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3年是中国评论月刊在香港正式面世15年的日子。这个新生儿会如何成长？能否达成当初对她进行设计、构想时的哲人——我们敬爱的汪道涵先生的深切期盼?

　　转眼间，十五年过去了，抚今思昔，感慨万千。中国评论月刊不负所托，基本实现老先生当初的设想，成为沟通两岸四地高级知识份子和各界精英的思想平台，成为一个能够引导两岸四地及全球华人学者来参与论述、共同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理论框架，具有开拓创新、与时俱进能力的重要思想传播平台。创新、包容、理性，是这个思想传播平台最显着的标志。中国评论月刊，已经得到两岸四地各界人士的广泛认同，成为大中华地区在两岸关系方面最具思想性的月刊。

　　萌发创办中国评论月刊的设想，是在1996年下半年。当时正值李登辉访美，造成两岸关系陷入自1987年蒋经国先生开放探亲以来所形成的第一个高潮后的低谷之时。岛内首次直选，虽完成了台湾“民主化”的形式，却也开启了民粹之门；从此，台湾政局走上动荡不安、对抗撕裂之路。随着两岸关系不断恶化，两岸两会中断会谈、大陆进行导弹试射，两岸冲突几近一触即发。而民进党在李登辉的纵容下，不断发展坐大，台独主张在“民主化”的旗帜下由隐讳而公开，堂而皇之地大肆宣扬，在岛内已成气候。台湾山雨欲来濒临险境，两岸关系面临危机。

　　目睹台湾岛内剧烈的政治风云变幻，预见到在不久的将来两岸关系发展可能面临的更大危机，两岸很多学者都为此忧心忡忡。1996年10月中旬，在香港阳明山庄召开的首届中国统一论坛学术研讨会期间，我们萌发了创办一个以探讨两岸关系为主的思想性杂志的设想。带着这样的构想，我们到上海向海协会长汪道涵请益。对于我们的构想，汪老给予极大的支持和鼓励，他频繁地召集郭伟峰社长和我到上海商议创办月刊之事，《中国评论》这个响亮的名称，就是老先生亲自命名的。从杂志内容到办刊目的，他都给了我们明确的指示，甚至连作者、杂志内容上“评”与“论”的比例，老先生都作了具体而细致的交待。他期望我们新创办的杂志能够团结、包容两岸四地的知识精英，为他们提供一个更大、更广阔的思想平台，从思想舆论上谋篇布局，建立新的论述，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

　　1998年1月1日，中国评论月刊在香港呱呱落地。在创刊号上，郭伟峰社长写下这样的发刊词：“中国评论月刊的办刊宗旨是为融汇东西文化，创造新的时代，建设二十一世纪新的中国广泛集纳、传播海内外中国人的优秀思想。中国评论以‘摆事实、讲道理、明是非、求共识’为原则，言论文章不论党派、不拘立场、不分地域，只要有利于中国的统一富强、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合作、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发展，只要是善意的建议，就是本刊传播的重点。中国评论愿成为全球关心中国发展的思想论坛。”按汪老的指示，明确提出办刊的宗旨、原则和重点、目标。

　　十五年来，中国评论月刊发表了数千篇文章和200多个论坛，涉及中国发展和国际关系、两岸关系、港澳问题等方方面面；但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台湾问题和两岸关系的分析、评判和理论论述的建构上；特别是在2008年10月改版之后，更是专注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时期的理论创新，并团结、包容两岸红蓝绿三方学者，及时针对实践中的各种问题作出多元的分析与研判。这是中国评论月刊能够步入两岸关系最权威的杂志之列、为两岸各界读者看好的主要原因。

　　一份思想性杂志最核心的价值，在于她能否构建理论体系与创新。回顾中国评论创办的十五年，在两岸关系理论建构方面，中国评论团结两岸和全球华人学者，丰富、发展和建构了“一中论述”、“新统一论述”以及“两岸统合论述”等三大论述，极大地深化和扩展了两岸关系和平统一与和平发展理论，为两岸关系开辟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对统一前的两岸关系以及由现状迈向统一过程中的方向、路径、方式方法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理论论述和具有现实意义的分析阐述，有力地推动了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一、对于“一中论述”的丰富、发展舆深化

　　“一中原则”，是大陆对台政策的基石，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原则，也是两岸关系发展的核心议题所在。其之所以重要，在于它直接涉及中国的主权和领土是否完整。长期以来，大陆对一中原则的表述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台湾问题与中国统一》白皮书，1993）。这个表述在当年具有高度的权威性，且在国际社会奉行多年，也有一定成效，因此，几乎不容任何哪怕是微小的改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陆从官方到学者均不敢越雷池半步，深怕稍一放松就会在国际上动摇“一中原则”的根基，造成“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两岸关系理论是实践性极强的理论，任何论述能否成立，均要看她在实践中的效用与反馈。“一中论述”也是如此，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检验并得以发展、丰富与深化。实践表明，“一中原则”从总体上是需要坚持的，但是其内涵和表述，需要进一步思考、发展、完善和深化，以适应两岸关系发展的实际情况。这个实际情况就是：第一，原来的表述没有区别国际与两岸之间，容易为台独势力所利用，成为他们否定、反对和污蔑“一中原则”的藉口；第二，没有体现两岸平等，是单向性、排他式的表述，不易为台湾社会接受；第三，这种表述使统一的主体单一化，不符合“共议统一”、“谁也不吃掉谁”的和平统一标准。

