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英鸦片战争后，中国内地与香港虽然发展成为两个不同的治体，但是两地基层民众仍存在复杂交错的人际网络。其中由知识人交往所渗透的人文风尚，尤足以促进地区的文化建树，重构持久而跨越地域界限的民族观念。本文拟通过介绍黄咏雩及其《天蠁楼诗文集》，作为一个案研究，剖析早期粤港文人结集与交流的情况，并从社群的地缘和流动，探讨二十世纪以降香港文人汇聚的特点。“雅集”和“交游”于本文中，是两个用以观察社群圈子聚合的例子，其所表现的活动内容十分多元化，概如宴饮、唱酬、赋诗、游历、造访、赴会，乃新旧文人之间至为常见的社交形态。总归于上述两类之下，既为方便行文结构，亦有以小观大、见微知着的作用。

　　事实上，知识群体于社会建立的公共领域空间，一直为学界研究民主国家进程的关注重点(哈伯玛斯（Jurgen Habermas）讨论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强调中产知识份子在社会上发挥舆论的指导力量，有效地阻遏政治迈向专制独裁，是体现民主社会所不能或缺的元素。其观点被学者广泛引申于探讨国家与杜会之间存在的各种关系层次，诸如两者是对立还是协调，公民社会是局部抑或全部，以至于专制政权的性质之别。详阅Craig Calhouned.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as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92）, pp. 30-39, 85-92 & 99-107.），近年更深化至探析非政治主流的公众文化事业，如何构成地区上广泛的思想传播。当中似乎显示着互为因果的历史现象，也就是近代中国的政治趋势，强烈表现在文人的创作及活动上，而他们的学术言论：却又相对地牵引着各时期政治意识的发展，说明国家建构与文化再造的深层关系(Michel Hockx, The Literary Field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 （Richmond: Curzon Press, 1999）, Mary Ann Farguhar,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China: From Lu Xun to Mao Zedong （Armonk: M.E. Sharpe, 1999）, Daniel Lynch, After the Propaganda State: Media, Politics, and 'Thought Work 'in Reformed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诸种专著中，揭示了知识份子的文化事业与大众媒体，彼此息息相关。）。文人组成的“志趣社群”，诸如专职写作、出版、评论、教育等关系网。既基于学问知识的自发结合，同时存在着其他复杂的结缘因素。须要作详细缕述，才能够充分明白他们的活动背景及影响力(有关文人社群的内容与结集因素分折，详阅Hockx, The Literary Field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 pp. 2-3。），凡此皆启发本文写作的动机。

　　二　　　

　　黄咏雩（1902-1975），字肇沂，号芋园，广东省南海县横江乡人。父亲黄显芝是广州市沙基经营米业的富商。1922年，陈炯明部属围攻在广州中华民国总统府及孙中山在观音山的住所粤秀楼，孙中山被逼登上永丰舰临时作战指挥，黄显芝因雇船接济米粮，得孙氏嘉奬。1924年北伐计划中，又多次资助粮饷，深得廖仲恺眷顾，为声望特隆的爱国殷商。黄咏雩十九岁已随父学习营商，1925年省港大罢工期间，父子力排众议，面见罢工委员会领导，力陈粮食进口的重要，获委托独家进口粮食。1928年至1931年间，合股开设广州利民、国民公共汽车公司，出任经理，短短几年间在工商界崭露头角，先后被推举为广州市长途汽车公会主席、广州市米糠同业公会主席、广州市商会委员、南海县参议员、乡务委员会主席。

　　1932年黄氏以广东省商会联合会首任主席身份，在汪精卫主持的国民政府成立大会上替商界发言，要求政府改善民生，革除军阀订立的苛捐杂税。1932年上海抗日战争，黄氏被公众推为广东省各界同胞慰劳十九路军抗日将士委员会主任委员，筹备粮款物资支持前线。黄氏受“闽变事件”牵连系狱，1934年几经好友营救，始以重金获释。1938年日军侵犯广州，黄咏雩携家走避香港九龙。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其与家人归南海横江乡，直至抗战胜利始迁回广州，仍经营米业，并于广州市河南合股开设仁丰米机厂，兼任广州市政府地政局秘书，1948年辞职。解放后，屡遭斗争审查，最终得以澄清，恢复公民权利。晚年生活简约恬静，维持与友人雅集赋诗。1975年不幸于家居摔伤后脑，施救无效，终年七十三岁(黄咏雩的生平际遇，以《天蠁楼诗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附记的何邦泰：《跋》、罗雨林：《想不到南中国亦有这样深造诣的词人》（附録三）、钟国强：《抢救<天蠁楼诗词>稿本追记》（附録四）、蔡国颂：《南海诗人黄咏雩》（附録五）、邓圻同：《忆诗词家黄咏雩先生》（附録六)诸家均见概述，惟涉及家庭及个人细节，以家属子弟黄海：《今读先父诗文》（附録一）、黄福五：《黄咏雩先生生平活动表》（附録七）及黄福禄：《追思》（附録二）的记载为详尽。由于笔者与黄福禄是多年的教会好友，曾多次造访其马鞍山寓所，对黄咏雩先生事迹加深瞭解，谨此致谢。）。

