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件事让我有点纠结。一是“习朱会”后我邀请了台湾新闻界媒体领袖和政界意见领袖一行八人来沪举行了三场座谈；二是我的挚友——《中国评论》的总编辑周建闽年届六十，要出版一本文集，嘱我作序，面对他浩瀚的文字，我不知道该从何言起。这都关系到两岸关系的过去与未来，是一个庞大严肃而复杂的问题，犹如面对一部二十四史，不禁感叹不知从何说起。

　　黄年先生的两岸论述充满理想与诗意

　　在“习朱会”前，人们最为关心的是“九二共识”会不会有一个升级版，人们广泛呼吁要发展“九二共识”，哪怕有一个“一五共识”也好，因为“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政治连结点”，也是“两岸共同政治基础”，没有“九二共识”，和平发展就不可能有“和平”，也不可能有“发展”，两岸关系会“地动山摇”。但“九二共识”的“一中各表”，还是“各说各话”，“各说各话的九二共识，不可能处理深水区的问题”，也没有办法让“九二共识精神的法制化”，“对于台湾来说，一国两制，只有连结点，没有主体性，而对大陆来说，一边一国，只有主体性，没有连接点。对于两岸来说，一中各表，连接点和主体性都不够明确和稳定”。怎么解决这一组矛盾，困顿了两岸民众已经很多年了。

　　于是黄年先生提出了“典范救赎论”与“两个伟大说”，要为“‘一个中国’装上轮子，呼吁两岸签订具有宪章地位的和平协议”，“在分治而不分裂的共同认知下，两岸交战政府转为分治政府”，在连接点和主体性上取得一个合情合理的平衡关系。同时要“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支撑‘两岸同胞的伟大和解’，再以‘两岸同胞的伟大和解’来丰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多么具有诗意的想法。他把大陆的“民族复兴”与“两岸和解”两大使命，两岸的“连接点”与“主体性”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具有高度的智慧。

　　黄年先生认为要重建台湾人民的中国认同，必须分两步走，“首先要认知中华民国是一部分的中国，用以培养台湾人是中国人的认同”，第二步是“在一个中国概念下如何整合的问题”。要做到习近平的“心灵契合”，“必须从重新确立‘一个中国’的定义开始”，这个“一个中国”就是汪道涵提出的：“一个中国是‘现在进行式的一个中国’”，“是共同缔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解决两岸关系“必须追求两个最高的价值的目标。第一：为人类文明建立典范。第二：为两岸同胞创造救赎”。而不是为统一而统一，统一必须要有理想要有创造力要有诗意。两岸应当“以创造人类文明典范的高度来化解这个共业，而绝不可用增加人民痛苦的手段来继续制造罪孽”。蒋经国的开放探亲，邓小平的开放改革，在香港以“一国两制”取代“一国一制”，都是具有人类文明高度的大救赎。我认为黄年先生谈得真是太好了，太有理想与诗意了。

　　统一理论也需要升级

　　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传统的“国家学说”、国际法中的“主权治权理论”，没有给我们解决“一个中国”又“尚未统一”的两岸关系现有答案，“统一可以是消灭中华民国的统一，也可以是维持中华民国的统一”。如今“台独理论”已经升级到“不终结中华民国的台独”，那么“统一理论”难道不能升级到“不消灭中华民国的统一”吗？

　　与黄年先生一样希望中国的最终统一不是以消灭“中华民国”式的统一，台湾民众渴求在统一前有一个“合情合理”的身份与地位，持这样想法的人在台湾不是少数，他们爱台湾，也有台湾主体意识，但他们敢大声说出“一个中国”，也不回避统一，他们爱“中华民国”，也爱一个中国，有理想有诗意，敢在台湾坚持讲统一实在令人敬佩。

　　事实上，“中华民国”绝不是一笔负资产，而是我们必须接受的历史遗产，承认不承认“主权与治权”，不是一个有没有智慧的问题，而是政治条件是否成熟的问题。如果依2008年两岸和平发展的进程，如果没有“太阳花”这样“学运”，没有“台独”卷土重来的恶浪，如果代表两岸公权力的“办事处”建立，离黄年先生希望的“分治而不分裂地签订有宪章地位的和平协议”还会很远吗？

