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商人运动（商运）肇始于1904年1月清廷下谕筹备，1905年7月在广州成立的广东省总商会（商务总会）。随后，各商业行会、跨行业的商会联合会如广州总商会、七十二行商会等亦相继成立。商人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在我国近现代民主革命的政治、经济舞台上崭露头角、生机勃勃，扮演着重要角色。当时广东省总商会的首任总协理为左宗蕃，协理郑观应，助协游西关小画舫斋主人黄景棠，以及朱文沛、区赞森、许应鸿、吴福元、杜荣光、潘金生等。广东省总商会是广东省第一个商人们自己的组织。其领导机构由商人自己选举产生，不受官方任命。但它却是清廷官府授权商人组成的，代表官方立场的机构。广东省总商会成立后，积极参加爱国运动。郑观应在《致广州商务总会总协理书》说:“天下安危，匹夫有责。我粤各界同胞亦皆国民一分子，吾知必能互相策应。而不落他人之后耳。”广东省总商会成立后不久，广州即成立反美爱国运动的领导机构“广东拒约会”。总商会不仅积极参加，而且它的头头郑观应还被选为“拒约会”总理，积极领导拒约会成员进行反美爱国运动的斗争。在立宪运动中，总商会也积极参加，在政治舞台中一展身手。此外，在经济舞台上，广东省总商会还为商人间的互相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牵线搭桥，对全省各行商的活动也发挥了积极的协调作用，对广东市场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还加强了中国与外国“商战”中的竞争地位，提出实现这种竞争地位的途径、方法等。至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反清革命，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东征南讨北伐，转战全国，广东商民在广东省总商会、广州总商会及其行业组织等的带领、组织下，均给予大力支持，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不少人认为，上演广州作为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策源地这场威武雄壮、波澜壮阔的历史巨剧的角色仅局限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妇女运动，却忽视了广州商人运动的历史作用。这是不够全面看待这一问题的看法，也是不够符合当时的历史史实的。本文拟从下列方面对其历史作用作一粗浅探讨。

　　一、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从初期犹豫、走和平独立道路，到欢迎革命的转变

　　1911年革命党人领导的辛亥武昌起义取得成功，清官席卷而逃。各地积极响应，湘、陕、晋、赣、滇、皖等省纷纷起义。广东也不例外。当时士绅巨贾及其政治代表的广州商人运动，虽然未能与以同盟会为核心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走暴力推翻清政府的地方统治、建立革命政权的道路，而是想走和平独立的道路，在反对旧政权，建立新政权这点上是与资产阶级革命派一致的。当时随着民军的纷起，省城几乎处于民军包围之中，陷入孤立状态，同盟会在城内秘密设立指挥机关指挥和联络各地民军，进逼广州，造成大军压城之势。在这种情势之下，广东绅商1919年10月25日齐集广州西关文澜书院召开会议，推举邓华熙、梁鼎芬为正、副主席。会议由于受广州清乡总办江孔殷操纵，极力想走和平独立道路，但粤省自治会代表谭民三、陈惠普却认为“此等政策，断不济事”。29日，九大善堂、七十二行总商会在广州西关爱育善堂集会，经讨论决议：“承认共和政府”“承认满汉一体”，同时呈文总督。会后由九大善堂、七十二行举办商团以自卫，“一面公举代表至港向党人总机关宣达意旨”，决定拥督独立，幷发散传单，市民得知情况欣喜万分，“有人持白旗大书‘广东民国独立’字样，竖立该院门口，放鞭炮万响。城乡内外各铺户，亦悬旗张灯，放鞭炮相庆贺”。在督署前聚集2万多人，争相祝贺。张鸣岐督署等在革命党人、民军及商人运动等各种力量的压力下，军心大变，使其想保住自己地位和权势的用心化为泡影，遂决定赞成广东和平独立。大家在谘议局开会，张鸣岐等逃之夭夭，遂公举胡汉民为都督。11月10日时任广州总商会董、广州市米粮行主席的黄显芝先生与各界代表齐迎胡汉民从香港回来广东谘议局履任，使广东省级资产阶级政权——广东军政府正式成立。“即时将中华民国国旗挂于谘议局屋顶之上，各人欢呼鼓舞，壁瓦俱震，拍掌之声不絶”。至此，省城广州真正光复，宣布独立，并波及全省各地，实现全省独立，建立革命政权，取得成功，这些都与广州商运配合革命党人所作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二、从经济上支持政府解决财政危机

