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利益之争取代意识形态之争
　　
　　香港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回归中国版圗，凡为华夏子孙，莫不为民族耻辱得雪而欢庆。尤其值得快慰者，尚有以下二端：一是香港在战争中失去，却在和平中归还，翻遍中外历史，实不多见。二是自一九九六年以来，若干西方传媒争以“香港已死”预言失去西方统治者以后，原殖民地政经体制的崩溃。但回归五个多月来，东方明珠仍然运作如昔。
　　
　　这证明至少到目前止，中国人仍然是争气的。一国两制固然实践为时未久，可是势头良好。例如在政治层面上，香港传媒可以连篇累牍报导魏京生赴美及其一言一行而不必自我收敛；香港政府可和往年一样自行撰写提交联合国的人权报告（今次是透过中国政府提交）等等，都是吉兆。至少以到目前为止的发展而言，观察者如不具偏见，应该能作出较为乐观的预期。
　　
　　对前述两个可喜现象最直接的解释，可能是中国大陆国力的增强，令务实的英国在实力前退让；而近十年的经济改革开放，复令务实的大陆领导层在坚强的自信心下，对港人与世界落实其承诺。二次大战后五十年来的世局演变，似乎已经明白地显示出一个游戏规则：在本质上，意识形态之争已被务实的经济利益之争所取代；在手段上，赤裸裸的战争与外交已被较理性、和平的政经谈判、伙伴关系与利益分享所凌驾。
　　
　　在此“世局规则”下，战场上失去的，可由市场上得到；政治上输掉的，可由经济上赢回。如果不循此规则游戏，则失去了面子之外，还可能失去里子。孙中山先生的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用在今日世局，作为自省之用，似无不当。
　　
　　两岸三地政经发展各有经验敎训
　　
　　把三个中国人生活的地区：陆、港、台的半世纪政经发展过程放到前述思考架构里来观察，也有值得深刻反思的地方。
　　
　　大陆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建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但强调政治挂帅，意识形态一致性的要求逾越其它任何考虑。政权巩固后固有十二年的黄金建设时期，但领导人的革命浪漫激情令经济路线脱离务实思考，导致了大跃进时期的巨大社会与经济损失。路线变更之深更埋下了文化大革命的种子。
　　
　　一九六六年起的文革，复将政治挂帅的高度提到了极限。如果二十年前某人陷入“李白大梦”，今日醒来，看文革时群众誓师场面的纪录片与官方的社会、经济建设文告，恐怕仍会热血沸腾。但是历史告诉了我们，那是如何的一场荒谬剧。大陆地区的十亿中国人民在为了中国前途的神圣目标下，用脱离现实的政治手段，进行实质上的自我阉割。但幸而这十年苦难的代价换来了全民共识——那就是不论目标如何崇高正确，在做法上坚持形而上的意识形态而不知务实以赴的代价会有多么巨大。
　　
　　八○年代起的经济改革开放，在高举四个坚持的口号下，灵活运用“猫”论，全力投入经济建设，今日的结果全球有目共睹。珍寳岛之战时，中国军人要用集束手榴弹去与最先进的苏联坦克肉搏；今日俄罗斯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市场前，在中俄双边关系上已无能力再坚持霸权。中国大陆虽尚未达到如日本般以经济力量向美国索回琉球的地步，但是在外交上，当早已体会到战场上赢不到的，在市场上可以取得的个中三味。
　　
　　如果命运之神不背离，大陆的经济建设再稳步向前二、三十年，下个世纪前半叶，清末民初许多志士仁人舍命以赴的振兴中华的政治目标，当可籍由今日世局游戏规则的运用，在经济层面上一举达致。
　　
　　再看香港与台湾的发展历程。香港虽然是英国殖民地，但港英当局很务实地在政治上推动英美式政制，香港居民与上层精英从未耗费时间与精力在连绵不断的选举与炽热的党争之上，更不必将他们的生涯投入到意识形态的坚持与宣扬上。现代的民主政治活动有其社会利益与社会成本；后者同样耗用社会上有限的经济资源，包括时间。香港五十年来的社会进程中鲜见积极争取英美式民主政制的运动，原因固多，但也大概表明了当地居民经过务实的评估，认为推行英美式民主的利益暂时还未大过其需付出之社会成本。
　　
