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经贸关系强化仍然在政治问题的决
　　
　　最近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先生是否来台访问，台湾方面如何接待？是否要持续去年十月辜汪两人在上海的“政治性对话”，甚至进一步有所突破？去年双方达成的四项共识中有关汪先生来访的“适当时机”为何？这些问题再引起两岸相关人士的讨论。
　　
　　两岸自一九八七年开始交流以来，似乎表示了若干特质：（一）非政治性的交流进展快速，但双方心理距离不进反退；（二）非政治性交流非但未能相对地拉近双方在政治立场上的距离，反而因为交流使得问题更为突显。因此，不论是两岸之间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强化，或是两岸三地大中华经济体构想的深化，恐怕根本之途仍然在政治问题的解决。质言之，假如双方无法在政治问题上获致某种稳定性的解决方案，减低外在相互牵制所造成的制约与伤害，两岸之间的非政治性交流也不可能有新的突破。
　　
　　所幸，去年十月海基、海协两会代表辜振甫和汪道涵在上海与北京见面，达成两岸间进行包括政治和经济对话在内的四点共识。两岸之间进一步交流互动的形成，已不是以前单纯的因双方之间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以及资源配置不同所造成的“互补”因素所能成就；未来双边经贸关系的突破，恐怕得自政治经济的度思考，着重于政治关系的解决为先。
　　
　　台湾建立一套社会意识与共同体意识
　　
　　对于甫自威权政体转型为民主政体的台湾而言，过去过于重视意识形态的时代已经不再；加上统独长年争议不断，而台湾浅薄、多变、多元与竞争激烈的人文与政经特质，更需要建立一套社会意识与共同体意识，有人将此一新的以国民为核心的意识称之“国民主义”。
　　
　　在建国党于一九九六年一月建党后，台湾有关统独的政治光谱已告完成：主张统一的新党和主张台独的建国党立于两极，国民党与民进党代表中间的多数意见。事实上，原本基于反国民党政权、要求政治参予的民进党，在威权统治结束、总统民选以后，鉴于台独对选票吸取的不利影响，又见识了中共试射飞弹的不友善举动后，政策已经出现重大改变，承认不再需要二次宣布独立；表示国民党不是外来政权，未来两党之间的竞争，将是“两个本土化政党之间的和平竞争”；放弃激烈的抗争，以反腐与建立效能化的政府作为新政策的主轴。民主化的完成、国民党的本土化龢民进党对台独的转趋务实，都是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其结果，是统独意识形态作为影响台湾重大政策的作用，似已快速下降。
　　
　　新的共识表现于下列方面：（一）政策上有关统独的争议减低：一九九六年年底召开的国家发展会议，主要政党对未来两岸关系的拟定，在共同意见中有相当的共识；其中有关主权、两岸关系开展应基于台湾安全与发展为先之“台湾优先”的考虑、大陆政策与两岸关系互为里表相辅相成等，均是跨党派的意见。
　　
　　（二）新社区意识兴起。台湾政经转型所引起的本土化运动涉及层面广泛，使得执政的国民党不仅在权力结构方面与台湾的人文发展密切结合，社会与政治的主流意识，也更能反应民间社会的脉动，对台湾文化、历史、文字、语言都有了新的肯定与诠释。可以说一个以台湾为主体的意识形态于焉形成。
　　
　　（三）公共政策共识增加。拜统独争议渐弱之赐，两个主要政党（国民党与民进党）之间的合作增加。双方不仅在内政如修宪的观念与步调上相互配合，有关冻省的结论迅速做成，在外交方面的做法亦理念接近，与过去大不相同。譬如国发会中有关台湾为了生存与发展，必须积极推动对外关系；积极运用区域性及全球性之安全与合作机制，以确保台湾安全；加入联合国乃一长期奋斗目标，不宜过分急躁；目前宜积极推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等非政治性之国际组织，避免过分刺激中共。对照过去民进党强烈主张不惜代价推动重返联合国的政策规划不可同日而语。外交部在一九九七年提出以“观察员”的方式，作为提高国际社会参与度的务实方案，亦获得反对党的默许。
　　
　　（四）党际合作与党际民主化的程度增加。过去统独高度争议时期，主要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峙，导致两个阵营关系的全面断绝，双方连一起喝咖啡都十分困难。然而在一九九四年年底省市长选举将统独争论带至最高点后，新当选台北市长的民进党籍陈水扁市长，却相当幅度地借用国民党及非民进党籍人士，首创不同意识形态党派之间在人事方面交流的先声。近来有关“联合内阁”的传闻不断，吕秀莲被延揽为国策顾问，也是她获胜的有力因素之一。
　　
　　政治上出现中间与温和路线
　　
