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先父逝世二十四周年纪念。当我捧着这部凝聚着先父毕生心血的著作——《天蠁楼诗文集》，历经数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在广州市政协和荔湾区政协的大力支持和编委会的积极努力下，得到公开出版发行，心里感到无比的欣慰和激动！我想先父在九泉之下亦当可告慰了！捧书思人，睹物思人，先父生前的音容笑貌、为人处事，仿佛就在眼前，他对诗词艺术的不倦探索情景，就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浮现出来。

　　爱国殷商黄显芝先生

　　父亲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一九四八年，祖父黄显芝八十一寿庆，我在中堂寿屏的金字长文中约略瞭解到他生平的一些事迹。现在，事隔半个世纪了，当时我年仅十一岁，能忆及的自然是极为有限的了。尽管如此，一些往事在我的脑海中仍是十分深刻的。

　　在辛亥革命时期，祖父是广州市米糠行业中具有影响力的行尊和首富，全盛时，沙基米铺约有十二间属他拥有。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革命，正是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廖仲恺先生与我祖父为好友。通过廖先生，祖父多次巨量捐赠粮饷支援革命，陈炯明叛变事件发生后，中山先生避于珠江白鹅潭永丰舰，祖父不避难险，运粮补给。事后，廖仲恺先生代表国民政府颁嘉奬令，嘉奬令的首句是：“爱国殷商黄显芝，因支援国民革命有功……”。

　　乙卯年广东水灾，祖父令所属粮仓开放，派出十余艘船艇，沿珠江上下，发放米粮。对不幸罹难者，赠棺殓葬，对伤病者，施药救援，因而为灾区民众称颂。

　　省港大罢工，祖父与罢工委员会合作，并取得经营米粮进口许可，保证了广州市民和十万罢工工人的口粮供应。

　　革命军北伐，祖父亦以粮饷支援。

　　因此，祖父八十寿庆时便荣获当时政府颁赠牌匾嘉奬：“输忠行义”、“忠忱义行”。题词者有当时政府主要掌政者蒋、宋、孔、陈、孙、李、白诸公，广东省、广州市众官员亦莅临致贺。

　　寿庆之后，祖父退隐，回原籍南海县横江乡居住，吃斋念佛经。土地改革时，被定为工商业地主。由于无血债，无民愤，他可能是南海县土地改革运动中唯一未受体罚的地主了。农民让他安坐椅上接受批判斗争。土改运动结束，祖父自由地回广州居住。一九五三年冬，偶感不适，手持佛珠，端坐床上，安然辞世，终年八十七岁，葬于广州市郊龙眼洞高山之巅。祖父的为人行事，及他对革命和工人运动的支持，对父亲一生事业影响很大。

　　儿时趣事

　　我家住于广州市西关。西关古老大屋的门有三重：脚门、趟栊和大木门。由横向圆木等距排列构成的趟栊给人一个兽笼子的感觉，小孩子最喜欢在此学攀登。向上爬，脚下蹬的是没有生命的圆木头，而且只爬高两三格，母亲不会怪责的。

　　放暑假了，母亲会带小儿女们回横江老家住几天。我好奇，五哥大胆，都喜欢寻幽探秘。只一天，黄家庄附近的大街小巷、天后古庙、横江小学，连远处荒地停放棺木的义庄也参观过了，只有黄家先祖大祠堂浩然黄公祠尚未内进参拜。天色近晚，祠堂内点燃了油灯香火，烟雾弥漫，隐约见到一排排的神主牌。浩然黄公来自新会杜阮，远祖来自南雄珠玑巷、中原地区，源远流长，怪不得神主牌那么多了！阴闇的祠堂后堂，又安放着什么呢？心思思，真想知！

　　晴天，中午时分，我和五哥溜进了祠堂的后堂。那里安放着一行行一列列的木架，架上整齐竖立着一块块的木板片。板片上有刻字，字是反转的，很难辨认。五哥机灵，拿一块木板在阳光下看。他认出来了：灵棋经、汉、东方塑……五哥笑了，以为寻到他最喜欢的象棋谱。怎么经文不是常见的炮二平五，马八进七，而棋子又只有上中下三种？我也认出来了：中间那一行是“芋园丛书”四个字，是爸爸的书版。糟了！忘记了手中的书版是从哪一格拿出来的，不能把书版放乱了啊！还是五哥有办法，先查找放灵棋经的书架，再查看中行下方的页数编号,七六五四三二，手上的书版编号正是一！一头大汗，一下子全身酸软，要坐下来歇息歇息。

　　踏进家门，姐姐瞪大了眼看着我俩，笑着叫着：“妈妈！回来了！花面猫，两只花面猫！”我看看五哥的脸，又红又黑；看自己的手，满是灰尘、汗水和溶解了的墨！

　　妈妈从房内出来，见我俩的模样，知我俩到过祠堂的后堂，她也笑了。

　　妈妈帮我俩用清凉的井水从头顶洗至脚跟，似有所思，似有所忆，自言自语说道：“三只、三只花面猫！”奇怪了，怎么多了一只？

　　家门外沿墙壁放有几大块黄色的蜡石，是晚饭后小子们都争坐乘凉、在那里听妈妈讲故事的好地方。那天晚上妈妈说起爸爸儿时的一件趣事：那时爸爸只有六七岁，祖母带同爸爸往探姨丈。在姨丈家吃过点心后，爸爸就失了踪。姨母在藏书楼的书版堆中找到了他，把他抱回来了。姨丈一见我们的爸爸，哈哈大笑说：“花面猫，花面猫！”妈妈讲的这个故事，逗得我们都笑了，哈哈，三只花面猫！多出来的那一只，原来是……

　　好而知之

　　听前辈老人说，爸爸年少时是十分勤奋好学的。每次探望姨丈，他就会走到姨丈藏书楼，观看姨丈在那里埋头校核书版，爸爸则站在姨丈身旁，对那些书版左看看，右看看，瞪大着眼睛，极力想认识更多的字，常向姨丈发问：这个是什么字？那个是什么字？姨丈乐了，把爸爸抱在怀中就用胡子擦。然后姨丈就耐心地教导和指点他，把墨涂在书版上，把书版上的字印在纸上，教爸爸正面认字，反面认字，这个字是由什么形象变化来的，那一个字的写法又是怎样演变的……小姨甥来了，姨丈就不能专心工作，小姨甥问个不停，姨丈就教个不停。在一九二三年他廿一岁的年纪，就能写出《广州部曲将印歌》及《广州部曲将印考》如此专业性的考证文章及诗歌。爸爸掌握和积累的许多知识，都是这样依靠勤奋学习得来的。在一九二九年已能看懂石鼓文，且考证出它是周平王三年秦襄公之兄犬丘世父所作的结论。能分辨出土的商、周、秦、汉时期青铜器上的铭文古字。怪不得爸爸诗词中一些遣词用字，要在《康熙大字典》、《辞源》、《辞海》等巨编中才能查找得到读音和解释。

　　好读书，不求甚解，进而求解，究本追源，经、史、子、集，皆作探寻。日月有功，自必有成。我经常看到爸爸好学不倦，手不释卷。读的书范围很广，博览群书，晚上一般都要到深夜才睡觉。真是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

　　一九七五年元月二日晚，父亲看书至深夜，在床上还拿出写有诗画的折扇观赏了好一会儿才躺下休息。第二天中午就出事了，父亲在小花园窗下跌倒，伤了头颅，六小时后即去世了。

　　家塾教育

　　南海县平地乡有位老先生慧眼识贤师，延聘了黄祝蕖先生主持设于渡头村的家塾，训教其内外儿孙，兼及近邻学子，他就是我的外曾祖父陈善俦老先生。陈老先生有两个黄姓女婿，那就是横江乡的黄显芝和平地学政村的黄任恒。姨公黄任恒，字秩南，号述窠，精研经史考古金石之学，终生读书著述，富藏书，藏书楼在珠江南岸，名保粹堂。粹者，国之琼粹也，以保国粹为己之责。祝蕖先生与秩南姨公年岁相若，以道德文章相砥砺，结为挚交，与我的祖父黄显芝亦交笃。祖父儿女众多，祝蕖先生乃亲临横江乡上门授课，此亦因横江、渡头村鸡犬相闻，为近邻也。

　　大伯父黄耀卿酷爱古文、四书五经。师从祝蕖先生，亦以先生为楷模榜样，乐于育才传道。甫成家，以家为塾，朗朗书声，达于户外，路人驻足而听。

　　我对大伯父最深的印象就是他那清瘦的脸，深蓝色的长衫，黑布鞋，在厅堂内慢慢地踱着方步，摇头摆脑地对学生朗读经文：“子曰……子曰……”

　　父亲年少时也喜欢模仿他哥哥的样子，把双手置于腰背之后，煞有介事地“子曰子曰”来回走动，还没有学认字，已经先把哥哥读出声的文章诗句，都记下来了。

　　祖父在广州营商，父亲随祖父居于广州，到入学之年，即拜严炳汉、劳锦章、陈祥和、岑荔浦为师。闲暇之时，祖父母带同父亲到南岸探望姨公黄秩南，就有在藏书楼中找到只花面猫的趣事。姨公说：“孺子可教也！”亦教父亲诵读诗词，父亲的嗓音很好，吟诵之时，声情并茂。姨公大乐，一唱一和，碰巧黄祝蕖、黄慈博也来了，以诗词称誉南粤的“三黄先生”合唱，加进了一个也姓黄的童声。姨公的家，成了文人雅集之所，也是教导孩童诵读诗词的临时家塾。

　　南粤诗词，在近世的朝代兴亡，社会变革，灾害战乱中增添了丰富多彩的内涵，前辈们写出很多可传可诵的篇章！可是，难啊！这些诗词所用的繁体字、古体字、异体字、词语典故的出处、含义，现代人能认知多少呢？读传统中文变得有如读外文，如此之难，怎不令人慨叹！

　　重游故乡，只有在学校附近可闻读书声，大街小巷“劲歌金曲”的声浪是那样劲！如果能把家变为塾，家亦塾也，有如大伯父的居所，姨公的保粹堂，多一些像黄祝蕖、黄任恒、黄慈博、黄耀卿那样的校长、贤师，对年青一代的教育，就更有希望了。

　　南海诗人

　　父亲早有诗名。他才思敏捷，在少时就有“南海诗人”之誉。十四岁作有《今古》这首诗，一九二九年二十七岁，北游时所作的《鹧鸪天》这首词，已在本诗文集收録，在老一辈诗家中深受好评。

　　父亲好学，受教于祖父辈长老，叔伯父辈及同辈的良师益友难以数算，在本诗词集中记有名讳字号者百数，但亦有相当数量的故友知交的名字和相与唱和的诗词删除缺失，现今印出者只是父亲所作十之二三而矣。可以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南粤、港澳文化界知名人士，多与我父有不同程度的交往。

　　区季谋世伯在序言中称我父为“才人”，简朝亮评吾父诗“甚合诗义”，胡熊锷评为“置之八代诗中允无愧色”，黎庆恩评曰“真奇文玮制，今古独步”，罗雨山赞曰：“南海吐明珠”，张大千直呼我父为“咏雩诗人”。

　　《天蠁楼诗词》中有这一段记述：已巳（一九二九年）春暮，陈树人设红棉燕于东山樗园。桂太史南屏首唱红棉七律一首。父亲得十首，报章传刊，当时有“黄红棉”之称。黄凹园亦和作十首，题曰：“红棉诗十首和咏雩”，其末章云：“自有天才自不知，楚庭絶顶醉题诗。风流跌宕真才子，绮思缠绵亦可儿。未免有情斜日里，几回相见落花时。草堂旧事如提起，争唱吾家黄肇沂。”

　　父亲有诗人之名，看来不假。与我父差不多同时成长的父亲知交好友，偏爱以“南海诗人”称誉吾父，这个雅号从何而来？直到父亲去世以后，母亲的一位堂弟（我称他为潜二舅父）从上海带回父亲少年就读私塾时写的三本作文本，交回我家保存，这三本“物证”以及舅父的一席话，这个问题才有了答案。

　　黄祝蕖在南海县平地乡渡头村教学，与渡头村相邻的横江乡、盐步、黄竹岐、大沥、泌冲一带的学子云集其门下。虽然外县慕名来求学者亦有，但是学生多数是南海县人。其中能诗者大有人在，如果我父亲与伯父们一样，留在家乡，师从黄祝蕖，父亲的诗词再好，也不会有“南海诗人”之名。

　　父亲在广州上学。岑荔浦等老师主持的学塾是广州名校，学生来自五湖四海。那时社会上的名人惯于在名字前冠以出处居所，如：九龙真逸陈伯陶，番禺吴道熔，九江朱次琦，番禺商承祚等。父亲十岁能诗，其诗文习作经常取得最高分数，得到老师的嘉许，在同窗好友心目中是一个小诗人。父亲是南海县人，小同学们就给了他一个“南海诗人”的雅号。

　　谁在少年时未被小伙伴们加上个诨名别号呢？这些诨号有揶揄的，有赞誉的。有些好听，稍后即被人废弃忘掉；有些不好听，却成了你的代名词，伴你终生。总之，父亲在少年时得到的雅号并没有受到其他南海籍的同学质疑和挑战，就此流传下来。

