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代革命人物关系多元，因参与革命活动，以讨论其人的政治课题至为普遍。惟志士之投身革命，讲求个人对时局形势的认识，自身的政治与学术思维，多寄寓于集体的文艺创作之内，凡此不能不从另一文化面解读，始得出较具体全面的结论。无论是地缘社群的活动层面、学问修养的源流背景，以及专业团体的共同价值，皆左右着政坛人物的思想与活动方式(西方学者根据其地区的历史发展经验，很早就指出了知识分子（Intellectual）是推动近代社会变革的重要元素，他们善于学问技艺，专注文化事务，并关注社会动态，因而不断能创发、传播及诠解时代所需的重要观念。参阅E. Hoffer, The Ordeal of Change, NY: Harper & Row” 1963, p. 37; T. Parsons, “The Intellectual: A Social Role Category” and Edward Shils, 'The Intellectuals & The Power: Some Perspective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in P. Rieff. ed” On Intellectuals, N.Y.: Doubleday, 1969，pp. 3-24 and pp. 25 -48;金耀基《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角色》，收入氏着《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1），页61—77。）。晚清以降的革命人士，于热心建构民主政权之余，仍带着由传统过渡至近现代的文人身分，此一特征往往赋予他们承担旧学的强烈道德感情，时刻关注着中国文化前途，这成为国民革命政权下相当独特的人文现象(“Intellectual”一词，于解译为“文人”与“知识分子”时将产生不少观念上的差异，前者赋予传统社会的士人、士大夫等性格，意指少数知书识字懂礼教，长期服膺于道德政权的学问阶层；后者则随西方近现代教育普及，由城市文明孕育而拥有专业技术的人才，其集体结聚的组织力量，可说是关心社众，甚至独立于政治以外的文化创造及诠释者。本文无意将二者严格区分，是基于解构中国晚清至近现代，即由传统过渡至现代的文化人士当中，当发现同时具备上述“文人”及“知识分子”的二重性，某程度上新薷时期文人、文化人、知识人、知识分子，在社会思潮的转折期内，皆得以充分发挥。清游会的知识社群，大多从传统学术技艺转化而来，主事者每于留学之后从事革命政治，他们活动于广州的大城市，受外来文化及新事物熏陶，对个人的学艺、专业与志趣，以及是否与西方文明接轨等具深切的反省能力，并愿意投入国家文化的重构工怍。显而易见，两种界说的部分定义，已然存在于清游会此一描述对象之内，正好展示其组织人物从传统至近现代的一种独特走向。关于中国传统文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化问题，参阅山口久和《中国近世期城市知识分子的变貌——探求中国近代学术知识的萌芽》；高瑞泉《近代价值观变革与晚清知识分子》，收入二氏主编《中国的现代性与城市知识分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页1-24及页25-52。）。研究近代的维新与革命，容易将人物简单划为保守与激进、传统与反传统的框架之内，容易忽略政治文人的思想脉络(如李文荪（Joseph R. Levenson）、舒蘅哲（Vera Schwarcz）等将近代西方知识分子的性格衡量于中国方面，便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理智上虽赞同近代西方的价值观，但情感上仍眷恋着中国过去的历史，因而性格上呈现着分裂性紧张。参阅JosephR. Levenson, Confii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Berkeley, L. A.,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5; Vera Schwarcz, Tlj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类此的观察固有其精辟之处，惟用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并不能反映其全貌，例如新旧学人之间学问的承传与融通态度，以及重构国家过程中展现的民族进取与广博视野，均有可加补充之处，此亦为本文撰写的个目的。）。此外，在重建国家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如何将革命政权从分散、边缘化的地步纳于正统轨道，也有赖学者进行较系统的分析(从权力与人物政治角度分析，孙中山首建广东革命政权，南方粤港以至海外的活动言论，皆处地域的边陲，其英语、西医、基督教又是文化的边陲，革命力量且高度集中于非士绅、非官吏、会党和革命的政治边陲。因此，革命运动的正统化于20世纪初已经展开，—直至民国以后不断系统地强化。参阅梁元生《中山思想与现代中国——孙文学说“正统化”之历程及其反省》，收于氏着《历史探索与文化反思》（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5），页102—117。）。本文试以陈树人、高剑父、黄祝蕖等人创立的“清游会”为例，探讨20世纪20至40年代广东革命文人的诗画活动，从而剖析该组织与新旧社会人物的融和关系，幷且于民国广东政权时期、抗日时期及终战以后的各种贡献。

　　二、清游会的成立渊源

　　清末孙中山在粤港策动革命，提倡建立以民为本的中华民国，各种社团纷纷组建，或秘密的、或公开的、或暴力的、或改革的，皆为早日落实孙氏政治理念而奋斗。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可说是其时革命的核心组织，前后展开了多次武装起义，并缔造了民国的新时代，这标志着知识分子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庚子以后国人留日成风，知识分子渐而倾向革命，1905年孙中山于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强调这个为数七、八千人的团体代表着学界的革命力量，是由一批有政治觉悟的新知识群所组成。武昌起义前夕，当地的地方革命组织亦视同盟会为思想领导。孙氏自海外返国，随即为各省代表公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凡此可见，以知识分子为主流的同盟会对于辛亥革命所起的重要作用。参阅王德昭《知识分子与中国同盟会》，收入氏着《从改革到革命》（北京：中华书局，1987），页204—231。）。在宣传革命之余，他们活跃于各种非政治的志趣团体，政见抱负容易流露在文学艺术等创作之内，促成广泛的人脉联系及宣传效果。

　　1905年同盟会成立于日本，革命队伍中拥传统学术根基的国粹派言论至切，他们来自广东、江浙等学问渊薮之地，主张从中国历史文化中吸取精华，以加强排满革命的动力，并强调效法西方改革中国的同时，必须扎根于本国文化。他们既是革命推动者，也多为近代著名国学大家，终身追求中国社会的民主步伐，以兴旺中国文化为己任。是年，粤籍的邓秋枚、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宗旨为“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会中吸纳了1902年“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国粹派中坚。1909年，上海出现了全国性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成员多数是同盟会员，也大部分参加过“国学保存会”的活动(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第一章：晚清国粹派的崛起北京，页1—26。该会会员与同盟会及南社的关系，参阅该书附表《国学保存会会员姓氏録》(页15)，乃作者根据《国粹学报》第3年第1期之《会员姓氏録》，柳亚子《南社纪略》、郑逸梅《南社丛谈》汇録而成。）。南社人数增长迅速，至1916年已增至800余人，最多达1178人，前后举行18次雅集，会员名籍至为完备，于各地广布分社(辛亥革命前，文学团体呈多元发展，其间会务会章松紧不一，以南社的组织规模至为完备，其全体成员名録略可从《南社社员通讯録》（三集）及《南社姓氏録》（二集）中得知。社员先后组织了长沙分社、福建分社及淮南社、辽社、粤社、酒社、消夏社、消寒社、分湖文社、梨社、同南社、云社、鸥社、正始社、觉民社、七襄社、乐石社等分支团体。1923年部分社员发起新南社，仍推柳亚子为会长。参阅王世刚主编《中国社团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第八章之五：教育、文化、学术等各类团体，页285—287。）。1911年，“南社”于广东成立支部。民国初年，复有黄宾虹等人在上海组成“贞社”，同样以保存弘扬国粹为主旨，陈树人与黄节成为该社广州分社的发起人。由此可见，革命之路由日本留学生而影响江浙，由江浙而延伸于广东。革命之路越崎岖，文学革命团体的责任越形重大。

　　民初的军阀政治，令孙中山政权一再易手，至1923 年春，孙氏率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徐绍桢、叶恭绰、陈树人、许崇智等亲信第三次回粤建立政权。设立陆海军大本营，自任大元帅。1924年1月，为整固广东新政权，孙氏于广州主持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采取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兼容政策。国共合作得以落实，革命统一战线重燃，各类群众社团长足发展(参阅《中国社团史》，第十一章：国民革命与社团组织的演化，页381—388。）。事实上，踏入新世纪，由革命而社会改造的思潮澎湃，对南方政府而言，文化方面的整合工作刻不容缓。经历1919年五四运动的洗礼，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诸理论已输入国内，矛头并指向中国的传统文化。服膺于孙中山政治思想的文人班底如陈树人、高剑父兄弟、黎庆恩等于20年代初遂发起“清游会”，于宴游聚集之间赋诗绘画，交流治学经验，各种文艺同好者由是可以结缘，并推动国学文化。清游会存在于南粤超过半个世纪，然而至今未发现具体的会员名册，组织成立的时间亦为不甚明瞭，我们只能从各种文人雅集的记録当中，粗知该会活动梗概(时人对清游会的研究十分不足，以成立的时间为例，说法分歧，如陈真魂主编《陈树人先生年谱》（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1993）亦误定为1926年（见页30）；李伟铭《陈树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却记为1925年（页10）；张惠仪《香港书画团体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1999）一书，索性将之归入“成立日期待考之书画团体”（见页214）。本文则初步界定为1924年春，而其雏形在1923年冬已经出现。清游会的成员多为国民政府服务，国内研究或宥于政治取向，迄今未见全面整理。其时，创会之陈树人等又与蒋介石政权决裂，倾向同情共产党人，或由此影响台湾方面的研究参与，可说是近代党史和文化史研究上的一个真空，可供商榷之处仍多。）。从广义的角度出发，清游会既沿于文学艺术的志趣结集，聚合的方式活泼多元，类于传统的诗书画社，举凡宴饮、游历、雅集各种活动，皆可招聚吟友及书画同好参与，未须详列会章。大凡参加清游会人士号召的雅聚，存名于相关之书画活动记録，或应邀出席聚会而自认为一分子者，皆可称为清游会友。若把各种散见资料加以比对，盛时聚于清游会名下者达二百余人，代表着由旧传统过渡至新社会的文化人，是其时社会文化的一股塑造力量。