　　台湾内部政治共识的日渐凝聚，使得长期以来困扰发展的统独争议为之淡化；伴随而来的，是政治上的中间与温和路线的出现，这种中间路线大体具有如下特质：
　　
　　统独看法渐趋中庸：对两岸的对峙渐感不耐，主张以实力对抗，亦即一般所谓的制衡政策。自千岛湖事件以后，两岸关系持续低迷，台湾方面支持统一的民意迅速下降。不同的民调
　　
　　资料来源：由联合报民意调查中心提供。千岛湖以前民调使用统一vs独立两种选项，自八十三年七月七日政府发表大陆政策白皮书后所作民调，则提供独立、统一、维持现况三种选项。
　　
　　显示，主张无条件尽速统一者，都已降至十分单薄的百分之五以下。圗一显示国内民众主张两岸尽速统一者，已自民国七十九年百分之六十六的高峰，降至民国八十六年的百分之三十七。一九九六年三月总统大选前，北京在台海水域发动飞弹演习，使两岸关系降至八○年代以来最低点（见圗二），影响至巨。一般人民认为北京政府态度对台湾不友善的比例，也高居不下，圗二显示自八十三年千岛湖事件以来，平均有五成左右的台湾民众认为两岸关系处于敌对。
　　
　　政经分离、逐渐降温的大陆政策：制定政策时中共因素的重要性降低，决策的自由度提升。过去以政治稳定为优先的大陆政策已经过时，代之而起的，是效率的考量（如“冻省”）。与民国七十九年召开的国是会议讨论修宪共识有所不同，民国八十六年年中进行的修宪，中共因素已几无影响。一九九六年八月李总统在国民大会发表演说，强调台湾经济发展以大陆为腹地的说法必须检讨，对大陆投资应当设定适当比率，个别公司对大陆的投资比率也应有所限制，在三通和转运问题上不应投注过多的规划与人力。在担心对大陆依赖过深陷入被动而两岸关系又不明朗之际，“戒急用忍”政策乃于一九九六年九月形成。
　　
　　积极主动的扩张式外交政策：中间路线对两岸关系与外交拓展采平行对待政策，认为两者并无特别关联；而发展对外关系的优先顺序，又要胜于两岸关系。不论是对联合国或其他官方或非官方外交活动的推展，都不因中共的抗议或威吓稍作改变。
　　
　　准国际主义的两岸定位：认为唯有采取“准国际关系”定位，才能解决两岸之间的问题。国发会中有关此一论点的提出，虽未获得通过，但颇能反应台湾方面长期以来对两岸定位不满的心情。此一新兴意识的出现，已经改变了既有的两岸关系互动模式。
　　
　　大中华经济圈的整合趋势与问题
　　
　　研究两岸关系的学者不难发现两岸之间政策开放都存有某种程度的互动关联，而自过去十年的经验视之，整合理论颇能解释这种关系逐渐上升的趋势。第一、自一九八七年台湾方面开放大陆探亲，至一九九五年六月李总统访问美国母校康乃尔大学之间，两岸关系确实曾出现上升的曲线。譬如两岸经香港转口贸易在一九八一年只有四亿六千万美元，至一九九六年已增至二三七点九亿美元；台湾开放大陆探亲以前，对大陆几无投资，但至一九九六年底，据经济部公布的资料，投资额已达六十八点三亿美元，大陆公布的资料更高达近一百五十亿。
　　
　　在政策方面，中国大陆在一九七九年颁布“关于开展对台湾贸易的暂行规定”；一九八○年三月中共商业部再颁布“购买台湾产品的补充规定”内部文件，规定凡持有台湾产品证明之货品，其进口视同“国内货品”，免缴关税。一九八四年台湾方面乃放宽自港澳转口输入大陆产品的限制。一九八八年七月中共国务院颁布“鼓励台湾同胞投资规定”，给予台商投资优惠；一九八九年五月台湾方面积极研拟“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于一九九○年十一月通过实施。
　　
　　上述例证说明两岸之间的交流，正因量的增加而至质的变化，自经贸逐渐分枝（ramify）、扩散（spill-over）至文化、新闻各个层面；接触的方式，也已由民间性质提升为半官方，并朝向官方接触迈进。假如每一位台湾到大陆的访客接触三几人，这些人又向他们的亲朋好友分享与台湾亲友的接触心得，则有将近二亿的大陆同胞亲身或耳闻台湾现代化经验。若加上流行歌曲、大众文学、电视、电影等媒介传播，台湾对大陆所产生的扩散效应可想而知。
　　
　　第二，两岸之间因制度不同，发展的阶段亦不相同，一经接触更能显示其在各个领域的互补性，有利进一步整合。譬如史达林中央计划式的经济发展模式，给予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以更多的资源；全力发展国力的结果，造成大陆的航太工业和基础科学研究较强。相较之下，重视短小精干的务实和以商业为导向的台湾经济发展经验，对应用科技掌握娴熟，两者在科学领域的取长补短，合作空间极大。此外，中国大陆经济发展起步较迟，极端欠缺管理人才，基础工业和服务业极为贫乏；台湾挟人文地利之便，常常有出人意表的收获。而大陆市场的广大与潜力，又提供台湾转型期工业以最好的产品试验和销售市场，并予替汰科技以转移机会，维持经济的活力。两岸地缘的邻近，以及人文的相似，都提供了许多便捷。
　　