　　黄咏雩除经商以外，为一代文人雅士。黄氏四岁启蒙，1907年即随父在广州求学，师从严炳汉、劳锦章、陈祥和、岑荔甫等垫师，自幼以诗才见称。1919年，拜名师简朝亮为师，行叩拜大礼。自此活跃于文人雅集之间，二、三十年代已赢得“南海诗人”美誉。一时名彦耆宿，例如陈伯陶、吴道熔、汪兆镛、黄佛颐、高剑父、陈树人、叶恭绰、奇峰兄弟、黄宾虹等均折节与交；温幼菊、王秋湄、邓尔雅、马武仲、张大千、黄君璧等都相与切磋唱酬，阐扬风雅。数十年间，与同道出游际会，饱览两广、湘鄂、赣皖、江浙、齐鲁、幽燕、陕甘名山大川及历史古迹。黄氏生平和文人的交往活动，并所见闻，多以诗词体裁记述。其大规模的修书编集工作，始于30年代囚狱获释以后。1935年，黄氏将《辛仿苏氏碧琳琅馆丛书》加以修补，并加入《冯氏翠琅玕馆丛书》，合订为《芋园丛书》，集汉唐宋元明清及今人历代存书一百三十一种，每套二百余册，版本之齐备比诸粤雅堂、海山仙馆无所让。

　　至于已出版的诗词文稿，由于过去种种政治原因，大多散佚，黄氏仅将私藏的一小部分交由挚友罗雨山选録成《芋园诗稿》十卷。此外，程维增也选録《芋园诗稿·燕歌集》四卷，大体上将作者1929年的北游、1956年的南岳游、1963-1964年湘桂游的诗作汇集。其后，朱庸斋、罗雨山、陈寂等复于两诗稿的基础上，增辑了《天蠁词》四卷。1997年，始由黄金海亲题《天蠁楼诗词》，集《芋园诗稿》、《天蠁词》，并附録黄咏雩各类书序、文论为主的《芋园文存》，整理为四册出版。现在问世的全三册《天蠁楼诗文集》，是由广州市政协学习和文史数据委员会，联同荔湾区政协学习和文史数据委员会合编，可以说是历来整理黄氏行述至完备之作。此书在《天蠁楼诗词》的基础上，征集其亲属、友好故旧和专家的追述文章，增添了对时人时事的参考兴趣，也意味着对黄氏文化遗产的高度评价。

　　三　　　

　　黄咏雩出于晋绅之家，从小以私塾形式习诗，先后集学于名师黄祝蕖和岑荔浦的门下(据黄福禄的忆述，黄祝蕖初于南海县平地乡渡头村教学，相邻的横江乡、盐步、黄竹岐、大沥、泌冲等地子弟均拜师其下；岑荔浦则为广州的垫师，与黄祝蕖等于西关冼基东合馆设教，名为南阳学塾。这种由乡及城的私垫发展模式，强烈维系于相熟的地缘及人缘关系。），故文人雅士的定期会集，或相约远游，从而吟咏唱酬，抒情言志，成为重要的社交途径。时人所谓“雅集”者，多于名望之士的书斋举行，宴席间酒行数遍，轮番赋诗唱对，以切命题。黄氏于此类活动出道甚早，年仅十七岁，已出席宿耆汪兆镛（号憬吾，1861-1939）于微尚斋的雅集，并作七律《汪憬老招饮微尚斋席上赋诗已未》。汪氏广东番禺人士，光绪举人，晚号清溪渔隐觉道人，尤精于魏晋玄学及碑传诗文，对黄氏诗学进阶，影响尤深。从各种迹象显示，黄氏乃透过汪氏的招饮广识诗坛前辈。据余少颿编纂《广东历代诗钞》所载，时至1928年，号为“九老”诗人，即汪兆镛、陈伯陶、吴道熔、梁庆桂、张学华、桂坫、伍铨萃、黄诰、金湛霖诸人仍定时会合，并曾合照于羊城(详见《天蠁楼诗文集》（下册）所附“1928年黄咏雩前辈诗友九老在羊城合照”及“1949年黄咏雩的前辈及诗友在广州黄梅花屋春集摄影”，并有关的人物说明。）。值得注意者有两点：（1）在时间上，这批由晚清过渡至民国的岭南文人班底，在诗坛上长期活跃，迄1949年为止，部份成员仍参加诗友雅集活动，可谓薪火相传，至死方休，维持了文人圈内交流的稳定性；（2）在地区上，诗人集会虽主要以广州为基地，惟因时际遇，部份成员陆续由岭南迁到香港，在省港两地互访的友谊上，扩阔了该圈子的活动空间，缔造更大的文化力量。