　　清游会的成立时间，可从创会人的存世作品中略知一二。1923年春，陈氏奉孙中山之命回粤，出任广东政务厅厅长，徐绍桢则为广东省省长。陈好假日郊游，是年12月尝作《冬至日陪孙中山先生登粤秀山》一诗，字里行间表露了民国革命的艰辛与期盼(诗云：“战后河山认劫灰，不因凭吊却时来。四郊辽瞩余寒日，千古雄图一废台。老木凌霜繁胜锦，长江过雨净于醅。元戎此日林垧兴，留作他年史画材。”赋诗之间，对久历艰辛的民国政治，仍有雨过色新的期待。收入陈树人《寒緑吟草》（上海：和平社，1929），页35。）。陈树人、徐绍桢等工务之余，亦喜于六榕寺雅集，1924年甲子所作的《六榕雅集次固老韵》，便初次提及其诗画会(其时六榕寺主持释铁禅亦工诗，与陈树人等多诗作交往，因利成便，常以六榕寺为雅集之处，进行诗画交流。盖诗云：“廿年扰扰但干戈，不奈斯民蕉萃何。可有人间称净土，得容吾辈暂高歌。苦酒弗避宁辞乐，道匪求高肯较魔。漫道寻常诗画会，能关风雨足云多。”该诗同收于《寒緑吟草》，页35。）。王绍薪 《次和徐固老六格小集韵》记：“时陈树人、高剑父酒后作画”，二人与高奇峰、徐绍桢、经亨颐、罗仲彭合绘《留春图》(“题留春图”条载：“癸亥春尽日，固卿徐公卸粤省篆，陈树人、高剑父、奇峰昆仲、张纯初、容仲生合绘留春图，以纪去思。”参阅王孝若《约庵诗録》（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页11。）。其另一首《初冬登白云山》，亦尝记1923 年冬陈树人、黎泽闿、高剑父、张纯初、容仲生同游的情景(全诗题名为“初冬登白云山树人泽闿剑父纯初仲生同游”，诗中云：“冬花冬树尚青红，未负诗囊与画具”，显示其为诗画会的性质。参阅《约庵诗録》，页11—12。）。由此可见，清游会类似的人物组合，始于1923年末，这点在黎泽闿《拙存堂诗》里说得较为清楚。该书有诗《息园围炉作竟日饮赋呈陈树人》，是记经亨颐、罗仲彭等人于陈氏息园寓所围炉雅聚(诗云：“主人夙好客，所交尽名士。偶然动豪兴，开筵会花底。分尝无八珍，饷但一味耳。彭亨出红炉，高踞若鼎峙。”其中彭为罗仲彭，亨为经亨颐也。该诗收入黎泽闿《拙存堂诗》（香港：出版社不详，1964），卷上，页3。），诗中云：“主人还依依，留客情未矣，谓当约重来，结社以诗始。”1924年，王绍薪与诸子聚会，作《甲子元旦大雨南园雅集》，并慨然谓：“忧患随年逐逐生，类有诗坛能拔劫”，反映诗社于是年春初已开始活动。黄祝蕖《求慊斋未编文稿》附《赵少昂画传》云：“（赵）与挚友及张纯初、陈树人、苏少伟、黎泽闿、黄咏雩、胡少翰、李供林辈，结清游诗社。”又于1933年所撰《清游会特刊序》总结曰：“吾清游会以诗文、书画、金石鸣于时，自甲子以迄于兹”(黄祝蕖《求慊斋文集》（广州：芋园丛书本影印，1935），卷三，页16。）。陈树人《战尘集》之《哭罗仲彭》一诗云：“回首清游十五年，论诗论画复论禅。”考罗氏于1938年逃难宝山，遭日军伐死狱中，以此推前15年，当为1923、1924年之间。周贯明《晚斋闲话续集》载：“陈树人南归，服官广州，经亨颐偕来，粤墨客骚人，一时云集，视陈为盟主，迭为主宾觞咏，几无虚日。”这些资料足证，清游会早于1923年冬商议筹办， 至迟于1924年元旦业已创立。

　　参加清游会雅集者，絶大多数精于诗文书画，且长于金石考据，可说是一批继承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于当时粤文人的社交圈子内名气相当。创会成员黄祝蕖1940年作《兵中怀人诗》百一十五首，写出日军占领广州后，当时尚存各地而不能相见的会友即有二百一十五人，连同黄氏出版的诗文集中，具记载而已身故的七十余人名，推知与黄祝蕖有诗文交往之文士达三百余人。另一会员黄咏雩着《天蠁楼诗文集》，据附録八所载《人物简注》(《<天蠁楼诗文集>人物简注》乃由学者罗雨林、黄福五整理録出，载于黄咏雩《天蠁楼诗文集（下册）》（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页366—498。罗雨林并将此文的大致内容收入氏着《罗雨林文博研究论集》（广州：新华书店，2001），页522—545。），与之进行诗文活动人物亦有二百余人。二人作诗功力齐名于时，处于同一地缘、文化、学粹的文人圈内 ，彼此接触人物同出之处甚多，不难从中究察清游会于其间所发挥的黏合作用(本文探索的重点是通过清游会以理解岭南文人的地缘文化，而“广州四黄先生”，即黄祝蕖、黄咏雩、黄慈博、黄任恒等诗坛名家，正好说明这种活动关系。黄祝蕖为南海平地、广州西关著名的乡里私塾教师，与当时的藏书家黄任恒（即黄咏雩的姨丈）同乡交情深厚，不但应邀府上教习学子，并参阅藏书进益。此后黄祝蕖与族中子弟黄咏雩、黄慈博等多所吟咏，亦师亦友，三者继与清游会之陈树人、高剑父等从游，成为会中的诗人骨干，由此看到一个从乡里地缘至职志团体的发展过程。参阅拙着《二十世纪上半叶粤港文人的雅集与交游——读黄咏雩<天蠁楼诗文集>》，收入刘义章、黄文江《香港社会与文化史论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2002），页57—73。）。而盟主陈树人、创会会员黎庆恩、王绍薪、李供林等骨干均有诗集存世，与他们有诗词唱和者，也可谓出于同一渊源的清游会友。由此观之，清游会参与人数之多、影响地域之广、年代延续之持久俱可想象，组织的活动渐而清晰地重现人前。今将各资料述及的清游会要员，加以整理成附表，从而管窥此一岭南文人社团的大概。

　　三、清游会成员组成的初步鸟瞰

　　清游会友的组成多元，但凡对诗画创作具识力兴趣者皆加入之，考成员的身分背景，粗略可归为四类人物，而各类之间略有区别，惟彼此活动相涉而互通，当中包罗着深固的学术源流及朋辈关系。故此，清游会的文化凝聚力量超越了政治见解上的隔阂与分歧，透过共通的艺术文化旨趣，迅速发展为一个兼容性高、学风极盛的岭南文人群体，兹稍加论析。

　　第一类成员是清游会的核心领导。辛亥革命前后，粤籍的同盟会成员一直是孙中山南方政权的支持者，他们视孙氏为政治领袖，拥有十分鲜明的革命意识。清游会的陈树人、高剑父、周演明、王绍薪等皆为同盟会员，高剑父参与过黄花岗之役及暗杀团活动，周演明讨袁世凯失败亦曾亡命南洋，这些均反映出其人对革命事业的委身。1911年革命成功以后，这些文人继续拥护孙中山的政治活动，渐由同盟会的成员，晋身广东民国政府。他们于1923至1924年间发起清游会，将政治抱负寓于个人创作之内，其中不乏团结岭南文人、追随孙氏领导的良好意愿(陈树人于20年代任职广东省政务厅，熟习民政工作，30至40年代在国民党中又长期掌管侨务工作，于南中国及海外，特别是粤港澳等地区的文化界联系诸工作，用力最多。此一公务上之便利，令清游会增添号召力量，形成知识文人服膺于陈氏领导的理据。参阅《陈树人先生年谱》，页23—97。）。