　　舅父比我父年纪小两三岁，他也在岑荔浦的学堂求学。他知我父的诗文写得好，就借去作范本，一借就是八十年。

　　父亲十六岁拜简朝亮为师，行叩拜大礼。黄祝蕖和唱的那句诗：“草堂旧事如提起，争唱吾家黄肇沂。”指的就是简老师训育诸弟子门生的“读书草堂”。

　　立人辅世

　　立人辅世是父亲选择的为人宗旨。立人就是办学树人，传立身处世圣贤之道，培育人才以兴邦国；辅世就是造福社会，造福群众。他身体力行，从不卷入派系名位之争。

　　他清楚社会潮流滚滚向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道理。能义无反顾地支援孙中山的革命，支持省港大罢工。他支援十九路军抗日救国，他为广东文物展览会努力工作，为抢救祖国文物奔走呼号。

　　他受教于私塾，饱读诗书。当伯父耀卿仍在家塾中执教“子曰”馆时，父亲却与众乡亲共同创办了新型的较现代化的乡村小学——横江小学。里面有优美的校园，宽敞的校道，有池塘，有高耸的芒果树和大榕树、影树、夹竹桃和美丽的鲜花。在红墙緑琉璃瓦装扮起来的崭新校舍中，有大礼堂、音乐室和教师办公室以及一至六年级课室。在环形跑道外面的围墙上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大字。礼堂大门的铁窗花镶有“礼、义、廉、耻”四字。行“德、智、体、群、美”之全面综合教育，聘请有大专毕业学历者为老师，父亲自任首届校长。实行严格的教学管理，重视学生的品德教育。学生来自本村及附近四乡，每日走读。逢星期一早上全校师生要在学校操场集合进行周会，唱国歌，升国旗后，就由校长训话。那时父亲二十六七岁，家住广州西关宝华南，往返一次很不容易，但父亲每次周会，从不迟到。学生免费入学，校风又好，尊师重教，远近驰名。父亲走到哪里，乡亲们都亲切地向他问好，叫他“黄校长”。

　　翌年，父亲捐建之横江图书馆亦落成，面积不大，却玲珑别致，坐落在横江小学校园的侧边。父亲特地购置了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及其他富教育意义的书刊设备供乡人阅览使用。横江图书馆建成于一九三〇年，此时，广东省乡镇级有独立图书馆者，仅三数所而矣。

　　一九九〇年，南海县横江小学重建，在附近地段挖出了重达千斤刻有“横江图书馆记”的碑石，碑文由黄荣康祝蕖撰文，黄金海书，商承祚篆额。父亲与凹园黄老“知己最交亲”，有“忘年之契”。黄老在碑文中，略曰：“……然非偃武修文，订礼乐，考典章，则无以树立宏达驯。至乎太平之盛。何者？武功能已乱于一时，不若文德乃图治之根本也。……横江图书馆，堂曰尊亲堂，阁曰清芬阁，盖有诵德咏仁之意……乡之人士得以熏陶而渐渍之，相与读书知学，入以明乎孝、悌、忠、信之道，出而能为修、齐、治、平之事……今以佐国右文之治，固不止一人一乡而矣也。噫嘻！园池第宅，狗马声色，人皆知所以经营之以供己身一日之娱，而咏雩耻之，独能斥金钱、置书卷以沃其乡里，且欲推之天下而垂于无穷，其目光嚼然。……今世之乱亦久矣，乱极而治，其将有望于斯欤。”黄老言深意赅，对我父立人辅世之志，可谓知之深而言之切矣。

　　父曾得明贤王海日先生“海天旭日”砚。容庚教授为篆海日砚斋额。父以“海日集”名《天蠁词》之第三卷。“知行合一”为海日先生名言，父知教化立人以兴邦国之重要，乃身体力行。

　　知而行之

　　祖父是社会知名人士，亲友师长多为社会贤达，文人雅士。父亲年少聪颖好学，很得诸长老前辈赞赏。陈树人先生、黄祝蕖先生等有清游会雅集，父亲即成为最早期、亦最年青的成员之一，区季谋老先生在本诗词集中写道：“既与九龙真逸陈伯陶、永晦道人吴道熔、述窠黄任恒、凹园黄荣康、慈豀黄佛颐、遐庵叶恭绰诸耆宿唱酬，相与阐扬风雅，极一时之盛。”然父亲在本诗词集的自序中却写曰：“窃惟辅世立人之学，主于义理，词章考据，其末焉耳，且予年方壮，意气未平，志慕兼善，何遽汲汲而仅以诗人自托耶！”请看本诗词集乐府、燕歌诸篇及君子有所思行，当可知父亲一生曾有的志向和抱负。

　　祖父威严，但行事低调。父亲年纪稍长，即以学徒身份参与祖父经营的米粮业务，并成为祖父对外交往的得力助手。父亲十九岁结婚，不久，即发生陈炯明事件。陈部炮兵，布于沙基、黄沙间，此处正是米商店铺集中地，父亲熟悉地形环境，协助祖父以船艇运送粮食给养，支援孙中山先生及在永丰等军舰上的革命军，事后，获得廖仲恺先生的嘉许：“机灵勇敢”。

　　祖父以粮饷支援北伐，少不了父亲参加与北伐军将领的联系交往。

　　一九二五年省港大罢工，父年二十三岁，罢工委员会在苏兆征领导下，实行工商联合，争取商业资本家的同情和支持，聘请廖仲恺先生为顾问，采取打击港英政策。廖先生为发动广东工商界支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作出巨大贡献，深得民心。祖父带同父亲见廖先生，向廖陈述解决广州市民和罢工工人口粮供应问题的意见。父亲是晚辈，站立一旁，聆听长者对话，偶尔插话数句。

　　祖父的意见得到廖先生的赞同，即前往见罢工委员长苏兆征。此时苏兆征却睁眼看着一小个子的年轻人，在他面前纵论当前罢工情势：“广东本是缺粮省，需要进口粮食，若粮食进口受阻，广州必乱，罢工亦不可能坚持……”苏微笑点头。这一回，倒是祖父坐在椅上，间中说上两句。

　　祖父取得了进口粮食的专营许可，每当有船自越南、暹罗运粮进入珠江，父亲即前往罢工委员会领取进口“许可证”。罢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乐于与这个有主见又敢言的年轻人交谈。

　　几年之后，这个年轻人已是广州商界领袖之一。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在广东省政府大楼召开的国民政府成立大会上（汪精卫任主席），父亲以民众（商界）代表身份上台发言，要求政府改善民生，革除军阀订立的苛捐杂税，致令一些欲以权谋私利者为之侧目。

　　二十世纪之初，中国社会发生巨变，中山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源自广东，变革洪流，一浪接一浪，年青时期的父亲，并没有置身事外，而是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有所知，亦有所行！

　　北往南来

　　父喜旅游，名山大川，岩洞古刹，胜景遗迹，南北西东，多有游踪，而游必有诗。在本诗词集收録的较早期所作的就是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所作的《端州鼎湖山庆云寺》、《韶州曹溪南华寺》、《西江夜渡》。此时父亲才十四、五岁。年稍长，已遍游南粤诸名胜，二十五、六岁，有《北江游草》诗集刊行，与诸长辈从游，与诸耆宿唱酬的诗作已常在报刊上发表。

　　父亲的岳丈何卓云是南海县泌冲湖洲村人，战前在上海南京路经营绸缎业。父亲的四妹黄佩珍嫁往上海陈家。黄家在上海有众多亲友。父亲婚前婚后多次北游上海、北京、燕、赵、齐、鲁、吴、楚，沿江河而上，直至川陕，为日后的怀古诗词搜集了大量素材。而以诗文较详记述的一次北游之行，就是一九二九年与母亲、大哥、二哥到上海、南京、杭州、北京等地，为时二月。

　　在上海，父亲与王秋湄、邓秋枚相晤，联袂往访黄宾虹，黄老为父亲绘《天蠁楼》图，以陈白沙手卷相赠。亦往访谢稚柳，有“相招为我供寒具，渔饮溪堂问起居”之句。他们和我父应是在广州已相知，或者父亲的诗名已达上海。

　　他们四位与居于上海的张大千相熟，很有可能父亲是经由他们引荐而与张大千结识。

　　有关张大千南游广东的文献记载是简短的。张首游广东罗浮山是一九二八年，后曾作《罗浮山白水门观瀑图》。一九三一年南游广州，专访黄君璧。一九三三年十月（癸酉）再游罗浮山。父设宴款待，即席赋长诗以壮张行色，言谈甚欢。张喜甚，归程乃绘《罗浮山白水门观瀑图》回赠，在画上亦赋诗为文，达百余字，记述此行之盛，并多次来我家观赏父亲藏画。我家尚保存数张清湘画页照片，其中一张为张大千题词：“予藏清湘十册，南北往来所见，不下二三十册，未有若此册之极变化神奇者，披览再四，敬识于后。咏雩诗人出示拜观狂喜大千并记，时癸酉十一月也。”

　　父亲与岭南诗书画名家相熟，北往南来，亦与黄宾虹、张大千、谢稚柳等大师结识。请阅父诗《张大千绘赠罗浮山白水门观瀑图歌》首句就是“君本蛾嵋仙，来访茅君七洞天……天涯知己几何人？思存不见肝肠絶……”等景情并茂之句。张亦直称我父为“咏雩诗人”，相互敬重之情，跃然纸上。

　　一九三八年张在香港开画展，父与张相聚于袖海堂，即席赋《袖海堂上赠别张大千归蜀》诗二首，第一句是：“世界一花风雨里，故人千里梦魂中……”我只能惊叹父亲慧眼识奇葩。张在当时世界画坛始有名气，父已用“世界一花”称誉这位现代世界级中国画大师了。

　　诗句也成了谶语，自此一别，真是故人千里梦魂中，只能在梦中相见了。

　　邂逅相遇

　　九江朱次琦先生门下，赫赫高足有三人。其一是闹反清革命，自立为天王的洪秀全；其二是匡扶光绪帝倡导维新变革的康有为；其三是拒絶洪宪皇帝袁世凯之邀，终生澹薄名利，皓首穷经，行宜继程朱之后，学术在汉宋之间的顺德简岸简竹居朝亮先生。

　　区季谋世伯在序言中有这段记述：“咏雩以诗称，弱冠受知于简岸征君简朝亮，得闻读书草堂明诗之绪，其于授受言志诸大义，固若沿河而得其船与楫”。罗雨山在序中有：“咏雩弱冠尝受知简岸，盛称于及门。”

　　一九二九年冬父亲北游，二月后自上海返粤时，与简老师同舟，晤谈两日夜，船将扺香港，父有感而赋诗呈简老：“江关秋老听啼乌，风浪艰危客路孤。同是归程空望海，于今吾道竟乘桴。溯洄水涘人还在，沦落天涯我亦俱。他日读书堂上过，尚容狂狷执经无。”简老返扺佛山后函覆有：“从沪归粤舟中与君谈论两日夜，诗所谓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快慰何涘！”可见师徒相聚，欢快投契之情若何！

　　父亲有感而赋诗，亦因师之遽逝而作出较详细的附记，说出了一个秘密，那就是简老曾劝我父“谢脱尘鞅，将介他讲经岛上。”而父逊谢之。师函约再晤，而父又不果往。

　　朱九江嫡传弟子喜研经学。例以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之义。康有为进而辅光绪，简竹居宁避山野，不为当权者仕。父方年壮，有立人辅世之志，处此“风浪艰危，吾道乘桴”之时，该如何自处，又要不违师长教诸劝导，难也！于是有：“他日读书堂上过，尚容狂狷执经无？”之句。父逊谢岛上讲经之邀，乃因未能谢脱尘鞅，未能领悟贤师睿智之言。简老遽归道山，忆及前事，怎不惘然？

　　父在附记中有这一句：“归途乃得之简岸，所谓因缘者，非耶？”非也！若父纳师言，父亲的下半生，我们全家，将会是另一番光景。纵有因缘，不听师劝，命也！运也！夫复何言！

　　兮！惹祸了

　　要知祸从何来？请看石门中学门前碑记全文：

　　三水黄荣康撰，里人邓刚书。

　　吾粤有特产白薯莨，滤其汁以晒布，与帛胶质坚韧而泽滑，可以耐久适用，人多喜服之。贸于南洋群岛，获利不尠，工商交资焉，而工人之倚以为生者尤伙，向无征税。自杨、刘踞粤，藉口军费，凡百工艺制造之品，无不起征，晒莨行捐，岁逾十万圆。厥后杨、刘虽去，继之者成例奉行，卒卒而未改，噫其苦矣！二十一年区芳浦先生任财政厅长，豁免杂捐百十余种，晒莨行捐居其一。先生南海沙水乡人，亲见吾民日夜作劳衣食取给之艰，故决然革之而不疑，其高瞩远计。此晒莨物产，实足以敌舶货而挽利权，爰是亟亟焉奬勉之维持之，固君子之所用心而仁者之为政也！其可无以记之乎？昔庄子称庚桑楚居畏垒三年，畏垒大壤，其民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今先生之惠于吾侪何啻大壤，而吾侪之思有以祝之稷之者，又何啻于畏垒之民耶！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先生所董石门中学校奠基礼成，石门有晋刺史吴隐之沉香浦遗迹，廉吏清风，谁谓今不如古？沿石门下十里许至北村，山水明淑，林木森秀，建校于此。先生莅临，相其阴阳，观其流泉，佩玉容刀，威仪有秩，士民咸欣欣然以得瞻仰之为荣。而晒莨行同人陈季珏、汤少泉等益乐相告语，踊跃趋事，捐建前门工料费五千元。幷介黄子咏雩属予为文勒石以贻永久，俾知先生之功德，都人学子出入不敢忘。铭曰：

