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17日，是建闽六十华诞的日子。建闽告诉我，编了一本自选集——“思系中华”，并嘱我为之作序。建闽出自选集当然可喜可贺，可要我写序，却令我有些踌躇。从来没有人找我给他们的作品做序，自然我也就从来没给别人的作品写过序。不过，我只是稍有迟疑就答应了建闽。因为我很高兴通过我的序，推荐建闽的作品，介绍建闽的为人。

　　“思系中华”选择收入了1999年以来，建闽在《中国评论》月刊发表的关于两岸关系和中国发展、国际关系问题的评论文章一百七十多篇。这些文章按内容编为五章，涵盖了两岸关系和中国及国际问题的主要方面。建闽是资深媒体人，同时多年跟踪、研究两岸关系，常有独到见解。所以，建闽的作品既有媒体人的敏锐，又有研究者的深刻和独特视角。这在“思系中华”的这些作品中，有很充分的表现。无论是对两岸关系的宏观分析、论述，例如，关于两岸关系的框架、中国的发展战略、中国的国际环境等的分析、论述，还是对两岸关系某个具体问题的探讨，例如，对于两岸签订和平协议、两岸海洋合作等的探讨，都有充分表现。这已成为建闽特有的风格，“思系中华”的重要特点。

　　两岸关系的形成、发展，以及通过中国完全统一而最终解决，都是中国独特的时代、历史，以及文化共同影响的结果。所以，研究和处理两岸关系，必然最须把握中国特色。近年来，两岸都出现一种趋向，试图照搬、照套西方理论、模式，用以处理两岸关系。从国家统一模式，到签订两岸和平协议、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等等，概莫能外。显然，这一趋向不利于正确认识和处理两岸关系。但建闽却不然，他对于中国统一模式、两岸签订和平协议等等两岸关系重要问题的探讨、研究，完全立足于两岸关系的实际、立足于中国的时代、历史和文化特色，而不是照搬、照套西方的理论、模式。这些在“思系中华”的相关文章中，都有较充分表现，并且成为其又一重要特点。“思系中华”的上述两个重要特点，就是这本文集值得阅读之处。我相信朋友们在阅读“思系中华”后，将会认同我的推荐。

　　建闽和我的友谊已超过二十五年。我们初次相见于1990年10月的一次两岸关系研讨会，以后逐渐相熟。1997年下半年，我应郭伟峰社长之邀参与《中国评论》月刊的筹备工作。从那时开始，在《中评》的平台上，我和建闽共事已十八年，并在共事中由相熟到相知。我和建闽相识、相熟、相知的二十五年中，国际形势、国内环境和两岸关系，发生过一系列重大事件，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和热烈争议。尤其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新时期后，两岸关系发生一系列重大事件；国内全面深化改革，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形势，特别是中美关系跌宕起伏等等，都引起建闽和我的密切关注、热烈讨论，甚至是争论。但值得欣慰的是，我们总是能够达成比较一致的认识，这为我们的友谊提供了坚实基础。建闽多次说，我们的友谊是“君子喻于义”的典型表现，因为我们始终共同关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始终共同关注祖国的统一大业，并且一直有着共同的认识。对此我十分认同。正是这些，构成了我和建闽相知的主要内涵。

　　做为多年的挚友，我很欣赏建闽的为人。建闽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无论工作中和生活中都如此。而且，建闽的激情并没有随年龄的增长而减少，以至于一些好朋友评论说，建闽就像一个年轻的在校大学生那样充满激情。另外，建闽为人宽厚、包容。不仅在相关讨论、争论中，他总是笑眯眯地听取各种不同看法，而且主编《中国评论》月刊，也注意编发不同意见的稿件，特别是年轻作者的稿件。实事求是地说，上述这两点，都是我比较缺乏的。所以，我和建闽的性格有着很明显的互补性。这是我和建闽友谊的又一个重要支撑。

　　现在，建闽已年届六旬，我则更是七十有二。但我深感，在我们面前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能够做，也有兴趣做。所以，我们不能懈怠，还要扬鞭奋蹄，继续努力，不辜负时代，也不辜负我们的人生。谨以此，与建闽共勉。
                                                                 
　　2015年5月22日
　　（郭震远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峡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