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黄咏雩先生的《燕歌集》，久久不能忘怀，眼前鲜活地站立着一位精通文史的学者，又是一位爱国忧民的大诗人。这位学者博学多才，深谙文史，兼通儒释道各家学说，堪称文史全能。这位大诗人传承屈原离骚风骨，行吟于祖国大江南北，留连于各个历史名城和著名古迹，既为历代兴亡慷慨悲歌，又痛心疾首地吊民伐罪，所触及的史实铁证如山，所论历史的功罪阐述精当，兴亡的教训十分精辟。更为可贵的是超越时空，引古喻今，直言治国的趋吉避凶的规律，力说恤民为民的真谛。想着，想着，一位非常清晰鲜活的形象在我眼前显现，黄咏雩先生就是一位二十世纪岭南的文史专家和创作古典诗词的杰出大诗人。他以极其浓厚的文史内涵为骨架的长篇诗作，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是岭南同辈诗人中的佼佼者。我情不自禁以广东有此为后人景仰的大诗人而自豪。

　　诗必言志，诗之志也就是诗之魂。综观先生全诗集，不难看出其显着的诗魂，那就是诗中始终深情呼唤的崇高理想——“求大同喻小康”，并坚信这个伟大理想“终能攀”。在黑风苦雨的旧中国，先生为此苦苦追求，历经磨难而不悔。

　　在解放后的中国，先生看到了新的希望，并为此欢欣喜悦。他面对天安门高歌“盛世见大同，四海正海晏”。正是这个诗魂决定其诗作价值与定位。文学史显示，唯吹响时代号角者才配为大诗人。屈原、杜甫的不朽是因为他们为国之忧而忧，为民之求而求。咏雩先生执着坚持康有为和孙中山的大同理念，再三为此而呼，催人奋发，实在难能可贵。我们读诗敬人，首先就是这一点。

　　先生之志还在于念念不忘报国。他的诗作处处洋溢着关怀民生的热情，哀叹民生之多艰。他赞美为民请命的历代清官，敬佩善修水利造福百姓的能吏。他声言“不求一己丰腴”,“敢为肉食鄙”。这种报国壮志正是历代有志气的文人的特有风骨。先生继承了这种优秀传统，而且身体力行。诗其诗，既看到诗人律己，又可以励人，这也是一种难能可贵。

　　先生之志还在于他立足于对历史兴亡规律的求索而产生的许多政治思考，足可发人深省。他主能“足食与足兵”,“力解民困”，他反对帝王“专制肆荼毒”，“黥徒百万人工殚，白骨撑拒谁生还”，他更痛恨“暴秦尚功利”，严刑酷法“用鞅斯”，贾谊曾写《过秦论》痛斥其非，他就此而正气凛然地提问“鉴戒知不知”。他还反对劳民伤财的大兴土木，愤然写出“煌煌丹碧”都是“人膏血”。他崇敬忠烈，在桂林瞿式耜、张同敞二公拒清兵而就义之处，盛赞二公“此头可断不可辱，天有倾，江可竭，忠节大名悬日月。”同时，他痛恨叛徒卖国贼，愤怒斥责吴三桂“胡天胡帝无赖贼，虎狼入室狗当烹”。他更把这些政治理念，用儒学精粹概括为“仁者无敌于天下”。够了，引此足见先生察古而警今，用心何良苦也。他诗中之思，乃人民之思，他之言乃人民之言,可为今人鉴戒。先生能树后人可鉴戒之言，这也该是他又一种难能可贵之处。

　　然而，先生虽有报国之志，但时逢乱世，怀才不遇，有志难酬，满腹才学无所作为。为此，先生在诗中不禁反复嗟叹：“平生怀兼济，奈何守寂寞”，“我生既不辰，及此黄发期”，“壮志老何用？去从屠沽游”，“圆辉不我照，我琴只自弹”，“但求诗酒一狂纵”。像历史上的那些爱国大诗人和大学者身遭厄运但愤而著述一祥，他或北上，或西行，所到之处，触景生情，思如泉涌，写出一篇篇情景交融的力作，发人深省，振人心扉。事情就是这样无意栽花花竟发，使先生成就为屈原、杜甫的现代传承人。诗集的出版，可以说，报国有诗文，传世有真言。先生今日有知，定当引以为慰了。