　　十九世纪以来，九龙文化实以九龙寨城为政治核心而向周边开展的，惟1898年，英国租借新界九十九年，沙头角海至深圳湾之间最短距离直线以南，界限街以北及附近岛屿和大鹏、深圳两湾等领土水域，均纳入英国殖民管治。虽然，在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中承认中国官员可于九龙城各司其事，但是英方自行遣兵从九龙城外码头登陆，继而入城幷封闭九龙海关，九龙寨城自此无官军驻守，中国在九龙的防务遂告一段落(关于英兵违约进占九龙城，参阅刘存宽编着《租借新界》（香港：三联书店，1995年），页58-59。）。九龙半岛及新界地域为英人殖民管治，与中国毗邻相隔，形成内地华人迁居的新点，而九龙城地区文化的重整工作，却有赖二十世纪初新移入该处的文化人所建构。陈伯陶（字子砺，1854—1933）及其隐居诗友，诸如苏选楼、叶维屏、吴道熔便是其中的表表者。他们不同于前一世纪的寨城官僚，强调政治边功，但对社会慈善事业的投入程度并无二致。这些人士多因中国受战火威胁，南来寄隅香江，感伤家国的情怀特别浓厚，而且身负前清秀才、孝廉之名，仍时常赋闲聚会，畅饮咏诗，形成早期香港独特的文人圈子。陈伯陶为前清探花，曾编汇《东莞县志》，晚年居于长安街，对九龙城的历史、地理，尤其南宋末皇帝驻驿九龙的遗迹作过考证(辛亥革命后，陈伯陶以遗民自居，尝根据方志，重修宋皇台，并泐碑记。其与诗友酬唱九龙古迹，载于苏选楼编《宋台秋唱》（辑入简又文《宋皇台纪念集》）。1917年陈伯陶撰《侯王古庙圣史碑记》（该碑辑人科大卫、陆鸿基、吴伦霓葭合编《香港碑铭汇编》第二册，页447-448），认为城砦西北的侯王庙，乃纪念南宋末护宋帝昺南逃的忠臣杨亮节而设，其间有关宋帝如何由福州、惠州、蓝尉而扺九龙官富场，继转赴崖山的路线亦见考述。以后罗香林《宋皇台与宋季之海上行朝》（辑入罗氏《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对外交通》第四章），简又文《宋末二帝南迁辇路考》（收入简氏所编《宋皇台纪念集》卷三），饶宗颐《九龙与宋季史料》等等，均对陈氏主论，进行更深入探讨。有关陈伯陶与九龙历史渊源，详阅赵雨乐、钟宝贤主编《香港地区史研究之一：九龙城》（香港：三联书店，2001年），第一章：《宋末帝王如何走进九龙近代史》，页19-24；第三章：《九龙城地标之一：乐善堂》，页116-119。）。昔日九龙乐善堂内保存了陈伯陶亲撰“乐以意忧，事由发愤，善而不伐，志在安怀”的楹帖，旁有小字记为“庚午年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圣降先二千四百八十一年记念，九龙全体民众，上慕圣道之如日月，亘古不变也，敬成此联，借表瞻仰，并祝乐善堂不朽，俾斯土之民，得以长沾庇阴云尔(该帖详见于陈祖泽等编《九龙乐善堂特刊》（1939年12月出版），页59。）。”由此可见，陈氏学养颇受九龙民众尊推，躬身发扬着中国儒学的精神。