　　《中国评论》创瓣于世纪之交，而世纪之交往往是思想激荡、思维活跃的时刻。大陆的学者和各界人士，对于如何提出新论述推动两岸关系发展，萌发出新的思考和见解。在第二期中国评论月刊上，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章念驰率先发表文章，提出汪老的“共同缔造论“主张（《世纪之交思考两岸关系》）。

　　文章指出，“中国人孜孜追求的不只是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形式，而是始终在寻求一个现代化文明的政治秩序。……从某种意义上说，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中国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我们应以更宏观更具世界眼光更宽阔胸襟来思考，来完成最终的统一和缔造一个中国，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使命。正如海协会汪道涵会长在‘十五大’上海代表团小组会上所言︰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所有‘同胞共同来缔造一个新中国’。因为历史的原因，中国曾被分为澳门、香港、台湾、大陆多个地区，实行着不同的制度，成为不同的战场和经历不同的战役，然而，在一个中国的地缘、乡缘、血缘、文缘、俗缘联系之下，在两制并存的政策之下，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两岸三地可以‘和而不同’，继续实行两种不同的制度，互为‘视窗’与‘桥梁’，以适应这多元、多极化的世界新格局，以中国人的智慧来解决中国人的问题。”

　　章念驰深刻阐述了邓小平和汪老的思想主张：首先，是论述了现代化与统一的关系；其次，将统一和共同缔造新中国的责任赋予两岸四地全体中国人，两岸均是统一和共同缔造的主体；第三，统一的目标和方向更加清晰——建立一个繁荣富强民主文明的新中国；第四，两岸四地可以“和而不同”，继续实行两种不同的制度，互为“视窗”与“桥梁”。

　　章念驰的论述，得到海内外学者的支持和热议。德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杨恩霖博士在《‘一国三制’与和平建设刍议》（第七期，1998年7月号）一文中表示，“近年来大陆智囊正策划打破两岸僵局，呼吁共同缔造一个繁荣富强民主文明的新中国，这种主张是正确的，值得拥护。”

　　大陆学者辛旗在《着眼两岸人民的未来，共同缔造一个统一的中国》（第8期）中对章念驰文章作出热烈呼应，他写道：“共同缔造统一的中国，要在现实条件下对‘一个中国原则’做全面的思考。从此意义上讲，一个中国的原则就是缓和与发展两岸关系的原则；就是‘和平统一’的原则；就是和平谈判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原则；就是江泽民主席在‘八项主张’中强调的共同致力于‘结束敌对状态，共同规划未来’的原则；也就是汪道涵先生所讲的‘两岸中国人共同缔造一个统一的新中国’。”

　　他提出，一个中国的原则，在这样特定的两岸关系和国际形势下，其内容应有如下的内涵：其一，两岸都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使对此中国的政治涵义解释不同；其二，两岸都追求缓和、和平和发展的两岸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推进中国走向和平统一；其三，两岸都愿意为发展两岸关系进行政治接触和谈判；其四，两岸中国人共同缔造一个统一的新中国。

　　辛旗的这些观点，极大地丰富了“一个中国”原则的内涵：首先，是提出了“共同祖国论”，为后来“两岸一中”奠下基础；其次，是全面阐述“共同缔造论”；第三，界定了一中原则的内涵，为两岸关系发展构建了新的论述。辛旗的这些主张和论述，与章念驰的文章一样，展现了大陆对台新思维，在两岸政界和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

　　北大教授李义虎在《树立海峡时空新思维》（第11期）中指出，汪道涵先生曾颇带启示性地指出：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所有“同胞共同来缔造一个新中国”。而根据权威解释，这个新中国是“一个统一、繁荣、富强、民主和文明的新中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实在是海峡时空新思维的杰作，它证明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并不是无所作为的。

　　这个关于“一个中国”的新解，对我们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首先，在两岸关系发展和实现国家统一的进程中，“一个中国”原则可以展示它的巨大包容性。其次，“一个中国”原则应该具有豁亮的前瞻性。再次，在“一个中国”原则上应该具有深邃的哲学感。第四，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应该具有清晰的历史层次感。第五，在“一个中国”原则的落实方面应该具有非常现实的可操作性。

　　李义虎认为，所谓海峡时空新思维，首先强调思维定势的转换，换言之就是要换换脑筋，在国家统一过程中形成新的政治哲学和新的政治文化。今天，历史向前的迅速发展，更要求在“一个中国”原则上产生新思维，破除“国共情结”、“统独情结”、“本土至上情结”等传统束缚两岸人们思维的旧的积淀，找到新的理念基础和心态平衡点。

　　李义虎的解读，发展、丰富和扩大了一中的内涵，从现实和历史以至哲学层面对“一个中国”原则做了深刻的分析和阐述。特别是他提出的“一中原则可以展示它的巨大包容性”的论述，在后来的两岸关系实践和一中原则理论创新的发展历程中得到充分的论证。事实证明李义虎的论述是具有前瞻性和深刻性的，体现了大陆学者不固执成见，勇于思考的远见和新思维。