　　说到《燕歌集》的艺术，也有着十分明显的个性特色。其一是诗中有史，史诗交融。“以史为镜”，这是经典名言。先生深谙历史，精通儒释道要义，每到历史遗迹处，触景生情，酣畅放歌，总是抓住精要，纵论历史兴亡的教训，言简而意深，铿锵而有力。特别是先生有感于劳民伤财的弊端，为之忧心忡忡，因而在诗作中引古喻今，警励今人，其用心良苦，其用情也深。先生这个艺术特点和他的诗魂互相辉映，珠联璧合。报国的诗魂是诗作的内核，而史与诗交融则是其必然的艺术形式，二者相辅相成。纵观文学史，能实践这二者珠联璧合的，屈原是第一人，而杜甫和陆游则是古代两大杰出代表。说到现代，二者壁合诗作之多，而且又能浑然天成的，先生当属个中翘楚。其二是直抒胸臆，一气呵成。读先生之诗，最能直接感受到的，是诗如泉涌，飞流直下三千尺，直白腑肺，意到笔到，意尽则停。这样的诗作令人读得痛快，看得爽心。这样的诗，当以李白为出类拔萃。而先生的诗，既有屈原、杜甫的思想风骨，又具有李白一气呵成的诗风。这样把杜李两大名家特色融汇一起，堪称诗坛高手。尤其是切中时弊之处，先生之诗真如高渐离之击竹，声如裂白，慷慨行歌，穿透云雾，发出撼人的力量。请看《报国寺行》一诗中结束部分：“自昔建置穷奢极华，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君不见，报国寺门高绰楔，煌煌丹碧人膏血”。这里真是字字千钧，痛快淋漓！在《感遇》中写：“赢秦尚功利，刑法用鞅斯；着论有过秦，鉴戒知不知？”这等出自心坎，掷地有声之句，非一气呵成是不可以写出来的。文如其人，有此特色的诗人必是光明磊落的大丈夫，一步三望、赡前顾后之人决难有此雄奇气势。其三是花鸟拟人，景物传情。在这个诗集，凡写花鸟，无不拟人，所写景物无不含情。这种艺术特色出自《离骚》，成为文学史上的传世之技巧，后代作诗无不用之。先生熟读《离骚》，深懂个中三味，运用起来挥洒自如，而且别出蹊径，既传承而又有创新。本集的《自序》可见：“嗟乎，灵猿照水，抱月皆空；孽雁惊弦，冲云独唳；天涯芳草，王孙游子来归。……”这里的“灵猿”、“孽雁”、“芳草”都拟人化，而整个诗境更是爱憎之情异常分明而深刻，确是佳句。如果这样的诗只是有话说话，那就是其淡如水的大实话，并非可供欣赏的诗作了。在本集之中，运用这种艺术特色之处，可说是星罗棋布，每诗必备。该说，大多诗人都有运用此种艺术形式，但比较起来，先生运用的娴熟与巧妙，与诗意的水乳交融，无疑是诗人群中的卓越者。

　　诗言志，更言情。黄咏雩先生出版《天蠁楼诗文集》时的言志和言情已引起了我国岭南诗坛的注目，接着，《天蠁词》出版再引起人们的关注，现在《燕歌集》的新出版将更令人着目。这三部著作，尤其是《燕歌集》的问世，必然见证了黄咏雩先生作为我国现代岭南古典诗词领域大诗人的地位。这个大诗人地位决非我的妄语或随意而言。这有一个重要依据，就是有先生的大量诗词为证，这是最有力的证明。如果凭藉政治地位而获取大诗人地位，那是经不起文学史考验的。我有幸从先生的故纸堆中发现这些珍贵的诗篇与残稿，发现其非常价值，因而组织了诗稿整理专门机构，并最后经我审定出版。做了这些，我只是为了复活我们现代岭南诗坛古典诗词领域一位大诗人的形象，不让他在历史滚滚红尘中淹没。这是我可做，而且应尽的职责，也算是我为岭南诗坛所作的一点小贡献吧。

　　承盛情邀请，我继《天蠁词》之后，再写了以上文字，是为本诗集之序言。

　　二一年十一月于广州市惠雅书房

    （作者：何邦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