　　黄咏雩于1924年南访陈伯陶，与陈氏等友侪唱酬于九龙盘园，还赋诗以报陈氏相赠《胜朝粤东遗民録》，颇为相得(详阅黄咏雩所作《九龙盘园赋赠陈太史子砺四首甲子》（上册，页66）及《陈太史子砺招燕盘园承赠所撰<胜朝粤东遗民録>，赋谢并呈同席方孝廉拱垣》（页 68）。）。在黄氏其后所撰的《感怀诗》三十二首中，记陈伯陶谓：“玉性松心洁，螭头龙尾尊；瓜卢高隐宅，天水二王村；野史遗民泪，春风望帝魂；宋台翘首处，朱鸟怨黄昏。”字里行间，道出陈氏身虽隐逸龙城，睹物却追忆国事的情怀。述另一遗老吴道熔（号淡庵，1852—1936），又盛称：“文行自不朽，吾怀吴淡公；词章太史氏，道义古人风；粤海文征在，楚庭耆旧空；题铭珍赐砚，守黑识玄同。”称吴氏为太史，是由于他为光绪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精于明史及乐府诗。1939年《九龙乐善堂特刊》编印，朱汝珍（字玉堂，1896—1943）亲自提字，黄氏对朱氏的咏赞为：“瑚琏玉堂器，鸾凰阿阁阶；紫阳弘理学，秀水写风怀；天地方昏执，烽烟久晦霾；千春诗社散，风雨听喈喈(关于诸人的《感旧诗》，详阅上册，页228-229。）。”盖朱氏于1903年中举人，1906年赴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深造，曾任京师法律学堂教授，专于法理之学，直至1941年仍在港主持千春社雅集，故有是言。黄氏对陈伯陶、吴道熔诸人咏颂九龙史迹，编撰《宋台秋唱》的雅事甚为瞭解，从其《九龙盘园赋赠陈太史子砺》四首，首篇载有：“宋台秋唱西台哭，朱鸟招魂逝不还”等语可见一二。《宋台秋唱》的编成，亦即香港文人雅集的一次作品结晶。当时陈伯陶于古官富场宋王台遗址，集诸隐逸友好追荐宋遗民赵秋晓生日，并为诗次赵秋晓《生朝觞客》韵，一时和作寖多。陈伯陶又作《宋王台怀古诗》，和者更众。参加是次集会成员，并有张学华、赖际熙、汪兆镛、苏选楼等十余人，未及参与而尝为宋台唱和者，还有吴道熔、桂坫、何藻翔、丁仁长等二十余人。诸诗坛前辈交谊甚笃，其隐逸派的怀古诗风，独步于香港的中国文学界。当中例如赖际熙（字焕文，1865—1937），由于出身前清翰林，曾任国史馆编纂，凭藉丰富的治学经验，积极推动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及学海书楼等发展(诸老文学活动广泛，考香港大学于1915年开始筹办中文学院，亦以赖际熙为学院院长，至1927年正式成立中文系。1923年，赖际熙又与俞叔文、李海东等人成立学海书楼，专以藏书及讲学为目的，经常招聚陈伯陶、朱汝珍等登坛讲学，使原来民间文士酬唱之学，逐渐纳入学术正轨。详阅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国学社，1961年），第六章：中国文学在香港的演进及其影响，页197-208。） 。到30年代末，黄咏雩因战乱避居香江，昔日相与酬唱的诗友大多离世，睹物思人，不免继承前人咏怀九龙寨城、宋皇台、杨亮节庙等古迹的风骨(《九龙宋皇台》诗云：“天水茫茫问水滨，景炎辇道末全烟；白鹇海上犹同死，金甲云中倘有神；天地至今为逆旅，江山从古有胡尘；寒风吹断西台泪，我亦当时恸哭人。”又《九龙杨亮节庙》诗载：“铁胆孰为金甲将，红光不见火轮儿；一生提举劳王事，后死慈元系姊思；此去赵家无片地，谁知官富有遗祠；神州又睹沉沦日，极目关山鼓角悲。”参阅上册，页198。）。

　　四　　　

　　二十世纪初居港的前清士子，拥有前朝科举功名，他们吟咏赋诗，本于自得其乐的归隐心情，对国事的剧变表现得相当无奈，故此大多止于凄身之地的劝德教化，而且经常返国拓展旧雨新知，寻求文化身份认同。到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民族文化的存亡问题已届关键时刻，国人团结一致，组成各种文化战线的救国意识十分高涨，香港有识之士在此时代洪流的牵动下，纷纷响应支持。

　　广州沦陷，黄咏雩举家于1938年逃难香港，所住之处是一向熟悉的九龙南京街，后迁弥敦道。此时期黄氏诗歌，例如《九龙》、《虎门篇》、《戊寅感事》等，多反映日军侵略下的爱国情怀(诸如《九龙》咏云：“言陟九龙砦，试眄二王村，苔深杜宇血，中有帝子魂”（上册，页135）；《虎门篇》谓：“蕃兵炮火轰迅雷，铁汉不动天地摧”（页170）；《戊寅感事》又云：“絶怜涂炭成刍狗，终见玄黄战野龙”（页62）。）。翌年，叶恭绰为首的旅港文化界人士，共同组织了“中国文化协进会”，遂开始筹办广东文物展览会。1940年展览会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隆重开幕，黄氏以委员会身份参与会议，作了关于保护国家文物的发言，并以个人珍藏的唐代名琴天蠁琴，商代青铜器咏樽，三国吴代永安铜镜，元代赤符鎏金佛像，广州部曲将印等十五件文物参展，撰《参观广东文物展览会述评》。会后又协助叶恭绰等人，编印《广东文物》及《广东丛书》，加强了在港岭南文人的接触交流，并纳入系统的学问工作(是次文物展览会的展品分类繁多，细分为图像类、金石类、书画类、典借类、志承类、日用品类等十类，共二千多件物品，可谓香港开埠以来最具规模的一次文物展。叶恭绰征集黄咏雩等扺港文人筹办展览会，详阅同书，黄福禄:《追思》，页212-219。） 。叶恭绰（号遐庵，1881—1968）乃黄咏雩的父辈世交，为国民政府的开国元老，主治交通事务，精于清代诗词，是著名的书法家、文物鉴藏家，于战前香港的国学文坛中，甚具名望(抗日时期叶恭绰在中港的政经界和文化界影响深远，被视为重庆系的香港要人，据日治的兴亚机关于1942年3月5日记载，日军占据香港，马上把他和胡文虎、颜惠庆等17人拘禁于香港酒店，后因叶氏患病而于住宅内长期禁固。详阅小林英夫、柴田善雅：《日本军政的香港》（东京：社会评论社，1996年），第1章：日本军的香港占领，页32-41。）。透过叶氏关系，黄氏于1941年参加香港千春社的雅集，席间咏作了《千春社席上赋呈朱聘三、江兰斋、卢襄父、衮裳湘父、俞叔文、黎季裴、杨铁夫、胡伯孝、郑韶觉、叶遐庵、黄慈博、陈觉是、卢岳生、李凤坡诸子》，显示诗社集会仍是早期粤港文人交流的重要蹊径。

