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顺天乡试：面向全国的省级科举考试

　　清人徐珂《清稗类钞》记：“本朝之有乡试，始于顺治乙酉，所定中额，顺天168名，内贝字号115名，北皿字号48名，旦字号3名，夹字号2名；江南163名，内南皿字号38名；浙江107名；江西113名；湖广106名；福建105名；河南94名；山东90名；广东86名；四川84名；山西79名；陕西79名；广西60名；云南54名；贵州40名。又以南国子监既裁，应将监生中额归并国子监”①。

　　这里记载的是清代初年始行乡试（省级科举考试，俗称“考举人”）时规定的各乡试单位（或者说各省）的中举名额。以此为基数，顺治朝以后各省中举名额时有增减。

　　在我看来，顺天、顺天的中举名额及顺天府与顺天乡试宜有说焉。

　　首先，顺天同江南、浙江、江西、湖广、福建、河南、山东、广东、四川、山西、陕西、广西、云南、贵州诸省并列，成十五谱。其后，江南分为江苏、安徽，湖广析为湖北、湖南，陕西析出甘肃，成为清代的“内地十八省”或清代的18个省级科举考试单位。应该说明的是，顺天作为一省之名指代的是“直隶”省。清人姚元之《竹叶亭杂记》所记“顺天乡试，例于九月朔呈进中式前十卷。辛卯，上以解元文甚不佳移第三，以南元为第一。发卷出，奏事太监曹某奏：‘顺天榜向以顺天省人为第一’，上乃易还之”②之“顺天省人”显系以“顺天”指代“直隶”省也(至于“南元”指“南皿字号”第一卷，我在下文将谈及)。

　　其次，关于“顺天168名，内贝字号115名，皿字号48名，旦字号3名，夹字号2名”。“另编字号”是保障中举名额的做法，“贝字号”是贡生的代号，“皿字号”监生的代号，“旦字号”是宣化府的代号，“夹字号”则是附于顺天乡试的奉天府的代号。

　　“顺天168名”里，贡生和监生的保障名额为163名，加上“南国子监既裁”而归并于顺天的“南皿字号”38名，总计为201名，这也是应该说明的。

　　清代定制，从在学生中(俗称“秀才”，分附生、廪生和增生)选拔贡生(分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合称“五贡”)，引荐到京由朝廷选用任职或入国子监就学。

　　国子监“肄业生徒，有贡、有监，贡生凡六，曰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例贡，监生有四，曰恩监、荫监、优监、例监”③，例贡和例监均为援例捐纳入监就学者。

　　明代国子监有北监、南监之分，设于北京者称北监，设于南京者称南监。入清以后，南监渐被裁撤，其监生的保障名额38名(以“南皿字号”为代号，姚元之所记“南元”乃是从江南乡试胜出的“南皿字号”第一卷)亦渐归并于北京国子监。

　　贡生和监生在北京国子监学习（俗称“坐监”）期满并经考试及格，可以取得资格在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并得从“贝字号”和“皿字号”的保障名额里胜出为举人。

　　谢青、汤德用《中国考试制度史》描述道：“乡试的前一年，国子监就发布文告，要求愿赴顺天乡试的各省贡监生携带本籍公文、各旗贡监生携带本旗公文于乡试年二月到监报到”，经国子监考到、録科两种考试后，填写亲供，由国子监详列清册，于乡试前十日送顺天府④。

　　其三，关于顺天府和顺天乡试。清代地方行政分省、道、府、县四级，在京师设置的顺天府和顺天府尹则是特殊的建置。顺天府在级别上高于府、也高于道，其行政长官顺天府尹的官秩为正三品，比各府知府的从四品高出3级，比各守巡道的正四品高出2级。顺天府尹的官秩略低于各省总督(正二品)、各省巡抚(从二品)，但可以直接向皇上奏事，不必由督、抚转奏。幷且，清代“三品官印皆用铜、顺天府尹独用银印”⑤。