　　应该说，汪老的论述与章念驰、辛旗、李义虎等学者的思考引起了大陆政界和学界的高度关注。虽然他们的论述一开始还难以完全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但他们这些主张由于符合客观现实，随着时间推移和两岸关系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新世纪之初由于台独分离势力的上台，两岸关系持续恶化，如何进一步团结和争取台湾大多数民众，成为大陆领导层思考的重点。章念驰等学者们的论述，极大地促进了大陆领导层对“一中原则”作出新思考，继而在“一中原则”的表述上做出新调整，使之更富包容性，更贴近两岸关系的实际情况。

　　大陆方面对“一中原则”的表述先后做出二次重要调整：第一次是在1998年10月第二次汪辜会晤时，汪老发表的“86字箴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目前尚未统一。双方应共同努力，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平等协商，共议统一。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是不可分割的，台湾的政治地位应该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进行讨论。”汪老的讲话，开启了丰富和发展“一个中国”内涵之门。

　　第二次是2000年8月24日，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会见台湾《联合报》系访问团时，提出：“就两岸关系而言，我们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祖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钱其琛的表述，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中得到确认，此即延续至今、写入2005年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的“一中新三句”。“新三句”的最大特点是与台湾“国统纲领”原则相契合，即“两岸一中”。这就使“一中原则”极大地贴近了两岸关系的现实，也给了两岸关系更大的发展空间，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了深厚的理论基础。至此，大陆方面的“一中论述”已经成型。

　　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个新“一中论述”？她的核心意义在哪里？为此，中国评论月刊特邀大陆专家对此作出解读。章念驰指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与“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看来是几字之差，内容却差之千里。这是将“一个中国”原则加以细化，在政治上我们坚持“一个中国”是前提，在两岸交流交往上，则以同一国家内原则进行。这是极其重要的政策变化，这变化是建立在正视台湾同胞心声、做好台湾民众工作的立场上，是对国家统一学说的发展，印证了江泽民总书记所说，理论应“与时俱进”，政策应高于现实，这样就能带动社会进步。（《如何理解大陆与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第35期）章念驰的解读，非常准确而深刻，既阐明了大陆调整一中论述的背景和立场，又把握住了“两岸一中”是“一中原则”的深化和细化的论述，所以“这是极其重要的政策变化”。

　　台湾问题专家李逸舟认为“两岸同属一中”是两岸长期互动与大陆二十多年对台工作最宝贵的经验与结晶。在《法理情三维建构下的“一中原则”》（中国评论第143期）一文中，他指出“两岸关系事有千端，全面地、坚定不移地落实一个中国原则是核心所在。从‘胡四点’到‘胡六点’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性讲话精神、从近年两岸关系出现的有关变化来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以往一中原则单纯强调两岸关系的‘法理内涵’，对台湾当局政治地位采取绝对排它性的否定态度；而‘两岸同属一中’则在坚持一个中国法理基础的同时，为一中原则注入了实事求是、正视现实的‘事理内涵’，以及以人为本、尊重包容的‘情理内涵’。全面把握与落实‘新三句’包含的法、理、情三重内涵，是我们正确坚持一中原则、继续推动两岸关系良性发展的基础与前提。”

　　李逸舟作为长期从事两岸关系实务和研究的“局内人”，他的解析，毫无疑问是具有深刻的体会和反省意味的。这些年两岸关系发展的事实证明，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只要我们的政策是符合两岸关系“法、理、情三重内涵”的，两岸关系的发展就顺利；反之，则会出现挫折与停顿。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从“一中原则”表述的发展变化与两岸关系发展变化的对照上，我们不难发现为何李逸舟会认为：“两岸同属一中”是两岸长期互动与大陆二十多年对台工作最宝贵的经验与结晶！

　　“一个中国”原则表述确立后，对于如何在实践中贯彻和发展一中原则，深化一中内涵等方面，中国评论月刊组织学者们对此作出进一步思考和理论创新。

　　黄嘉树教授在《一个中国存同化异——关于建构两岸共识的建议》（中国评论第37期）中提出“一中存同化异“论。他认为，可以通过对一中原则的存同化异，达成两岸对“一中原则”产生共识的主张。他指出，“存同”两字即可表明“一个中国”首先是“现在时”的意思。“化异”两个字即表示两岸也承认有“将来时”意义上的“一个中国”，“化异”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同时也是两岸携手追求“将来时”意义上的“一个中国”的过程。谈判本身就是“化异”的主要形式。他说，总之，在“一个中国”后面再加上“存同化异”四个字，既能达到“各自表述”所隐含的“让台湾有自己的声音”的效果，又能防止“各自表述”演化至完全没有交集的程度。

　　黄嘉树的“一个中国，存同化异”主张，的确是解决当前两岸政治分歧、建立起基本共识的一种有效途径和方式，也是后来大陆提出“一中框架”的先声，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创新意味。黄嘉树教授长期从事两岸关系的理论和实际事务的研究，他是大陆学界不钻象牙塔，理论联系实际、服务实际的一个典范。他的上述观点和他在中国评论月刊上发表的关于棋战思维、两岸和平阶段划分等许多文章，开拓了大陆学界的两岸和平论述和两岸关系理论思维模式的新领域。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彭光谦少将在《两岸如何共建一个中国》（中国评论第56期）中提出，可以采取建设性方式贯彻“一个中国”原则。他说，所谓建设性，就是以炎黄子孙特有的智慧，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探索有助于一个中国融合的各种可能途径；就是强调求同存异，以共同进步和共同繁荣为纽带，集两岸之合力共同建设一个两岸人民都为之骄傲和向往的中国。