　　第三，港、台作为二次大战后成功的亚洲四小龙成员，加上中国大陆在九○年代以来经济的快速成长，激起许多中国人的民族情緖，希望见到一个强大的一统经济力量，以期在现实主义主导下的国际社会，与美、日、西欧抗衡；而以两岸三地目前的经济实力，作为全球举足轻重的经济力量，已是摆明的事实。
　　
　　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必须仰赖大量的外来资金，而台湾长期外贸出超已经累积相当可观的外汇。在两岸互信仍不足的情况下，台湾过多的外汇又必须透过第三地如香港导引至大陆投资。在比较利益的考虑下，两岸三地的经济合作很容易被认为是潜力可观的“经济金三”。中国大陆广大的市场潜力、丰富的资源、充沛的人力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以及已经有相当基础的台湾科技和工业的发展，均是刺激此一联想的原因。
　　
　　第四，东西冷战的结束，使得两岸制度上的敌对性已不复存在。台湾自原来之威权官僚工业经济（BAIR）转型，成功地建构一个新兴自由经济体，同时又跻身民主政体，不论其政治或经济的发展历程，都符合当前国际最新趋势，燃起了两岸之间制度逐渐趋同（ convergence ）的期待；而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风潮下，各个方面与前已大不相同。以台湾经验帮助中国大陆发展的信念，在台湾的决策体系中，无疑起了一定的作用；而这种心理上的期待，也为台湾采取较为开放的大陆政策奠定基础。因此，以两岸三地为主的大中华经济共同体的概念，有人认为与其说是台港将逐渐被吸入中国大陆的经济轨道，不如说是广东、福建等的中国大陆南方沿海，有可能逐渐被港、台同化，使得此一整合的过程俨然成为“中国的台湾化”（the Taiwanization of China）。此一说法或有夸张，但亦颇能反映两岸三地在经济整合方面的进展。
　　
　　基于上述理由，自一九八○年代以来，海内外华人不断提出许多构想，以期自经济的度，进一步整合台、港、澳门、中国大陆南部沿海等地。所提出的方案名称包括“中国人经济集团”、“中华共同市场”、“亚洲华人共同市场”、“中国经济圈”、“中国经济关系群”、“华南经济共同体”、“大中华经济圈”、“中国人经济圈”、“大中华共荣圈”、“大中华文化经济圈”、“中华经济共同体”、“华南经济区”、“南中国经济区”、“中华经济协作系统”等。
　　
　　然而，使用整合理论分析当前乃至未来的两岸关系，固然有实际有形与无形的利益，但这个模式在适用上有其限制。
　　
　　整合理论的精髓，在于其对采取不同制度的二个以上国家（或地区）的交流，视其功能的增加，逐渐发生效应扩散的现象；使得互动成员间的关系，获得进一步的提升。然而，在当前两岸关系受制于主权争执的情况下，经贸方面的交流固然有逐渐向其他如文化、艺术领域扩散的迹象，但却经常是进一步退两步。自统一的度而言，台湾人民的期望显然是逐年下降；对两岸都有实质利益的两岸会谈，如渔事纠纷与偷渡客和刑事犯遣返，也在双方代表多次协商后宣告破裂。两个分裂实体之间的交流一经开启，有可能非但无法达到终极的统一目标，双方之间制度与文化的差异性反而无所遁形，影响统一的情緖。经贸关系的密切与否，并不必然与政治统一的发生正相联。
　　
　　其次，整合的概念基本上来自西欧共同市场的经验，具有国际属性。整合理论固然不排斥经由经济交流和彼此间的相互依赖，最终可能走上政治的统一；但基于不同政治社群以交流的方式逐渐达到政治统合（amalgamation）的目的，毕竟与分裂国家追求统一之迫切性有所不同。譬如整合理论下的冲突解决强调的是相互容忍与妥协，此与分裂国家经常诉诸武力之争端解决方式显有不同。
　　
　　第三，整合理论显然无法解决分裂国家因主权争执所衍生出来之外交竞争问题。两岸之间外在斗争历经半世纪不衰，此又与基于主权独立完整之整合理论，在处理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有所不同。
　　
　　两岸唯有彻底决双方政治歧见
　　
　　两岸交流十年有余，各方面的发展都是有目共睹。双方在人文、经贸领域内的交流虽谈不上是水乳交融，但释之为绵密如缕也不为过。然而双方交流空间仍大；举其大者，两岸直航迄未启动，其他如两岸人员、新闻、旅游、体育等各个方面的交流，可以说是障碍重重，无一畅通。若欲打破这种交流瓶颈，唯有自政治层面彻底解决双方歧见，化解纷争，培养互信，否则难竟其功。最近盛传第三次辜汪会晤有可能于今年在台北举行，而“政治对话”也是会谈的主要话题，希望此乃开启两岸协商的序曲。若然，则一和乐平顺、繁华茂盛、相互提携的两岸关系自可预测。
　　
　　（原载《中国评论》一九九九年四月号，作者系台湾政治大学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敎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