　　主持顺天乡试是顺天府尹的职掌之一。

　　从顺天乡试的中举名额高于其他各省、收考范围包括了各省贡生、监生的情况可知，顺天乡试是超乎“奉天”或“顺天”一省及其他各省的、面向全国的“考举人”的省级科举考试。

　　二、台湾“乡试诸生”与台湾会馆

　　台湾建省前隶属福建省，称“福建台湾府”，建省后同福建保持了“联成一气”、“内外相维”的密切关系，台湾省的全称为“福建台湾省”。

　　台湾建省当年，清延有旨：“台湾虽设行省，必须与福建联成一气，如‘甘肃新疆’之制，庶可内外相维”⑥。

　　台湾建省后并未单独举行乡试，台湾乡试乃归并于福建乡试。每届乡试之年，台湾“乡试诸生”必须出省赴福建省会福州参加考试。

　　“出省考较”本是举人故事：出省赴京参加会试(俗称“考进士”)。于是，台湾有民谚“福州城—假京（惊）”（谓人故做惊恐状）流传至今。

　　台湾悬于海上，出于航海安全和不误考期的考量，台湾乡试诸生多于小暑前内渡、至九月十五日福建乡试发榜后返回。清人徐宗干《斯未信斋杂録》记：“设酒食遥祭诸生这漂没者。刊石于门云：‘乡试诸生，小暑节前内渡，过此勿往’。又立石试院云：‘乡试文武生，勿轻出海口，文于小暑前，武于白露后’。又作《渡海万全歌》云：‘三四千石新造船，鹿口对渡到泉蚶。三月廿三四日后，四月初七初八前’”。台湾乡试诸生从考前到考后，一般要在福建居留数月。

　　1893年正月初六日，台湾道刘璈向闽浙总督何璟呈报《禀筹办全台乡会试馆、宾兴及育婴养济义仓各事由书》，其文略谓：“查台属文风日起，每届应乡试者约八百名，应会试者二十余人。此外，有志科名，困于旅资者，亦尚不少，宾兴未免缺然。欲振民风，先作士气，此道所宜先修也。今筹款既有成数，拟就此二款内，先提银一万五千元，即在省城贡院左近，购建台南、北两郡试馆，遴委员绅监造，以为全台乡试士子栖息之所。又提银三千元，函托在京绅友，即在都城购建全台会馆，以备台湾会试举人及供职于京者，藉以居住”。⑦

　　刘璈拟议中的福州台湾会馆乃于1884年建成、1885年福建乡试乙酉科举办之时投入使用。此有刘璈《咨复收支各项善举经费由》(1884)里的“支省城购建台南、北两郡试馆，价值工料经费银一万一千零九十八两零，前件系培元局绅陆续承领，派人往省购建，现已告竣”⑧之语，和《台南市志》关于安平知县祁征祥“（光绪九年）移知闽县，十一年乡试，台湾士子往谒，尚礼下其殷，纡尊至台湾会馆回拜”⑨的记録为证。

　　刘璈拟议中的全台会馆的建成时间尚待考证。

　　应该指出的是，“在都城购建全台会馆”的事由应包括“以为台湾入国子监就学、应顺天乡试者栖息之所”。

　　我藏有《（北京）漳郡会馆録》（光绪一宣统版）⑩，该书卷首谓：“会馆原为候选、候补、入觐、进表、乡试、会试、廷试、恩荫、历监、奉差、公干等设”，所谓“乡试”指的是顺天乡试；该书卷一、卷二之《明经捐金姓氏》和《国学捐金姓氏》收録了漳郡各县到北京漳郡会馆居住并捐金的贡生、例监生凡717人，他们属于漳州入国子监就学、应顺天乡试者。其中包括祖籍漳州的台湾贡、监生。

　　康熙《台湾府志》之《举人年表》于“康熙三十二年癸酉郑基生榜”条下记：“（台湾县）陈梦球，习易经，隶籍正白旗，中北闱”。

　　《漳郡会馆録》卷一之《文科名捐金姓氏》记：“陈梦球，字游龙，龙溪人旗籍，康熙癸酉顺天榜”。

　　陈梦球是郑成功部将陈永华之子。施琅率清军入澎湖，陈梦球胞兄陈梦玮奉命到澎湖上降书，梦玮陈家作为降将编入汉军八旗。陈梦球乃以“旗籍”从顺天乡试胜出为举人、又以“顺天榜”举人参加会试胜出为进士。