　　上述千春雅集的成员当中，不少已投身教育行列，例如朱汝珍，陆续聘为香港大学中文系兼任讲师，任职香港孔教学院院长兼附中校长；李凤坡（宇铭深，1890—1960）是1915年香港大学文学院毕业生，跟随赖际熙太史学诗多年，历任香港官立汉文学校校长、金文泰中学校长。他们挟最高学府之名，于推动千春社雅集活动，至为方便。与赖际熙关系密切的俞叔文（名安鼎，生卒年不详），是晚清贡生，年少时读书北京译学馆，辛亥革命后匿迹香港，设私塾授徒，为学海书楼的创办人之一。此时，因国内动荡辗转寄寓香港者渐多，江孔殷（号兰斋，1864—1952）为1904年进士，前后辅助两广总督岑春煊办学；杨玉衔（号铁夫，1866—1944）亦于1904年考取内阁中书，肄业国家京都大学师范系后，一度回乡兴办隆都高等小学堂；卢湘父（名子骏，1888—1970），曾就日本大同学校教席，力倡孔教救国；黄佛颐（字慈博，1886—1946）为宣统己酉拔贡第一，穷究乡邦文献，由时敏中学校校长到广东大学教授，为时甚久(关于所举诸千春社的成员来历，详阅《天蠁楼诗文集》下册，附録八，罗雨林、黄福五：《天蠁楼诗文集》人物简注，页366-498。）。香港学校制度于政府引入教育条例，始渐具监管规模，惟授学者多由旧学出身，重视中文教育及传统四书五经等教习，仍为不争的主流(按吴伦霓霞的统计，该教育条例执行翌年，市区受监管的私立汉文学校的学生人数为8790人，为私立英文学校学生人数（2075人）的四倍以上；至于资助的英文学校学生人数（2137人），则与资助的中文学校学生人数（2192人）相若，可见民间的中文办学仍甚普遍。自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政情变化迅速，不但满清政府变法改制，倡办新学堂而废科举，维新派及革命份子也积极于海外地方提倡新学，创办学校，香港遂成为其活动要地之一，至二、三十年代，有志之士在港办学之风，十分盛行。港府教育条例的颁布及其后中文课程标准的编定，无疑是因应上述活动，将国内老师宿儒来港自办的学校，逐步透过资助而纳入较正规的监管。详阅Ng Lun Ngai Ha, 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 Development of Public Education in Early Hong Kong（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4）. 91-116 ；吴伦霓霞、郑赤琰《香港华文教育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收入二氏合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亚洲之海外华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9年，页170-172。）。举行是类雅集，不但能切磋诗词学养，而且将两地职种相近、志趣经验相投的知识人加以联系，顺利完成由传统社会向新社会的文化过渡。由辛亥革命以后赖际熙、陈伯陶到抗日时期的朱汝珍、叶恭绰，前朝宿儒领导的国学活动十分活跃，当中反映香港大学中文系师生和各方扺港才彦的交流情谊。

　　罗香林在记述1949年以前的香港文化发展时，特别留意国内变乱与知识份子南来香港的文化迁播关系。其时居港文人彚萃，虽抱持暂时避乱心态，惟各种文化活动促成的学术风气，尤其发展出本地一脉相承的学问渊源。其谓：

　　香港区域，既以接邻中国内地，而政府又勤于治理，社会安定，且利于多得人力，以为更巨发展。故每值中国变乱发生，凡内地不欲受变乱侵袭之人士，既多不约而同，挚家来港，或以所爱书画图借，寄港庋藏，更予在港人士以易观摩中国文物机会。而此类避居人士，又每喜为诗酒宴集，唱和既频，文风以盛，又或以频经世变，思以学术文章，为精神寄托，于是而讲学著述之风，寝以兴起(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页5。）。

　　其所指的“避居人士”，正是指叶恭绰为代表的南来文人(胡晓明：《饶宗颐学记》（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6年），页19-21。）。叶氏联络在港的文人同好，既参与诗社雅集，又协办岭南文物展览活动。叶氏强于乡邦文学，扶持后学继承其研究工作，香港大学的中国学粹得以深化，实孕育于叶氏与学人的多方接触，开拓中西文化之间广泛的学术对话。叶氏虽祖籍广东番禺，但长期为民国政府筹划国家交通铁路，其后因建设杭江铁路工程而居于沪。由于国外考察经验丰富，加上学养深厚，故此代表中英庚子赔款会经办文化教育事务。举凡鼓吹各国设立与中国有关的文化学院、图书绾、博物馆展览，以至于招考留学国外诸事，叶氏皆得以参与。1937年叶氏来港之后，其《遐庵先生年谱》载：