　　广东光复不久，军政府宣布废除清朝各项苛捐杂税，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但亦使军政府面临着经济崩溃的危险。因为原广东财政的主要来源赌饷和各种苛捐杂税废止后，加上新政府及军费的庞大开支，令当时的经济形势十分吃紧。

　　为瞭解决财政危机，军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如筹募公债500万、向港商借款40万等，仍无济于事。最后只好采取发行公债,向省港商界借款，并将原封存不流通的清官钱银局纸币1200万元加盖军政府财政部印之后发行，并令广东总商会承认通用。在总商会、七十二行、九善堂暨各团体召开的会议上，总商会董暨广州市米粮行主席黄显芝积极带头响应配合，他手举纸币样板，笑说:“此银纸可在米铺买米。”因而带动当时的商善士绅各界的广泛支持，并通过了《总商会议决维持金融机关案》、《总商会、七十二行、九善堂暨各团体公启》等重要决议。这样才使广东军政府的财政几由零始，一跃而拥有一千二百万可换取物资的现金，从而使军政府和广东财政安度难关。且能支持他省的革命斗争，实功不可没。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但革命果实并没能保存下来，而是被袁世凯所窃取了。袁把临时政府迁往北京，放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远离革命党人控制的地区。4月，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与廖仲恺、胡汉民等自上海回广州。胡汉民复任广东都督，廖任财政部长。时任广州总商会会董兼广州市米粮行主席的黄显芝先生代表商界迎胡、廖于省谘议局，并捐银一万零四百元给政府。

　　三、赈灾捐米饭，救民于水火

　　1915年（乙卯）7月，广州发生百年一遇的罕见大水灾，灾情殃及全省，人民在龙济光的残暴统治下，生活更为困难，各地灾民遍野，龙氏不顾百姓死活，不断巧立名目的捐税，如雪上加霜，广东士绅巨贾为此痛斥：“四民生困，发穷匪滋，半数由是。”黄显芝则令其所属粮仓开放，赈济附城乡民，并用大船五艘、小船若干艘，接济难民，分赠粥饭药品，并捐棺木百具为遇难者办理善后。救民众于危难之中。1916年7月，龙济光被逐出广州，滇、桂军直逼广州，与龙济光军交战三十余日。8月16日，粤商会致电北京政府，详述龙济光祸粤罪恶，呼吁去龙，配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和各界逐龙的斗争。广州米粮业主席黄显芝还目睹当时附城广三铁路一带，乡民均受兵祸之苦，于是开办兵燹栖流所于其乡南海横江乡，收留救济了数千名难民，捐施米饭药物。难民咸称其好。1918年广东省粮食歉荒，洋米亦辍运，仅仰给皖、赣，且米价踊贵，民皆叫苦。黄显芝联合米粮业行内巨子筹组广东粮食救济会，主持采运粮食工作，计前后共运给广东全省粮米共38艘，使米价及时得到平复，粤人皆称颂。第二年粮食又歉收，粮食救济会在广东省政府的支持下，继续为舒解粮荒而努力，做出了贡献，使饥民得以度过难关。1931年，广东又发生大水灾，比之乙卯年灾情更甚，广东商善界同心合力合办广东水灾赈济会，黄显芝的儿子黄咏雩在其父退休后，担任董事兼采运股主任，对此出钱出力，对灾民施以援手。