　　彭光谦将军的以“建设性”方式贯彻“一个中国”的主张，富于弹性和创意，也具有高度的实践意义。体现了大陆学者对“一个中国”理论创新方面的努力探索。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刘国深用“国家球体理论”为“一个中国”做出新解析。在《加强两岸政治互信ABC》（第144期）一文中，他提出，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一样的是，中国这一“国家球体”的表皮目前是由红蓝双色构成的，因为中国境内存在着两个竞争国家代表权的政权，她们分别在不同的空间和场合代表着这个球体，双方形成了事实上“一体两面”的关系。基于上述“球体理论”，两岸双方的政治关系是“领土主权一体，政权差序并存”的政治状态。

　　刘国深的“国家球体理论”虽然还不完善，但其基本观点是建立在“两岸一中”的基础上，从两岸关系的现状出发来分析、探讨两岸的同与异，寻求共识及解决政治分歧之道；在不涉及主权的情况下，为两岸找到合适的政治定位。

　　余克礼、李家泉、郭震远、许世铨、周志怀、仇长根、严安林等众多大陆学者以及台湾的苏起、杨开煌、邵宗海、张麟征、赵春山、包宗和、张亚中、黄光国、谢大宁、潘锡堂等很多学者也在中国评论月刊上对“一个中国”内涵的丰富和深化提出了各种建议和建言。应该说，“一个中国”论述的发展和深化，是与海内外数百名专家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与建构分不开的。正是两岸四地学者们长期的探索和论述，推动了“一个中国”论述的发展，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的构建奠下坚实的基础。

　　实践无终止，两岸关系的发展无终止，理论创新也无终止。2008年12月，“胡六点”提出“两岸在事关维护一个中国框架这一原则问题上形成共同认知和一致立场，就有了构筑政治互信的基石，什么事情都好商量。”首度提出“一个中国框架”的概念。2012年7月，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第八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对一个中国框架作出具体阐释，指出“一个中国框架的核心是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国家，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的关系。两岸从各自现行规定出发，确认这一客观事实，形成共同认知，就确立、维护和巩固了一个中国框架。”

　　“一个中国框架”，是大陆方面最新提出的关于“一中”的重要概念。如何看待和分析“一个中国框架”，是当前两岸学界的重要课题，因为她的内涵中隐含了开启未来两岸政治对话的钥匙。对此，中国评论月刊和中评社积极组织两岸学界讨论。

　　大陆年轻学者陈桂清在《浅析“一个中国框架”》（2012年12月，第180期）中认为，与“一中原则”相比，“一个中国框架”没有改变“一个中国”立场，但它对“一中原则”进行了软性处理，其概念更富弹性。两相比较，其一，“一中原则”虽是客观存在，但更偏重主观认知，相对硬性；“一个中国框架”则根据两岸各自现行规定，从法理支撑的角度着重强调“一国”的客观存在，相对软性。其二，“一中原则”突出政治范畴概念，包含对国家主权等问题的强制规范，而“一个中国框架”虽包含对国家主权的坚持，但内容多元，至少从字面上讲可以涵盖政治性、经济性、文化性或社会性的内容，可以包括“中华经济圈”、“中华文化圈”，也可以包含“两岸和平协议”等。

　　陈桂清的分析，为“一个中国框架”作出比较准确的阐述。一中框架，是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多内涵、更富弹性的框架。未来两岸政治对话、政治谈判也必然会在一中框架的范畴内开展。

　　而大陆教授王英津在《“一国两区论”与“两岸一国论”之比较分析》（中国评论第180期）一文中，在分析“一中框架”核心的基础上又提出，为尽早在两岸之间搭建共识平台，探索出能让两岸双方均能接受的“共表式”定位，按照“求同存异”的原则和方法，我们将“一国两区”与“两岸一国”加以融合，便形成“第三论述”——“两岸两区一国”或“一国两岸两区”。“第三论述”是融合原有两个论述之后的一个新论述，是介于原有两个论述之间的一个折衷论述，它体现的是两岸建构共识性思维的努力。

　　王英津教授不拘于既定观点和政策，大胆提出“第三论述”，体现了大陆年轻一代学者思维活跃，不固执成见，敢于创新的风格。这也是中国评论月刊近年来一直在倡导解放思想、敢于探索理论创新的体现。

　　李义虎最近在中国评论月刊（第183期）发表文章，提出两岸关系发展的增量概念，并由此进行理论总结：在近年来两岸关系改善、呈现和平发展局面的情况下，大陆提出了一些增量型的概念，如一个中国框架、两岸同属一中及和平发展等，台湾学者提出的“一中三宪”、两岸统合、“一中同表”以及两岸一中，甚至包括民进党人士谢长廷抛出的“宪法共识”，也均属于增量的概念。显然，这些概念在两岸间引起很大反响，对两岸关系的活泼化具有一定的催化作用，也促使两岸关系发展在路径选择上从存量部分走向增量部分。特别值得略加分析的是，一个中国框架是一个中国原则在和平发展阶段的增量型概念，很好地处理了存量与增量的关系，它既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即保有一个中国原则这个最大的存量，又在此基础上使容纳和平发展内容的增量有所扩张，包容了对方的一些思考、方案中的有益成分，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变通性。