　　石门之山廉廉其贞兮　石门之水泠泠其清兮

　　风日流美明且新兮　菁菁者莪沐德而咏仁兮

　　南海县第二、三、九区石门中学校

　　于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奠基

　　校董会主席　陈凤江

　　副主席　邓　刚　黄咏雩　立　邑人区芳浦书

　　表面上看，文章颂赞好人好事并无不妥。但有好谄媚者却将此文呈于陈济棠前，进谗言道：“公主粤，政令皆由公出，丰功伟绩，万民称颂。区芳浦仅公之下属，有人勒石仅颂区之德，直视公如无物。且文中那句‘固君子之所以用心，而仁者之为政也’，有暗指公非君子，为政不仁之嫌也”。陈怒。进谗言者又说，文章是黄咏雩嘱其“知己最交亲”的黄祝蕖所撰，实是黄咏雩授意行文。区芳浦也糊涂，竟自书写颂赞自己的文字以刻石。陈济棠把区芳浦叫来，训斥一顿。至于那个黄咏雩，“暂且记下……后有请……”

　　我曾问父亲石门中学创建的较详细经过。父亲说：自建横江小学和横江图书馆后，即考虑再建中学，只是建校费用庞大，力有不逮。陈济棠整顿广东财政，拟定减免税项，其初并不包括晒莨行业税捐。该行业推举陈、汤、何三人到省商会联合会向我求助，祈向政府反映民意要求。适其时，南海县二、三、九区小学校联合在盐步镇举行运动会，我即邀请区芳浦作主礼嘉宾。区为我的好友，亦南海县人。父亲安排众父老乡亲在运动会后设盛宴款待区。席间，父带头与众父老向区陈词，请区设法取得陈济棠同意晒莨捐税亦可减免。美酒佳肴，所请求者亦合乎情理。区即起立拍胸言道：“此事就包在我区某身上。”

　　果然，晒莨捐税获准减免了。某日，陈、汤、何三代表携同五千元到省商会，说是同业中人筹集的谢礼，要我父亲收下。父亲即严词拒絶，说道:“身为民意代表，向政府反映民意，提出要求，是职责所在，为公也！若收取谢礼，即是为私，贪污违法，断然不可！”父亲灵机一转，想到一个主意，即说道：“此事始自小学运动会，今天南海二、三、九区尚无中学。你们既已筹集了五千元，就请你们带头，倡议为二、三、九区建一间中学。”三代表都赞同，于是有“益乐相告，踊跃趋事捐建”之碑文记録。父亲更建议：凡捐门楼、礼堂、办公室、课室者皆立石刻名字永记。父亲好友黄梓霖，本已在家乡官窑建有中学，亦捐助石门中学大礼堂一座（黄梓霖及其子黄允畋为香港太平绅士，在香港亦建校办学）。

　　父亲与众校董，为石门中学选址、定名、购地、建校，共同为“百年树人”大业，出钱出力。

　　石门中学的门楼、礼堂、教室等建筑物，确有捐赠者的姓名刻石为记。但是，有些人捐钱买地建运动场的，买桌椅教具的，他们的记名碑石又立在何处？我好奇地问父亲，他只是微笑。随后，朗声背诵出那段诗文：

　　石门之山廉廉其贞兮，石门之水泠泠其清兮。

　　风日流美明且新兮，菁菁者莪沐德而咏仁兮。

　　我知此诗实为父亲所作。父亲作诗，有时喜用楚辞屈宋语体，世伯公黄荣康选入碑文之内而已。

　　兮！兮！兮！陈济棠为我父预备了“花厅”，

　　兮！兮！兮！父亲在“花厅”内作诗词近百首。

　　兮！

　　陈济棠请我父坐“花厅”

　　三十年代初，陈济棠主粤，大搞建设，改善民生，亦排除异己。一九三三年冬至前，父亲突然被拘捕了。父是当时商界领袖，舆论纷纷猜测所为何事。母亲焦急万分，即求助于父好友区芳浦。区说，这是陈济棠下的手令，有人告密，父有通匪嫌疑。陈操生杀大权，区亦爱莫能助。

　　那时我父才三十出头，事业登上高峰：任南海县参议员、广州市商会委员、米糠业公会主席、汽车运输业公会主席、广东全省商会联合会主席。他交游广阔，勇于评论时政。

　　一九三二年上海抗日战争，我父被公众推举为广东省各界同胞慰劳十九路军抗日将士委员会主任委员（主席），筹集大量粮款物资支援前线，幷亲往上海劳军，而十九路军却被调往福建打内战。十九路军将领抗命，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命陈济棠采取军事行动进行镇压。

　　父亲与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将领相熟，亦与省港大罢工时期的领导人邓中夏、苏兆征、张太雷等认识，以祖父和父亲为代表的广州米粮行业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共产党领导的省港大罢工，国民党、共产党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均曾给予支持和合作，况乃对全国人民共同对敌的抗日战争！

　　在友好人士的营救下，我父终于脱险获释。在《芋园丛书》自序中有这一段记述：“世乱飙驰，机阱百出，予方以名贾祸，负重债始脱于难。”陈济棠对区芳浦说：“黄咏雩喜欢办学改善民生，支援革命抗日，请他拿出一大笔钱来罢。”有说这笔钱以赞助陈氏倡办的勷勤大学名义捐出，有说是罚款。钱是拿出来了，落在谁手？如何使用？现今只有天晓得。

　　父亲说：“陈济棠的‘花厅’还算好坐，狱卒没有对我施刑罚，也准你母亲探监送饭，代价算小的了，没有吃子弹。”

　　一九六五年前后，蒋光鼐、蔡廷锴、陈此生三老到广州，住在爱群大厦，约见我父。父亲谈及陈济棠请坐“花厅”之事，各皆大笑。蒋、蔡二老欲来我家回候，我父婉谢。因他们年事已高，不宜劳累。而陈老则坚持要来我家坐坐，只好由他。老一辈的当年情，并未忘却，难得！

　　反思

　　身陷囹圄，面壁而坐，是一个反思的机会。只几月，父成诗近百首。胡熊锷伯孝对父甲戌一九三四年作的咏史四十首有如下评语：“咏史四十章，皆忧时感事而发，书所谓五声八音，在治忽也。至理卓见，古辙今风。法亦夭矫变化，高摘屈宋艳”。

　　父自忖有可能为陈济棠所不容，乃写下此诗：“辞赋光日月，心事托兰荪。余心其端直，董道何纯纯。困蜀莫余知，永叹独悟言。蛾眉有謡诼，终古皆烦冤。知死不可让，怀沙宁陨身。九原如可作，大招屈子魂。民生哀多艰，离骚谁与陈。吾今建芳馨，百花实庭门。峻茂时当刈，将以遗美人。”

　　母亲探监送饭，父亲把此诗交至母亲手中，母亲看后哭成泪人。

　　以下的两首诗，是父亲在狱中有感之言：

　　一

　　生从忧患生，死从安乐死。忧患我不辞，怀安计亦鄙。汲汲为人谋，栖栖未自己。身为天下生，用世要明耻。坚贞砺志节，履道直如矢。谁知自做车，与世不同轨。刚柔失其用，竟为祸所倚。人生本多艰，我事定无愧。古人不我欺，读书探明理。孔子嘉慎言，老子戒折齿。

　　二

　　吾儒说性命，祸福召自人。释氏说因果，劝戒毋造因。从心以立命，儒释本同论。岂无横逆加，但取不缁磷。大任有所降，苦心劳骨筋。持志毋自馁，此乐何申申。修齐致治平，诚正为之根。所以求诸己，尤怨安足云。吾道在忠恕，坦直知易遵。即使涉艰阻，心广气益振。孟子善养气，曾子日省身。

　　我父逊谢简夫子讲经港岛之邀，夫子并无怪责，相反在回信中答道：“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快慰何涘！”可见，简老夫子对我父有辅世立人之志向，如果不是赞同，亦是持谅解的态度。朱次琦老夫子，我父亲是你的徒孙呢！道山相逢，亦容我父执经无？

　　逍遥游

　　远游以逍遥，西海以为期。蛟龙使津梁，凤凰翼承旗。……

　　远游以逍遥，驰骋乘骐骥。望舒使先驱，鸾凰为先戒。……

　　这是父亲用离骚九歌语写成的两首五言古诗的首数句。诗成于经历了被陈济棠囚禁，又获得释放之后。

　　一个人经历过的困苦事是会一再发生的，正如历史亦会重演。父亲在其后的生命历程中，自由又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我又看到了父亲在出狱后游南岳衡山和长沙岳麓山时全用楚辞屈宋语写成的《南岳》、《九歌》……

　　《天蠁楼诗文集》若非得到众多先父生前好友亲朋甘冒风险妥为保护、收藏，在“文革”抄家中若被“红卫兵”发现、搜获，父亲的晚年也就难得逍遥了！

　　逍遥逍遥，逍遥上天。天庭之内，屈原老夫子，肯接纳我父为弟子否？兮！

　　关于《芋园丛书》的编印

　　一九三四年夏父亲从陈济棠的“花厅”获释后，即全力投入《芋园丛书》的编印工作。

　　《芋园丛书》是继一九二八年《芋园北江游草》刊行后由父亲主编的一套门类众多，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的历史文献。分经、史、子、集四部，收集了汉、唐、宋、元、明、清及今人一百三十一种珍贵书刊。该丛书为旧体线装书，每套二百余册。其书版由南粤两套非常珍贵的丛书版组成，一套叫碧琳琅馆丛书版，另一套叫翠琅玕馆丛书版。著名的藏书家徐信符先生所撰的《广东版片记略》写道：“由道光以迄光绪，此四朝中所雕刻者……丛书则有粤雅海山仙馆、榕园岭南碧琳琅馆、翠琅玕馆、栗香斋武英殿聚珍版等。……《碧琳琅馆丛书》中皆难得孤本，版亦雅善，惜乎版甫刊成，而方氏逝世，故所印流传絶少……”父好读书，也好藏书，二十年代中，得碧琳琅馆丛书，即决定将此珍贵丛书刊行于世。在《芋园丛书》自序中父亲写道：“巴陵方柳桥先生宦粤时曾刊碧琳琅馆丛书，工甫竣而方氏去粤，书之印布仅十余部耳。顺德辛氏得其版片，计书四十三种，改易名称，尚未流播，而予又得之。然版多废蚀，修残补缺，阅时数年。姨丈黄秩南先生，复以所藏冯氏翠琅玕馆丛书原版转贻于予曰：‘事合则美，力集则伟。子勉成之，亦昔人揅精覃思，阐扬津逮意也’。予拜而受之，拟袭用前名，而猥然无序，且辛氏削易于前，予又增益种类，名实不符，义无辞让，因署曰《芋园丛书》”。对二版之沿由及丛书之署名作了详尽的说明。

　　父之姨丈黄任恒秩南为南粤名儒，酷爱藏书，著述甚丰，对其所藏翠琅玕馆丛书他介绍道：该丛书“卷秩既富，秘典犹多……经史而外，凡医算书画诸科，器象物华诸谱，搜罗荟萃，既精且详，固国粹之一琼……”姨丈年老，力有不逮，遂托付我父集合二版整理出版，父拜而受之。其后，父择地家乡横江浩然黄氏宗祠后厅及横江图书馆二楼藏书阁，置木架将二套书版分类排放，经数年的修残补缺，逐页校阅，精心整理，长期往返于省城家乡之间，心力交困，耗资不尠，所为者何？保存民琼国粹耳。

　　丛书将成，有人欲以巨金请我父将全套书版转让，父婉言谢絶，曰：“予辑刊是书，非为名利，义不可却也。”父为出版《芋园丛书》花钱，劳心劳力，全不顾出狱后身负重债，甘愿以一己之失，换取曰后广大读者之得。他在《芋园丛书》自序中写道：“书者载道之舆也。玩其词，索其义，成艺而达道，是谓得……”如果把“道”字理解为“真理”，世人皆“明道”、“达道”，皆有所得，则世界大同，天下为公的人类理想境界将不远矣。

　　《芋园丛书》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刊行存世。虽然经由父亲之手，能得有成，有赖吴道熔先生之榜样作用及黄祝蕖、黄任恒、黄慈博诸长辈之相勉相助。吴老以数十年心血辑録《广东文征》二百多卷，为后辈之表率。父十八岁，吴老赠砚以砥砺。父以诗《吴太史玉臣赠砚歌》作答。最后四句是：“昔我梦吞西江石，摇笔云霞烨五色，谁知至道玄又玄，与子誓将长守黑。”丛书编成，吴老亲为题端（乙亥四月）；黄老祝蕖先生则亲为丛书作序，曰：“咏雩整辑此书于岭表，以为粤雅、海山之续，又何伟也。”越年（丙子）吴老已登仙域。

　　财力所限，丛书只印行二十六套，除赠与原藏知交好友，余皆分赠各大图书馆。世事变化六十余年，丛书版片在横江乡已荡然无存，而线装《芋园丛书》在广州中山图书馆仅藏一套，成了孤本了。

　　谨将《芋园丛书》序言及目録附后，阅者当可知其内涵之丰硕。硕果仅存，当能感知我父当年为保存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继承弘扬炎黄文化的心志及作出的努力吧！

