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至11日，倍受两岸关注的“台北会谈”研讨会在台湾举行，会议的主题是“强化认同互信，深化和平发展”。两天的会议，日程排得满满的，中午仅一小时吃便当的时间，下午继续讨论。与笔者以往参会经历不同的是，即使到了第二天下午，出席会议的学者依然精神饱满、全程与会，会场上始终人头攒动，发言踊跃。足见两岸学者对此次研讨会的重视，这也是中共十八大后和平发展暖风劲吹，两岸关系人心思动的具体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研讨会两岸红蓝绿三方均派出阵容强大的学者队伍出席，虽然三方学者对于台湾社会近年来出现严重的两岸认同撕裂问题各自有不同的解读，但三方主流学者能够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实事求是地分析、研讨认同与互信问题，并针对当前两岸关系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出各自的意见和建议，讨论解决和修补之道，就已经是一个显着的进步。同时，也显示了两岸三方是可以坐在一起，就复杂的政治问题开展政治对话及探讨的。 

　　总体来看，出席会议的绿营学者基本停留在既有的立场和政策宣示阶段。对于台湾社会近年来出现的两岸认同撕裂现象，他们认为是大陆打压和台湾社会追求民主化、自由化和本土化所致；对于两岸关系发展，除了提出一些“强人所难”、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政治前提和要求外，未能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显示当前民进党主流派对于两岸政策调整的基本态度和建构两岸关系论述能力的贫乏。 

　　蓝营方面，又分为体制派和非体制派两类：体制派学者对于台湾社会主体意识高涨、两岸认同出现撕裂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复杂情绪。他们认为，两岸认同撕裂的原因复杂，一方面有反对党长期主张台独、造成台湾社会分化，部分民众的国家、民族认同发生变异的原因；一方面也与大陆在国际社会挤压“中华民国”的国际空间、不能正视“中华民国”的客观存在有关。体制外的学者则认为，由于台湾在李扁执政时期通过台独史观和“同心圆”教育，造成年轻一代出现认同异化。而国民党执政后，又未及时在史观教育上拨乱反正，加上执政党未能清晰阐述自己对于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愿景，未能建构有别于李登辉时期的两岸关系新论述；而执政者主导的“分治论述”固然一方面加强了台湾民众对“中华民国”的认同，另一方面却也导致了对两岸认同的排斥和主体意识的增加。这种一味躲避、拖延两岸政治谈判，以“分治”为目的的施政方针，造成台湾年轻一代失去方向，出现严重的认同混乱。 

　　大陆学者则认为，两岸的认同与互信，涉及两岸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心理等各个层面。台湾社会出现两岸认同撕裂，既有两岸分离百余年深刻的历史、政治等因素所致；也有台湾政党、政治人物多年来刻意塑造分裂史观和分离意识所致；更有由于两岸关系发展不全面、不深入，两岸迄今未能展开政治商谈，两岸之间主要的政治矛盾大部分都未解决，这种深刻的结构性矛盾，势必经常性引致两岸关系发生问题。如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就是最显着的例证，加上政治操作，出现认同撕裂是可以预见的。对于台湾出现的两岸认同撕裂问题，既要高度重视，也不能因此动摇信心，失去对两岸关系发展的基本判断。 

　　早在两年前，就有台湾学者就台湾社会日益严重的两岸认同撕裂问题提出质疑与探讨。如著名的两岸关系专家邵宗海教授指出，这种认同撕裂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出现，由初期的一成左右发展到中后期的二、三成，到本世纪初民进党执政时达到四成多；而马政府上台后非但这种趋势未能得到扭转，反而有越演越烈之势。据悉，最近的民调显示，已有过六成的台湾青年人认为两岸是“一边一族”。何以会出现如此严重的情形？除了前面所提及的各种原因外，民调设计的刻意引导也是主因之一。熟悉民调程式的专家指出，在民调过程中，有近十个关键步骤，只要其中一个稍有差池，便会得出“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失真结论。因此，稳健的民调工作者都会慎用民调。 

　　还有一个重大的背景，是学者们较少提及的，就是中国大陆的快速崛起与台湾民众对此的不适应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感、不安感、恐惧感和失落感。曾几何时，台湾还一直领先于亚洲四小龙，台湾经验还为世人所津津乐道；如今，却成为四小龙之尾，台湾的金字招牌黯然失色。这种强烈对比深深投射在民众内心深处，造成心理不平衡，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调适。也因此，两岸认同的撕裂与修补是需要经历相当一段时间过程的。 

　　当然，台湾社会两岸认同撕裂问题的最终化解之道，还是需要靠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这个难题。如前所叙，在两岸结构性政治问题未得到解决之前，两岸要达成高度互信和认同，几乎是不可能的。随时可能被一个小小的突发或偶发性事件破坏好不容易累积的互信，如“东京影展”事件、最近的大陆“护照事件”等。这些都是值得两岸有识之士深入思考的。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探讨两岸政治关系的安排，首先涉及双方的政治定位。过往60余年的两岸定位，前30年是“匪来匪去”，属敌对关系；后30年至今，是“台湾当局”和“大陆当局”或“中共当局”，属于中性词汇。未来双方必须通过政治对话及政治商谈来解决彼此的政治定位问题，这个政治定位完成后，双方的关系更加明晰，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了政治互信问题。从十八大报告中，我们不难看出大陆方面对此的考虑：首先，这个定位是双方共同努力，探讨后达成的定位，而不是任何一方的自行界定；其次，这个定位是“现在进行时”，即符合双方现状；第三，“合情合理”表明这个定位不会强人所难，一定会是两岸最大政治公约数的体现。 

　　这个政治公约数究竟为何？我们没有现成答案。这是需要两岸双方共同努力探索达成的。也因此，我们希望两岸一方面扩大交流合作，建立派驻对方的办事处，全面修改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等；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两岸能够尽早开始政治对话乃至政治商谈，探讨两岸未来的政治关系。此次在台北，笔者会上会下接触了不少两岸关系的“老行尊”，倾听和请益了不少问题，收获颇丰。记得一位尊者表示，这几年执政党利用各种机会与大陆领导人会面时，无不提出请大陆考虑协助处理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事实上，也真的收到很好的效果。他指出，“国际空间”问题是不是政治问题？是否属于“难题”？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既如此，为何马政府又屡以“先经后政”、“先易后难”来回绝大陆的政治对话、政治协商的要求？可见事在人为，还是需抓住机遇，尽快启动两岸政治对话和政治商谈机制，使两岸关系真正做到可长可久、和平发展。两岸的互信与认同，也就在此过程中逐步巩固与达成了。 

　　（原载2013年1月号《中国评论》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