　　从李义虎的理论总结和他的两岸关系“增量改革”的建议和评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两岸学界的理论创新在两岸关系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增量改革”，是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整体改革能够以微小的成本代价取得重大成就的最重要的政策思维。其意义，不仅在于作为凝聚社会共识，减少改革阻力的政策工具，更在于其饱含的辩证法哲学含义上。将“增量改革”的思维运用到两岸关系上，必将会拓展两岸关系的新空间，促进两岸关系的新发展。

　　从“一中新三句”到“一中框架”，我们看到，这是大陆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上的又一重大理论创新。一中框架，是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有弹性的框架；是一个能够破解两岸政治定位难题、求取两岸最大政治公约数的框架。理论创新，正在实践中不断推动着两岸关系向前发展。

　　二、以和平发展为核心的“新统一论述”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陆方面对于统一的论述就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八个字，对于统一的论述，基本上是谈论统一后的安排和统一的好处。而对于统一前的两岸关系、由现状如何过渡到统一、以及统一的主体、统一的路径、统一的目的、统一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统一的思维模式等诸多重大问题缺乏深入、细致的论述。这是因为和平统一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供借鉴，也没有任何现成理论和现成方案可以照搬。统一需要中国人自己在实践中摸索，需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和探讨，归纳出新的理论，并进而指导实践，不断在统一事业上开拓创新。

　　自1998年始，章念驰在中国评论月刊连续发表一系列文章，就上述关于统一与过渡阶段的各个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在汪老思想的影响下，通过阐述汪老以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关于统一的讲话，逐步形成了以和平发展为核心、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新统一论述”。

　　章念驰的统一论述，总结起来有以下七个方面：

　　1.关于统一的目的

　　关于统一的目的，过去从来没有人像章念驰这样具体、清晰地表述过。现代中国的先贤孙中山先生也只是说，“统一是全中国人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中国人民便幸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并未明确地讲明为何要统一以及统一后的新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状况等。而章念驰的表述，将统一的目的阐释的十分清晰。

　　章念驰指出，“汪道涵会长则是以简洁的语言对统一的好处与目标加以概括，指出统一问题是两岸同胞自己的事，双方只有通过平等协商才能加以解决；目前中国尚未处于统一状态，所以要通过两岸同胞共同努力来缔造一个统一的中国。这个中国将是繁荣、富强、文明、民主的崭新的中国，既体现大陆同胞的宿愿与追求，也涵盖台胞主流民意的追求，与台湾《国统纲领》也颇有暗合之处，即希望统一到一个更合理更良好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之下。总之，追求一个繁荣、富强、文明、民主、统一的新中国，既是中国人的必然选择，也符合人类的共同价值。”（《跨世纪的两岸关系再思考》中国评论第13期）

　　章念驰的论述，其实就是对汪老思想的深刻解读。在这个论述中，统一是通过平等协商和两岸同胞共同缔造达成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繁荣、富强、文明、民主的崭新的中国。毫无疑问，这样的统一方式和统一目的，是完全符合两岸人民的共同追求和共同意愿的。它使统一更加具体化，也更富有吸引力。应该说，台湾两岸统合学会的学者们，正是在章念驰的统一目的论述中，理解了汪老共同缔造论的真谛，认同了两岸统一必将通过共同缔造的方式来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甫一上任，便提出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努力实现“中国梦”的目标。他勾画的“中国梦”的具体内容是：“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他并明确表示“我们真诚希望台湾同大陆一道发展，两岸同胞共同来圆‘中国梦’。”从他的话语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对于中国未来的设计中，吸收了汪老的统一理念，并将之升华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更高层次。

　　2.统一的过程与统一前的两岸关系

　　由于统一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在由现状到统一的漫长过程中，如何来妥善处理两岸关系，如何来共议统一，并逐步走向统一，便成为章念驰思考的重点。早在“世纪之交思考两岸关系”（第二期）中，章念驰就意识到“当务所急是怎么建立起统一前的良性互动准则，确保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利益，不因两岸问题上的不智而丧失机遇。”

　　这里，他首次提出要建立起“统一前的良性互动准则”，这在当时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的。因为当时大多数国人对于统一的概念还停留在统一后的两岸关系安排上，而从未有人从统一前的漫长阶段出发来思考要如何推进两岸关系健康发展。

　　在《世纪之交的两岸关系继思考》（1999年12月，第24期）一文中，章念驰又提出“塑造一个健康的两岸关系”之说。他指出，这个健康的两岸关系，首先是“塑造一个健康的两岸政治关系，包括‘两会’功能性事务性正常交流，以满足两岸同胞正常需求；两岸各种层次的交流与政治谈判，建立最高领导人会晤机制，签署‘终止敌对状态条约’，共同起草‘台湾基本法’；双方都加入WTO及开放直接‘三通’，促进双向贸易，全方位的文化交流，开放赴大陆读书，相互承认学历等等。”