　　参与筹办广东文物展览会

　　广东文物展览会是三四十年代岭南地区一次重要文化活动。父亲在这次活动中积极参与尽了一份力量。

　　一九三九年夏秋之间，旅居香港之文化界人士，因时势要求，深觉有联合起来协力推进文化运动之必要，于是共同组织了“中国文化协进会”。该会于九月十七日正式成立后即决定举办广东文物展览会，推举叶恭绰为广东文物展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及会内外热心人士数十人为筹备委员。父亲作为筹备委员参与了展览会中许多组织准备工作，参加了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召开的第一次筹委会议，在一九四〇年一月五日召开的第二次筹委会上，父亲与孙仆、黄慈博、简又文、陈公哲、陈大年等筹委分别作报告及发言。

　　经过精心的筹备，广东文物展览会如期在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二日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开幕。会场上两块红地金字的高牌写着“研究乡邦文化，发扬民族精神”十二个醒目的大字，将文物展览会的宗旨表达得格外突出，门的两边标贴着“高楼风雨，南海衣冠”的一副红笺楹联，书法刚劲老练，那是叶老的手笔。其时广州已经沦陷，日寇的铁蹄践踏了半个中国，中国人民正奋起抗战，为反抗法西斯的侵略，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举办这个具有鲜明的爱祖国爱中华民族的色彩，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展览会，非常符合民意，非常及时。

　　文物展览会的展品分图像类、金石类、书画类、典籍类、志乘类、日用品类等十类，共二千多件：有孙中山先生行医用具和遗籍、遗墨，唐代的緑绮台琴，南越的木刻，肇庆产的端砚、铸炮图，潮州、阳江等地的陶器，在香港发掘的史前先民遗物，出土的历代铜器、铁器、香炉、佛像，历朝的碑碣、书法、绘画、著述、文献等等。以书画占多数，分列五室，琳琅满目，不少是广东的我国的珍贵文物。自开幕以来，参观者络绎不絶，盛况空前，原计划展出三至五天，应各界人士的要求延长至八天，于三月二日隆重闭幕。

　　父亲除了全力协助叶恭绰先生筹划展览会的组织工作外，还以文物收藏、鉴证家的身份拿出自己从广州带来的十六件珍品，附有考证说明参加展览。在其后出版的《广东文物》一书辑録《报章之记载》中就有这方面的记述：

　　请看：“商代的咏樽，高约八寸，圆身大口，会中的金石出品，论年代，当以此物为最古了，在该物的编号上写着是南海吴荷屋旧藏，载《筠清馆金石録》及《吴式芬指古録》，《罗振玉文存》，现归黄咏雩。”

　　请看“元朱光卿赤符鎏金佛像”，父亲的考证，有这段历史：“元顺帝至元三年，增城县民朱光卿起兵，改元赤符，奉僧载甲为师，寻讨平之，此像为朱光卿作供奉以求神佑者。”现代的广东人，谁知增城一三三八年间曾有此短命的小帝国？

　　又请看絶不起眼的一颗小铜印，父亲的考证，是东吴首次以广州为名的部曲将印。原来父亲好收藏书画文物，每有所得，必考其本末，如入太庙每事问。好而知之，知而乐之，独乐不如众乐，遂出示考证资料与同人切磋砥砺。父于一九二二年在广州得此铜印，即考证其由来，其后即作出《广州部曲将印考》，癸亥（一九二三年），作《广州部曲将印歌》。

　　还有南越虞钟，父一九三〇年购于广州，是广西梧州出土文物。父亲多番考证，写出了《南越虞钟考》这篇论文。

　　一尊父亲参展的小玉佛，原来是五代名姬邵十八娘供奉的神物。

　　这里特别值得说的是天蠁琴，原为海山仙馆所藏，按历代藏家的记録，只追溯至宋代。因此父亲二十七、八岁得此琴，印人、诗人刘玉林为我父制天蠁楼印，印章之侧刻有“咏雩道兄得宋天蠁琴以名其楼，为制此印记之。玉林刻贻”的题款。然而，父亲并不墨守前辈权威之考证结论，最后证明该琴出自唐代雷氏所制，并写出专文。该考证文章得到广东文物展览会展品审查组专家的认同，天蠁琴得与緑绮台琴、秋波琴一起，为广东三把名琴而展出。《广东文物》卷四第二四页，《报章之记载》一文中就有这方面的记述。

　　然而广州博物馆八十年代展出该琴时只标注为明代制品，不知所据为何？最近，得见罗雨林主编《荔湾名珠》一书，内有“广东四大名琴之一，唐代天蠁琴”的图片及文字记载，与我父六十多年前的考证意见相吻合。

　　此外父亲还积极参与了典籍类展品的标注工作。《广东文物》中《观文物展览会书感》一文中有以下一段话“而著述一类，关于明清孤本原版，由该会筹备委员黄咏雩、李劲庵诸君，重新将镂板时代着者姓名学历，简括注明于书目签表，俾观者一目了然，尤为难得，但亦备极劳瘁矣。”回顾一九四〇年，父亲年仅三十八岁，若学业未精，孤陋寡闻，断难胜任。

　　三月二日的闭幕礼，继叶恭绰、杨千里、李仙根之后，父亲亦上台作了发扬中华文化，保存历史文物的发言。言为心声，表达父亲他那拳拳的爱国之心。

　　附：《黄咏雩在广东文物展览会闭幕典礼的发言》全文。（《广东文物》卷三，二七页）

　　“刚才听到各位的伟论，引起个人无穷感想，亦引起无限的愿望，所以不能自己的说几句话，请大家勉力去为广东文化而工作。考吾粤书画典籍等文化表现，唐宋时巳粲然具备，历众著名藏画家、藏书家亦代有其人，文献不可谓不丰富。自国难兴，百物书画典籍不免有散失各处或流出外国者。望大家努力合作保存整理之，发扬光大之，更望组织一个永久的机关，筹措一笔巨款，使此计划由临时变为永远的，则能收大效。如是，则外人纵有金钱亦不能完全收买我之文化宝物了。此非只地方人士之希望，亦国家民族文化生命所关，愿大家努力去干。”（以上演词是简又文君笔録）

　　寅

　　父亲生于壬寅年寅时

　　寅属虎

　　以虎为题，父有诗二首，其一是《胡藻斌画虎行》,其二是《胡藻斌为海儿画虎歌》。

　　人言虎父无犬子，福海二哥，胆大孔武。抗战期间，日本战机在家外马路投弹，二哥惯常独据以观街景之处，用手揽扶以保持身体平衡的圆柱，被弹片削去一大块。二哥如果不是外出理髪，他在那个位置，必被炸成两截。二哥平安回来了，妈妈搂抱着他。妈妈一松手，他又扒在那个位置上，一、二、三、四……数算街上的死伤者。

　　父亲受了伤，妈妈忙得团团转。要转也难，五、六、七、八，我们四个小的，尚惊吓得围着妈妈，不肯放手。晚上，屋后不远，又炸了个炮弹，满室飞尘。妈妈点算儿女，少了个福海，父亲在床上爬起来，高声呼喊：“福海，福海……”

　　二哥的名字不假，他就是福如东海，天上炮弹横飞，地面抢劫杀人，二哥在狮子山旁高处观看夜战，见到日兵迫近，才转头回家。

　　父亲恼了，挡在门口，不准二哥进家门。二哥进不了家门，也恼了，回嘴说：“不进就不进，我到东江找游击队去打游击！”父亲问：“你连夜只身去东江，不要说路上会遇到日本兵，危险。如果没有钱，没有粮，肚子饿了怎么办？”就答道：“我不会饿死！”“怎么不会？”“我是去打游击，打侵略者，有饭的人不给我饭吃，我就抢！”啪的一声，父亲打了二哥一个耳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一巴掌，也打出二哥辩论的急才：“衣食足然后知荣辱，难道眼光光等着饿死……”母亲速忙插在他俩中间，用手捂着二哥的嘴。

　　历史有这样的记载，有杀他人以充饥的，亦有割自身的肉以奉养君王、父母的。从社会学的宏观角度看，广大民众长期处于不公，不得温饱的状态，揭竿有理。可是从当政者的角度看，那是动乱有罪！天下事这么玄妙，有理有罪，凭谁评说？

　　天籁铮铮

　　父得天蠁琴，每年重阳节过后，秋高气爽，在某一黄道吉日，会沐浴更衣，焚香置酒，将琴安放于供桌之上。我没有留意还有些什么仪式，反正小孩子是不得嘈吵乱动，谁有兴趣在那里呆站半个时辰？听到琴声，就只有二次，其一是父亲请来一位老伯，像在调校、安装弦线，援弄几下，叮叮唆唆，没有什么好听的，要做功课了，把房门关上，不去听它。

　　第二次，有些特别，是在冬天，父燃檀香木倒插于铜宣炉香灰之内，烟丝缭绕，满室清香。父置琴于几案之上，端坐冥思，好一会儿才抬手，轻揉慢抚，一种幽怨琴音，仿佛来自天上，回响人间。我站立厅角，屏息而听。忘何，见大哥推出一长方形酸枝木几，上置一长砖，父置琴于砖上，调息片刻，突然轮指急拨，声如刀剑碰击，震心欲裂，吓了我一跳！琴音却戛然而止，有如死寂。我毛发凛然，不敢喘息。

　　父啊！你为何这样弹琴？

　　五十年后，检阅父亲遗稿，在《天蠁词》中有《摸鱼子》一阕，写的是雁群为网者所困，一雁得脱，却回顾悲鸣，先自投地而死。父拂古弦，作词……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天籁幽幽，亦有铮铮而鸣时！

　　附记

　　载天蠁琴之琴砖为汉代之物，明朝太师梁文康公梁储得之，刻七律诗一首于砖上为记。原为黄氏劬学斋黄慕韩先生所藏，曾在香港广东文物展览会展出。黄君与我父为挚友，成人之美，赠琴砖以配琴。该琴砖在“文革”抄家时失去。

　　“大粪缸”

　　抗日战争结束，我父首次出任政府公职：广州市地政局秘书。

　　有人嘲笑说：一生清名一朝丧，钻入“大粪缸”。地政局管理全广州市房地产事务，贪污发财机会多的是，一头钻进那个“大粪缸”，浸淫三年，自必臭不堪闻！

　　但事实上，父亲经历过陈济棠请坐“花厅”（坐牢），险死还生。他已明白“竭其力于交游酬酢中，无得而有祸，政坛风云变幻，险恶非常。”家有高堂，儿女成群，父已无从政之意。

　　只是，老朋友黄仲榆到访。他出任广州市地政局局长，邀请我父作他的助手。我父拒絶了。改日再来，我父以不懂地政工作为由，又拒絶了。过了几天，黄仲榆三访我家，二话没说，拿出我父所作《广州部曲将印歌》（原载一九四一年《广东文物》卷十第三十页），高声朗读起来：“铜盘泪堕金仙哭，玉玺泥封井华緑，黄旗紫盖在东南，百蛮传檄归臣仆……”读至“我谓斯印兴所遗，有如老吏断疑狱”这一句，黄仲榆停下了，说：“四哥（他与我父亦以兄弟相称），我要你助我，就是因为你对考古鉴证方面有超卓的才能，锲而不舍的毅力，不畏权势，刚正不阿的品格。”再读下去，读至该文最后几句：“悬身等作黄神看，刓角终嗤楚猴沐。丈夫不佩封侯印，拊髀风檐空踯躅。”读完，舒了一口气，即严肃地说：“你尚未老，就想不理世事，做个快活神仙！我又不是封你作王侯，做个小秘书而已。不愿为社会做点事，那就自个自拊髀风檐空踯躅好了！”

　　一顿话，说得我父亲脸红耳赤。

　　由于局长信任，地政局各科室皆尊重我父的意见。地政局掌管全广州市数百平方公里的房地产政务。当时，有一大批敌伪房地产要依法处理；日机轰炸造成的大片灾区，要重新界定，确定产权业权；还有民间房地产权多少争议，较之金石书画考证，工作量之大，难度之高，何止百倍！

　　此时，爸爸和福增大哥，不像父子像师徒，大哥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毕业的工程师。父亲常谘询哥哥的意见，如何通过实地测绘，建立较现代化、较完善的地政档案系统……今天，有半个世纪前建立的地政档案可作参考，我父亦曾为此劳心劳力！

　　其后，黄仲榆调任广州社会局长。父辞地政局秘书职，黄即任命我父出任广州爱育善堂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不受薪，但有管理全权。爱育善堂是广州三大善堂之一，拥有善产房屋数百间，田地数千亩，只年余，父亲即为善堂订立各项规章制度，开办平民学校八所，设立诊所，赠医施药，救灾扶贫……

　　一九四九年十月以后，有人认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思想反动；为商者必奸，为官者必贪；曾在旧政权中办事者乃为虎作伥。于是，先有民政局工作组对我父的“隔离审查”，后有土地改革工作队的建议：枪毙。五反运动，把我父当作五毒俱全、罪大恶极的不法资本家逮捕。镇压反革命运动将他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入狱十五年。“文革”抄家。后来经过查证核实，否定了过去对我父亲种种不实之词，基本上作了平反改正。

　　一头钻进了“大粪缸”，会遗臭万年的，但出“粪缸”而不臭，也有其人！

　　我看见父亲脸有泪痕

　　我家有个习惯，每逢过年，家有喜事，厅堂的布置有如开画展。挂出的都是岭南名家送给祖父和父亲的作品：高剑父、黎葛民、赵少昂、黄君璧、林德铭、黎雄才、余少颿、余绍宋、谢熙、张谷雏、张韶石，黄金海、卢振寰、卢子枢、沈仲强、冯康侯、何冠五、李研山……