　　统一是不可一蹴而成的，它是一个漫长的相互融合的过程，我们不可能一天就合起来，也不可能一天就统起来，所以胡锦涛与习近平都一再告诫要“求同存异”，然后逐渐“化异为同”。所以无论“共同缔造论”也好、“大屋顶”也好、“球体论”也好、“一中三宪”、“大一中架构”……等等，只要有一中成份和一中内涵，有统一的愿望，有积极创新的思路，我们都不应该视而不见，不应该因不满足其中一部分而加以拒绝，应肯定其中积极成分，加以凝聚共识，聚少成多，让“一个中国”与“统一”不再成为一个负面的词眼，而应该相互欣赏与鼓励。
中国评论阐述民族核心价值观
　　我们一直期盼有一个理性讨论这些问题的平台，有一个“摆事实，讲道理，明是非，求共识”的媒体，让不同党派，不同立场，不同地域的人们，来讨论中国的前途，讨论两岸的统一，讨论振兴中华，实现民族复兴，讨论世界和平，来讨论民众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正如习近平主席最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上讲话和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三十周年所作批示中所指出的：我们要“尊重包容差异”，“善于联谊交友”，要“用海外乐于接受方式易于理解语言，努力做增信释疑凝心聚力桥梁纽带”。十七年前香港终于创办了一个有这样特点的思想性刊物——《中国评论》，它不仅成为在两岸四地可以公开发行的一份政论刊物，而且为国际社会所重视，如今从这份刊物出发，还办成了“中评社”，“中评网”、“中评出版社”、“中评智库基金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创办这刊物的两位领军人物就是我的挚友郭伟峰社长和周建闽总编辑。

　　郭社长和周总编原来都是大陆资深新闻工作者，在中国新闻社分别任副总编辑与港台海外部副主任，但他们不安于现状，有更大的理想与追求，想闯一片更大的天空与阵地。在汪道涵会长指导下，他们辞掉了“铁饭碗”，只身来到香港，创办了民间刊物《中国评论》，中间的艰苦辛劳，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但他们钦服“共同缔造论”，不满统一理论的贫乏，一心团结两岸四地的精英，终于办成了人们必读的“中评社新闻”、“中评网”、“中评月刊”、“中评出版社”。他们跟黄年先生一样，不避两岸的敏感问题，敢于直面，敢于破题，并且有许多诗意与创意，捍卫了我们民族的核心利益，阐述了我们民族核心价值观，他们是真正在履行公民的义务，不怕戴帽子，不怕打棍子，受到了人们尊敬。

　　我读了周建闽总编辑《思系中华》文集的初编，他涉及的领域与涉及的问题，真是目不暇接，有理论创新、一中框架、九二共识、中华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构造中国模式、两岸治权问题、主权问题的讨论、和平协议、军事互信机制、两岸政治定位、政治关系的合情合理安排、中美关系、和平发展趋势、政治互信机制、厚植共同利益、一带一路、两岸经济关系、海洋合作、心灵契合、取势谋势、迎接挑战、求同存异、逐梦未来、民进党出路、机遇与挑战……一句话，这些浩瀚的文字，与黄年先生一样，充满激情、理想与诗意，激扬文字，指点江山，而不是一个乾巴巴的教条主义的说教者，与习近平的“命运共同体”、“中国梦”、“民族复兴”、“两岸和解”、“一家亲”、“心灵契合”、“合情合理”等论述相似，我们国家太需要这样的理论、新闻文化工作者了。

　　建闽兄这么快要六十岁了，这真让我意外。他在我印象中一直是年青而充满活力的，他为人正直、厚道、勤奋，令人称许。希望他六十之后更成熟更有建树，我衷心祝他迎来生命中的金色年华。
　　如蒙允许，让我这篇短文权作序言，祝大着问世。
　　
　　2015年5月25日
　　（章念驰为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