　　陈、高二人旧学根基扎实，早年即师从粤名画家居廉学艺，其后始留学国外(号为“岭南三杰”的陈树人、高剑父、高奇峰，皆从日本学有所成。陈氏1906年入京都美术学校，1913年毕业，同时获东京立教大学文学士。剑父入东京帝国美术学院，奇峰随之东渡，受日名画家田中赖璋指导，每能取法西洋宾之写实风格，丰富了国画的内涵。而陈、高少时（17岁及14岁）所师的居廉亦为晚清创意画家，善以撞水，撞粉，用水等多项技法，捕捉写生，题材不落俗套，将二人的画艺创作提升至一定高点。参阅阮荣春、胡光华《中国近代美术史（1911一1949）》（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第三章：折衷中外、融合古今的岭南画派，页42—47。），其交际圈内俨然夹杂着新旧时期的知识分子。清游会为一诗画创作团体，当中不乏工于中国“诗”与“画”的人士，而彼等的技艺又强烈孕育于固有的地缘、家学及师承的多种关系(乡邦的家师关系为传统学人出身前的重要凭藉，例如陈树人与高剑父兄弟俱为广东番禺人，学画之初，便依从至近便的乡里画师，其时番禺的居廉于隔山乡筑十香园，别署隔山老人、罗浮散人，授徒作画，学生遍及两广闽桂，其兄居巢同为岭南画派始创人，可算是当地至名望的师傅，故陈、高顺理成章作居廉的入室弟子。参阅前揭《天蠁楼诗文集人物简注》，“居巢”（页421）、“居廉”（页422）、“高剑父”（页422—423）、“陈树人”（页379—380）各条。），是不折不扣的传统文人，构成会内的第二类成员。例如黄祝蕖、黄咏雩等均以诗词闻名，与陈伯陶、朱汝珍、桂坫、吴道熔、张学华、汪憬吾等前朝名宿吟唱从游亦多。会友当中，不乏经学名儒的门生，由此形成一群留心国学研究的同好者(晚清至近代，广东经学研究自成一格，尤为传统学术史所忽略，康有为之新学伪经、托古改制诸理论旨于政治目的，固为时人质疑，惟粤经学家中忠于踏实考证者亦多。如简朝亮《论语集注述疏》、《尚书集注述疏》、《尚害集注补正述疏》等皆为一时力着，前者疏解朱熹之注每具创见，后二者补干嘉学者一味排斥宋儒的缺失。若陈澧者亦精于文史，其《学计一得》中载邹伯奇所告之《墨子》中关于算术、光学、重学理论，又以粤方言之便撰《切韵考》、《广州音说》，而《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江宁府志》等历史地理著述亦为人所重。参阅张国刚《中国学术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2），第八章：在传统挣扎的晚清学术，页558—608及附録：清朝后期学术成果总汇，页614—623。）。清游会成立以来，以传统诗画为主调，并重视前人业绩及指导，当以此类能诗能画的会员至为活跃。

　　随着近代西方文明进入中国，知识分子于探寻改革出路的同时，每借鉴西方国家的文化制度。清游会的第三类成员是一批拥有外国游学经验的士子，他们留学日、美、加、德、法、英等国，学习文学、法律、美术、医学、军事、工程技术，有的周游欧美南洋列国考察，接触外国新事物、新知识，并将西方的创作意念融会于本土文化，构成中西交流的中介桥梁。例如留学日本的有徐绍桢、经亨颐、黎泽闿、陈融，留学美国的有谢英伯等人。会中各种留学人物众多，以留日学生为主，与同盟会关系互为表里，推动着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清游会人于各时期，又吸引了其他文化社团的成员响应支持，构成另一类较外围的参与。他们未必以清游会人自居，却与会人多有接触，某程度上可归为清游会之友。好像在辛亥革命以前和陈、高等人志同道合的“南社”广东支部成员，纷纷加入此粤文人的诗画创作阵营，代表者如黄节、邓秋枚、邓尔雅等人。1928年陈氏于南京与何香凝、经亨颐、于右任结成“寒之友社”；1933年又于上海与孙福熙、徐悲鸿、张书旗等发起“艺风社”，与清游会员交游唱酬的友辈遍及长江以南地域，凡此皆有助该会的拓展。社团的结合十分微妙，新的社团经常由旧社团的母体孕育而成，最后发展为互相兼容的团体性格。1938年高剑父于澳门设立“春睡画院”，同时成立“清游书画研究会”，俱可想象与清游会同寅的社团联系。

　　上述只为粗略的成分区分，各身份范畴之间关系密切，互为转化，以陈、高等发起人而言，实际便同时具备了上述四种特征，即政治的、传统的、留洋的和学会的各种元素。而大部分留学外国的知识分子，本身就是在国学环境中成长，逐渐在其开拓的社交圈子中接触到各种政治和学会团体。总括而言，清游会是20世纪20年代最能代表岭南书画创作的文人团体，骨干成员都是一班拥护孙中山广东革命政权的文化人。他们由晚清旧社会过渡至国民政府，深切体会时代交替下保存国粹的重要性。复因他们具备革命政治经验兼涉新旧学的知识范畴，故此人际社交圈子壮阔，学艺创作视野高广，四方文人响应其号召，如百川汇海，形成独领风骚的文人团体。纵使经历抗战时期，清游会员散居粤港澳各处，仍无损其长期的文化使命，于维持国学发展方面奠定重要的基石。

　　四、陈树人与清游会早期在粤活动

　　清游会由陈树人、高剑父等发起，初期活动以广州为基地，粤之风景名胜优美，文人雅士游吟其中，形成不少清游雅集的热点。周贯明与清游会人稔熟，晚年著书《晚斋闲话》及《晚斋闲话续集》，尝记“荔湾清游水榭”为陈树人等常到之处。其谓：“荔湾之胜，在柳波涌，緑水萦逥，柳阴夹岸，沿路多植荔枝。近通珠江，遥接泮塘，烟水浩渺，二十余里人家多种菱荷茨菇之属。清游水榭位于其中，假彭园之隙地，乐群屐之风流，茅舍竹篱，出尘絶世。室原非大，但觉容安，开轩闲眺，景色宜人，披襟纳凉，熏风欲醉。小榭后枕荷塘，静闻香远前过，彩艇唤渡，声柔断续，棹歌蜿蜒清涨，景物撩人，暗催游兴。”(周贯明《晚斋闲话绩集》（香港：大同印务有限公司，1991），页57-58。）黄祝蕖写《清游水榭记》，内中谓：“清游水榭占彭园迤西之一角，松窗竹槛掩映弗郁，其地既深远，来者复皆有雅逸之致。”盖因“园之主人彭秀文出供职中山，此园恣吾人游观，外户不闭”，故成为清游会人聚脚佳处(参阅《求慊斋文集》卷二，页18。）。他书亦明言黄祝蕖“在教学之余，醉心诗文书画。1924年与高剑父、陈树人、经亨颐、张逸、苏世杰、罗仲彭、容仲生、黎泽闿、谢子祥、黄咏雩等岭南名家组建广州文社清游会。在荔枝湾建清游水榭作为活动场所，定期集会研讨学问艺术，吟咏挥毫，影响深远，会员近300人”(参阅郭焕文《岭南教育家黄荣康》，《佛山历史人物録》（广州：花城出版社，2004），页344。）。清游会人借此地会集，享受风光之余，亦以闲适简檏的饮宴酬唱为乐，组织亦号清游，当时参与此间雅聚活动而互相命名的。周贯明又谓：

　　陈树人南归服官广州，经亨颐偕来粤墨客骚人，一时云集，视陈为盟主，迭为主宾觞咏，几无虚日，尝作红棉之宴，就地取材，鱼虾登馔，远胜山海之珍，诸人廉节自持，固不在炊金爨玉，日食万钱，已为饱尝家乡风味(《晚斋闲话续集》，页62。）。

　　清游水榭是陈树人归粤之初常聚之处，在30年代初，仍见陈与会人于该处聚集的踪影(《求慊斋文集》卷二《清游水榭记》所载：“辛末（1931年）七月，予与陈树人二十余人期集于此，书画而外，间以弹棋六博流连竟日，夕阳照衣袂作金緑色，凉飔摩水而过，当之者以为快。”《求慊斋文集》卷二，《清游水榭记》，页18。）。除此以外，清游会友各备书斋庐舍，互为呼引，故聚集形式活动多元。1923年秋，陈树人于河南隔山乡购地十亩，有树千余株，备池亭桥榭，名之曰“息园”，其自谓：“预作吾姐弟偕隐处，公余之暇，辄邀僚友游宴其间，闲眺冷吟，聊涤尘虑(《陈树人先生年谱》，“公元1923年（中华民国十二年癸亥）四十岁”，页27。）。”由于该园选址与居廉师所住十香园相毗连，特具怀念其师之意，自此息园亦成为清游会聚首之处。1923年冬初议成立清游会，便是诸子在息园围炉雅聚之下而产生的。1927年春陈氏于息园建成“景同楼”，为简单的二层砖木结构，“作为友人及清游会友暇日到息园有一吟诗作画休憩之所， 树人亦常在此作画”(《陈树人先生年谱》，“公元1927年（中华民国十六年丁卯）四十四岁”，页31。）。例如1932年的花朝节，树人便在息园以诗简清游会友，邀请入隔山欣赏阳春烟景、田园佳趣(《陈树人先生年谱》，“公元1932年（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壬申）四十九岁”，页43。）。息园以外，另有一处呼为“遂庐”者，也是清游会常到的地方。周贯明尝记一友人刘纪文，“善为人谋，力主结庐于村之东隅，更亲为奔走，购得相连地两段，即日经之营之。迄己巳秋落成，红墙緑瓦，月榭风廊，花晨月夜，同游同息，自谓踌躇满志矣，是为遂庐新筑”(周贯明《晚斋闲话》，“基立村”条（香港：大同印务有限公司，1991）, 页157。）。遂庐于1929年秋筑成，确为会人带来方便，其序曰：