　　先生在港时，仍未尝一日自逸，或与朋旧渔畋艺苑，鼓吹词坛，或表彰先贤保全文物，盖发摅怀旧之蓄念，即隐以唤起民族之精神（1937年11月）。

　　与许地山、马季明等开古玉展览会于香港大学。先生讲演力主应革除玩赏心理而从事研究，谓石器铜器时代间有一玉器夹杂其间，乃吾国之特色。言文化史者应注意，一时风气为之丕变（1939年4月）(俞诚之编：《遐庵汇稿（附年谱）》之三，辑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六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页355-356及页360。）。

　　国内情势日趋严峻，由关注中国兴衰态势而演成的社会史性质论战正逐步展开(严格而言，知识份子对中国发展形态的辩论，孕育于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从二十年代初的中国社会主义论战，到1927年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1931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再扩散至1934-35年间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讨论的理据亦逐渐由原初的社会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例如中国是否属于封建社会，应由资产阶级主力推动产业革命；抑或中国社会已资本主义化，受帝国主义支配，应主张无产阶级革命，推翻国内外资产阶级；还是仍处于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主张以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推翻封建势力及国内外资产阶级，凡此皆为论战的焦点所在。参阅蔡国裕《-九二〇年代初期中国社会主义论战》（台北：台湾商务印书绾，1988年），结论部份，页462-475。）。叶氏从旧学文物的基础，阐扬中国文化时期本质，发展创新观点，正是深受新文化熏陶的许地山诸港大教授所关注的，于是开拓香港大学文物展的先河。从各种迹象显示，叶恭绰为首的文人圈子与香港大学的广泛联系，实自三十年代中期开始，其时正合乎香港大学发展国学的趋势。盖1934年陈君葆受聘于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兼任冯平山图书馆馆长后，冀将香港大学中文部拓展成为中国学术界中具备地位的机构(陈君葆着，谢荣滚《陈君葆日记》（香港：商务印书绾，1999年）上册，1934年7月18日（星期三）内容，页79-80。关于陈氏受骋香港大学用意及过程，详阅该书前文所附周佳荣：（大时代的证言——陈君葆及其日记），页V-XIII。）。1935年胡适来港接受该大学颁授博士名衔，并强调香港所扮演的新文化中心角色，凡此对大学方面起了莫大激励。稍后许地山加入香港大学，落实中文课程改革，即参考了胡适不少的意见(陈君葆欲聘胡适任香港大学中文部教授，胡氏婉拒，并推介许地山为合适人选，提议最后成为港大方面定案，其间细节详阅（陈君葆日记)上册，1935年5月2日(星期四)，页140-141及6月8日（星期六），页148。）。由许地山任职港大至1941年逝世的五、六年间，对国内新旧文化人而言，产生极佳的网络关系。许氏及与中文学院具渊源同寅，例如赖际熙、俞叔文、李凤坡，均与叶恭绰素有交往，解释了上述诗社雅集活动与港大文物展览的深远关系。

　　1940年的广东文物展，就是叶氏继1939年古玉展之后的协作成果。诸展览使不少扺港学人得以将研究登堂入室，此点在饶宗颐的忆述中得到进一步印证。饶氏谓其早年学术，因缘际会，颇得力于叶恭绰的提携。叶氏是首位文化中介者，不但让饶氏继续其编修《全清词钞》工作，而且如援引黄咏雩的方式，透过大学的展览研究，晋身香港国学主流(饶宗颐参与叶恭绰主持的学术工作，一方面加强了与香港大学的联系，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学术的知名度。四十年代，饶氏已融入主流国学，参加禹贡学会，并主撰《古史辨》、《古地辨》、《潮州志》及敦煌学等研究。至1952年饶氏得以任教港大中文系，与林仰山教授集东方文化研究院、博物馆及中文系三者优势，建立更辽闹的东西文化视野，职历达16年之久。详阅《饶宗颐学记》，第二章：与香港的因缘，页25-30。）。四十年代初，随着日军进占香港，这批南来学者部份选择归国避居，部份则留港发展文化事业，构成不同的际遇。前者例如黄咏雩，复于1942年举家自九龙乘船返国，辗转于广州及故乡横江，其间写下不少爱国诗词。归国后的三十多年间，虽逼于各时期的运动，惟参与广州诗友雅集无间，显示文人维护活动的一贯志趣(例如1946年于梅花馆、甘泉山馆的宴集；1948年的北园宴集；1957年三度北园酬唱；1958年泰华楼宴席；1959年听梅楼赋歌；1960年藤花别馆论诗；1963年芳春园饮宴；1965年郊楼、镇海楼对酌等等，均可见其诗社雅集的延续，详阅下册，黄福五：《黄咏雩先生生平活动表》，页346-361。）。后者如饶氏则继续在港的研究工作，与香港大学保持联系，最后开创五十年代香港大学中国学术的新领域。

