计地要在APEC会上、以及去年十一月底在老挝举行的东盟加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会见中国领导人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在，中日高层会晤实现了，但中日关系仍未得到根本改善，日本政府甚至在新年前夕向台独头子李登辉发出入境观光签证。这些都必然妨害中日关系的发展，也必然将对中日经贸关系投下阴影。
　　
　　（原载《中国评论》二○○五年二月号，作者系北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