　　秋日，天气佳暖，集清游会友作郊外之游，遂在遂庐宴集同人，即席挥毫，以纪其盛，经亨颐与陈树人乘肩与至，（高）剑父、奇峰兄弟、（张）纯初、（容）仲生、（罗）仲彭、（李）野屋、（黎）泽闿、（王）绍薪及家（周）演明等毕至。王绍薪先生书赠联云：“结庐人境静车马，偕隐农村足稻梁”，可谓先得我心(《晚斋闲话》，“基立村”条，页157—158。）。

　　清游水榭、息园与遂庐，皆假私邸作一时之雅聚，周日于坊间聚饮磋切，为该会的最平常的活动。郑春霆述陈树人事迹，便谓陈“既有管理风骚之意，倡组清游会，以众所归，一集而合。会无常址，大都假座茶楼酒肆，以星期日为集会之期，纵谈诗画，脱略形迹，或以作品互为切磋”(郑春霆《岭南近代画人传略》(香港：广雅社，1987)，“陈树人”条，页145。）。清游会于室内聚会，复共同郊游于外，盖通过景物游历，提供赋诗写画题材，情景臻于交融。例如粤秀山风景幽雅，1923年清游会人偕孙中山已踏足于此。山上有镇海楼，古树茂盛，是陈树人写生题诗的好去处。陈尝画“红棉八哥”于此，题诗曰：“短衣匹马逐春风，百粤山河照眼雄，揽辔越王台上望，鹧鸪声里木棉红。”(《晚斋闲话》，“纪劬劳医院”条，页167。）陈树人特爱红棉，取其英伟正直之气魄，曾作《简清游会友》，邀赴红棉宴之雅兴(诗云：“不负花时廿四风，岭南春色丽兼雄。今年应有红棉宴，烂醉熙光煦景中。”收于氏着《寒緑吟草》，页48。）。1926年春，陈与清游会同游罗岗洞，并率众人分工，绘成《岭海春光》的代表作(该画之上题谓：“民国十五年新春，清游会同人观梅于罗岗洞承诸父老之嘉招，迎宾于钟氏大宗祠。清谈既欢，游怀益畅，绘赠此画以志鸿爪。”其后按次记云：“陈树人萱花、高剑父红棉、高奇峰牡丹、张纯初茶花、罗仲彭紫藤、黎葛民黄葵、容星哲桃花、胡少翰白梅、黄鼎革野菊、何勇仁杜鹃、王绍薪题记。”）。是年冬，树人又与清游会诸子游河南泉塘，竟日方归(陈树人《寒缘吟草》收《初冬过河南泉塘共清游会诸子》诗云：“尚有荒寒心性在，无诗真个负泉塘。层霞散紫舒曛日，疏柏飞丹点早霜。乔木不经新战伐，淳风留此古村庄。侵寻人事知何极，又得清游一日长。”页47。）。会人除常访六榕寺，亦喜至鼎湖的庆云寺避暑，客堂内悬高剑父的手书对联。据《晚斋闲话·纪鼎湖之游》记载，是源于“抗战前清游同人陈树人、经亨颐、张纯初、罗约经及家演明曾游此地，宿寺中。是夜，剑父解衣磅礴，书兴飞来，秉烛挥毫，赠联留念。”清游会人所到之处多不胜记，先后结伴游览白云、丹霞、罗浮诸山，寻幽探胜，留下不少诗文(郭焕文《岭南教育家黄荣康》，《佛山历史人物録》，页344。）。陈公私两忙，常穿梭于粤境内外，时而“偕清游会诸子游北江藏霞洞，登达观亭，远眺清远峡，曾抄其胜”(《陈树人先生年谱》，“公元1931年（中华民国二十年辛未）四十八岁”，页41。）。20世纪30年代，清游会持续扩大，国民党官员内粤籍的文人新贵纷纷加入，令该会主张得到广泛认同。例如强于交通事务的叶恭绰、善理西南政务的陈融等人，亦尝于其时活跃于清游会(朱庸斋所撰《天蠁楼诗文集》后记（中册，页324）载及黄咏雩及其文社清游会，其谓：“余与君相交十余年，倡和弥密，先后同社者，如杨铁夫、张汉三、黎季裴、黄慈博、陈协之、叶誉虎诸丈，咸以词名于时，以君作皆深许之。”）。鉴于清游会之盛，1933年初遂有发起出版特刊的建议，并由黄祝蕖作《清游会特刊序》，其谓：

　　其游也，自羊石以暨外县外省外国，不止数万里，每有所游，则必有所得，益进而上。故其楮墨流传，如吉光片羽，往往为世所矜重……近者如金陵、北平、上海、澳门、香港、东京、印度、比利时、巴拿马诸都会，且开会以欢迎之，唏其盛矣。今春广州有市展览会、美术馆之设，特辟三室以备吾会之出品陈列，而荣康手拟征启以导其先。既而张君香圃、赵君少昂等发起特刊，复来督索予序(参阅《求慊斋文集》，卷三，页16—17。）。

　　清游会创办的十年之间，陈榭人、高剑父、高奇峰、赵少昂等人画作纷纷参展海内外博览会，获得高度评价，声名鹊起。筹议清游会特刊，有助各界加深对其会员活动及岭南画派的认识，也便于将过往同寅的业绩作一总览，以达宣传推广的效用。单是1933年于广州举办的美术展会，以清游会的名义参展的画数达178帧，作者共44人(此数字只记清游会参与某一时地以画为主的艺术观摩，而且限于黄祝蕖在其画展中所目睹过的，故他亦慨然谓：“非吾所寓目者尚不在矣。”推而广之，若加上平日活跃于画作以外的诗文酬唱者，会员人数当更以倍计。参阅黄祝蕖《清游会观书画记》，收入氏着《求慊斋骈文》，卷三（广州：芋园丛书本影印，1935），页17。）。清游会人感情融洽，俨然彼此生活于一个艺术创作的共同体内，互为精神支柱。例如1933年广东米商抗征洋米税，清游子黄咏雩时为广东商界领袖，为民请命，发动抗征，触怒“南天王”陈济棠，陈捕黄重罚(参阅方志钦、黄天申《陈济棠治粤时期的广东商会运动与抗税风潮》，《羊城古今》2002年1期，总第87期，页51—57。）。1934年10月黄获释，吴道熔以庄子《虚丹篇》慰解黄氏惨受诬狱之怨(其事载于黄咏雩《哭吴玉臣太史》，收于氏着《天蠁楼诗文集》，上册，页134—135。）。是年11月初，清游会的黎泽闿、黄祝蕖、李供林等人即陪同黄氏游三水龙潭，大有支持黄氏勇闯龙潭之意(黄祝蕖《龙潭游记》，收于氏着《求慊斋未编文稿》（广州：芋园丛书本影印，1935），页1。）。黄氏又与黎泽闿、张纯初、罗仲彭、苏少伟等访龙眠窝，黎其后撰《龙眠窝篇》，亦为砥砺咏雩之作(诗云：“黄生三十方盛年，已齐寿殀安由天。平生爱结山水缘，清游所历峰万千。好景尽入诗烹煎，自谓此身痼霞烟。死当凿冢依岩泉，龙洞之北坑西偏。上有龙气来蜿蜓，左右狮象供笞鞭。—窝中凹宽稍平，罗列星宿包坤干。四围郁郁岚翠连，黄生策杖导我前。张(纯初）罗（仲彭）容（仲生）苏（少伟）僧铁禅，指点迭嶂跻其巅……人不讳死寿愈延，疏放那似黄生贤，我为诗表黄生阡，吟魂长在同山川。”收入氏着《拙存堂诗》，卷上，页29—30。）。1935年秋，陈树人仍偕清游会友画家容大块、妻居若文郊游，以遍野稻香入诗曰：“风送稻香三十里，晚凉如水乍回车。”是年重九，又与妻及会友黎葛民、容大块登栖霞山太虚亭(《陈树人先生年谱》，“公元1935年（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乙亥）五十二岁”，页51—56。）。凡此可见，抗日战争以前，陈树人的诗画社交均联系于清游会，该会以广州的雅聚及近郊的游历为主，且赖会人与省境之外频繁的文化交流，不断拓展清游会的知名度。惟在粤活动受制于动乱时局。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广州的清游会员逐渐离散，各人的际遇自然惹人关注。1938年，获悉会中要员罗仲彭为日寇所捕，于宝山壮烈就义，陈树人愤书《哭罗仲彭》三首(第一首诗云：“忍得临风泪几行，私情公谊总堪伤。千秋画史光芒在，七十衰翁作国殇。”第二首诗云：“回首清游十五年，论诗论画复论禅。如公不愧真吾党，骂贼常山气凛然。”第三首诗云：“几年杯酒未相亲，布奠宁期及此辰。同是天涯仍哭望，宾山何处觅新坟。”收于氏着《战尘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页7。）；同年另一挚友经亨颐相率去世，陈又作《挽经颐渊》(诗云：“经酒陈诗廖哭声，十年前事可胜情。廉隅不负平生节，书尽应同后世名。粤岭松楼甘寂寞，晋祠周柏写坚贞，从今患难无由共，剩墨才披泪欲倾。”挽诗以经亨颐喜花雕酒、陈树人工诗画，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善感泣的趣闻逸事为开场白，此乃于右任1933年3月廖承志案发生之后所赠诗句。于氏于1928年与何、陈、经诸人结“寒之友社”，故有十年之说。“松楼之聚”源于1931年护法之役中，经亨颐与陈树人同居广州所命名的“松蟀楼”。“晋祠周柏”则是1930年国民党召开扩大会议，陈、经二人共赴太原并抄绘于此。参阅《战尘集》，页12。），其怀念清游会友之情切可见一斑。