　　从崇尚英美式民主政制的度来看，港人的选择是“经济人”的选择。但是此一选择令香港的每人产值在经购买力平衡后，于一九九五年名列世界第三，仅落于美国与瑞士之后（世界银行一九九七年经济年报统计）。香港在多项国际竞争力评比、商业都市评比中均列入前三名。经济上的成就与务实处理自身问题，令香港地区居民得以在政治上取得较能接受的后九七安排。相信不久以后，政治学者的研究将会同意，客观上这也是在可行的范围内比较有利于港人的安排。
　　
　　若非香港地区的经济价值，我们实在很难相信有其它因素会令大陆领导层对“一国两制”此一意识形态上不全然纯正、政治上难全符传统智慧的构想达成如今日般较坚强的共识。虽然八○年代以后大陆的领导层也务实，但是此一构想的政治风险亦复不小（例如过去一些港人说的，“以香港和平演变大陆”）。只有够大的潜在利益才能令决策者贯彻其决心。
　　
　　台湾的国民政府早年同样有其意识形态（三民主义）的包袱。一九四九年以后，在严峻的现实压力下，惟有采取旗帜（主义）不变、路线务实的策略，一步一步地迈向民生第一的经济挂帅之路。除了五○年代初的土地改革，其后的种种经建政策都是充满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色彩。
　　
　　回顾最初两位当政者，蒋中正先生从未忘却逐鹿中原。闻大陆核爆成功之夜，他彻夜未眠，独立中庭（李琪回忆录）；于信仰，于私情，都可以相信失去大陆是他锥心泣血的毕生痛事。在当年克服情緖务实地认清：“大势已去”，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惟智者知所进退。历史证明瞭兹后虽然他尚有少许可以孤注一掷，但他的政策方向已趋向建设台湾。“反攻大陆”只是另一面旗帜而已。
　　
　　蒋经国先生继而专注经建，令台湾成为东亚四小龙之一，成绩举世共睹。在晚年，大陆经济改革开放已近十年之际，他复同意开放台湾地区人民赴大陆探亲。此一举动今日看来小事一椿，但是当年却是零的突破。未来史家自会为其务实意义作出公评。
　　
　　台湾地区在逐步实质放弃意识形态（主义与反共）与政治斗争（反攻大陆）的无谓纠缠与减轻坚持的程度之后，虽仍保持巨额国防支出，但每人实质所得由五○年代的六十美元，逐步增至近年的一万五千美元。各级敎育普及，科技发达，社会福利完善，犹在香港地区之上。政治转型虽然目前流弊不少，但是仍为政治学敎科书中的成功典范之一。古人尝以周公与王莽为例来形容如人死早了还不能辨其忠奸，如果国民党与蒋先生的从政史断于一九四九年，则史论怕不会如今日般的难写。台湾地区的中国人再一次证明瞭民生第一务实路线的成功。
　　
　　在另一方面，纵然“世局规则”已改，但政治力中惟有实力是真理，决策需利害相扺的本质不变。如同香港一般，台湾目前的成功就是筹码。如理性运用，务实以趋，不但短期而言可能获得稳定的两岸关系与企业经营环境，而且有利于从容而理性地探讨未来相处的模式，为台湾地区居民争取到更满意的解决办法，在经济上相辅相承，共创双赢之局。
　　
　　经济互动创造三赢局面
　　
　　其实， 远在陆港、陆台关系进入官式讨论之前，随着大陆经济改革开放的务实路线开展，两岸三地企业间的经济活动在市场力量带动下已然开始。
　　
　　大陆很实际地在毗邻香港的深圳首先建立了经济特区，针对港商的需要，提供种种优惠，对行业与技术层次投资方式的限制亦较切合实际情况。特区建设也虚心向星、港学习，种种努力成功地吸引了港资为主的各种外资进入。随后的其它经济特区与开放城市、技术开发区等复在深圳经验上踵事增华。港资、台资，与其他外资在一九七九到一九八四年（特区初具规模）的累计协议金额达一百零四亿美元，其后增加之趋势未曾稍止。到一九九七年九月底为止，大陆批准外资项目约为二十九万八千家，实际利用金额两千零八十一亿美元，外、合资企业雇用员工逾一千七百五十万人。除美国外，大陆是全世界次大的吸引外资地区。在大陆外资金额中的比例，港资持续地保持在六成以上，而台资大约是百分之八，与居第二位的日本大约相若。如谓港、台企业是大陆外资的火车头或不为过。
　　
　　与香港毗邻的深圳与珠江三洲城鎭更是港、台企业的汇集点。香港的工业多数已在前述地区进行制造工序，成品直接外销或运回香港包装外销。自一九八七年第四季开始，香港的转口出口值已超越本地出口。时至今日，前店（香港）后厂（珠三）已是“大香港”或“港、深、珠三”地区经济的基本格局。
　　