　　清代台湾士子参加顺天乡试，陈梦球是最早的一例。

　　三、从江西癸卯（1903）科乡试策题看

　　清末科举制度的革新

　　1903年，台湾进士汪春源出任江西癸卯科乡试同考官。

　　我藏有《江西闱墨（光绪癸卯）》之复印本，从中可知江西是科乡试策问题为：

　　（一）西国学术有形上、形下之分，其已成科学者凡几？

　　要旨者何？何者最为切用？宜审其先后缓急之序，以资采择而收实效焉。

　　（二）保商之法，阻来货，奬外输，务令出口之货常多于进口，乃征诸英吉利自行平税之政，而商务大兴，其进出之差为负而商利自厚。其故何欤？然则塞漏卮之说果非计欤？试权其利害以维商政策。

　　(三)西国兵制视敌国之强弱为转移。论者谓近世政治亦因兵事而日进，其说然否？各国多尚征兵，其编设之制与教育训练之方，宜探其要领以合兵民而保主权策。

　　(四)欧洲近世交涉最重要者，前有维也纳之会，后有柏林之约。政策若何？主持者何人？始惟均势于欧陆，今乃幷力于远东，而美利坚外交亦不尽循孟禄之旨，其于亚洲关系尤巨，审时制变，何以应之策。

　　(五)英握海权，论者谓其据地中海之形胜。其设施之策若何？要区安在？自西伯利亚铁路、尼加拉瓜运河，次第经营情势变迁，将趋重于东亚。应如何先事预防以维全域策。

　　上记策问各题分别涉及西国学术、国际贸易、西国兵制、外交政策、海上霸权等多方面、多种理论，有的并涉及当年时事。例如，第2题涉及重商主义(“保商之法”)的早期理论(“塞漏卮之说”即限制出口、防止金属货币外流)和晚期理论（“阻来货，奬外输”即“限入奬出”的外贸政策、“英吉利自行平税之政”即英国学者提出的“贸易平衡”原则）。又如，第5题涉及当年拟议中的“尼加拉瓜运河”。

　　从江西癸卯（1903）乡试策问题可以看到，清代末年科举制度的革新。

　　1901年，清廷下令实行“新政”，其中包括科举制度的革新：“自明年为始，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考官评卷，以定去取，不得只重一场。生童岁科两考，仍先试经古一场、专试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正场试四书义，均以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学艺命题”。⑪

　　清末科举制度的革新值得高度评价，古老的中国科举制度亦当充分肯定。

　　附带言之，1905年江西学政在饶州府之鄱阳、德兴两县考试，出有策题一道。曰：外人华服传教，谋殖民于中国，借便私图；中人西装游学，受教育于外国，辄多流弊。国势既殊，人心亦异。亟应昌明圣道，保合民德策。英国驻华大使就此照会外务部，礼部认为江西学政所出题目，系欲维持士心，使人知忠君爱国，惟不应牵涉传教。此事载《礼部为已饬江西学政试题不应牵涉传教事咨复外务部文》，文收《清末教案》。⑫此亦清末科举革新之一例也。

　　2016年7月8日凌晨记于

　　北京大有庄20号楼学斋

　　注释：

　　① 徐珂：《清稗类钞》，第二册，第635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2月版；

　　② 姚元之：《竹叶亭杂记》，第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5月版；

　　③ 《清史稿》卷106《选举志一》，转引自谢青、汤德用：《中国考试制度史》，第42页，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2月版；

　　④ 谢青、汤德用：《中国考试制度史》，第429—430页；

　　⑤ 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第10卷，第1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⑥ 引自《〈清实録〉台湾史资料专辑》，第1146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

　　⑦ 刘璈：《巡台退思録》，第111页，台北，大通书局《台湾文献丛刊》本；

　　⑧ 刘璈：《巡台退思録》，第125页；

　　⑨ 台南市文献会：《台南市志》，卷六，《人物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

　　⑩ 我所藏《漳郡会馆録》为光绪年间杨熊飞题识的光绪重梓本。该书采用了预留“余版”以备“续刻”的编辑设计，记事时限下延至于宣统辛亥（1911），故称“光绪一宣统本”；

　　⑪　转引自谢青、汤德用：《中国考试制度史》，第291页；

　　⑫　《清末教案》，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