　　陈树人创立清游会，又为民国政府重要官员，广东政情变化与清游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可谓不言而喻。陈树人与廖仲恺同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孙决定改组国民党，开展国共合作政策，指定廖、陈等九人为中国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陈树人与高剑父之交情，不独为革命盟友，亦联系于书画创作的志趣。陈妻居若文与廖妻何香凝情如姐妹，何氏曾随高剑父学画，而高氏赴日本留学获得廖氏夫妇照顾相助，因而感谓：“是为余自作苦学生以来第一快慰也。”(高剑父《七十自述》，收入李伟铭辑《高剑父诗文初编》（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页345。）这种政治、艺术与交情夹杂的公私关系，正是清游会内部关系坚实、迅速发展成领导时代的书画团体的原因。

　　1925年3月12日，陈树人敬奉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去世，8月，国民党内反联共者杀陈之挚友廖仲恺，陈树人以国民党秘书长身分参加“廖案”检察委员会工作， 广东政府人事暗流起伏。国民党内溶共之声音不絶，廖仲恺之子承志、陈树人之子复获派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二人秘密参加了共产党。1927年，国民党与共产党正式决裂，国民党内意见分歧，互相攻讦，陈树人愤而辞去各职。1928年，陈氏往南京参加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遂与廖妻何香凝、经亨颐、于右任、张大千、黄宾虹结“寒之友社”，是为继清游会后的另一文社创举，以期与上游地域建立广泛的文化联系。1932年，陈赴南京任桥务委员会委员长，8月树人之子陈复为广州当权者所捕，当晚遇害(陈复之死，疑为陈济棠所害，《晚斋闲话绩集》“思复楼”条载；陈复遇害，树人悲痛之余，于别业中辟楼以志之。其序谓：“陈家东山一夕祸发，陈复失踪，树人服官南京，鞭长莫及，夫人挺身往见陈济棠查问，望予援手，陈尚作态，故示关切……数月后，乡人于隔山丛塜间发穴，乃其尸，视之果然。”页90。）。1933年4月，廖承志在上海被捕，得宋庆龄、柳亚子及经亨颐营救，始告脱险。广州当权派通过其报刊喉舌，勒令将被捕者即场处决，以示反共决心(《香港中兴报》1933年4月22日《廖承志案如是结果》一文载：“（廖）若在他处被捕，当即立为枪下鬼。”）。至1935年，何香凝联同孙夫人、冯玉祥、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等中央委员联署提案，要求蒋介石恢复国共合作的方针，结果为蒋所拒(邓小平于宋庆龄的追悼大会上所致悼辞曰：“（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一宣言》》宋庆龄同志和何香凝、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及于右任，孙科等率先响应，影响巨大。”详见《人民日报》，1981年6月4日。）。

　　陈树人为实现孙中山民主革命奔波三十年，亲人故友依然不容于当政者，随着日军南下逼近眉睫，只能暂避澳门一隅。抗战胜利后，陈卸官归粤，本欲重振粤之清游会(《岭南近代画人传略》“陈树人”载：“广州陷后，会员遍散各地，然犹就地举行雅集也。迨胜利复员返市，欲追昔游之盛，但艺人以牵于衣食，无复此闲情，凋替良甚。民三十七年戊子春，树人辞官归粤，登高一呼，又萃集百数十人。”页145。），岂料1948年10月，以胃溃疡病逝世广州，于是会务又形散涣。陈生前故旧要求为陈举行公祭，为国民党中央所阻，只能开设追悼会(盖晚陈三天去世的国民党元老林云陔，却因弃陈济棠而臣伏蒋介石，获政府明令褒扬，于南京、广州举行隆重公祭。30年代林氏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审计部部长，以地位而论与陈树人相若，不免予人贬陈扬林之感。林陔云的公祭消息，见于《广东日报》1948年11月2日、5日、8日及16日诸报导。陈树人的追悼会为私人性质，于教忠中学举行，有千余人参加，由黎庆恩、黄咏雩宣读祭文。三七家奠，以于右任挽联中两句：“身退难忘天下事，心期无负岁寒盟”为报导题目。参阅《广东日报》，1948年10月25日，11月5日、8日、15日：《大光报》，11月14日及15日。）。清游会友于挽诗祭文中颂赞陈品格高洁，从近千作品内选出黄咏雩所撰祭文，经高剑父为首的追悼会成员及陈妻居若文、亲家桂玷同意，当众宣读，力言陈创建民国的勋绩。黄氏《祭番禺陈树人先生文》中，驳斥批评者谓陈“有雕龙之技，无汗马之劳”的歪谬，高度评价他“振越台之雅风， 辟云淙之吟社”，并悲其死曰“清游难再，灵飨其来”，由此凸显陈领导清游会之功(黄的祭文遭阻，未见于当时报章，后收于《天蠁楼诗文集（下册）》，第三篇：铬文、祭文等类，页113—117。）。总括而言，粤之革命政情对清游会的影响直接，随着粤籍革命核心领导离开政治舞台，以及日本侵华战争蔓延，清游会于广州活动告一段落，中坚会友辗转散落港澳等地，继续以化整为零的方式于当地从事诗画活动。

　　五、清游会的港澳活动

　　香港处珠江河口，为广州对外的重要门户。19世纪中叶以来，由于是英国殖民地，因而免于国内政治牵连。辛亥革命时期粤港关系密切，无论孙氏和革命党人，或隐逸的前朝文人遗老，多择香港为活动基地，各取所需，奠定日后清游会人士于香港的交游活动。早在1924年，清游会友已踏足香江，诗文活动较着者，如黄咏雩之拜会陈伯陶，作诗《九龙盘园赋赠陈太史子砺四首》。其时，陈伯陶逸居九龙城，招宴盘园，席间赋诗谢方拱垣等人，并赠黄氏自撰《胜朝粤东遗民録》(《天蠁楼诗文集》，上册，第一部《芋园诗稿》，页66—68。）。黄父显芝是广州最大洋米进口商养和堂主席，民国时期曾以米粮接济孙中山于永丰舰上，又屡捐输军饷，获民国政府嘉许，与广粤官商名流稔熟(参阅拙着《黄显芝的广东米业与民国革命》，收入林启彦、李金强、鲍绍霖编《有志竟成——孙中山、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香港：香港浸会大学人文中国学报编辑委员会，2005），页835—858。）。黄咏雩1921年结婚，陈伯陶回粤为证婚人之一。居港的前朝遗老，因各种诗文关系，大多与清游会过从甚密，仍活跃于粤港的交游与创作。例如桂坫是陈树人的姻亲，1926年已赴清游会宴， 赋红棉七律十首(《约庵诗録》之《挽桂南屏太史》有“会溯清游剩几人，红棉十咏忆前尘”之句，其下注云：“民国十五年丙寅春，公赴清游会宴，赋红棉七律十首。”页50。）。凡此可见，清游会与陈伯陶等“羊城九老”关系融洽，颇能裨益于诗社创作(陈伯陶与汪兆镛、吴道熔、梁庆桂、张学华、桂坫、伍铨萃、黄诰、金湛霖等于广州组成“九老会”，以诗会友，关系融洽，为黄咏雩的前辈诗友，直至20世纪20年代后期仍聚集无间，诸人合照并见于余少帆《广东历代诗钞》（香港：能仁书院，1980)之附图。参阅前揭《罗雨林文博研究论集》，页545：赵雨乐、钟宝贤编《九龙城——香港史地区研究之一》（香港：三联书店，2001），页20，亦有收録。）。本地名宿如“学海书楼”创办人赖际熙、区大典、朱汝珍、卢湘父、俞叔文，与清游会友亦多所唱酬，至30年代，诸生如吴天任、曾希颖、李景康、梁寒操、陆幼刚等参加清游会雅集尚多，缔造盛极一时的文坛气氛。陈树人丙寅(1926年）所撰《苏俄革命纪念日与清游会诸子登摩星岭》(诗云：“鸥鹭难驯浩荡心,未缘烦剧废登临。清飙不断开余雾，落木无边识劲林。四战河山增壮丽，千秋人事付沉吟。竭来揽辔摩峰望，百粤雄图好豁襟。”收于《寒緑吟草》，页46。），以及丁卯（1927年）的《与罗仲彭、周演明、梁一鸣游侯王庙》(诗云：“桃源是处认人家，不问江山与岁华。到此未须轻感慨，中原遍地尚虫沙。”收于《寒緑吟草》，页62。）、《黄花节同清游会诸子游青山》诸作(诗云：“惊心怵目黄花节，只在殊方寂寂过。不惮间关谋聚晤，便同游眺异山河。暖风千里熏新叶，艳日沿江媚净波。到此我侪安可忘，乡邦今日泪痕多。”同上页。），皆证清游会人在港活跃，游吟间洋溢着家国之情。1926年起，因国内战乱避地香江之文人渐多，其中潘达微、 邓尔雅、黄般若、蔡守、傅赛宜、邓芬、李景康等，在港成立了“国画研究会香港分会”。1927年，高剑父与郑春霆、胡少蘧、何雅选、杜其章又成立“香港书画文学社”，赵少昂、陈荆鸿、黄少强等相继加入。这种学社与学社的交织关系，无疑将清游会的人事网铬推展于香港。此外，创立于1929年的“榆社”，1930年的“斑斓社”、“震旦书画社”，以及1932年的“壬申书画社”等，组织成员莫不与清游会的书画名家多所接触，形成两地互动的文化交流(参阅《香港书画团体研究》，附録一：香港书画团体概览，页137—141。）。

