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是中国贸易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国对外贸易总额首度超过万亿美圆，达一万一千五百四十七亿美圆，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而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九七八年，中国的外贸总额仅二百零六亿美圆。短短二十六年，中国的贸易总额翻了五十六倍，创造了世界奇迹。 

　　全球第三贸易大国地位的取得，可谓来之不易。在改革开放路线的指导下，全体国人一心一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借助世界产业转移升级调整的大趋势，中国有力地发挥了自己在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使传统的农业社会成功转型为新兴工业社会，中国也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当然，任何荣誉的取得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在高速发展的后面，隐含了由于经济与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及管理水准的滞后，造成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高损耗及损害劳动力安全等代价。更值得指出的是，由于重商主义泛滥和无序竞争，使得中国贸易的比较收益持续下降，“增产不增收”。 

　　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也在逐步发生变化，迅速增长的对外贸易开始频频遭受国外反倾销、非关税壁垒等贸易保障措施的狙击。据统计，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反倾销和贸易保障措施的最大受害国，中国七成以上的出口企业和近四成的产品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非关税壁垒的影响，涉及金额达数百亿美圆。西班牙“烧鞋”事件、一些拉美国家对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和欧美纺织品配额纠纷等种种迹象，显示中国已经进入贸易摩擦高峰期。 

　　频发的贸易摩擦一方面表明中国已经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事实，另一方面提醒政府应当制定更加富有弹性的贸易策略。中国目前的生产力和技术发展水准还谈不上放弃比较优势、开展竞争优势的程度，但政策制订者应该考虑加大政策优惠力度，有意识地引导企业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产品的不断更新换代，在品牌的建立、市场行销等方面加速改善；同时，优化产品结构和贸易结构，改变以往粗放型的外贸增长方式，实现贸易增长模式由“规模导向型”向“效益导向型”转变。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经济往来更加密切，相互依赖加深，由此导致的纠纷也会不断增多，贸易摩擦的常态化是必然现象。贸易摩擦不但对出口企业提出挑战，更对政府管理部门提出新要求。中国的当务之急是需要建立一整套规范有效的贸易摩擦和纠纷解决机制，使得政府、行业协会、企业能够协调一致，就可能发生的摩擦和纠纷从预警防范到协商谈判、法律应对等环节形成一套保障机制，并积极争取参加新的国际贸易规则的起草制定，从制度源头上掌握主动权，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贸易争端给中国带来的损失。

　　（原载2005年10月号《中国评论》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