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中国具有甚么样的战略意义
　　祇要真正关心并且稍为全面地考虑中国未来安全、富裕和作为伟大强国的真正崛起，就能懂得日本对中国的重要性，或者更准确地说逐渐争取正常的中日政治关系的重要性。这重要性首先由中国所处的根本地理环境和日本的综合实力决定，更进一步说也由日美军事／外交同盟关系以及日本与台湾岛的某种特殊联系决定。
　　
　　日本邻近中国，特别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人口重心地区；它有数达一亿以上、社会凝聚程度很高的国民，又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和技术强国，而且具有成为军事强国的颇大一部分实在和潜在条件；它在中国所处的亚洲拥有甚广甚深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因此，如果能争取有一个基本正常、比较稳定和相对可控的中日政治关系，使得日本从中长期说对中国安全少有重要害处，再加上近年来发展迅速和份量巨大的中日经济关系，那么中国将能避免在未来安全与和平发展方面的重大阻力，并且首先在至关紧要的经济技术方面获得更大的发展推力。相反，如果中日两国国民中间近年迅速增长的互厌和敌意不受制止地发展下去，如果中日两国之间长久缺乏上面讲的那种政治关系，中国的中长期未来就很可能遭遇额外的重大困难甚至一定危险，更遑论可以建设成功中国参与主导的、东亚主要的区域次区域经济合作和安全体制。
　　
　　至于日美军事／外交同盟关系和日本与台湾岛的某种特殊联系，则直接关系到当前和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的两项头等国务，即（一）应对巨大、复杂和有时甚为艰难的美国问题；（二）阻止危险程度正在显着增长的台湾独立，并且大力争取基本和平地实现中国完全统一。中日政治关系今后并非没有可能的严重恶化，将给中国应对具有全局战略意义的美国问题增添重大困难，同时会使陈水扁之流和日本国内逐渐增强的期望、鼓励和支持台独的势力得到一项重大“资产”。仅就此而言，我们对待中日关系就需要有全局性的大战略意识，可能贯彻基于全局观念的“战略集中原则”。在今后四年内，特别要将台湾问题作为中日关系的一个核心问题，尽最大努力阻止台独动向从日本获得非同小可的助力。
　　
　　中国对日本的重要性将更加凸显
　　对日本而言，中国同样至关紧要，或者说一个足够正常的、建设性的中日关系对日本的未来至关紧要。在此，不必重申中日双方许多经济学家更有资格地阐述和论证过的中国对日经济重要性，而祇是着重从政治和战略角度看问题。一个容易构想和论说的首要断言是，从中长期看，如果没有基本正常、比较稳定和相对可控的中日政治关系，连同一个中国参与主导的、东亚的区域次区域多边安全体制，那么日本絶对不会有持久的心理安全甚至实体安全，即使它在可明确预见的时期里有一个美日军事同盟可以权充依靠，即使它获得了比现在更强的军事能力和大得多的“军事权利”。
　　
　　从政治上看，或者说日本越来越倾向于加速谋求的“正常国家”地位问题判断，情况也是如此。与中国之间的政治紧张关系持续下去，日本将始终絶对不会有真正的“正常国家”地位。这远不是仅仅就一个具体的国际法理地位而言。也就是说，其中的含义远比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否会同意日本“入队”更加宽广和深刻。笔者曾论说过日本追求“正常国家”地位问题包含的六项基本“条件”，在此仅举出其中的如下两项，就可以显示个中道理。
　　
　　一个正常国家必须有大致正常的周边环境，即与邻国有大致正常的关系，然而当今日本与其最大的邻国中国之间既有迅速增多或显着加剧的战略性问题，也有异常经久的总的历史问题。后者不但一直未能得到较好的解决，而且即使要获得显着缓解也相当困难。日本政府战后的有关反省和道歉与中国的合理要求或期望之间总是存在显着差距，更何况近年来还有日本首相坚持反复参拜靖国神社之类局部倒退。由于存在源于日本过去侵略和战争暴行的历史问题，因而同一般情况下相比，日本政府特别需要以很大的诚意和精力去谋求与邻国构建和保持正常关系，然而它在这方面被公认做得很不够。另一项基本“条件”在于，当代的正常国家必须是世界政治和区域国际政治中负责任的国家，这意味着就自己的对外行为多向国际社会、特别是本地区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进行解释，谋求协调，互相妥协，进行可能的合作。鉴于历史原因，日本特别需要通过多做解释、保证、协调和妥协来使邻国、特别是中国对它的未来大致放心。然而，尤其从实际上部分针对台湾问题的一九九七年日美安保条约新指针开始，在一系列自然会引起中国的战略性关切和担忧的重大问题（包括有事法案与部分相关立法、日本军事力量发展、美日联合导弹防御、修改和平宪法动向等问题）上，日本政府或者未向中国做出解释和保证，或者所作的解释和保证远远不够。在这些状态持续下去甚或有所恶化的情况下，日本怎么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正常国家？怎么能够使得中国真正认可实属必不可少的真正正常国家地位？
　　
　　事实上，考虑到中国具备“洲级大国”的自然规模和今后数十年内可能（甚或很可能）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一流强国，中国对于日本的重要性或许可以说超过日本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如果近似地套用一个由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约瑟夫·奈伊（Joseph S. Nye）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首创的国际政治理论概念来表述，由于中国的规模和可能的发展势头，在一种全面的、涵盖所有各主要功能领域的国力国势发展趋向之对比框架中，中日之间中长期内的“互相依赖”关系或可预言是一种不平衡的“互相依赖”关系，日本在其中的“敏感性”和“易受伤害性”大概都会大于中国，虽然中国在其中同样会有必定非同小可地制约自身行动自由、应变能力乃至国运前景的“敏感性”和“易受伤害性”。