　　种种迹象显示，20年代清游会与本港文人的交流活动，主要建基于陈树人、高剑父的人脉关系。1937年叶恭绰淡出政治舞台后也迁居香港。在叶氏引荐下，清游会友在港得到较大的学术认受，渐而活跃于乡邦文化的活动。尤其30年代后期中国抗日形势严峻，华南地方以广东为最终防线，1939年叶恭绰、简又文等创立“中国文化协进会”，致力联络文化各界，并于1940年与香港大学筹办大型的“广东文物展览会”，筹委会成员近半为清游会友。叶氏于展览会上特别提出“研究乡邦文化，发扬民族精神”，首次将粤地区的文化研究，提升至保育民粹的国族层次，贯彻了20年代以来清游会的一贯宗旨。1941年日军攻占香港，清游会在港活动停顿，唯赖澳门清游会员持续聚会。延至抗战胜利后，再由李供林等人发起复会(郑春霆《岭南近代画人传》“容祖椿”载：“乱离后风流云散矣，虽然，（清游）会友今犹多有避居香岛者，由苏世杰、李供林、邓碧海等发起复会，每周日例必举行雅集，赞画哦诗赌酒，各适其适，盛况不减当年也。”页104。又据余少帆《广东历代诗钞》卷十一“李供林”载“民初广州有清游会，笠履甚盛。先生晚年重兴于香岛，每月月圆之夕，从澳岸来回，赋诗饮酒，兴致潇洒。以己未春圆月八日归道山，即闰享受，百零二岁云。”页1126。），早期会员如王绍薪、赵少昂等相继赴会，一直迄80年代仍维持其诗文活动(抗战以后，清游会友自内地及港澳重聚于广州。1947年5月至7月，陈树人短时期回广州，清游会友大集迎送，据《陈树人先生年谱》页88载：“树人扺穗后作《赠友十絶》，分别赠桂南屏、高剑父、陈曙风、张发奎、罗卓英、黎泽闿、陈萝生、黎葛民、关山月等人。”页89又谓：“返沪前夕，清游会友饯别，在分离十六年后得重聚逾月，树人即席赋诗以‘至友精神永不分’相慰，又以砥砺廉隅相勉。”黄咏雩《天蠁楼诗文集（上册）》，页307—308载及1948年北园两次雅集，先后出席者有：桂南屏、张阇斋、陈颙庵、黎六禾、刘伯端，詹无庵、陈寂园、余少帆、黄子实、吴天任、余传鸣、张荫庭、黎泽闿、胡隋斋、张叔俦、冼玉清、张瑞京、张纫诗、黄咏雩等人。由上可推知，战后初期，清游会人类似的诗文活动不絶，其后基于新中国的政治形势，留居广州的清游会人雅集虽多，惟以该会名义活动者絶少，转为低调的群体聚会。而居港的清游会人以离岸之便，反而活动积极，复会后成为保存国学文化的重心之一。1957年，创会元老李供林八十寿辰，以诗词致贺而记録于唱酬集中者有70余人。1979年李去世，80年代香港清游会召集人是邓碧海。其时，第一代清游子所余无几，转为第二、三代新血参与。。

　　香港以外，澳门也是清游会人游历避居的热点。例如张纯初，早年在羊城创办《七十二行商报》，积极参加陈树人、高剑父的清游会，广州沦陷，便移居澳门终老。张氏与清游会成员交往甚笃，年逾六旬，高剑父与陈树人、黎泽闿、李供林等十余人，集其作品刊印为《笔花草堂词》(参阅章文钦笺注《澳门诗词笺注·晚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3）, 《张逸》，页314—316。）。其时粤港澳三地文人互动，不独陈高以学会、书画名义涉足澳门，其他在港会员亦时游濠江(例如于香港圣士提反书院毕业的潘世谦，是清游会人，也是辅仁学社及硕果诗社成员，其《南湾远眺》、《春日南湾》等皆为咏澳之作。参阅《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上》，“潘世谦”，页206—207。）。清游会中坚黄祝蕖，与澳门会中诸友联系亦多，当中作于1938年的《怀张纯初澳门》、1939年的《李供林与张纯初、黎泽闿、高剑父、凌巨川、张白英澳门宴集》和 《寄黎泽闿澳门，兼柬高剑父、张纯初、凌巨川、李供林、张白英》等可资参证，多为悲昂劝慰之作，寓意神州不灭(例如1939年给李供林等和寄黎泽闿等的两首诗，前者云“洪乔肯作寄书邮，特地平添一段愁。风月凄凉逋客恨，江山摇落故园秋。银灯翠箔留残梦，画幢茶炉拓小游。莫漫悲歌濠镜畔，陆沉不尽古神州。”后者云：“乱离消息总难明，隔岁裁书寄未成。几斛鲛珠亡国泪，三年马角异乡情。莲须阁旧残峰坏，木末亭孤落日倾。尚有神州沉不尽，与君磨剑斩长鲸。”参阅《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黄荣康”，页551—555。）。另一要员李供林，抗战时期奉母居澳门，1943年与高剑父、张纯初等登松山，其时得悉清游会人李仙根殉难重庆，借重九赋诗咏怀故友(《九日登松山》诗云:“今逢重九日，又向此山来。椿谢遥萦念，萸簪近抱哀。道旁松渐老，篱落菊迟开。岁岁登高处，何曾远辟灾。”《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李供林”，页458—469。）。抗日期间，清游会人黎泽闿与其子廷棨亦避地澳门，与清游会友张纯初、周贯明等多所唱和(见《冬日过陈寂园青州》，《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黎廷檠”，页543。）。于此可见，清游会人以澳门为广州活动的另一延续，就政治而言，会人虽脱离昔日广州繁华的官界，惟就文人爱国的聚合心态方面却无二致。周贯明抗日时期避地澳门，详载了战乱下当地会友的各种活动面貌。对于1937年以后，诸子在枪林弹雨下维持雅集的风尚，印象尤深。其忆记曰：

　　随着芦沟桥事变，敌兵节节进犯，战事迅速带至华南，联络中山舆澳门交通之歧关公路，在日本飞机轰炸之下，备受威胁，行旅患之。一出澳门，即有空袭死亡之险，而清游会诸子却不因之裹足，身居患难，犹不废游赏，恒徜徉于关闸内外十里间凭吊遗迹，寺观丘墅靡不游，山水泉石无不观(《晚斋闲话续集》，“澳门”条，页68。）。

　　观清游会人排除万难，游访山水古迹，实际上已非为游历而游历，个中展现对国故文化的热爱。其集体为文赋诗，旨在言情述志，吟咏中不减对家国前途的关切。抗战时期，会友在澳门的生活艰困，衣食条件缺乏，却充分反映传统文人贫贱不移的雅集情操。下列记述略可说明此种心迹：

　　清游会友亦渐集澳门，纯初、剑父住处距我更近，暇辄探幽揽胜，或听涛松山，或访僧竹院，世难方殷，仍不废我啸歌，我自忘如金鱼幕燕矣。纯初秉性骨硬安贪而不阿世，居陋室晏如也，曩为内子画《十分春色图》，珍藏笥箧。中秋夜共赏月于西望洋山峰，醵资市月饼，为了节省，剑父建议啖沙葛，代替桑麻柚。时穷，则咬菜根，我辈不应如是耶？剑父于多年前为我画百合花，印制笺纸，今落拓海堣，敝衣破屦，不以为耻，有招之者，不去深明顺逆也。(《晚斋闲话》，“违难”条，页186。）