　　其次，“一个健康的两岸关系，必须要有一个健康的互利互惠的经贸关系。”

　　第三，“一个健康的两岸关系，本身就包含着与台湾朝野讨论合理的国际空间的内涵，这种讨论当然是‘一个中国’原则下的讨论。”

　　章念驰的这些思考和论述，提出了在统一前如何正确处理两岸关系的问题以及统一前的过渡期发展两岸关系的基本规则和要求，这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理论创新意义的。一个健康的两岸关系，就是两岸关系在统一前、也就是今天的和平发展时期应该全力发展和塑造的关系；两岸关系的健康发展，也就是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它是两岸和平统一必经的历史阶段。章念驰的这些论述，播下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思想种子，为后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的提出，做了理论上的探索和准备，意义深远而重大。

　　3.关于统一的方式

　　统一的方式，以往的表述仅仅停留在“一国两制”上，从来没有人深入地论述过如何具体来实现。章念驰指出，“汪道涵会长的‘八十六字方针’代表祖国大陆清清楚楚表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但‘目前尚未统一’，这就是承认了台湾现状和准备就统一前的台湾身份与地位进行讨论，并非无视客观存在的一切。这方针指出‘台湾的政治地位’是应该进行‘讨论’和‘协商’的，这种‘讨论’与‘协商’也是‘平等’的，这种努力也应是‘共同’的，这种统一也应是‘共议’的，而不是一方压倒一方，更不是一方吃掉对方；但这一切‘讨论’应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进行……统一又需要两厢情愿，要有两个积极性，台湾民众的内因变化是关键，一个好的统一政策是统一的保障。因此‘共议统一’是调动两个积极性，摒弃一厢情愿。”（《关于国家统一的本质思考》（2000年8月，第32期）

　　在《台湾问题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一文中（2005年5月，第89期），他又进一步明确：“如果说统一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创双赢、共促振兴、共议统一的过程，那末，统一的阶段性目标及手段等问题也迎刃而解了。因为这过程不可能一蹴而成，势必要分成若干阶段去完成。”

　　章念驰论述的统一方式，是两岸相互融合的一个过程，是共同缔造的，是双方平等协商的，是在“一个中国原则”之下展开的，是需要“共议”达成的，是需要分阶段去完成。总之，统一不是征服，而是共同发展，协商共议的过程，是逐渐融合，渐进统一的过程。这种论述，是邓小平和平统一思想的延续和具体化，体现了深厚的平等性、包容性和融合性思维，与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完全契合的；它也符合台湾的主流民意，与台湾两岸统合学会的学者张亚中等的“两岸统合论”在大方向上基本一致。因此，这种论述富于生命力，它必将主导未来两岸的和平统一之路。还应该看到，章念驰的这些论述，是在世纪之初提出的，他表述的统一的方式不仅在当时具有前瞻性，在今天也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4.关于统一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

　　统一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是章念驰最早提出，也是他论述最多的一个方面。在世纪之交，由于台独分裂势力上台执政，大肆推行台独，挑衅“一个中国”原则，妄图通过“法理台独”来实现台湾独立。在这种背景下，大陆有少数人因台独势力的躁动而引发浮躁心态，一些人甚至提出，为反台独不惜停止现代化建设而一战的主张。针对这些似是而非的观点，章念驰明确提出了统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辩证关系，他指出，“台湾问题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组成部分，它既是一个障碍又是一个挑战，同时也是一个动力和助力。只有从整个现代化着眼，才能有智慧和能力解决这历史遗留的问题；只有完成整个中国现代化整合，台湾问题才会得到最好归宿。”《中国现代化艰巨而复杂的整合——论国家的最终统一》(2000年12月第36期)

　　章念驰提出，“现代化过程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整合阶段，它有许多内涵和使命，统一只是其中任务之一。”

　　他认为，“统一问题必须放到现代化的全域战略中去思考，不应把统一问题凌驾于现代化之上。”

　　章念驰在这里提出了台湾问题与中国现代化的辨证关系：既是障碍、挑战，又是动力和助力；统一必须服从、服务于现代化，而不能凌驾于其上；现代化不等于统一，统一必须扎实规划，逐步达成。

　　章念驰关于统一与中国现代化的论述，是一服思想清醒剂，他通过论述中国现代化与统一的关系，不仅批驳了这些浮躁观点，同时使大陆领导层和各界精英更加冷静地思考中国的现代化战略，从而避免了因头脑发热而可能使中国现代化进程被打断的危险。就此意义而言，这个论述对两岸关系乃至整个中国的发展进程意义极大。章念驰的这个论述，得到大陆学界的广泛认同，众多学者纷纷发表文章呼应。他的这个论述，后来也被大陆领导层吸纳，成为过去十年中两岸关系六项重大理论创新的内容之一。

　　5.关于统一的主体

　　章念驰认为，“共同缔造论”表明两岸均是统一的主体。在（《两岸关系大趋势》第160期）一文中，他进一步明确：“在“三通”和“三大”的时代，两岸正不知不觉地在共同走向未来，在共同创造未来，在共同缔造一个更加民主富强文明法制的新中国，双方都是创造统一的主体。统一已不是设计出来的，不是一方恩施给一方的，而是共同努力造就的。”