　　其中一幅画我特别喜欢，画的是红棉树，那饱经风霜的老树皮，岸然挺立直冲云霄的气势，笔笔显示出作者的傲气和风骨。画面再加几朵红棉，一只翠鸟，又多么富有生气，看画家的签名，是陈树人。我心想，他的名字有树字，人如树，英雄树，树如人，陈树人，哈哈！我也会押韵，怪不得他的红棉树画得那么好！

　　小孩子睡觉前喝多了水，天未亮就得爬起床去尿尿。有一晚，正是这样，我起床了。书房亮着灯，父亲还在写东西。灯光照着他的脸，脸上有泪珠的闪光，我推醒母亲，说爸爸在哭。妈妈说是陈树人世伯公死了，不要说话嘈吵。

　　树人先生是我祖父的好朋友，可说是看着我父亲长大的。陈老及黄祝蕖、高剑父诸耆宿始创的清游雅集，亦容我父相随，牙牙学语。

　　陈老赏识这位年青世侄的诗才。陈老有复土之痛，迁居南京、重庆。父亲有柬陈树人南京、重庆之诗文，陈老把《战尘集》寄给我父亲，我父写出《陈树人自渝寄示战尘集赋酬》一诗回赠。

　　抗战胜利后，陈老回广州了。我父很少不回家吃晚饭。若星期六、日晚不回家吃晚饭，十之八九是去了清游会雅集。陈树人先生去世了，父亲只两三个晚上，即写出《祭番禺陈树人先生文》。广州各界人士公祭陈树人先生，众多祭文中，父亲所写的祭文被认为是写得最好的其中一篇。

　　“……龙蛇厄岁，虎豹留斑。戎马关山，愁听战尘之什。鸡鸣风雨，空遇寒緑之堂。碧纱笼天府之姓名，金管记故人之德行。清游难再，灵飨其来。碧章红棉，花洲画中之路，夕阳乌桕，樗园寺背之村。鸣呼！……”读至此，能不潸然泪下！

　　广州已有陈树人先生纪念馆，俗世是人微言轻，不知父亲所写的祭文有否收録。

　　忠孝

　　一九四八年秋季，我是广州第一中学学生。到一九四九年，七弟也进入市一中，这样我家就有双璧、福五、福禄、福谦四姊弟，加上在我家居住的四姑姐的长子陈景新有五人是市一中的学生了。

　　那时，解放战争已进入最后阶段。景新表哥和双璧姊常常在深夜打开收音机，收听中国人民解放军电台的广播，我自然也不肯去睡，把脑袋凑近去听听，凑个“热闹”。有一晚，表哥、姊姊听后很兴奋，拿起纸来就写。第二天清早，市一中教学大楼大堂就贴出了一张他们用英文写的大字报，内容是“百万雄师过大江，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

　　市一中校长冯镐把景新表哥和姊姊分别叫进校长室，也给我父亲打电话，说：“你若再不管束你的外甥和女儿，他们会掉脑袋的。勿谓我言之不预！”那时广州市一中驻有准备撤退到台湾的一个高射炮兵团。表哥、姊姊所为，胆大包天！

　　景新表哥第二天清早就离家赴东江参加游击队，跟着，父亲的小妹妹碧珍也去了东江纵队。有好心的朋友来对我父亲说：“你曾经在国民政府内工作，结识众多被列为战犯的高官。共产党来了，你是会被清算的。不如到香港去罢，我在香港尚有一别墅可给你家居住。”另一些好朋友亦来对我父说：“你的儿子是共产党，几个亲属又去了东江打游击，你会被株连的，到香港去，我有房子可让你居住。”对此，父亲均一一婉谢了。母亲见此险境也曾劝说过父亲：“车不立险地，还是先往香港去为好。”但父亲却坚持说：“老父在乡度晚年，弃之而去，是为不孝。去国而投靠英国人羽翼之下，是为不忠。当年避日军而居香港，实不得已。共产主义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至二千多年前周代贤哲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是一致的。同是中国人，该能相容，不必他往。”故他坚持留在广州不走。

　　一九五零年中，二哥黄福海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工作小组组长的身份负责瞭解中南区各省的经济情况，回到广州，顺道回乡见到横江乡长，问了一句：“我父如何？”答曰：“是本乡最大的地主。”

　　二哥在陕北、晋、察、冀地区参加过土地改革工作，很清楚“最大的地主”会有怎样的下场。父亲问二哥，乡长有何话说？二哥只回答一句：“你是横江乡最大的地主。”母亲听到了，内心惊恐，就再劝父亲离开。那时深圳尚未封关，广东人不需通行证就可前往香港。父亲说：“这样岂非畏罪潜逃！我自问未做过对不起国家人民的事。千秋功罪，任由人们评说好了。”父亲坚持不走，母亲无奈，只得依他，全家留在广州。

　　母亲不无埋怨父亲的一生，就是在这一件事上不听她的劝告，因而得承受其后二十多年经历的苦楚。忠孝忠孝！

　　下手留情

　　广州市博物馆把来我家收购文物的款项转交横江乡农会，父亲获得释放回到广州。令父亲不解的是，曾经在广州、香港公开展出并获好评的一些珍品仍得留存，莫非那些专家不识宝？

　　父亲的好朋友黄文宽先生参加了专家选购组，他得知我父亲对一些专家视他的珍藏有如废物稍有微词，即来我家对我父亲说瞭如下番话：（大意）“四哥，参与选购的专家大部分都是与你相识多年的老朋友，对你平日行事为人有所敬重，眼见你身陷险境，都为你担心焦急，并不是我等众人不识宝。要把你的藏品全部扫地出门，还不容易！只是当时的政策决定是收购文物而不是没收家财。建国之初，国家财政困难。我们订定的收购价不能高，可以说是收买佬也出得起的价钱，但是选购的数字达到农会要求的款额，选购即行停止，你家的部分文物方能留存。四哥！你家老少一堆，日后生活的时间长着呢！怎么不能领悟朋友们保护你家的心意！”。原来如此，父亲听了这一段话，霍然而立，向黄文宽先生深深作揖，此一谢礼亦是向当时帮助、保护了我家的朋友们表示谢意的。

　　今天，披露了当年一些事件的部分内情，相信已不会引起人们对曾经保护我父亲的人士横加责难了，相反，有的还会令人产生敬意。

　　再说一件事罢。父亲重写石鼓文的考证文章，一九六六年五月定稿，请好友抄妥后连部分诗词送交容庚教授参详，并请容老题端。碰上“文革”抄家，待“风暴”稍静，容老亲自把文稿送回，交还我父，我给容老捧上香茶，容老茶杯还未放下，即与我父谈起金石考证来了，哪管外间还是风雨交加！

　　朱光市长

　　一九五零年上半年，一天中午放学回家，家门站着两个警卫。进了家门，在厅堂内，我见父亲正与一位身材稍健硕、个子不算高的人侃侃而谈。父亲见我进来就指着我说：“这是六儿福禄。”又指着那人对我说：“叫朱市长。”我点头行礼，朱市长笑了说：“福禄，福禄，哈哈……”

　　不数天，朱市长派车来接我父到他在东皋大道的住所作客，我陪父前往。市长的厅堂光亮宽敞，墙上挂满名家字画。市长陪同我父一边看画，一边品评，我留意的却是他的小女儿，正在大书案上爬来爬去，深恐她不小心一脚把有如斗大的青花笔升蹬落地下。

　　我问父亲，何时认识朱市长？父只说了句：“市长曾是广州国民大学学生，参加过广州暴动。”父亲在省港大罢工时已认识苏兆征、张太雷等罢工领袖，莫非那时朱市长，对我父已有所知？

　　过了些日子，我又陪父亲往访朱市长。谈的自然又是书画文物。父亲在文物鉴藏方面薄有名气，所藏精品亦非秘而不宣，可谈可观者多着呢！对我来说，就是既有眼福，又有耳福了。

　　土地改革，我父亲能平安回家，是朱市长批准广州博物馆来我家收购文物的。若不来我家收购文物，母亲何来巨额现金缴付农会要求的罚款？父亲的性命危矣！父亲曾亲往见朱市长致谢。

　　没料到，正是这位朱市长，在越秀山运动场内有十万人参加的广州市五反运动斗争不法资本家大会上宣布把我父逮捕法办。罪名可严重了，五毒俱全，其中一项，有工人“指证”，我父运给“最可爱的人”——援朝志愿军的军粮，发霉变质，掺水掺沙，真是“丧心病狂”。识我父者，咸认为我父此次必死无疑。

　　从青年团广州市委会处取得介绍信，我和双绮二姐到广州市仓边路拘留所规劝父亲，要他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我问父亲，仁丰米机的工会领导指证你行贿干部达十五亿元，有没有这回事？父淡然自语：“我连清茶也未斟过一杯！”真是答非所问，马嘴不对牛头！

　　三几个月后，家中电话铃响，一听，是拘留所打来的。以为有不祥讯息，语音却是：“你父可担保释放……”

　　《南方日报》曾刊登记者的特写文章，称我父为“蛀米大虫”。谁批准释放我父？只有两个可能，一，我父亲不是蛀米大虫。二，法院认为证据不足，释放了事。要不，就是这条大虫有天大的本领，公安局的监狱可轻易而出？

　　然而，祸事接二连三，一九五五年镇压反革命运动，父亲再次被逮捕，迅即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十五年。一九五六年我和福谦弟考进湖南医学院，行前往市郊岑村劳改场跟父亲话别。心想，父亲已一把年纪了，能活着回家吗？

　　一九五六年冬，长沙大雪。医学院传达室通知我，有亲属到访。我在会客室见到来人竟是父亲，吓了一跳，莫非父亲越狱逃跑？父亲微笑，给我看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覆审判决书，宣布：“原案撤销，教育释放，恢复公民权利。”父亲可以返回原单位工作，并可获补发被捕期间停发的工资。父亲请了假，他是来游南岳衡山、长沙岳麓山和凭吊黄兴墓的。

　　自由了，当然可以游山玩水，舒解郁结之情。可是，哪里来这么多钱？细说之下，原来父亲刚出狱，身无分文，老朋友黄宝坚医生即在广州酒家请饮茶。回程行经西来初地，见一古董铺内陈列有一册八大山人画册。父说此为精品，推荐黄医生买下，连两副对联一起计算只六十元结账。过了几天，黄医生对我父说，经专家鉴定，画是假的。建议我父自己收藏，父亲说也好！不过要等领到补发的工资以后，才能把钱还给你。这样，八大山人画册归我父所有。

　　此事有人传扬出外（是那些鉴定此画册为假的专家），说黄咏雩介绍老朋友买假画。某画家更声言那画册是他一时游戏之作。我父亲说，该人有此造诣，每幅画六十元，他能画多少张，我就买多少张。

　　父亲请名裱画师黄秉津将画册重新装裱后，送至广州美术馆，请求美术馆收购此画册。不久，美术馆把画册退回我家。

　　稍后，北京来客，是专为故宫和北京文物商店采购文物的专家靳伯升先生，他一见此画册，认为是八大山人画册中的精品，即出价一千元。父不语。加价至千二元。父亲仍不答话。莫非仍嫌出价低？父说：不是，买来的价钱不到六十元，若以此价成交，日后我就会被人指为谋取暴利的资产阶级不法分子了，又得坐牢。况且，此画册已被广州的一些专家鉴定为假的，何必冒卖假画的风险！靳伯升说：不用担心，他向所属单位负责，将以因爱护保存珍贵文物有功，用发给奬金、奬状的形式处理。父亲说：还要考虑考虑，三天后再作答覆。所谓考虑，其实是要有时间向朱市长请示。当时有规定，凡外省人士来广东采购文物，要经市文化局审批。朱市长笑着说，他已知此事了。早在黄秉津师傅装裱此画册时，他已见到了，他亦认为是精品。画册到了广州美术馆，谢文勇先生向朱市长建议由美术馆收购，碍于众专家认定是假的，市长没有点头。既然北京来的专家认为是精品，他批准卖给北京，幷且已经将此决定通知了市文化局。

　　朱市长还笑着说：坐了一年牢，辛苦了，该花些钱好好调养身体。父亲对朱市长说，拟作南岳衡山游。市长说，你游必有诗，回来时一定要把所作诗词给他看看。还关切地问，申请外出旅游证件有没有困难？……

　　这样，旅游的钱有了，证件也有了，就来湖南吓我一跳，给我两兄弟一个惊喜！

　　一九六一年，我从湖南回到广州。我惊异地见到老家客厅内多挂了一副用酸枝画架镶着的对联：

　　高吟南岳百二韵

　　世德东京千顷波

　　上款是咏雩先生雅正，下款署朱光，盖印，是一九六零年朱市长即将离任时送给我父亲的。“高吟南岳百二韵”，是父亲游衡山，写了《南岳》一诗，一百二十韵全用楚词屈宋语。父亲给朱光看了此诗，才有此句。另一句“世德东京千顷波”，不是明明白白地颂赞黄氏宗族累世的德行！在处处强调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身为高级干部，能写出如此的对联，需要多少道德勇气！我记起一句说话：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就要能实事求是而无所畏惧。看着这对联，对朱市长就深感敬佩。