　　因广州、香港相继沦陷，张纯初、黎泽闿、高剑父、张百英等人先后集于濠江，清游会活动一时复兴。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政权，陈树人留守重庆，仍关注港澳清游会员生活，是年冬，树人得黎葛民、李供林、王绍薪诗：“知清游会友流亡港澳，均能以气节相尚，佩慰不已，赋诗寄清游会诸子。”(《陈树人先生年谱》，“公元1940年（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庚辰）五十七岁”，页69。）也就是说，清游会不因战事停废，成员间之沟通超越了省港澳地域的隔阂，并以创会的精神互相砥砺。惟清游子结聚澳门，概为一时的避居，成员去留不时。据周贯明忆述：“清游会友尚廉介，每周日茗聚，各付所赏一介，不以取诸人，由来久矣。初客是间，人事较简，生活从容，乃参与其盛。不久，黎泽闿氏有粤北之行，张白英归乡，纯初病殁，清游寂寞矣”(《晚斋闲话》，“违难”条，页188。）。而且较诸粤省胜景，澳门地小，可供清游雅集之处稍缺。当地《华侨报》载其诗赋活动时亦谓：“清游会以濠镜一隅足迹已遍，莫可再游，近惟集于茶楼作清谈，或各出所作诗书画互相欣赏，亦一乐也。茶罢赋此。”其时为1941年的辛巳，可视为清游会活动的一个侧面(该则报导参阅方宽烈编《澳门当代诗词纪事（下册）》（澳门：澳门当代诗词纪事，1996），页359。方氏按曰：“清游会为陈树人、高奇峰等在广州所发起，广州陷于日军，部分会员移寓澳门。”现辑于《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王定纬”之条下，页331。）。

　　清游会活跃于澳门，和“春睡画院”迁于当地有关，高剑父为教画授徒，20年代初置画院于佛山，后移至广州，抗战时期再迁澳门。陈继春《濠江画人掇録·从隔山到濠江》记该画院活动云：“一九三九年六月八曰至十二日，高剑父在议事亭前地的澳门商会二楼举行了春睡院留澳同人画展，高氏师徒共出品二百多幅作品义卖，筹措款项，救助灾民。”简又文于《大风》旬刊中亦撰《濠镜读画记》谓：“参观者络绎于途，拥挤于室。因不收门券，科头跣足者亦一体招待，更有好几家学校的学生列队而至，盖见是会以庶民化和普遍化。且有不少中西男女人士由香港买棹前去参观者。统计一连五天，人场观画者逾万人，洵是濠江空前之文化盛会，抑亦南国艺坛之盛事也(参阅《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郑哲园”，《春睡画院诸君在澳门画展览赋此以赠》一诗，章文钦的注解，页485。）。”高氏将澳门作为画院根据地，终生以画作寄寓其革命情志，延续岭南画派之风尚，日与游艺者多为李供林、张纯初等淸游会人，由此维系着茁壮的人脉关系。

　　六、岭南的清游会与中国文化的弘扬

　　辛亥革命旨于推翻晚清腐败政权，惟推动革命思潮时，中国传统文化也承受若干冲击。于陈树人、高剑父而言，革命与艺术创作如同一体之两面：知识文人当以革命活动改造时代，同时爱国革命的意识，也可以透过文学充分展现和推广。因此，文化艺术与革命改新不但无必然冲突，作用且相辅相成，清游会于国学保存方面每见积极，扮演着中国文化薪火相传的重要角色。

　　清游会组成初期，游历与雅集为该会的核心活动，以诗画表达爱国情怀是较常见而直接的方式。30年代后期日本逐步侵略中国，战线直下华南地区，清游会员感触于民族存亡，促使会人关注故国文化的维护。以岭南一隅为代表的乡邦文化首次获得国人公认，于1939至1940年此一重要时期，由清游会核心人士分别于香港及澳门举行大型的文物展和画展，即为明证。自清游人士踏足港澳，两地国学文化水平得以提升，与著名学府交流渐形频繁，其研究得到高度重视。细而析之，清游会员国学造诣深厚，举凡诗词、经学、艺术及国史考古等范畴无所不精，于岭南自成一学术体系。不但如此，他们创会以后，愎与其专业内的友侪多所接触，由此形成广阔的文化交流面。

　　近代广东学术粹统，以陈东塾（白沙）、朱九江(次琦)为两大派，而九江之学，又有康有为和简朝亮两支(许衍董总编、汪宗衍、吴天汪校阅《广东文征续编》（香港：广东文征编印委员会，1986—1988），《康简知名》，页433。）。二者皆能效法其师、治经杂糅汉宋之学，不太讲求家法门户，大有归宗孔子之意。但方法上，康有为舍程朱理学为主，间取陆王的主次步骤，而独好陆王之学，并潜心佛典，由阳明学以入佛学。众所周知，康氏崇奉今文经学，以经世为目的，于变法维新多所借鉴，渐从今文经的三世说中，发展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托古改制理论(参阅吴雁南、秦学颀、李禹阶主编《中国经学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第十单：晚清的正统经学与经学异端，页599—611。）。惟此一极端理路，既未必为重视汉学的晚清学者如章太炎、刘师培等人所接受，也与同门所谓宗经的原意相扺。故不少广东后学从事典章考据，仍以归于简朝亮门下为正统，强调踏实的治经方法，并融通汉宋之学，以求国学文化的复兴(吴道熔纂辑，张学华补订，叶恭绰传録《广东文征》（香港：香港珠海书院出版委员会，1973—1978），［简朝亮］条下谓：“（简）为九江高第弟子，平日恪守师说，作讲学记，详述而阐明之。在阳山关读书堂，从学者多才杰士，梁文忠鼎芬、丁侍读仁长皆推重之……所着《尚书集注疏述》三十五卷、《论语集注补正疏述》十卷、《孝经集注述疏》一卷、《礼记子思子言郑注补正》四卷、《读书堂正续集》若干卷。”页357。）。晚清至民国期间，简氏学生活跃于政治舞台，由是朝亮之学益知名，清游会人士拥护国粹国学，与此一师承学理不无关系(关于简朝亮的言行著作与学术影响，详阅常宗豪《简岸先生学述》，收入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编《海峡两岸学者首次儒学对话》（漓南：齐鲁书社，1993），页281—293。）。

　　自经典而诗词文学，均以简先生的弟子独领风骚。例如与陈树人、高剑父等人于南社、清游会早相交接的黄节、邓秋枚同为番禺乡里，二人皆师承同邑的简朝亮，黄节及其同门梁鼎芬等更是近代岭南四家诗的代表(黄节之诗与梁鼎芬、罗惇融，曾习经等合称为岭南近代四家，着《诗学》、《诗旨纂辞》、汉魏乐府风笺及曹操、曹丕、曹植、谢眺、鲍照、阮籍《咏怀》各诗注等，其诗集曰《蒹葭楼诗》。参阅《广东文征续编》，“黄节”，页616—617：又《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黄节”条之解说，页408。）。其人的文学活动勃发于长江上游，往后又教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北京师范大学，基于此种学术组织的纽带关系，清游会的创办人于江浙一带早具相当的联系，解释了粤泸文人南来北往的基础。黄咏雩也是简朝亮的学生，与清游会友黄祝蕖诸子以诗齐名，并得省港名宿陈伯陶、吴道熔、张学华、朱汝珍等“诗坛九老”指导，诗词精湛早熟，是20世纪港粤文人的学术交往的一个典范(黄咏雩于1919年17岁时拜简朝亮为师，行叩拜大礼，是年出席汪兆镛在微尚斋举行的雅集，即席作《汪憬老招饮微尚斋席上赋谢巳未》七律一首。1924年，造访陈伯陶于九龙，当知其与广州九老诗会关系密切。参阅氏着《天蠁楼诗文集（下册）》，附録二：黄福禄《追思》，页174—175；附録七：黄福五《黄咏雩先生生平活动年表》，页323—325。）。盖岭南音系中原，具备独特的文字风韵，粤之诗词创作每多典雅高絶，别有辑存价值。事实上，清游会人各有诗稿存世，在文学界已占一席位，足以担当岭南诗词的辑存任务。40年代叶恭绰倡议主持“全清词编委会”，由饶宗颐协助整辑，其《全清词钞》的出版是诗词界的一项盛事，对总览清代词人业绩裨益尤大。清游会人陈融的《读岭南人诗絶句》，以絶句四千余首，对汉代至民国初年千多位岭南诗人作细致描述，兼备诗人介绍，经粤港数百文化界人士集资审校。整项研究历时四十载，长达三十万字，20世纪50年代在香港刊行面世，时人始重见粤诗的系统。