　　两岸均是统一主体的论述，是邓小平“谁也不吃掉谁”思想的延伸和深化发展，也是汪老“共同缔造论”、“两岸之道唯和与合”等重要思想的核心。既然都是“主体”，当然要“平等协商，共议统一”；既然都是“主体”，统一当然不是征服、不是吞并。章念驰的两岸均是统一主体的论述，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今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涵，值得两岸进一步深思并践行到两岸政治对话以及未来的政治谈判之中。

　　6.关于和平发展时期与统一的关系

　　章念驰指出，“和平统一没有现成的方案，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断总结。30年来，我们终于明白了“和平”的重要性，也意识到现阶段的“统一”，就是鼓励两岸走“和平发展”之路，在“共同发展”中来“厚植共同利益”，来培养“共同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经历”，塑造“共同记忆”，来建立“共同家园”，来形成“命运共同体”。因此，可以说“和平统一”与“一国两制”在今天就是如何变为“共同发展”的内涵，这也是“和平发展期”的历史使命。”（《ECFA与两岸关系》第141期）

　　在这些论述中，章念驰深入细致地阐述了和平发展作为统一前的重要过程与统一必须经历的阶段。在他论述中，首先，统一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分阶段来实施，和平发展时期，是这个过程的一个必然阶段；第二，和平发展期是以大力发展两岸关系为中心，在共同发展中来培养共同经历，塑造共同记忆，形成命运共同体；第三，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两岸经由不断实践，不断探索，不断总结，实现相互融合达成最终统一。这是一个十分重要而深刻的论述，它揭示了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的真谛，发展和丰富了和平发展重要思想的内涵。可以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的提出，正是在章念驰等众多两岸学者的探索和论述的基础上构建而成的，没有两岸学者们的贡献，就没有今天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7.关于统一的思维模式与核心价值

　　章念驰多次在文章中提出，融合性思维是大陆关于统一的新思维。他写到，邓小平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另一伟大意义，则是提出了一个融合思维，这对饱经动荡、饱受欺凌、饱历斗争与运动的中国大陆民众而言，是一种全新思维。其实要真正“和平统一”，实行“一国两制”，是中华民族一种新的融合与再造。《台湾问题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第89期）

　　章念驰认为，和合观念与和谐社会的理念，也是我们与海内外一切港澳台同胞和侨胞的共同思想基础、共同语言、共同理想信念，这核心价值的建立也深受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的欢迎。（《构建和谐社会与两岸关系》2007年1月第109期）

　　有什么样的思维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论述和政策。融合性思维，是大陆提出和平统一以及和平发展政策的思维基础。融合性思维，是开放、包容、兼收并蓄、不断创新的思维，大陆对台政策的一系列理论创新，都是这种思维指导下的产物。章念驰的新统一论述，也都是建基于融合性思维之上的产物。

　　综合而论，章念驰的这些系列文章，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新统一论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共同缔造论”，并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的提出与不断丰富发展构建了思想和论述的基础，意义重大。在章念驰论述的启示和带头作用下，近年来，大陆学界对两岸关系的理论研究大大加强，涌现了一大批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的专家学者，建立起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和平发展论述。这些论述，极大地推动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时期的实践，推动两岸关系不断前行。

　　三、台湾学者的“两岸统合论述”

　　2008年3月，台湾大选再度实现政权转换。马英九的上台，验证了和平发展政策的功效。在新的时期，如何进一步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如何整合出一套新的论述，使台湾社会精英与民众能够逐渐接受和平发展主张，以渐进融合的方式实现两岸统一，成为中国评论月刊面临的新的挑战与新使命。为此，中国评论月刊调整了自己的编辑方向，不再像以往那样全方位评论分析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与国际关系，而是以80%以上的篇幅专注于两岸关系和台湾问题。在与台湾作者的互动中，我们团结并支持台湾社会主张两岸未来通过共同发展、渐进融合方式实现统一的学者群体——以张亚中教授为首的台湾“两岸统合学会”的学者群，构建出一套完整的、与大陆和平发展思想基本契合与协调的“两岸统合论述”。

　　张亚中和“两岸统合学会”的基本主张可以概括为“一中三宪，两岸统合”。2008年以来，他和两岸统合学会的主要成员先后在中国评论月刊上发表了几十篇文章，详细论述了两岸统合的主张。其主要论述如下：

　　1.两岸彼此承认现状，即“一中两宪”；为使两岸不分裂，双方签订和平协议，这个和平协议基本精神是“相互保证不分裂整个中国”，“不能违反走向统一的目标”及“两岸互不使用武力”，在此基础上形成未来“第三份宪法性文件”即“第三宪”，此即为“一中三宪”。

　　2.未来两岸以搭桥建楼（堆积木）方式、循序渐进，透过签署各种具有规范两岸公权力的协议，让“第三宪”愈来愈丰富。当现有的两宪逐渐将治权转移到第三宪时，整个中国即是“一中一宪”，那就是最后的完全统一。