　　最后一次见朱市长，是在“文革”前不久，他刚从日本回北京途经广州，来探我父，并邀请我父重游北京。他很喜欢我父的怀古诗、燕歌、乐府和天蠁词。

　　父亲微笑答道，将来有机会付印出版，一定请朱市长题词。遗憾的是，在“文革”运动中，他比我父还早辞世。

　　知我父者，朱市长是也！今天，《天蠁楼诗文集》能正式出版了，自必对这位广州人熟悉、尊敬的朱市长涌起怀念、感激之情！天国之内，愿我父仍能与朱市长谈诗论画！

　　对呢，还是错了？

　　一九六二年春夏之交，南方日报出版社派人送来了居巢扇面画册印刷品一册、稿费和作品原件，一看盒装封面的画，不禁拍案叫絶！那两个鱼头，那张鱼嘴巴，你把手指伸近它，说不定会如婴孩吃奶嘴，一口把你的手指吮住。看那篇序言写得多好！岭南画派的开山始祖有这么精美的作品，无怪乎岭南画派能在中国京津、苏浙、川滇诸派中别树一帜，傲然并立。

　　只是美中不足，我望着父亲说：“画册内没有印上黄咏雩藏这几个字！”

　　父亲默然不语。我感觉到父亲有点不开心。父亲是重名誉的一个著名文物鉴藏家，他的名字印在已出版的精品旁边，他会多高兴啊！但是出版权不在我，或者出版者认为你的名字不配出现在画册上，只好认命算了！

　　我是学医的，说实话，父亲的诗词，过去我是很少看的，他的事也不过问。如果问我，我关心父亲的是什么呢？是他的健康。每天我都会在父亲起床后察看父亲的脸色、步态，大声叫句阿爸早晨！他一定会回应，我就知他有没有咽喉炎、咳嗽。只是父亲身体好，从来不会用到我这个“黄禄”医生之所长，要我替他做搬运工人的机会倒也有了。

　　一天，他叫我拿着居巢扇面画册原作，随同他到广州美术馆。我遵命。到达美术馆，父亲与该馆的工作人员寒暄几句，即打开画册并交给他们，让他们验明正身。美术馆的人也拿出一画轴、一手卷交给我父察看，父亲点点头。我认得画上画的那只大肥鹅，原是我家之物，在土地改革运动时被广州博物馆收购了的。美术馆的负责人再把一信函交给我父看看，我只见信下方有红色公章。父亲看完了，把函件放入衣袋即起身告辞。我拿着那两卷轴到了美术馆门外广场。我问父亲，居巢画册卖了多少钱，怎么不见有钱给你？父说：“不是卖，是交换。他们认为我原藏的这两画是假的。我要求用真的居巢画册把这两画交换回来。”一听此语，我登时站住了，回头望着美术馆那座庞然大物，真想跑回去说：“我不同意！”父亲拉着我的衣袖说：“走罢，走罢！”我就是要往回头走两步，然后有韵律的把头摇两下，口中念念有词。父亲问我说什么，我说：“他们可能没有读过这两句书，我读给他们听，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然后我恼怒地说：“你不应该主动地提出交换；他们也不应该同意。怎么可以要求以真换假，又怎能批准以假换真！假的不想要，真的嘻嘻笑，岂有此理！”父亲呆住了，一副惘然若有所失的样子，原先踏出美术馆门以后那种欣喜之情全不见了。

　　换回来的两张画，其一是沈周的，其二是王石谷的，父亲最喜欢沈周那一张大肥鹅，精彩之处就在于董其昌拿起墨笔题词时，发觉画面空白处虽多，却没有恰当位置可落墨，只好在绫边题字。沈周画山水居多，花鸟只是小册页。文献记载，沈周以菊花和鹅作题材而画大幅者，有日本人阿部房次郎购去藏于大阪美术馆的《菊花文禽图》和在《梦园书画録》中记载的《菊鹅图轴》，第三幅就是在《岳雪楼书画録》中记録的《沈石田菊花鶂翎图》了，前两张未得见庐山真面目，第三张回到父亲手中，本来是很高兴的事，给我多嘴说上两句，真是大煞风景，兴致全失！

　　书画鉴证，是见仁见智，只有时光倒流，见证了是沈周亲自动笔，方有絶对把握。此画二十年代父亲得自广东著名藏家何冠五，何氏得自孔氏岳雪楼后人，孔氏得自清干隆时江苏毕氏世家，毕氏又得自康熙时状元榜眼的缪氏家族，缪氏得自大官张氏，张氏得自南有堂主——大诗人王樨登，正是流传有绪。可是，国家文物局长一句话：“此画是假的，美术馆不必保存。”去路只有两条，其一是交给美术学院作参考教材，其二也就是经由文物商店卖往国外以换外汇。多少珍贵文物就是由于误鉴为假而流失国外啊！美术馆无意保存此两画，又亟欲获得居巢扇面画原作，父亲就提出交换的建议。

　　父亲说：“中国人要讲诚、信、道义。既然别人认为我的藏品是假的，我就应该收回，或者以他们愿意接受的藏品作交换。换回来的赝品，置之案头，作为自己学识未精的警戒罢！”

　　我看到了一封更早前的交换信，是一九五四年广州博物馆以购自我家的石溪白云高隐图交换明朝太师梁储敕书。

　　谁主动提出以真换假？是我父亲。父母官不察，批准以假换真，岂非陷父母官于不义！

　　真未必真，假亦未必假，真换假，假换真，都是你情我愿，亦皆大欢喜。至于说到谁对谁错，我也弄不清了，可能是都对，都错。读者诸君你们说呢？

　　桂林游，救了只梅花鹿

　　梅花鹿现在何处？请看本诗文集上册彩图《八大山人松鹿双喜图》（或称《福禄寿图》）。

　　父亲在二十七岁作的《北江游草诗集》的后记说，要游遍国内名迹，亦要游欧美，以诗歌写尽天下胜景。一九六四年，父作湘桂游，写了诗词数十首。在桂林，免不了逛古董店，在桂林文物商店的废画堆中发现了这张伤残已甚的梅花鹿。

　　八大山人以鹿入画，文献记録只有三数张，最著名者为《十鹿图卷》，十只幼鹿聚而玩乐，其神态令人忍俊不禁。然而鹿群玩乐，必有为首者作警戒，此为鹿之特性。图中缺少此鹿，稍感不足。父亲发现此画，是八大山人画鹿的最精者。当然，可能尚有我未知晓者。八大山人的松树、喜鹊存世尚有多幅，一只雄鹿，停立松树之下，回首远望，一副警觉神态，正好补十鹿图的不足。

　　“文革”抄家，数天内抄了十次以上。最后，用两部带拖卡的货车来抄，有如搬家似的。父亲感到最惋惜的是失去此画。精、真、新的文物自有单位妥为收存。如此残旧的画就难保不如桂林文物商店那样视如废物。父亲说：“八大山人有灵，当庇佑此鹿不被毁灭！”

　　八大山人与我家确有缘分，先有父亲在西来初地发现了他的画册；继有救了此鹿；被抄走了，又失而复得。八十年代中，处理查抄事务的辨公室通知可领回此画。我家被抄走的物品只有十一件可领回。广州美术馆的专家工作得很细致，他们是根据画幅上有我父亲的藏章而确定是我家之物。而且，他们还义务对其他的画的真伪作出鉴别呢！发还的画中有两张与八大山人齐名的画家的作品：清湘的《山雨欲来风满楼图》和石溪的《牛首山居图》就注上“仿”的字样。

　　令人不解的是数十位近代名画家，如黄宾虹、张大千、黄君壁、高剑父、赵少昂等送给我父亲和祖父，有咏雩、显芝上款的字画，是最易辨认的了，却一直下落不明。如果是在国库之内，先父先祖必定深感安慰，它们是去得其所。若为某些人士把这些抄家物品非法据有，奉劝这些人士，早日上交有关部门，免损清誉。

　　何谓抢救珍稀文物？父亲是尽了自己一分力量。例如：不把文物与外国古董商作交换；以真换假，阻止了因误鉴为假的文物经由文物商店而流出国外；不因画面的残旧而不施援手；版片废蚀，则修残补缺；详作考证，探本追源……

　　八弟福仁到广州市美术馆领回《八大山人松鹿双喜图》，置于父亲遗像前，上香斟茶，大叫：“阿爸！梅花鹿回来了！”现在，梅花鹿是与本文集的读者见面了。你们说，八大山人是否有灵性？梅花鹿正回头望着你们呢！

　　一个半人看“真”

　　人有半个的么？“真”又指什么呢？听我道来：

　　六十年代中期的一天，我游泳后回到家里，画家吴灏子玉先生在座。客厅墙上挂着一幅大中堂，是董其昌的绢本山水画，父亲与吴先生相对而坐。中间的书桌上放着展开了的一张小条幅山水画。父亲说：“这张画我看真！”吴先生说：“这张画我亦看真，要交换就得等价，用董其昌的画与大痴画交换，咏翁，价不相等啊……”最后谈妥了条件，父亲要再补付现金一千元。吴先生留下了小画幅，把董其昌的大画拿走了。

　　送走了客人，父亲喜上眉梢，把画挂起，细细欣赏。我也上前观看。好家伙！一张小挂张山水画，吴灏先生竟然盖上四五个藏章之多！

　　一个画家，一个藏家，若在画幅上盖上本人的印记，通常就表示对该作品的肯定。但是，我的直觉，只能算吴先生是半个看该画是真的人，就因为他不再自己珍藏而同意了交换。

　　黄公望，元代四大名画家之首，存世作品稀少，他的作品一直以来就是书画爱好者梦寐以求而难得的珍品。陈此生先生来探望我父，得见此画，审视良久，叹道：“经历了六百年，大痴的画还有在民间流传，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不能认为陈老此话等于他对此画看“真”。人又没有半个的人，看此画为“真”的人就只有我父亲一个了。

　　我问父亲，凭什么认为此画是真迹？父答：“只要把此画与明、清诸位曾师承黄公望画技画风的名家作品比较，高下立见，青尚未能胜于蓝。一个画家，能画出如此精彩作品，当为一代大师了，又何需假黄公望之名！”

　　我问，既为大师之作，为何藏章少？又有没有文献着録呢？

　　父答：“藏章少未必假，有着録亦未必真。此画为黄公望晚年之作，符合其晚年作品风格特征，技法精炼，气质与别家不同，自成一格，要假冒，难上难也！”

　　父亲继续说：“此画是元代的纸，元末明初的裱工，当无疑问。如果能找到钓鳌叟陶振的手迹与此画的题诗字迹比较，若符合，是黄公望真迹就有九成的把握了。”

　　我问：“为什么？”父答：“陶振，字子昌，是元代大文学家杨维桢的学生，天才横溢的诗人。就凭他写的《飞龙在天赋》，得免牢狱之灾。后隐居山野，世人乃少知其名矣。”父读万卷书，“博闻强记，过目不忘”，正是朋友们赞誉他的用语。

　　父续说：“黄公望去世前，陶振已出生，同是元代的江南平江路人，可以说是同乡，且其后陶举明经生，是吴江县的县学训导，黄公望生前主要在江南一带的地区生活，在当时当地留下的画迹应是多的，陶振就有可能获得黄公望的作品。”

　　父说：“陶子昌在另一元代大画家王蒙叔明的《松涧鸣琴图》内留有题诗一首，可惜此画不知落在何方，比较无从了，希望以后在上海、南京的博物馆能找到陶振的手迹作比照，此画是否大痴真迹就易作结论。我也会看错画，判断错误。但是，此画陶振的诗好，字好，黄公望的画好，款识技法气质符合大痴晚年作品的面貌特征，我有一种直觉，我会是对的！”

　　我说：“假如当今在世的鉴证权威都说此画是假的，那么董其昌的画和那一千元岂不是……”

　　父亲打断我的话笑了。他说：“一个文物爱好者，有时一生也难得遇到几件心头好的，得其一件，已觉无憾了。我只乐于曾经得而赏之。人生难料，何必理会别人对此画说真道假呢？”

　　得见此黄公望《山水图轴》的人中，可有与我父一般见识者？

　　文征明行书手卷《风入松》

　　感谢广东省博物馆提供了我父亲捐赠的文征明行书手卷《风入松》的照片附于本文集之内，与读者见面。

　　让我说说这手卷的故事：

　　六十年代的一天，在宝华路上，父亲遇到一位梁姓老朋友的妻子，刚问了句梁兄可好？梁夫人即泪流满面，说其夫已去世，并诉说现今生活陷入困境。她向我父亲谈及曾经携带其夫珍藏的文征明行书手卷，请求广东省博物馆、广州市博物馆收购。但却被认为是假的，不肯出价收购。广州文物商店亦说是假的，但是愿意作价二十元收购。梁夫人恳求再三，亦不肯再加分毫。她问我父能否给予帮助。我父亲说：“文征明善写楷书，行书存世极少，该手卷，老一辈的广东鉴藏家皆知是广东省存有的文征明行书手卷的最精品，其价值当在数千元以上，那些专家，怎会视为赝品？”梁夫人请求我父买下。我父说：“我的退休金每月只得六十元，怎能买得起？目前，我最多只能筹集到五百元，你是否愿意？”五百元是二十元的二十五倍，梁夫人表示愿意。那手卷过两天就送来我家。

　　稍后，父亲见到广东省博物馆蔡副馆长，即问他凭什么认为那手卷是假的？他无言以对，只好说：“借来再看看。”（这位副馆长与梁姓藏家同在广州相识亦数十年了）父亲把手卷交给他带走。数天以后，那副馆长来我家说：“国家要收购。”父亲说：“现在认为是真的，是精品了么？将来总归是国家的。我刚买回来，还未赏玩、观摩，迟些时候再说罢。”他脸色一沉说：“你是在跟国家争购文物，想谋取暴利？”气得我父亲霍地站立起来，说：“现在你认为是真的、精的了吗？那就不必收购；我把它捐赠给国家，不要奬状，不收奬金！分文不要！”

