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台联会长汪毅夫今日出席华中师范大学两岸关系研讨会并致辞，谈及台湾同胞的文化坚守和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他认为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共同产财富，其“代表”的权利和“保有”的责任要由两岸同胞共同来担当。

　　以下为发言全文：

　　1998年10月25日，在福建漳州市台企协四周年庆典的会见活动里，有台商朋友说：“到台湾看中华文化，到大陆看社会主义”，他的话引起掌声、也引起我的思考；2015年11月12日，在北京大学中华文化复兴论坛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会上，有台湾学者说：“台湾在搞文化复兴，大陆在搞文化大革命”，他的话引起笑声、也引起我发表意见的冲动。

　　我想谈论的是文化坚守与文化自信，这是近120年来中华文化在两岸的双重主题。

　　首先谈台湾同胞的文化坚守。

　　文化坚守缘起于对文化的挑战。近120年来台湾同胞的文化坚守缘起于极端政治对中华文化的扼制、裹挟和破坏。

　　今年8月，我在学术演讲《“去中国化”历史讲话》里指出：“去中国化”在台湾已经有了120年的历史，它经历了正、反、合三个阶段，即1895年—1945年日据台湾当局的“皇民化”、1945—1988年国民党台湾当局（俗称两蒋时期，先是蒋介石派驻的台湾行政长官公署、蒋介石委任的台湾省政府，然后是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亲率的团队）的“反共文化”、1988年至今由李登辉及其在蓝营和緑营的追随者推行的兼具“去中”和“反共”倾向的“去中国化”。

　　从另一个角度看，台湾近120年的文化史乃是极端政治对中华文化野蛮挑战的历史，三个阶段分别是日据台湾当局对中华文化的扼制、国民党台湾当局对中华文化的裹挟、李登辉集团对中华文化的破坏。

　　由于台湾同胞的文化坚守，日据台湾当局对中华文化的扼制完全归于破产。《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承认：“本岛人的民族意识问题，关键在于汉民族系统。汉民族向来以五千年的传统民族文化为荣，民族意识牢不可拔。属于此一民族系统的本岛人，虽已改隶40余年，至今风俗、习惯、语言、信仰等多方面却仍沿袭旧貌。由此可见，其不轻易抛弃其汉民族意识。因其故乡福建、广东又与本岛仅有一衣带水之隔，故其以支那为祖国的情感难于拂拭，乃是不争之事实”。

　　由于台湾同胞的文化坚守，国民党台湾当局对中华文化的裹挟也完全归于失败。曾几何时，盛极一时的“反共文化”、“战斗文学”等灰飞烟散，“反共文化”、“战斗文学”的作品连作者自己也羞于面对。多年前，我在《1934—1937：福建的“新生活运动”》（收拙着《闽台地方史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7月版）一文里指出：蒋介石“规定了新生活运动极端政治化的倾向：‘剿匪’同新生活运动结合起来，用‘政治力’（包括领袖的威权和军警的强制）来对付一般人民的不良行为”，幷且指出：“新生活运动是一场低效能的社会运动”。同样的情形也见于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台湾主导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同极端政治、同“反攻大陆”紧密结合；效能低下。事实证明，文化就是文化，用极端政治来裹挟文化总是徒劳的。中华文化在台湾并没有成为“反共文化”。

　　由于台湾同胞的文化坚守，从1988年以来由李登辉及其追随者发动和推动的、已经至于极端的“去中国化”即将止于极端。物极必反，谁谓不然！

　　总而观之，总而言之，面对120年来极端政治的不断挑战，中华文化的传统在台湾不断延续。台湾同胞与有功焉。

　　中华文化在台湾无所不在。到台湾看中华文化，这是一句实在话。白皮书《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里也有一句大白话：“台湾社会的发展始终延续着中华文化的传统，即使在日本侵占的50年间，这一基本情况也没有改变”。

　　现在谈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

　　在大陆，由“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其中包括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共的早期党员（如《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陈独秀仲甫先生、李大钊守常先生，《湘江评论》的毛泽东润之先生）的倡导，其后又得中共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习近平诸先生的不懈推动，“批判地继承”是中华文化在大陆发展的基本态势。

　　“批判”另有一种说法，曰“弃其糟粕”，“继承”也别有一个名目，叫“取其精华”。“批判地继承”将“批判”与“继承”联结起来，又把“弃其糟粕”和“取其精华”包容在内。

　　在我看来，“弃其糟粕”和“取其精华”得到的是相同的结果，“批判地继承”推动了中华文化品质的提升。

　　打个不尽恰当的比方。从一只古老的盘子里拣弃劣质的种子，或者择留优质的种子，得到保留的都是优质的种子；而一番择拣的功夫，当然提升了种子的总体品质。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严厉地批判了儒家思想，其锋芒无情地触及了中华文化最为稳固、最有代表性的层面。然而，从总体上、主流上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儒家思想的批判乃是针对其糟粕的，“它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思想、真学术，反而因其洗刷和扫除的功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

　　再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来说，《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1986）在谈及“社会主义道德”时认定：“社会主义道德作为人类文明道德的新境界，它必然要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上的一切优良道德传统并要同各种腐朽思想道德作斗争”。这里贯彻的也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和提升文化品质的想法、说法和做法。

　　“批判地继承”适用于中国传统文化、也适用于“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文化。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从筹建时期和建党初期开始，中国共产党主张用“批判地继承”来提升中华文化的品质。所以，在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先生自信地宣称：“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在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先生提出了“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

　　当然，大陆也发生过“文化大革命”、发生过极端政治对中华文化的伤害。“全盘否定”的“批判”给“继承”留下的是空盘子，“全盘否定”的“批判”实际上是对文化的重伤害。中国共产党有超强的自我纠错的能力，中国共产党有效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幷且有效地防止发生相同的错误。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创造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化的贡献。

　　应当说，到大陆看社会主义也是完全合理的说法。

　　然而，我在演讲开始时引述的台湾商、学两界朋友“到台湾看中华文化，到大陆看社会主义”和“台湾在搞文化复兴，大陆在搞文化革命”的话里，有一种“代表中华文化”和“保有中华文化”的自负。

　　我们要自信、不要自负。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共同产财富，其“代表”的权利和“保有”的责任要由两岸同胞共同来担当。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