　　绘画方面，岭南画派足以和其时的海派、京派鼎立而三，反映陈树人、高剑父兄弟画作的举足轻重。其诸人成名过程，又与二三十年代清游会的活动构成直接关系。由他们培育的岭南画派弟子千数，画册著述丰硕，自第一代的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至第二代的赵少昂、关山月，代代继承，成为延续至今的南方第一画派。而岭南画派的学艺交流也不区促于粤，其与苏杭江浙的画家过从密切，因而艺术作品的感染力更为强固。例如20年代从陈树人南来的经亨颐，本身就是江浙有名的教育家和艺术家。他与李叔同、柳亚子、丰子恺、徐悲鸿等江浙苏杭的文人相熟，与陈树人诸辈同样担当着南社与清游会的桥梁中介(辛亥革命后，经亨颐历任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春晖中学校长。他提出全新的教育思想体系，包括学生自治、国文改授国语、教员专任、学科制等。由于李叔同曾任教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彼此关系密切，李之印章作者亦是经本人，而与李叔同游，吟书画的柳亚子、丰子恺、徐悲鸿等，也因此与经亨颐的关系网结缘，解释了清游会人与浙江文人的交谊。参阅陈星《亦性亦理——李叔同与经亨颐》，《李叔同身边的文化名人》（北京：中华书局，2005），页37—44。）。30年代，陈、高等人的画作已在俄罗斯、意大利、比利时等国举办的博览会上绽放异彩，屡获佳绩，成为最早成名的中国画人。1932年，陈树人于南京和上海等地举行了“陈树人个人绘画展览会”；1934年德国举办中国美术展览会，陈树人、叶恭绰、高奇峰等清游会人为筹备委员，充分显示岭南文人的画作广受海内外的重视(《陈树人先生年谱》，“公元1932年（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壬申）四十九岁”，页44。）。他们的作品，被视为最能糅合传统国画与西洋绘画艺术，画工细致而逼真，同时呈现奔放豪迈的色彩。抗战时期，澳门睡春画院之设与清游活动之延续，开拓了澳门的文化事业。清游会的赵少昂于1949年居港后，六十多年来于穗、港两地培养了大批美术人才，学生分布世界各地，亦堪称画坛的一大贡献(参阅杨建法主缜《赵少昂大师百年诞辰——岭南艺苑同门作品集》（香港卓艺坊，2005），序言，页1—12。）。

　　诗画之外，清游诸子重视乡邦之学，他们继承广东遗老的著述心迹，即透过广东一地的历史追认，联系于整个国家民族，以期达至文化命脉的保存。例如前辈陈伯陶所着《胜朝粤东遗民録》、汪憬吾修《番禺县志》、桂坫参与编修《南海县志》、《广东通志》等皆属此类。影响所及，遂有清游会的黄祝蕖修《三水小志》及黄慈博修《中山县志》、《广州城坊志》、《广东方志目考证》等。而会人赋诗写画，每追溯当地风物胜迹，对瞭解粤港澳文化源流等均具推动作用。抗战以后，香港学者留意于宋室南迁路线及其在港古迹，都是这批南来文人首先启导的，其中不能忽视清游会人居间的学术活动(例如简又文主编《宋皇台纪念集》（香港：香港赵氏宗亲总会，1960）；饶宗颐《九龙与宋季史料》（香港：万有图书公司，1959）；罗香林《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对外交通》（香港：中国学社，1959），上述著述成为五、六十年代研究香港掌故的权威同行。简、饶等人与香港大学的学术磋切，始见于1939年的广东文物展览会及翌年的玉器展览，其间实赖于叶恭绰将南来文人引荐于本地学术界。参阅拙着《二十世纪上半叶粤港文人的雅集与交游——赞黄咏雩<天蠁楼诗文集>》，页57—73。）。在考证过程中，文献藏书和金石资料又为重要入门，可谓晚清考据学的一门余绪。民国战乱以来，大量的国家文物自东南沿海城市流出国门，加速了国人抢救文物、承传国粹的相关工作(1939年在港举办的广东文物展览会，其记録中有“征集出品缘起”一项，内中谓：“凡诸文物，或捆随蕃舶，或荡作灰炱，并硕果而难存，似名花之无主。搜穷复壁，藏乏名山，闻者痛心，救雄援手！念物稀之为贵，思厥爱之允藏。凡先民手泽所留，皆民族精神之所寄，允宜及时采集，共策保存，一以表文献之菁华，一以动群伦之观感。中国文化协进会同人，有见及此，因发起斯会，期与爱国爱乡诸君子，相观而善，相与有成，借此名区，共图良会。”于此可见文物于海内外的散失与诸子聚集同好观摩研究的相互关连。参阅《广东文物展览会纪録》，收入广东文物展览会编《广东文物》卷三（香港：中国文化协进会，1941），页191。）。广东的考据名家便是从保存文物的本意出发，渐而发展为个人成熟的学问(例如商承祚的金石考古论述便甚著名。他是清末甲辰年探花商衍鎏之子，广东番禺人，1921年师从著名考古学家、文物鉴赏家罗振玉，30年代于金陵大学任教时，致力抢救楚文化文物资料。至1948年回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后至解放初期，前后购藏陶器文物达170多件。从1963年开始，陆续向博物馆文物单位分批捐献藏品。参阅《独乐不如众乐——缅怀已故著名文物鉴藏家商承祚先生》，收入前揭《罗雨林文博研究论集》，页414—420。）。其时各种珍贵文物、善本书籍盈于广东，流出港澳海外的亦不少，造就藏书家辈出，例如黄咏雩的《芋园丛书》，便是网罗四散文书的成果(《芋园丛书》乃将辛仿苏氏碧琳乡馆丛书版片，以及藏书家黄秩南转赠所藏冯氏翠琅馆丛书原版，二者加以增补印行而成，当中存括宋、元、明，清书籍凡一百三十一种，每套二百余册，并由吴道熔题名，黄祝蕖作序，历史价值甚高。参阅黄福五《黄咏雩先生生平活动年表》，收入《天蠁楼诗文集》，下册，页335。此外，黄之好友徐信符所藏书刻，亦由叶恭绰建议印行为《广东丛书》的重要部分，详阅《广东文物展览会纪録》，《广东文物》，页26。）。凡此，于1939年香港举办的广东文物展览会的展品上表露无遗，与同年澳门举行的春睡院画展互相辉映，略可从中反映清游会人的活动踪迹(观《广东文物展览会纪録》所载筹备委员会全体委员、执行委员和审查委员名单，除港方的许地山、陈君葆之外，其余皆为叶恭绰领导下的南来文人。是次文物展名义上由“中国文化协进会”发起，惟在总数60余人中，于黄祝蕖、黄咏雩两人诗文集内出现者即达40余人，反映该批南来文人几处出于同一诗文交往圈子，当中不少应渊源于二、三十年代的清游会人，如叶恭绰、高剑父、黄慈博、黄咏雩、李仙根皆在名单之列。参阅《广东文物》卷三，页190—197。）。

　　为让国人清晰理解广东文人的贡献，叶恭绰在吴道熔辑録的基础上，又参与《广东文征》的编整工作。该书在粤港文化界人士共同努力下，于1973年至1978年期间，由香港珠海书院陆续付印，前后辑録汉代以还粤籍学者的千数文章，完成了叶氏的出版遗愿(《广东文征续编》，“叶恭绰”条亦载其“笃志乡邦文献，吴道熔辑广东文征，卷帙浩繁，战乱间稿本数迁，得其集货録副，今幸得刊行，亦恭绰遗意也”。页424。）。其后香港学界又组成《广东文征续篇》编委会，专门搜罗近百年来粤港文化界具影响力的作者，总共三百四十余人的代表作，在1986年至1988年间完成整项工程。该书编后并谓：“本世纪（20世纪）前后，为中国历史上最大变迁时期，而其变革动力实源于广东，以一省而影响全国全民族。”近代广东文人及其乡邦学术所以受到重视，其原因亦在于此，而续篇提及的三百余作者小传之内，确证曾参加清游雅集的人士即近百人之多。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变革动力沿于广东，广东文化蔚然有赖清游会之力，这种人文地理的互动关系，尤足以说明近代中国华南社会的文化重构。而中国南来文人在港的文化交流活动，也使香港在50年代以后，继续缔造海峡两岸三地一个共融的公共空间。

　　七、结论

　　20世纪初是政治多变的年代，社会上新旧的人脉关系皆随革命事业而迅速转化，重新组合于适当的角色位置。在时代变化的过程中，政治变动造就了革命人物的登场，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缔造了广东民国政府，幷且在多次政权逆转中显示其强固的革命热诚。革命成员的人文学风是不能忽略的一环，他们从旧学中率先向外学习，在革命政权的主体下建立了新旧学粹兼容幷包的人脉关系，并以此共同促进中国文化为本位的强国政策。若剖析陈树人、高剑父、黄祝蕖等人倡导的“清游会”，便能知道近代各种文化艺术团体的背后，皆含有建国救国的政治情操。这种集新旧文人于一堂，借诗书画作结聚游历的组织，正好说明时代动荡下革命知识分子真实的生活面貌。现实的政治剧变，或许令他们无法重回昔日的革命舞台，但他们对国粹文化保育的态度始终坚固如初，是寓革命于文化事业的舵手。从国学的师承与地缘关系而言，他们成功地构建岭南文人的学术地位，于战前至战后陆续延伸于海内外地区。

　　附表：清游会主要人物纵览（略）

    （作者：赵雨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