　　上述对话，我在场亲见那个情景，是我陪同父亲把《文征明行书手卷》送至广东省博物馆。那位副馆长微笑了，一副得意的样子。接收手卷的是一位杨姓的先生，姑讳他们的名字罢，他们两人亦是不幸者，“文革”期间，非正常地辞世了。

　　兴叹河堤藏“鶂翎”

　　父亲把沈周的《菊花鶂翎图》交换回来，并非置于书案头而是放在床头，晚上在床前展开，细心欣赏，嘴角不时微笑。我也凑近观看。画面最精彩的就是鹅头鹅颈鹅眼睛，只三数笔，鹅只就栩栩如生。怪不得董其昌题词中有“石田翁乃能以浅色淡墨任意为之，而神采覆自奕奕，信非凡笔可及”之句。父说：“有这个典故：王羲之非常喜爱鹅，就以手写的《黄庭经》与人交换。宋元时已有画家画了《黄庭经换鹅图》。沈周的画好，题的诗也好，是存世的精品。问题就出在此画曾经重裱，把原位于侧边绫上的董其昌题词用断字法（广东人称为“蓑衣裱”），改置于画的上方，这种改动是发生在孔广陶拥有此画后。岳雪楼记録此画时并非孔氏所有，因而未有至圣七十世孙孔广镛、孔广陶（少唐），及岳雪楼等印记。董其昌存世手迹甚多，字迹容易判定，博物馆、美术馆的专家就曾有这样的意见，董的字是真的，沈的画是假的。”

　　父亲说：“日本人阿部房次郎所得的那幅《菊花文禽图》以及不知落在何方的、《梦园书画録》里记録的《菊花鹅图轴》，其内亦有沈周的自题诗。要假冒沈周的签名不难，只两个字；要假冒一整首诗的手迹那就难得多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此画流传至今，有迹可寻，经数位著名藏家之手。”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清晨，广州市二十九中学的红卫兵来到我家除“四旧”——抄家。父亲尚未起床。这是早期的红卫兵，温文有礼，没有强闯入屋。我问父亲，有什么东西是最值得保存的？父亲就指着沈周的画和交换信。我立即用剪刀把画剪出，褶成书本大小，放入衣袋。画轴头尾，放入大灶中烧掉。即开门外出，幸而红卫兵并没有搜身。

　　我的三姑姐刚从香港回广州探望女儿，我到了大表姐的家，见到姑姐就说：“爸爸吩咐，这只‘鹅’请姑姐暂时保存。”姑姐展开画来看看，见到的是几朵菊花，一块石头一只鹅，不会是违禁品，也就收下了。随后的日子是“黑七类”游街示众，到处都有抄家。姑姐吓得胃病复发，住进医院。姑姐为什么这么惊怕？怕受株连。可是，当她知道亲兄的退休金也被减发，即带头发动海外亲友给兄嫂以资助，她怕的是亲兄嫂不得温饱！

　　为免姑姐受株连，把这张画放到什么地方最安全呢？我想鹅喜水，水边最安全。那时，我天天都到珠江大桥附近游泳，就用几层胶袋，把画密封，游至大坦沙一段人迹罕至的河堤处，找了一个石洞，将它放进去，盖上石头，然后默祷：“沈周，你若有灵，当庇佑此画避过灾劫，他日再能重见天日，让人们赞赏你的‘信非凡笔可及的’神来之作吧！”

　　“神品”，是明朝文学家王穉登对沈周作品的评价。父亲突然问我，有没有把此画的题签剪下。我说：没有，随画轴棍一起烧了。父亲击股叹道：“沈石田菊花，南有堂珍藏”这几个字是王樨登的手迹，毁了这条题签，这张画的真伪就更有争议了。

　　沈周在画诗内有此句：“兴庆池头见鶂翎”。当年，我是“兴叹河堤藏鶂翎”。今天，沈石田菊花鶂翎图照片附于《天蠁楼诗文集》中与读者见面，莫非沈周真的有灵乎？

　　我信董其昌

　　《明沈石田菊花鶂翎图》这幅名画，在隐没了多年以后，随着《天蠁楼诗文集》的出版而以附图的形式重现人前。古画爱好者们可有兴趣再知其一二？

　　先父曾言，故宫有一幅沈周画鹅的画，画上的一首题画诗与他所藏的这一幅画内沈周的自题诗相若，但署名却非沈周。此画上的题诗可疑，不合情理。画是假的。何以可疑？未及详述。先父是一位诗人，学者、文物鉴藏家。我想他会较易从诗中发现问题和破绽，可能有助于古书画的鉴证。遵循他的提示，我翻阅了一些文献、图册，作了些考证，果然有些发现；现不惴浅陋，提些不成熟看法，以就教于方家识者。在《石渠宝笈初编 · 干清宫着録》中，有《明沈周花下睡鹅图》列作上等，经清宫专家鉴定为真且精的藏品。画上有沈周的自题诗：“磊落东阳笔下姿，风流崔白未成诗。鹅群本是王家帖，传过羲之又献之。”；另有彭年的题跋诗：“湖峰晓雨湿苍青，兴庆池头见雪翎。五十万钱原有价，笑人轻易换黄庭。”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出版的《故宫书画图録》中我亦找到了这幅画切照片，画上更有干隆皇的题诗（恕我在这暂不録）。

　　彭年的题跋诗与《明沈石田菊花鶂翎图》上沈周的自题诗只有一字之差，就在诗的第二句《鶂翎》改作《雪翎》。

　　两个人分别作诗，二十八个字中能有二十七个字相同的机会只有无数亿万分之一，不会如此巧合，那就有真有假，如果不全是假的话。《花下睡鹅图》和《菊花鶂翎图》的构思，同是出自一个典故：

　　《晋书王羲之传》：“羲之性爱鹅。山阴道士养有好鹅。羲之故求市之。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去。”

　　河山公老子之《道德经》，即为《黄庭经》中的《外景经》。

　　唐代李太白承此作诗：“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

　　历史上著名花鸟画家多有依此典故画鹅。如唐代的王维、宋代的宋徽宗、赵令穰、黄荃、崔白、马远，元时的钱选，及至明代的沈周。今浙江绍兴县东北蕺山戒珠寺，即为王羲之之旧宅。寺前有池塘，为羲之养鹅处，名鹅池。

　　读者们，请看故宫所藏的《花下睡鹅图》，仔细思量推敲，你会同意先父疑得有理：

　　首先，沈周自题诗前二句：“磊落东阳笔下姿，风流崔白未成诗。”所指的是与沈周同时名士，长于法书而不善画的李东阳，宋代精花鸟画而不工于诗的崔白。

　　史书对沈周品格的评价为“高致絶人，和易近物”，“当世之望”。怎会以“笔下姿”，“未成诗”的语句去嘲弄今古名人之所短？

　　再者，沈周书法，行、楷书宗宋黄庭坚（山谷）。黄山谷传世著述有山谷题跋一书，内中有《九鹅群帖》一文，认为《鹅群帖》不是王羲之之子献之所作，实为宋人好事者传会羲之写《道德经》换鹅的典故而伪作。宋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之法帖刊误一文中亦有辨证。他们的论证为后世学者所接受，未见争议，亦未见沈周具文提出反证。沈周博学工诗，怎会对宗师、前贤的论述全无所知，竟然写出“鹅群本是王家帖，传过羲之又献之”这句大笑话？

　　后人在画上的题跋诗，通常是诗从画意，或作唱和。画面是一只睡鹅。鹅，在江南、苏浙地区是常见家禽，它的习性广为人知。彭年题跋诗可疑之处就在于诗的第一句：“湖峰晓雨湿苍青……”的“晓”字。清晨，雨后，池边，如果有一只鹅离群呆立，毛松羽散，闭目自眠，那是一只病鹅了。爱鹅的王羲之见此情景，还会“兴庆”一番？显然不合情理！据《吴县志》，彭年之父为进士，年性颖异，嗜读书……是沈周之后，明朝著名文学家、诗人。此诗本极精絶，置之《花下睡鹅图》上，就既拙且劣，极可能是假彭年之名而移载者，以图乱真，以假作真。台湾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们，可有同感？

　　问题正在于画笔衰滞、画出病鹅一只。八十三高龄，行将就木，还有兴致借诗画以行攻伐？玉簪花及其茎之钩描是非眼蒙手颤老迂所能为的。其诗文字迹明示血气方刚，伸手挂足，若非“回光返照”，此画怎能定为沈周、且是去世前数月之作？

　　彭年在沈画上题诗，竟会选用“特不善”的书体，这位名书家如此运笔，莫非亦有含意？我看不可能。只能说是一位善写苏体的作伪者所为，而非出自彭年之手也。读者鉴者以为然否？

　　台湾故宫博物院对《花下睡鹅图》有如下说明，仅钞録下：

　　鹅一只，缩颈半闭其目，睡态朦胧。坡上一石高耸，前有玉簪花一丛。自题七言絶句一首，款暑‘石田老迂沈周画’，字迹与八十三岁自题霸桥诗卷相同，此作完成之时当亦相近。彭年一题，字微弱，经与院藏彭年临苏轼归去来辞卷相较，此题犹稍胜。盖彭年笔性特不善于苏耳。此作定于正德己巳（一五〇九）沈周八十三岁。周是年八月二日卒，画笔亦渐衰滞不似盛时。

　　同是“湖峰晓雨湿苍青……”这一首诗，将“晓”字改成“秋”字，又出现在天津市文物公司所藏《明沈周拒霜白鹅图》上，此图在一九八七年经中国当代最著名古书画鉴证专家谢稚柳、启功、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一致鉴定为真迹。

　　然而,有文献着録的沈周以羲之典故画鹅的画尚有多幅，如：《梦园书画録》着録的沈周《菊花鹅图》轴，《爽籁馆欣赏》着録的沈周《菊花文禽图》……说不定同样的诗会在这些图上出现，专家们若未能找到这些画作比较而下断语是有可能有错失的。

　　沈周画同时代人的伪本极多。明祝允明在《记石田先生画》一文中有此叙述：“……片缣朝出，午巳见副本，有不十日到处有之。时昧者惟辨私印，久之印亦繁，作伪者便有数枚。印既不可辨，则辨其诗。初有效其书逼真者，而先生又通自书之，所谓凡十余本皆此一诗，皆先生笔也……”

　　古画鉴定，只有时光倒流，回到五百年前沈周身旁，见证他提笔作画题诗，方有絶对把握，后人只能间接推证。幸而，沈周本人，明代的著名书画家、鉴藏家写下了一些语句，可以作为鉴证的指引。

　　沈周在其山水妙品册页的自跋中写道：“今之画家无不效法宋元而竟不得其奥解。余尝梦寐深求，间为入室弟子，余未越其藩篱也。此册自谓切要循乎规矩，格法本乎天然，一水一石皆从耳目之所睹。记传其神采。着笔之际凝心定思，意在笔先，所谓多不可减，少不可增，薄有所得，将求同志者一证可否？……”

　　明著名文学家、诗人、鉴藏家王樨登在沈周写生卷后题跋：“玉兰英英，清芬可挹。郭索输芒，有匡有螯。巨蚌含珠，夜光未剖。此三物人人能图之，然得其似而不得其神。神且似者，当属石田先生造化手。”王氏在其《吴群丹青志》中品评明代诸画家，仅沈周一人列为“神品”。

　　明著名书画家董其昌在沈周写生花鸟卷跋云：沈启南君写生，为一时之冠。陈白阳王酉室诸公，瞠乎其后矣。此数种尤有生意，不可不宝。董赞沈山水写生之妙，谓：“写生与山水不能兼长，惟黄要叔（北宋黄荃）能之，我朝唯沈启南一人而矣。”

　　印既不可辨，书亦逼真，诗则十画皆此一诗，山水画仿真者连文征明亦曾被瞒过，唯写生之山水花鸟画，诸名家皆瞠乎其后，作伪者自必更相形见绌。沈周书画皆精，细心审察比较，孰优孰劣，当可确定，误鉴的可能性就少些。

　　《拒霜白鹅图》无疑是一幅好画。但是此画题签并不恰当。题画诗的第一二句是“湖峰秋雨湿苍青，兴庆池头见雪翎”，秋天，有雨无霜，有霜无雨，这是气象常识。画的是白鹅梳羽，画面自必要广加设色，方能显出鹅白如雪，奇花异石，再施重彩，那就成了仿宋花鸟画上佳之作了。

　　反观《菊花鶂翎图》，以之与《花下睡鹅图》、《拒霜白鹅图》作比较，就更觉得前者诗书合壁，精彩絶伦。

　　羲之性爱鹅，不仅在于鹅肉肥美。鹅性高洁，仪态优雅，和睦合群。对牧养它的主人温驯亲昵，对陌生者富于警觉。道观庙堂农家，皆乐于畜之。羲之爱的是“好鹅”而非“病”鹅。世人视羲之书迹为国宝，价值连城。羲之习书，于鹅池洗砚，日久，池水为之变暗，写《黄庭经》以换鹅，只是他举手之劳。“欣然写毕，笼鹅而去”，其逸兴任率如此！沈诗最后一句“笑人轻易换黄庭”，谁笑谁？笑甚么？令人回味无穷。