　　四、进言政府，减轻民食负担

　　1917年9月广东护法军政府成立，孙中山在广州就任海陆军大元帅，通电否认冯国章为总统，宣布段琪瑞等为叛逆，下令北伐，发动了护法战争，鼓舞了各地反对北洋军阀黑闇统治的力量。置七总裁，黄显芝等商界代表人物对护法军政府积极拥护，并谒请外交总长伍廷芳、财政总长唐绍仪，请求免去粮食印花税而获得批准。自此以后三十年，大家皆以为例，从而大大减轻了民食负担。1927年黄显芝退休，其子黄咏雩递为广州总商会委员、米糠行养和堂主席。1928年又任米糠发行商业公会主席。广州起义失败后，农、工、商、学运皆受禁制影响，处于低潮。1930年黄咏雩借同业公会法之颁行，首先召集米糠全行商店代表，起草组织章程，改组同业公会。他被大家一致推举当选为广州市米糠发行同业公会主席，并主持总商会促进改组同业公会会议。广州市各商业同业公会自是纷纷组建。广州商运，于是再现蓬勃生机，以争权益。他主持总商会、市商会联合讨论修正广东印花税条例会议。主持米糠、杂粮两行联席会议，反对皖省政府以武力强抽米照费，影响民食。1930年2月，黄咏雩当选为广州市商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兼调查科主任。黄积极履行职责，向政府提出请求将一千万借款拨还二成公债速给现金案。4月，黄等五执委向省财厅提出改善营业税的报告书。1932年1月，黄主持市米糠行呈请政府豁免糠类抽税获准。8月广州市商会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大会之议决案，絶大多数均为要求政府撤除各种苛捐杂税，减轻商民痛苦者。1933年8月，以黄咏雩为首的省商联会，以粤省经济恐慌，已到极点。根据商会法，要求政府召开经济会议，讨论救济办法。黄咏雩还拟具提出经济会议提案各件给省商联会，获修正通过。省商联会即请求省财政厅改善营业税。11月，广东省经济会议召开，黄氏代表省商联会提出多项挽救经济危机的提案。然而，会议提案只讨论了三分之二，厅长区芳浦即令会议结束，所以其余提案未能获准通过。

