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代以来，由于东亚地区在经济发展上令人瞩目的表现，尽管也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在未来经济战的竞逐中，就战略位置而言，前景最可观、最有利的是欧洲，二十一世纪将是欧洲世纪（如Lester C·Thurow），但是，许许多多的研究或观察仍指出：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太平洋世纪，世界经贸重心将从北美洲向亚太地区移动。这种论点认为，亚太地区的兴起，意味着文明重心将移向太平洋地区，地中海是过去的海，大西洋是现在的海，太平洋则是未来的海。
　　
　　金融危机警示东亚各国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
　　
　　一九九七年七月，泰铢大幅贬值，拉开东亚金融风暴的序幕；影响所及，东亚除中国、香港、台湾、新加坡受创相对较轻外，无不波及。这一风暴目前似乎尚未真正结束。
　　
　　除了对东亚各国短期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实质冲击外，东亚金融危机最引人深思的问题是：它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会带来甚么样的影响与变化？东亚金融危机跟所谓的东亚发展模式究竟有甚么样的关联？
　　
　　根据诸家学者的分析，所谓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是指东亚经济受政府权威的控制，保持政策的灵活性与主导性，实现了保持分配均等的经济快速增长过程。这一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战略；政府充分发挥内需资源动员能力，为经济快速增长创造积累机制；全民高度的增长信念和增长预期……等等。
　　
　　这一发展模式并不是没有人提出质疑。最有名的是麻省理工学院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于一九九四年撰文指出，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并不是经济奇迹，它只是籍由生产要素不断投入、不断增加的结果，并不是生产力或技术的提升；一旦资源动员停止，成长也将迟缓。也就是说，尽管东亚有较高的储蓄率、廉价的劳动力和大量进入的外资等可供投入，但因缺乏高生产力和创新、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因而，远超过生产力提高速率的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使本地区的投入耗尽，成长即趋缓。因而以出口带动高速增长的模式也可能只是提供一击的机会而已，不可能源源不绝持续如此高速增长。
　　
　　克鲁格曼的分析预示了东亚经济发展危机的出现。这一危机出现后，许多检讨分析几乎都指出，以出口导向带动高速增长的阶段已经结束了，东亚各国必须逐步从外向增长策略转变为内部增长策略，依靠内在的推动力而不是依靠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
　　
　　这一点恐怕是这次东亚经济危机后带给东亚各国最大的敎训和启示之一。
　　
　　东亚经济将步入长期性结构调整阶段
　　
　　尽管有些人以“亚洲崩溃”来形容这次东亚金融危机，但更平实的看法应是“暂时性的失足”。也就是说，虽然这次危机暴露了东亚经济一个长期性、结构性的问题，但危机的爆发也使得东亚经济迈向长期性结构调整的局面。
　　
　　照M.Castells针对未来资讯时代经济结构特征的分析，在资讯主义兴起与资本主义再结构的历史互动里，一个新的全球经济构造已经清楚浮现。这个构造是一种耐久的构造与一种变动之几何形势的结合；其特色是一个不对称互赖的世界，围遶着三个支配性的经济区域——欧洲、北美、亚太而组织，幷且逐渐沿着一个对立轴而两极化；也即生产性、资讯丰富的富裕地区，以及经济上贬值而社会上被排除的贫困地区之间的对立。这三个区域中，亚洲太平洋最具活泼动态，但由于它依赖其他区域市场的开放，因此也是最脆弱的。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提供了一个契机，使东亚经济迈向长期性结构调整的局面。如果调整顺利，亚太经济不只仍将是二十一世纪的成长中心，而且将因其活泼动态之几何形势的变动，作用于长期历史锻造成之耐久结构，而增强亚太在全球经济构造中的结构位置。亚洲不是崩溃，是再结构调整。
　　
　　中国经济正转向以内需为成长动力的发展模式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从乡村型农业社会向城市型工业社会转型，从计划指令型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且在这两种转型的相互作用和配合激发下快速增长；不到二十年间，增长达四倍多，预估到二○二○年，成长仍将持续。
　　
　　中国经济过去二十年之快速增长，大体上来说，也是跟东亚国家一般，采用出口导向策略，以扩张出口贸易作为带动快速增长之引擎。在可见之未来，这一发展策略仍将一定程度地支配着中国经济之发展形态，中国的经济发展策略家似乎仍将出口导向策略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对策之一。