　　五　　　

　　“雅集”的定点结合方式，有助维紧圈中诗友的创作，而文人的交际机会，同时取决于专研的文化范围。由于文人赋诗写画，诗意画意并重，作品的鉴赏便须要结合两方面的专长，故岭南诗人与岭南画家之间，交游过从甚多。二十世纪的岭南画派人才辈出，如高剑父(1879—1951）、陈树人（1883—1948）、张大千（1899—1983）、黄君璧（1899—1991），均与黄咏雩相知，结伴同游、互赠诗画的经历，奠定双方长期的友谊。所谓“交游”无疑拓通了不同文人圈的活动空间，在互动的过程中南来北往，形成更臻活力的岭南文化。

　　黄咏雩自少喜游名山大川，年十四、五岁的作品中有《端州鼎湖山庆云寺》、《韶州曹溪南华寺》、《西江夜渡》等诗，年稍长已遍游南粤名胜。《北江游草》诗集，可说是作者二十五、六岁时，与诗友长辈从游唱酬的心血结晶(黄氏首度游北江应于1926年，但以1928年1月及7月为所到之处至多，交游诗作至丰的一次。是年8月始集北游诗稿刊印成《芋园北江游草》，由师长辈的吴道熔题端，黄祝蕖作序，可谓其诗坛的成名作，现存于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参阅上文，页326-328。）。由于其岳丈在上海南京路经营绸缎，其妹婚嫁上海陈家，因此黄家在上海亲友故旧很多，北游招聚甚为方便。北游路线，不宥于杭州、南京、上海一带，自北京、燕、赵、齐、鲁、吴、楚，沿江河而上，直至川陕，是提供其怀古诗词的尚佳素材。北游上海时，首度交结了画坛前辈黄质（1865—1955），他不仅亲为咏雩书斋绘《天蠁楼》图，赠以陈白沙手卷，还引介认识张大千(黄咏雩认识黄质应始自1929年的北游，是透过邓秋枚、王秋湄的中介关系得以约访。由于二者出身不明，而画坛的黄君璧是咏雩少时挚友，是否由此构成是次更广阔的交际机会仍有待查考。）。黄质早年已参与清末民初的海上题襟金石书画会，于1926年发起组织中国金石书画艺观学会，发行了《艺观》双月刊，奠定画坛的团结基础。张大千虽为晚出，然于三十年代已自成风格，享“南张（大千）北溥（心畬）”的美誉。张氏于1933年游广东罗浮山，黄咏雩设宴赋诗相赠，归程时张氏送其所绘《罗浮山白水门观瀑图》，幷亲访黄氏家藏清湘画册。黄氏所作的《张大千绘赠罗浮山白水门观瀑图歌》载：“君本峨嵋仙，来访茅君七洞天”，又谓：“天涯知己几何人，思存不见肝肠絶”，足见互相敬重之情。1936年，黄氏怀念好友，复写下《寄怀张大千》。其后于1938年，张氏在港开画展，二人又聚于袖海堂，遂有《袖海堂上赠别张大千归蜀》之作(黄氏与张氏二人情谊，详阅黄福禄：《追思》，页190-191。）。

　　与张大千相熟的黄君璧和高剑父，也是参与黄氏1928年北江之游的成员之一。黄君璧于1922年入楚庭美术院研究西画时，已于广州认识张大千，1926年始至上海，与黄质、郑午昌等交游，逐渐融入更广阔的画坛世界。君璧与咏雩同为南海县人，自幼相熟，并以兄弟相称，咏雩所藏书画甚丰，其中明代仇十洲的《停琴听阮图》真迹更借予君璧临摹。故咏雩认识黄质、张大千诸人，应由黄君璧引介。1941年君璧自四川到港举办绘画展，曾赠以《莫愁秋柳图》和《蜀山秋色图》，咏雩遂为题赋诗二首以谢(同上，页282-283；黄福五：《黄咏雩先生生平活动表》，页341。）。同样情况，高剑父留日归国，先后创办春睡画院，南中美术院，创立岭南画派，与其弟高奇峰、陈树人合称为岭南三杰。北江之游后，高氏屡与咏雩交往唱酬，如三十年代中黄氏所作的《西园席上赋赠罗仲彭、张纯初、高剑父》及《答高剑父约游金陵》，可见一斑 (《黄咏雩先生生平活动表》，页335-336。）。陈树人与黄咏雩的情谊，亦始于北游之后，1935年黄氏作《柬陈树人南京》，应该为相约诗画名家游访金陵一事所写的。1940年咏雩居港期间，陈氏仍自渝寄其《战尘集》，黄氏即赋诗酬谢(同上，页340。）。1948年陈氏去世，黄咏雩为其撰《祭番禺陈树人先生文》，忆及旧日交谊，嗟叹“清游难再，灵飨其来”，凡此种种，当知黄咏雩与岭南诸画家，交游非浅。