　　五、捐巨款米粮，赞襄国民革命于危难之时

　　1920年10月，孙中山与伍廷芳回粤，恢复军政府，宣布继续执行职务后，孙中山先生的思想认识较前有了很大的发展。他认为当时国内外形势，在广东省建立正式政府，作为出师北伐，打倒军阀，统一全国，建立民国基础的革命根据地是非常必要的。1921年1月1日，中华民国军政府在广州举行南京临时政府成立9周年纪念大会。孙中山出席大会幷发表演说，主张建立中华民国正式政府。时海军总长汤廷光为临时督军兼省长，向广州总商会筹借军饷，黄显芝积极支持，即时借款二万元。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发动反革命武装叛变，叛军4000多人围攻总统府和孙中山在观音山的住所粤秀楼。6月17日孙中山移节永丰舰，旋驻黄埔，设大元帅府，指挥平叛至8月9日离舰赴上海。在此两月中，舰上粮食及檄调讨逆各部队之米粮供给，为数甚巨，而舰粮极为有限，黄埔又无藏粮，需粮急如星火。黄显芝在其子咏雩的陪同下，与伍朝枢晋谒孙中山先生在黄埔永丰舰上致慰劳致意时，孙中山提出借米，黄氏即慨然将白米数船，约6000余袋（每袋约200斤）捐助军粮，并商妥交接办法。但当时广州黄沙已为叛军所据，泊于珠江河面的米船在叛军炮口封锁之下，黄氏父子不顾危险，令养和堂购备经香港转运之洋米急运北上，由陈策将军率舰于黄埔接收，亦乘夜冒险使泊于近沙面河面之一、二米船顺流而下，以解辘肠之急。当时叶剑英元帅为海军陆战队营长，护卫孙中山先生于舰上，亦在接收黄氏赠米的宝璧舰上执勤。当时孙中山看到黄显芝父子冒险送来的粮食时亲手执着他的手表示嘉许致谢。1923年1月15曰，陈炯明在西路讨贼军的讨伐下，退出广州。2月孙中山回广州就大元帅职。7月，兵站总监罗翼群向米商订购军米75万斤，限5天内交付。时广州市米行商店共30余间，其中8间以黄氏为经理，且为该行主席，代表签立合约。该项军米欠价9万余元。米粮行黄氏一直未有领取。8月，罗翼群再向该行订购军米300万斤，米槺行亦如期交付，但亦只领取米价的三分之一现金，余下款项，候以官产折价作按相扺。所以自民国初年始，廖仲恺筹集革命经费及粮饷，即与广州市米粮行商之首黄显芝建立友谊，尝以黄氏能仗义摅忠，赞襄革命，称道不已。曾延请黄显芝先生速来商议国事，亲自驰车前往送返，优礼有加，拟聘他为谘议，但黄氏却谦辞不就。孙中山亦尝命内政部长徐绍桢，派令黄显芝为财政委员。时财政委员有廖仲恺、宋子文、古应芬等人，徐氏征询邀请黄氏，黄亦谦辞不就。1924年，驻守广州各客军，有不守军纪而任意闯民居商铺、擅自拘捕商民者，引起民众的不安。当时广东省长廖仲恺签发命令，首句云：“爱国殷商黄显芝，支援国民革命有功”，末句是:“特饬各属军警，对黄氏及其家属，妥加保护，不得侵犯。”同年10月10日，广州商团武装叛乱，陈炯明和商团头子、香港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互相勾结，阴谋里应外合，颠覆孙中山的革命政权。当时全城在商团反动头子唆使下，强迫商店罢市，对抗政府。8月14日，孙中山接见商团请愿代表，耐心对他们进行教育，劝他们不要以罢市与政府对立，不要受人唆使。8月27日，廖仲恺发出《劝谕商民开市布告》，声称：“如罢市商店，仍复执迷不悟，闭门停业，则军事处置，断不容缓”，幷发出“着永安堂、养和堂照常办米令。”黄显芝遵令，即以广州市米粮行主席名义通告全行各店开门，照常交易。至政府平定商团叛乱大局初定之时，养和堂购自安暹之洋米十万石，已源源不断运扺广州，安定民生、支持革命政权。当时黄显芝家乡南海横江乡团，在黄的影响下，没有参与商团乱事。所以省长胡汉民批准，横江团械，概免收缴。1926年1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也得广东人民的热烈拥护，工农群众群起支持，广东商界也积极支持。当时广州商界黄显芝先生亦领销金库券五万元支援北伐。仅举以上事例说明，广州商运是积极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的。当时孙中山领导国民革命，能以广东一省（主要是广州市）之财力，转战全国。除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等大力支持外，广州商运的支持努力也密不可分。当时政府曾迭次向广州商会借款、派销公债。总数是以千万、亿元计。黄显芝代表商界，皆踊跃认借认领，数至庞巨。黄氏尝言：“革命建国庆幸成功，则弦高犒师，鲁肃指囷，义无辞让也。”1927年9月，广州发生金融危机，政府又急需军费，强行派销公债。这就是著名的“四四借款”。它有如竭泽而渔。广州市米糠行被强行派借巨款，银行亦被迫向米糠行追收贷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得抛售存米，套取现金上缴，完成任务。而历年之债券借款多皆久候而偿还无期。致使黄氏经营之米糠店由全盛时的12家、米机厂1家，营业额几占全行业的三分之一，米业首富，至变成亏损严重，负债累累，几至全线倒闭。这完全是因他们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的义无辞让的支持和超负荷的奉献所致。