　　
　　中日应构建稳固的战略关系
　　在新世纪初期的国际格局内，对待中日政治关系除了要“以史为鉴”外，还应当从一个根本性的认识前提出发，即鲜明地意识到中日关系已经并仍在发生结构性的重大变化：即中国正迅速走向强大，日本正愈益急切谋求“正常国家”地位，亦即在已有的经济大国地位之外，争取政治大国地位和相应的“军事权利”。这是一种有根本重要性的双重变化，本质上容易产生或加剧不确定性。（如果从更长久的历史视野看，事情有如美国学者詹姆斯·霍奇（James F. Hoge, Jr.）在二○○四年七／八月号《外交》季刊撰文所说，“中国和日本从未同时强大过：在许多世纪里，中国强大而日本穷困无力；但在过去两百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强大而中国羸弱，在同一个时代里两国都强大，将是个前所未有的挑战。”不仅如此，在这双重变化中，正在或将会出现一系列新的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已有的战略性问题一般也已经或将会经历新的变化。因此，至少需要通过带有相应的创新性质的战略应对，争取使之较经久地稳定和可控。
　　
　　如何保证在这有根本重要性的双重变化中，两国间保持非敌对性的经久和平？这可以说是从未来高度看中日关系的头号问题，也是中日两国间的头号共同利益。在这双重变化中，需要将中日关系的重心逐渐转到经如下定义的战略关系上来，即一是防止中日经久敌对；二是争取建设可能程度的战略互信；三是在可能和可行范围内进行东亚稳定、和平与繁荣所需的某些战略性协作，逐渐增多地致力于培育和建设东亚区域次区域多边经济合作和安全体制。中日政治关系应当被逐步调整为“正常的”、“复杂的内在平衡的”关系，即一方面必然有彼此间的战略警戒、战略猜疑、利益竞争和威望竞争，但另一方面也有争取防止和控制紧张和危机、减小猜疑、限制过度竞争的意识与机制，同时还有促进所有这些的战略性对话和一定程度一定范围的战略性互信建设和协作。二十世纪德国最伟大的思想史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曾在他关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史的杰出著作中说：均势“将各种力量既保持在健康的紧张之中，同时又使之囿于健康的限界之内。一个强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应当想望自己身旁另有强国，从而彼此制约，都不逾越雷池，然而同时也都将不能不维持自身的强大。总的来说，万事莫优于节制，对权势来说也是如此”。这话对日本和美国同盟关于中国力量发展的担忧来说甚为适切，对中国关于日本力量发展的担忧来说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在处于上述双重变化的中日关系中，中国应有的根本立足点一是加速中国自身的力量建设，尤其包括军事力量现代化建设，二是主要用战略性的方式应对和处理战略性的问题。
　　
　　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权势转移”（power transition，或者一般所说的power shift）概念广义地涵盖上面所说的有根本重要性的双重变化。“权势转移”不仅存在于中日之间，还以不同形式存在于中美乃至中印之间。然而很明显，它特别是使得中日关系更为复杂和不确定。这些加上朝鲜半岛潜在的大变动因素、相当危险的台湾问题、大规模毁伤性武器和导弹技术扩散倾向、军备竞争等，正在使中日两国共同所处的广义的东亚成为二十一世纪初世界上最能动、最有大变动可能的地区，大大增加了复杂性、不确定性、潜在不稳定和长期紧张诱因。一定要牢记，这是本地区各国间将长时间面对的一项根本性的外在形势，并且加大了中日两国形成上面定义的那种战略性关系的必要。其宗旨就是谋求基本稳定，控制和缓解危险趋势，防止经久敌对和冲突，进而争取逐渐实现经久可靠的共同安全。
　　
　　致力于形成中日之间“正常的”、“复杂和内在平衡的”关系，意味着比现在决心大得多也有效得多地动员传统的或“经典的”双边外交，其特征在于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所说“各国在所有对它们并非最重大的争论问题上必须愿意妥协”，以争取协调和控制彼此抵触或碰撞的国家利益，减小那些过头的互相猜疑和竞争。此外，在此基础上，还需要“非经典的”多边外交，特别是从长远来看争取逐渐地创设、培育、巩固和发展区域和次区域的多边安全体制。这不仅是为了缓解或解决那些具体和特殊的重大问题，也是为了拥有一种较广泛的体制性框架，在其中“权势转移”动能（dynamic）可以得到尽可能大的控制。与此相关，在二○○四年初的一次国际讨论会上，甚有见识的立敎大学敎授高原明生谈论了如何处理美日两国与中国之间的一个基本两难、即他所说的“战略对峙”与经济依赖的矛盾。他说：“从逻辑上看，祇有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在现存的双边同盟之上，建立一个亚太地区内的多边安全框架。以此，日本将既不靠完全依赖美国来在战略上与中国对抗，也不靠加强同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联系与美国对抗。日本同中美两国一起，应采取主动来实施这么一种安排”。与此同时，这一对日本的国策建言反过来也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中国。
　　
　　（原载《中国评论》二○○四年十月号，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敎授，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