　　3.通过构建两岸共同体的方式，形成“一中三宪”这个两岸法律框架的支柱。强调两岸应签署和平发展基础协议，让两岸的政治定位与未来目标可以确定，透过统合体（共同体）的建构以及共同政策的实施，让两岸可以进行全方位的共同治理。具体可以从“和平协议”、“文化统合”、“货币统合”、“经济统合”、“身份认同”、“安全认同”、“国际参与”等七个面向入手，共同拟订未来的努力方向。

　　4.强调在统合过程中建构共同认同。主张在共同治理、共同经历的过程中建立两岸的共同认同，这是两岸能够达到长久和平，最终迈向统一的充分条件。

　　5.统合论的理论基础，是主张两岸在相互定位时，可以并用“国家核心理论”与“部分秩序理论”。前者确定两岸同属一中、“主权”宣示重迭；后者强调彼此在宪政秩序上的分治，《两岸和平发展基础协定》即是依此原则草拟。

　　这里可以很清楚看出，张亚中等的“一中三宪”主张是以统一为指向，其目标非常清晰。值得一提的是，张亚中“一中三宪”的主张，是其2008年10月在《中国评论》发表《两岸和平发展基础协定刍议》之后，引起很大反响，两岸学者纷纷在《中国评论》上发表文章，就此展开讨论。在与大陆及台湾学者的互动讨论中，张亚中了解了大陆学者的疑问所在，在深入研习邓小平等大陆领导人关于和平统一的论述后，经与统合学会同仁讨论，认为必须处理“一中”实体化的问题，若不能把一中在宪法的基础上再实体化，将永远无法挡住疑虑。因此，两岸必须让“一中宪法”有相互保证的拘束力，再透过共同体等机制，共同协议、共同政策等方式共同建构一个超越两岸宪法权威的规范。这个共同建构的新宪法，就是“一中三宪”。这样，原来建构两岸统合论的基础“整个中国”的概念就不会虚化，不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

　　张亚中最近在“为两岸挂灯搭桥：贺《中国评论》十五年”一文中指出，“一中三宪、两岸统合”的完整论述就是在与《中国评论》的读者、专家互动中，愈来愈完整、愈来愈清晰。他说，两岸统合是“共同缔造”的一种类型。在两岸应该共同缔造未来，目标是中华民族的复兴这一点核心认识上，我与伟峰兄、两岸统合学会与中评社的立场是一致的。（《中国评论》第183期）

　　从上述这些话语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张亚中教授以及两岸统合学会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所做出的努力与系统理论主张。“两岸统合学会”的成员——黄光国、谢大宁、杨开煌、巨克毅、吴东野、吴昆财、丁仁方、黄清贤、谢明辉以及顾问戴瑞明、邱进益、张京育等，先后发表了大量关于两岸统合、反对台独的论述。两岸统合学会还在岛内与海外，先后举办多场关于两岸整合与认同的学术研讨会，引起两岸四地及全球华人菁英的广泛关注。

　　张亚中和两岸统合学会的这些论述与学术活动，在李登辉、陈水扁执政近20年的台湾岛内，无疑是一股清新的思想新风，它有力地荡涤了多年来在台独执政下岛内煽起的各种妖风迷雾，打破了岛内不许谈论一中的禁忌和对于统一的恐惧与迷思。正如郭伟峰社长所言，张亚中和两岸统合学会有三个了不起：“第一个了不起，是打破了台湾长期来一中问题不能进入公共舆论领域的禁忌，让民众有了更多地参与。第二个了不起，是为新时期两岸和平发展理论的构建做出了贡献。第三个了不起，统合论是充分考虑了两岸因素，是形而上的，具有两岸共同创造的新特质。”（《统合方略》序言）

　　张亚中这些论述，从理论到两岸关系的实务上都做了深刻的分析和解剖，既符合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实际情况，也符合台湾民众的思想、心理状况，应该说，具有务实创新的内涵，引起两岸各方、特别是大陆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尽管这一论述尚不完善，还有一些值得商榷和讨论之处，有待实践的验证；但我们相信，随着两岸统合学会全体同仁坚持不懈的努力和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演进，未来中国的统一，将会在这些论述的基础上逐步实现！

　　结语

　　中国评论月刊创办的十五年，正是中国发展进入加速起飞的时代。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崛起，成为当今世界最重大的话题，也是中国评论成长的大背景。在这个大背景下，如何顺利发展两岸关系、使之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动力而非阻力，如何在纷纭复杂的各种思想交锋中把握正确方向，建构出符合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理论主张和论述，这对于海峡两岸的知识精英们来说，无疑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以上三大论述的促成、建构与完善、深化中，《中国评论》可以自豪地宣称，我们没有辜负这个时代，没有辜负汪老和所有关心、支持《中国评论》发展的各界人士以及两岸四地和全球华人学者的关爱和支持。《中国评论》做到了与时俱进、与国家、民族的发展相向而行；为祖国统一奠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为两岸和平发展贡献才智和心力。《中国评论》的核心价值，正在于此。

　　展望未来，中国评论月刊将一如既往，以更大的胆识和包容，更多的创意，将《中国评论》办得更好。使之成为促进、承载两岸关系理论创新以及和平发展框架讨论与交流的最重要的思想平台，为今后两岸关系理论创新与发展、为未来两岸政治对话乃至政治谈判，“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的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铸下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原载2013年8月号《中国评论》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