　　六、支持省港大罢工

　　1925年6月，广州和香港工人为支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举行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数万罢工工人返扺广州。当时港英政府大为恐慌，立即宣布戒严令，宣布禁止粮食出口令和禁止金银圆块纸币出口令，急调海军陆战队登陆，军舰往来海面巡逻。使香港顿时陷人战时状态。7月10日，工人纠察队开始封锁香港，对各帝国主义国家实行全面扺制的政策，禁止外国船只进出广东各港口，扺制一切外货，并禁止使用外币。这种做法虽能给帝国主义以打击，但却也给自己带来了困难。因日常的对外贸易全部中断的结果是，它不仅损害了商界利益，而且动摇了他们对罢工的支持，甚至连广州市民的日常必需品也开始短缺，连广东人的米食——靠洋米进口来维持的途径也给堵死。加上数万罢工工人的粮食等生活必需都成极大问题，而直接影响到罢工斗争的大局能否继续坚持到胜利的大问题。黄显芝看到了这问题的严重，于是偕同其子咏雩往见廖仲恺、苏兆征，进献解决问题的建议，得到廖、苏赞同，并商妥在罢工持续年余的时间内，广州市的粮食供应，主要由黄显芝米糠行养和堂经办，由他们直接从安、暹、皖、赣等地采购米石，由海路运往广州。每当有运米海轮进入珠江，皆由黄氏往罢工委员会领取“许可证”通行。6月23日，沙基惨案发生，人民对帝国主义暴行激愤至极，罢工工人纠察队实行严禁一切物资输港，港方亦禁转运洋米以为报复。为取得罢工斗争的最后胜利，罢工委员会决定把原定的“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口号改为“单独对英”的口号，集中力量打击英帝国主义。7月1日广东成立粮食维持会，由黄显芝出任平籴主任。为瞭解决当时广州粮食紧缺问题，他们克服了许多困难，因为当时东江流域尚为叛军陈炯明残部盘踞，西北水陆路又不靖，商旅裹足，只能请求由湘军、粤军总部派兵护送，方能通行。到7月中旬，经过黄显芝及其广东粮食维持会的努力，米糠行养和堂置办的米石已用海轮源源不断运至，使原来仅由上述两路运扺广州米石且只有5000担供应的粮绌局面，得到舒解。从而在米粮的供应上有力地支持了省港大罢工，直至取得彻底的胜利。

　　七、扺制“日货”，筹款慰劳抗日将士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我东北三省。广州市商界与各界一起，奋起扺制日货，成立“对日经济絶交委员会”，黄咏雩为常委，主持会议。当时“抗日会”组织人员入商店检查；“雠货”，多未照章会同对日经济絶交委员会办理，引起诸多纠纷。商人求助于市商会，黄咏雩当时为市商会调查科主任，坚持“抗日会”必须尊重大会决议案，会同“经絶委会”一齐检查办理，使之真正达到扺制“日货”，打击敌人的目的。1932年1月28日，日军侵犯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敌。消息传来广东，大大鼓舞了军民们的抗日斗志。广东商界在黄咏雩主持下，1月30日在广州市商会召开急紧会议，一致议决：立即成立广东救国筹款委员会，联合海内外团体，广募款借作后援，并即席先由粤商界集款20万元,请由市长程天固担保向市立银行先行借出，立即汇去上海。1月31日，由商界议决成立之广东救国筹款委员会召集第一次筹备会议,推选出15位常委，黄咏雩担任常委兼主席。市商会暨各同业公会决定再电汇广毫银10万元给十九路军。2月3日，由商界救国筹委会与女界救国筹委会联合发起召集的广东各界救国筹款委员会成立。大力进行筹款。以黄咏雩为主席的广州市米糠发行同业公会和汽车运输同业公会共筹得捐款数万元，汇给十九路军。黄咏雩同时又是市商会派进救筹会的代表，出任常委，主持救筹会会议。亦议决先筹垫毫银20万元，接济十九路军，并推举2人携款前往上海。办理救济受难同胞。3月中旬，黄咏雩复出主持救筹会会议，议决推举4人，携带40万元捐款赴沪慰劳十九路军。黄氏以常委身份获推举为慰劳团的领队。

　　从以上史实，足以证明，广州商人运动在近现代民主革命时期，起了积极的历史作用。它不论是在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前线，始终都能做到与时俱进，站在革命一边，站在人民大众这一边，尽自己的能力，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本文收録于：2007年5月《广州：中国民主策源地》（广州炎黄文化研究会 广州四地论丛）第419~428页。）
　　（作者：罗雨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