　　
　　假如东亚金融危机带给东亚的重要敎训或启示之一是出口导向的快速增长时代已经结束了，那么，中国经济在甚么程度上会逐渐从出口导向策略转轨到“以内需为成长动力”策略？
　　
　　没错，在未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出口仍然十分重要；但由于OECD发达国家胃纳有限以及其他因素，以出口扩张来带动长期之高速增长的模式很难持续。
　　
　　正如经济学家Lester C·thurow所指出的，中国经济的增长要持续，就必须重新创造一种依靠内在的推动力而不是依赖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因为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且是一个有需求积压的大国。东亚经济危机之后，由于东亚经济长期性、结构性问题，以及全球贸易市场结构调整的问题加速浮现，上面所提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将在甚么样的程度上进行转轨，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相当程度上采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策略，因此，早先三资企业大多采前店后厂模式，以利用当地有利之生产要素来竞争美国等发达国家之市场，作为到中国投资的目标。八○年代以来台商第一波大陆投资潮即是这种形态，主力是投资规模较小的夕阳产业，主要偏重在劳力密集的加工出口产业。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深化，外来投资也逐渐扩大到资本、技术密集的产业，乃至于以大陆市场为着眼的服务业等等。而中共十五大确立“加速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路线，以及中国争取加入WTO，都将深远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可以预见，为了加入WTO，中国必须减少贸易障碍，开放更大的市场；为了推进国企改革，需要庞大资金投入，这必须吸收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或者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因而也将带动庞大的进口需求。也就是说，这一连串的发展，都将提供极大的市场机会。
　　
　　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由出口导向转换到“以内需为成长动力”的转轨。而许多迹象也可以看到这样的转轨工程正在加速进行，如中国国务院去年初提出三年内要投资七千五百亿美元于基础建设的计划，以刺激增长，即可见出端倪。
　　
　　这一转轨工程并不是轻松的事。首先是需要庞大的资金，估计要达成九五计划与二○一○跨世纪方案之目标，资金总需求要达到二万亿美元；而以当前中国经济的内外形势来看，这是艰巨的。除了资金问题外，一系列由于过去二十年快速增长和结构改变所引发的艰困挑战也逐渐浮现，包括向市场经济转变所牵涉的体制调整、金融管理及银行体系的整顿、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环境保护、粮食供应、与世界经济接轨……等等。
　　
　　是否能克服这些挑战，关系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景。正如世界银行最近的报告所指出的，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领导者是选择深化改革的路。很显然，如果深化改革所带动的结构性调整继续深化，且更健全地推动“以内需为成长动力”的发展模式（因为正如上述，世界贸易市场的结构使中国要想在下个世纪继续迅速扩大出口是很困难的），那么，中国经济与全世界经济将进一步整合，而使中国经济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板块之一。
　　
　　未来两岸经贸关系需因应时代变化而重新思考、整合
　　
　　对台湾而言，这一新的情境，意味着两岸未来的经贸关系的互动，包括贸易互动、产业互动、资金互动、人员互动……，都面临一个跟过去两岸开始经贸往来时极不一样的局面。两岸经贸，不应只是台湾部分企业第二春的去处，而应是参与全球经济重要板块成长的共同开发。对中国大陆而言，这一新的情境也意味着两岸未来经贸关系的互动，也一样面临跟过去的经贸往来极不一样的局面。两岸经贸，不应只是大陆经济将到大陆投资之台湾企业内化的政治意圗工具，而应是调整、发展中国经济成为全球经济重要板块过程中，全球经济网络整合的一环。
　　
　　从资讯时代网络社会的度来看，这是一个崭新的情境。两岸彼此究竟要以怎样的新思维，克服旧的政治意识思维，从面向二十一世纪资讯时代网络社会全球经济网络连结结构的新视野，来重新思考两岸的经贸关系与社会的互动、整合，开启两岸新局，恐怕是两岸都要严肃、谦卑地面对的跨世纪课题吧！
　　
　　（原载《中国评论》一九九九年六月号，作者系台湾立法院立委、原民进党中央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