　　台湾对大陆的投资固因地理距离远近、政治摩擦力大小与香港有别，但持续的投资增长一方面令台湾对大陆投资金额（累计）增至一百五十亿美元，也为近年台湾带来贸易上的巨额顺差。以一九九六年为例，台湾经香港对大陆贸易所赚得的顺差计为一百七十七亿美元（港澳月报数字）。该年台湾对全球贸易净顺差则为一百四十七亿美元。换言之，如两岸贸易中断，一九九六年台湾的国际贸易将为赤字。此一“大陆贸易为台湾顺差来源“的情况在过去四年来皆是如此。
　　
　　两岸三地经济上“合则两利，分则两害”的情势，应该已经十分清楚。笔者在一九九○年的一篇论文，回顾十年间两岸三地经济经由“市场无形之手”隐然协作的种种，并大胆前瞻：
　　
　　香港可以发挥其在国际贸易、金融、商业服务上的总体优势，继续繁荣，幷且为两岸服务。台湾则可借其较具有竞争能力的制造业研究、市场开拓、商品设计，与工业产品配销、世界市场竞争的经验，与大陆的“中游工序”，亦即技术、材料部件取得和生产加工、装配作业配合，共同进军世界市场（见圗）。大陆除了借港、台投资解决就业问题，提高国民所得之外，亦可自港、台的上、下游“工序”获取经验，以弥补目前基础科研与商业化生产的脱节现象。长期而言，管理与经营的理念亦可经由经济活动而传播到其他地区与企业以外的部门，以助国家的现代化。
　　
　　即以一九八九年为例，三地的国际贸易金额合计已达三千六百余亿美元，为日本的百分之七十五；而国民总生产共计五千九百四十亿美元，也有日本的百分之二十一。如三地在此一整合基础上采行成长导向政策，外在贸易环境又理想，连续有接近台、港在过去四十年的成长率（年成长率百分之七），并非毫无可能。
　　
　　时间匆匆又过了七年。笔者以上的臆测仍是当前发展的趋势，大致上尚无修订的必要。不过统计数字就得更新了。
　　
　　根据世界银行一九九七年年报，大陆、香港、台湾三地区合计，一九九五年的国际贸易值已达八千六百亿美元，已超逾同年日本（七千七百九十亿美元）约一成。但三地境内总生产值合计，在同年约为一万一千亿美元，仍只有日本（五万一千亿美元）的百分之二十一点。换言之，这七、八年来天佑中华，两岸三地没有严重天灾，也没有太糟的人祸，大家埋头干活，在世界舞台上又迈进了一步。但看看邻国日本，要努力的地方还是很多。
　　
　　两岸领导人应更务实面对未来
　　
　　回顾半世纪来世界舞台上游戏规则的改变，两岸三地的发展经验与八○年代以来的经济关系，相信但凡理性的人，无论身在陆、港、台都会同意，目前的共存共荣之局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在世纪之交，中华民族有了最好的机遇来实现几代人的梦想：不要战乱、不要流离，过着衣食不愁，不虞外族欺凌的和平日子。事实上，这个梦想已在手中逐渐具体成形。摆在多数百姓眼前的路是清晰的。不过许多政治理想家与决策者还得更大胆地解放思想，更务实地考虑甚么才是达到目标的可行途径。
　　
　　对大陆的决策者来说，更大胆更务实是指宜正视两岸各有一个政治实体是事实。不惜代价坚持中央、地方分野或是称呼方式，不但不值得也未脱离传统智慧的局限。
　　
　　圗   工序互补与地区分工示意
　　
　　
　　对台湾来说，更务实是指宜正视台湾无法靠只讲政治而生存及经济筹码与日俱减的两个事实。主张“未来统一”、“三通”与“戒急用忍”、甚至“脱离中国”都可以是爱台湾的表现，但不同的爱的方式，或将有不同的结果。对不同政见者贴标签藉以塞悠悠之口，不但不能集思广益，更是自我阉割。让大家有平等、理性的讨论机会，并以开放的心态，为下一代人着想的度，检讨基本的政策取向，才是想爱斯土斯民的领袖人物责无旁贷的当前急务。
　　
　　综观历史长流，今日之前，朝代数十，国名逾百；今日之后中华民族固万世不绝，但某世子孙或以更名为乐。长江、黄河或玉山、阿里山从没有灵长类时已屹立，一生不过数十寒暑的人类怎能自称领有他们？领袖人物以表象的争持而扼杀民族或群体振兴的契机，或以个人、少数人的利害、好恶“弃实利而务虚名”，无论有甚么再好的藉口，都不是对黎民百姓、后代子孙负责的表现。时值世纪之交，笔者焚香以祷，两岸领导层能如其先行者一般，掌握世运契机，再创政治学上分裂国家共赴民族振兴大业的典范。
　　
　　（原载《中国评论》一九九八年一月号，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决策科学与企业经济系敎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