　　岭南文人圈子间的交往发达，其实配合着世纪之交中国政情的发展趋势。岭南文人当中，追随孙中山革命事业者不在少数。国家在内忧外患的困局下，如何寻求文明自强之道，成为志士仁人的社稷责任。在师承旧有文化事业基础的同时，常冀以新思想重整所学，故穿梭往还于各地，联络同志友好，互相观摩交流，成为必然的手段。诗画创作，写物咏情之间，至为心领神会，二者交游，自然水乳交融。黄咏雩父子为爱国殷商，受国民元老敬重，与之神交者，每为革命先躯。若陈树人和高剑父，两者交往数十年，俨然将中国书画事业，看为社会大众文化的一种革命延续(高剑父于1906-1908年赴日参学，考入东京日本美术院研究所，创出了融合西洋艺术龢民族传统的艺术革命方向。作为同盟会的成员，高氏以改革的情怀贯注于艺术创作之中 ，务求一新社会风尚。辛亥革命前后，高氏的陶瓷活动，将美术与工艺结合，力图振兴民族工业。另一加入同盟会的陈树人和高氏毗邻而居，二者过从甚密，所办的《时事画报》，亦替高家所设的博物商会聘请大批画师，借此招聚志同道合者。详阅高美庆：《高剑父与中国现代陶瓷业》，收于黄咏贤主编：《大匠的足迹——高剑父先生诞生一百二十周年纪念集》(香港：远东文化艺术交流中心，2000年7月），页26-34。该文章经扩充增补后，并收于岭南画派纪念馆研究部编：《岭南画派纪念馆十周年文集》（广州：大一印刷有限公司，2001年），页20-31。）。从1930年二者与丁衍镛、陈之佛共同组织艺术协会起，至1948年陈树人逝世前，与黎葛民、关山月、赵少昂等合组今社为止，彼此皆视为挚友(详阅黎明：《高剑父先生年谱》，同书，页63-66。）。不但如此，在书画圈外同游的文人友好，交相推为知己，从地缘上扩充文化圈的影响力。这种圈子的放大，有利于人文社会的重构，最后是诗友还是画友已无圈子隔阂。例如上述的黎葛民（1894—1977），早于1912年游学日本，认识陈、高二氏，工诗善画，为广州雅会越社的发起人，作品经常在海内外参展外，时至1973年，仍与黄咏雩等参加诗聚宴集，关系十分融洽。赵少昂（1905—1998）为高奇峰学生，集岭南画派的大成，1931年于广州创办岭南艺苑，培育国画人才，1949年之前，仍从咏雩师友黄祝蕖学诗(参阅黄福五、罗雨林：《<天蠁楼诗文集>人物简注》，页447。），皆见二者圈子因长期交游而重迭的作用。

　　六　　　

　　香港文化内涵，结合着中西交融的复杂因素，殖民地积极引入西方的自由经济、医疗及教育诸政策，逐渐使香港晋身现代化的社会，惟中国传统的人文道德价值，在香港社会的建构过程中仍产生不能取代的作用。知识份子对中国文化的正面态度，强烈反映在二十世纪初陆续旅港的骚人墨客身上。急激变动的中国政情，使他们多沦为生不逢时的人物，但是失落的生活际遇，却强化了文人圈子的集体认同，并赋予文艺创作的延续意义。从黄咏雩《天蠁楼诗文集》可见，诗社雅集的结合方式，在广阔的华南地域，仍然有力主宰粤港文人的相互流向，使不同的文人圈子之间交相重迭往来。黄氏以广州为根据地，一度寄寓香港，其往返二地的经验有助解释早期省港互动的人文社会面貌。

　　从整体的社群性质而言，黄氏及其友人具备新时代的改革情怀，幷且多于早年投身革命事业，渐次由密切的政治层面，返回个人学术创作的原点上。故此在学术创作的过程中，往往表现高度的时代写实，致力寻求中国文化的出路。他们偏处岭南，透过特定的学术地缘关系，建立较小规模的人脉联系，并与华北茁壮的文化思潮，发生积极的交流作用(以胡适为例，五四运动以来北大学者提唱的新文学思潮，由北而南席卷全国，胡适的社交圈子渐延伸至政界，而文学创作又同时能配合当时蓬勃的出版事业，构成相辅相成的宣传果效。参阅耿云志：《胡适及其友人1904-1948》（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页28-29；叶宋曼瑛着，张人风、邹振环译：《从翰林到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页174-182。）。这种诗友之间的活动例子，揭示了近代中国文士交往的冰山一角。各种文人圈子之间存在的身份类型、学问源流和参政程度等区别，或许是今后讨论公共空间与范畴时，不能不深入检视的因素。

　　（本文收録于：2002年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出版 刘半章、黄文江合编《香港社会与文化史论集》，第57~73页。）
　　（作者：赵雨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