　　鹅有白鹅、苍鹅，皆可以是“好鹅”。诗中以“鶂”字取代“雪”字，可说是一絶。“鶂”，鹅也，鶂亦为鹅叫声。沈周以羲之典故作画，“本乎天然”，“从耳目之所睹”，“记传其神采”，以淡墨浅色写意的笔法，别创一格，把清晨，雨后，池边， 鶂鶂有声，举步回眸的苍鹅跃然纸上。爱鹅的羲之见此情此景，能不“欣然”能不“兴庆”？沈周有感，方有“五十万钱原有价，笑人轻易换黄庭”此絶佳之句。

　　董其昌见此画，写下了此跋语：

　　“宋人花鸟，妙在设色粉绘，俨若生肖。石田翁乃能以浅色淡墨任意为之而神采覆自奕奕，信非凡笔可及。”

　　沈周花鸟写生效法宋元，自谦“间为入室弟子”。宋元人亦凡人也。董氏对此画的评价，已有超乎宋元之意了。

　　有专家认为此画的款识不合沈周书法特征。我认为：在作伪者极多又能逼真至几不可辨的情况下，符合“沈周款识特征”者可能是真迹的机会反而较低。沈周作画后乘兴提画笔书写诗句，“意到自忘工不工”。沈周并无需要使自己的字符合“沈周字款特征”。那些以为单凭字款已看出画为伪作的人未免过于自信。清宫专家尚多有误鉴，今之专家不亦有此可能？

　　此画的字款，是用细画笔书写，蘸了多少次墨，历历可数，墨色或浓或淡，墨量或荣或枯，“黄庭”两字，纤毫可数。及至写沈字，笔尖墨丰，以至三点水不分，一笔而下，而写周字时笔锋墨尽，乃以按下成一点代替口字。少有先例的写法有可能是假的，亦可能是真的，是真的机率反而较高（50%）。本为此画沈周的款识独一无二，看《拒霜白鹅图》中的沈字，三点水也是一笔而下。这回真是“无独有偶”了。而周字则回复常见的形式。《菊花鶂翎图》中的周字以一顿点替代口字，在参看了百多幅沈周画图片（有真有假），如此写法亦只三数张而矣。

　　有说董其昌的题跋是真的，但是董字已与原画分离，换上了假画。这倒有可能。要分别孰真孰假，把所有存世的有“湖峰晓雨……”这首沈周自题诗的画作比较，就可作结论。董氏为明末清初著名书画家、鉴藏家，他说沈周写生为一时之冠，诸名家皆睹乎其后，《菊花鶂翎图》流传有据，可确定者已至清初的缪日藻、毕泷，若有优于此画者，当为真迹。

　　《拒霜白鹅图》可能是沈周的真迹，但未能摆脱宋人院画风貌，只可说是仿宋花鸟画之佳作，并不胜于《菊花鶂翎图》。此图檏厚淡逸，以墨戏写意的技法，别创新意，形神俱佳，诗画皆絶妙，是真迹的可能性更高。

　　沈周亦有一诗两画而俱真者。

　　时光不会倒流，我信董其昌鉴证书画的超卓眼光。

　　海幢公园的太湖石

　　一九六七年的一天，两个大汉，不知是何方神圣，带着几个年轻的红卫兵，来到我家门口，大叫：“黄咏雩出来，把太湖石交出来！”

　　红卫兵手上拿着几张油印的大字报，写着揭发黄咏雩勾结官僚，霸占太湖石。

　　父亲来到门口，红卫兵立即举起拳头，高叫口号：“把黄咏雩斗倒斗臭！立即交出太湖石！”

　　父亲说：“太湖石不是在海幢公园里面吗？我这里的小花园怎容得下那块巨石头？”那几个红卫兵你看看我，我望望你，张着嘴巴，不会说话了。一个大汉举起了手上的“小字报”说：“有人在大字报揭发你勾结官府，霸占了太湖石。”

　　父亲说：“你们应该先去找写这张大字报的人，弄清楚事情的真相，再来找我好吗？或者，先到海幢公园，看看太湖石是否失踪了，再来斗争我也不迟。”

　　他们来势汹汹，离开我家时，有两个较小的红卫兵，看样子不过十三四岁，忍不住笑了！

　　这时父亲忆述起有关太湖石的一件往事。太湖石，本是海珠区伍家之物，因避战乱，其家后人不知所终。巨石成了“无主”之物，战后由地方政府代管。海幢区筹组消防局，需要大量金钱购买消防器材，于是发动商界捐助。父亲捐款最多，该区的民间团体“议决”，建议当地政府把该石赠给黄咏雩以作表扬，奬励。父亲说：“只有法院，才有权决定把私人财物收归公有，地方政府也没有这个权力把私人财物赠与他人，何来我勾结官府霸占了该石呢？即使有那个‘决议’，我也从未想过动它分毫。”

　　我问父亲：“后来，该石移往海幢公园安放，‘地方政府’有没有征询你的意见呢？”父亲笑了，以笑作答。那个笑容，只有心胸裕达大度的人，才会有的。

　　海幢公园的太湖石，是广州市数一数二的名石，很多人都知它的典故。但是，有多少人知道把黄咏雩也牵涉进去的这个小插曲？

　　父与黄君璧情谊

　　黄君璧和我父同是南海县人，少年时已相识，以兄弟相称。君璧长我父三岁，我称他为三伯父，令我惊奇的是，这位伯父称我父为四哥。

　　妈妈曾说及一件往事，君璧三伯父患伤寒幷发肠出血，卧病在床。那时，肠伤寒是一种严重疾病，大伯父因此病失医而去世。父亲为君璧三伯父请来名医，该医生处方为张仲景古方黄连黄岑阿胶鸡子黄汤加减，重用阿胶。父亲把龙箕伯所赠阿胶转赠君璧三伯父以入药。三伯父嫌药苦，不肯服药。三伯娘（吴氏）再来请我父前往劝说。我父亲用调羹喂他有如哄小孩，三伯父无奈，只好乖乖地把药喝下。

　　父亲藏书画名迹甚丰，常借给三伯父观摩欣赏，其中明仇十洲的《停琴听阮图》（现藏广州美术馆）真迹就曾借给他临摹，其后三伯父把所临的画回赠我父，父以酸枝镜屏镶之，挂于厅上，与张大千所赠《罗浮山白水门观瀑图》相对。

　　福增大哥文静聪颖，深得君璧三伯父喜爱，三伯父为大哥作画多幅。大哥酷爱音乐美术，亦喜诗词，他最喜欢的诗人是印度的泰戈尔和俄国的普希金。大哥在“三反”运动中被日夜斗争，在将变成精神病者前，一夜作诗百首，取名《狂妄集》，随口吟道：“集以狂妄名，人当众矢的；对空一长吟，变尽风云色！”我想，君璧三伯父的山水画，画出了变尽风云色的意境，又何逊于张大千的泼墨！

　　皓然黄公自新会移居横江乡后，曾有黄家庄之盛。而今，黄家庄已空有其名，应验了族祖自中原南迁的一句诗：“今日他乡是故乡”。皓然黄公的后人布于五大洲。七十年代初，堂妹德仪游泳出境，扺达香港。其时，君璧三伯父在香港举行画展。德仪与其父——我的五叔黄际唐前往观赏，晤见了黄君璧。“四哥可好？”这是隔别了二十年后君璧三伯父与我的五叔的第一句对话！

　　多少哥儿俩，曾是天各一方啊！

　　天，天上有！

　　父亲得唐代雷氏制天蠁琴，即以琴名作自己的书斋名，黄宾虹先生为我父绘《天蠁楼图卷》，叶恭绰先生手书《天蠁楼》巨幅横额题赠。父亲的考证文章，多书撰于天蠁楼。

　　天蠁楼安在？实无片瓦。

　　此话何解？那就是父亲一生，并没有属于自己拥有的居所。

　　横江乡祖居，属祖父所有，土地改革时被没收了。父亲十九岁结婚，即独立成家，数十年来，皆租住别人的房子，前后搬家近十次之多。父亲曾有富名，然而，他的钱财，主要花在买地建学校，建图书馆，搜集数以万计的珍稀古籍，数以百计的名家字画、古铜器、古陶瓷等文物；出版《芋园丛书》；捐献粮饷支援国民革命、北伐战争及抗日战争等事项上了。他的心神，都花在文化教育、考古鉴藏、诗词创作，以及商界公职、慈善等事业上去了。家庭生活是俭檏的，全没沾上嫖赌饮吹的恶习。

　　那时，父亲若要购置一所巨宅，还不容易吗？曾经有美、英、日的古董商、鉴藏家慕名而来，欲购买父亲收藏的精品。他们知我父尚租屋而居，提出以一座洋房交换一件精品。父亲说：“来观赏，欢迎；但国宝一件也不卖！”都谢絶了。

　　一九四八年，横江乡有人愿意出售田地、鱼塘，父亲又要买入。母亲说：“你想完成在家乡再建中学的心愿，我不反对。但是儿女长大成人，孙儿也有了，我也要在广州买地建座天蠁楼，以为儿孙们日后的祖居。”于是，父亲以母亲之名，购买了逢源大街八号之二，名“腾芳园”的地段产业。

　　“腾芳园”为一优美的园林建筑物，原为西关一富豪宅第的花园部分，主体建筑被列为广州市级受保护的文物建筑。母亲买入的部分先是由国家接收“经租”，仍承认产权，发给“定息”持续至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才停止。母亲多次要求发还产权和使用权而未果；及至母亲去世后三年，即建国之后的三十九年，荔湾区房管局依据该园林建筑物在契证上只登记为“吉地”，通知我家，该地段收归国有。所以我们家连拟建的庭园居所也没有了，天蠁楼只是个书斋名而已，实际并不存在。

　　父啊！天蠁楼有个天字，看来只应天上有？

　　悟道乎？

　　七十年代初父亲已是古稀之年，头发花白了，仍是腰板挺直，耳聪目明齿健，一天看几小时书。我问父亲：“您一生心血，除了诗词之外，还特别爱好收藏文物，如今藏品散失，您不心痛惋惜吗？”

　　父答：“此事我曾思考再三，我很想得开。回顾自己一生，我很坦然。我光身一人来到世上，那些物品价值再高，也是身外之物。它既非与生俱来，死后亦不能将它带走。我为国家民族收集、整理、研究、保存文物，现在这些文物絶大部分为国家民族所有，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做了件大事好事，没有什么好惋惜的。”

　　我亦曾问父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苦痛，记忆犹新，假如张大千送给你的《罗浮山白水门观瀑图》落在日本人手里（有这个传言），你有何感想？”父亲答道：“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还有一句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为什么不可以把日本人、美国人、印度人都看作是兄弟呢？张大千的艺术属于全人类的。其实各国家、各民族的优秀文化艺术亦属于全人类的。日本人识张大千，不识我。透过这张画上的题词，日本人也知道有个黄咏雩。看来我倒是得张大千的提携，沾了他的光了！”说完微微一笑。父亲的这番话使我深受教育。尽管父亲已离开我们多年，但我们仍深深地怀念着他，牢记着他生前的教导，贡献社会，服务民众。作为我们对他的最好思念。

　　远行

　　父好远游，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八年间曾三年三度北江游，归来后即刊行《芋园北江游草》，在北江游草的后记中父亲写道：“予游兴骞奋比拟跻罗浮，走桂林，将出塞入川，跨五岳而南返，或更凌欧越美，八荒四极，穷天下之胜而一一纪之以诗。”可见父亲早在二十年代即已拟就行遍中国及漫游世界的宏伟计划，“穷天下之胜而一一纪之以诗”，以留给后人，是他的心志和遗愿。父亲是言行合一的人，尽管其后命途多舛、兵荒流离，祸患煎迫，仍然执着地实践他拟定的计划，继一九二九年北游京津鲁浙等地之后，一九五六年及一九六四年又作南岳游及湘桂游，沿途他写下了许许多多的诗篇。旅游之余，他更不遗余力地依靠老朋友的帮助，辑録、校定、誊写他所撰的诗稿。从五十年代起至七十年代，整整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所幸其文稿大部得亲朋友好保护，避过“文革”被破除之厄运。父亲希望的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优秀的文化、历史传统能得到继承和发扬，从先贤先哲处获取教益，像“君子有所思行”那样的世界大同、天下为公的社会能成为现实。父亲知道他的诗作，像一滴水，将汇入中华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他自信，百年之后，《天蠁楼诗文集》将会被世人赏识。

　　七十年代，父亲应朋友的邀请，准备到香港中文大学讲学，重游阔别三十年，他曾经生活过和曾经为筹备广东文物展览会操劳过的故地。他想到一九二九年冬从上海返穗途中，简竹居老先生曾劝告自己“谢脱尘鞍，将介予讲经岛上”的往事。他希望以此为契机，步出国门凌欧越美，以实施他的第二步远游计划。可惜，父亲于一九七五年一月二日不幸摔伤后脑，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父亲下葬后的第二天，一世伯大清早来到我家，对母亲说：“昨天夜里梦见四哥，心里牵挂，特来探望。”母亲流着眼泪说：“四哥经已远行了。”

　　翻开父亲生前整理编定的诗稿，第一篇竟是：

　　《乐府远游篇》用楚词屈子语

　　吾令羲和弭节兮，饮余马于咸池。前飞廉以启路兮，后望舒使高驰。折若木以拂日兮，历太嘷而陈辞……

　　父行已远，书此以为纪念。

　　一九九九年一月于香港

    （作者：黄福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