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咏雩，字肇沂，号芋园，1902年生，广东南海盐步横江乡人，1975年1月3日因脑外伤辞世，终年73岁。

　　黄咏雩的一生波澜迭荡，可歌可泣!

　　综观其一生，经历三个历史时段。

　　前十年的童年时期，他生活于晚清末年。他四岁入学，天资超卓，十岁能诗。

　　从1912年至1949年的三十七年间属于民国时期，中间又经历七年的日伪占领期（广州地区1938年秋才沦陷）。他先后拜多位名儒为师，少年即涉足诗坛。从青年时期始，他唱和于诗词界，因诗才出众而得“南海诗人”之美誉。他交友于丹青妙手，从诗画互赠中开阔了艺术视野。他以而立之年成广东商界翘楚，为救国救民曾一展抱负，因不容于当政者，转而潜心于诗词。古籍修编、文物鉴藏是其人生的副产品，亦成就斐然。此段人生可归结为两句话：“诗词创作正走向事业的高峰，而在商界的抱负却壮志难酬。”

　　建国后的二十六年，诗人进入了多彩的风雨人生的晚年生活。二十六年间，他几经政治运动冲击，诗词文物也曾数度散失，可他矢志不移，创作不断，“天蠁楼”诗文大作终于结集而成。考古鉴证亦已春华秋实，业绩可人。文物收藏、为国鉴赏、去伪存真，其一言一行可谓掷地有声。正是“人生虽遭几回劫，何碍文坛赤子心。”

　　“丈夫许国平生愿”是黄公的人生抱负。时势可以造英雄，但逆境何尝不可炼真金？黄公的一生亦体现了这一人生哲理。

　　他一生的成就可以概括为四大方面：

　　他毕生从事诗词创作，他的作品无论在思想性，艺术性，创作的数量都无愧于近现代词人佼佼者的赞誉。

　　他一生收藏过大量的文物，他对文物的鉴赏水平可谓独具慧眼，在同行中久负盛名。他对文物的珍爱以国家为重，其行为品格义薄云天。

　　他对古籍的修辑出版，历经数年，出资出力，既为受托于前辈，更是为使中华文化得以流传，是对国粹的大爱与无私。他对考古鉴证和古文字的研究，历经几十年终成正果，既体现其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也彰显其博学多才的一面。

　　他作为教育活动家，从1929年至1949年的二十一年间，或领头创办，或兴资以助，惠及南海和广州大、中、小学十几间。其热爱教育的情怀，寄予了他育人强国的理想追求。除了在文化教育事业上的成就，其在商界也曾有过人生的闪光点。他出身于殷商世家，年少得志。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他陪父亲黄显芝（时任广州米粮行主席）登永丰舰面见孙中山，致以慰劳和支持平叛，并捐赠军粮六千余袋，以解革命军断粮之困；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港英当局以阻断洋米进口作为报复，他又陪同其父面见省港大罢工领导人苏兆征及国民党左派廖仲恺。黄公建议进口越南、泰国等地大米，以缓解广州市粮荒。建议被采纳，并授予独家进口权，为支持罢工、稳定广州局势作出贡献。1928年，他任广州米糠发行同业公会主席，1929年递升为广州总商会委员。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侵上海，十九路军英勇抗日，全国掀起抗日热潮，1月31日广东商界成立“广东救国筹款委员会”，黄公被推举为常委兼主席。他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志，积极发动全省各商会，筹集了大量资金和物资，支持十九路军的抗日斗争。并准备亲率慰问团赴上海劳军，后因当政者要截留大部分捐款，他即以“广东救国筹款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力主全额彚出捐款而与当政者抗争。1933年5月，黄公被推选为省首届商会主席，作为商界翘楚，他既有发展广东商业的宏图，亦极力反对当政者的苛捐杂税，为民请命，要求减免税收。终为执政者所不容，以“通匪嫌疑(通匪嫌疑——鉴于黄咏雩在抗日和反苛捐杂税的进步言行，陈济棠就以“与共产党有密切联系”为由逮捕黄咏雩。）”及勒索罪把他“请进”了“花厅”——囚禁（1945年抗战胜利后，经南京政府确认为“乃一冤案”并承认黄公“于民国有勋劳”）。

　　黄咏雩自1928年至1934年的六年多时间，先后被推选为广州市商会和省商会的主要领导。他曾有志于为社会做点事，为人民出点力。可在那个军阀执政的年代，黄公的抱负是难容于当政者的。1935年后，他辞去商界的一切公职，专注于诗词创作和文物的收藏、鉴赏和保护工作。

　　黄公的一生，亦商亦文。其父黄显芝是获国民政府总统指令褒扬的爱国殷商。黄公承父执师教，投身社会，造福乡梓。历任横江乡事务委员会员长、南海县参议员、广州市参议员、米行公会主席、汽车运输同业公会主席、广州市总商会常委、广东全省商会联合会主席、广州市爱育善堂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但其主要的精力都放在诗文方面。早在二、三十年代他就以诗词着称于文坛，然而建国后他的作品极少在有关刊物发表。这有历史的原因，由于他出身于富商之家，建国前与文化艺术界的才俊交往密切；又由于他在三十年代初曾为广东商界翘楚，因商务工作的需要与当时的政界人物亦有交往，因而建国后屡遭运动冲击。有幸的是他为富而从善、为人正直、办事清廉，虽事出有因，但查无实据，虽屡受运动波及，却都化险为夷，可他却从一个文化界名人变成一个边缘人。在那个“极左思潮”的年代，他在文化事业上对社会的贡献难以得到公允的评价是在所必然。他晚年曾慨然感叹“吾之心血，恐待百年后，方能为世人赏识矣！”这不仅是对其作品未为世人所认识而慨叹，更是对人生怀才不遇的慨叹。

　　在中国历代的诗词家中，当世盛名者不在少数，当世遭逢厄运、身后多年才得以正名者亦不乏其人。历史给黄公开了个玩笑，他是两者兼而有之的文化名人。黄公辞世二十二年后的1997年，黄咏雩家属印发了黄公的遗作《天蠁楼诗词》手钞本。1998年，广州市政协为全面抢救整理黄咏雩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由广州市政协及荔湾区政协的“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联合组成编委会，组织文史委员和有关专家、学者，通过整理编辑和出版工作，终使“藏在深山人未识”的黄咏雩诗词《天蠁楼诗文集》于1999年与广大读者见面。与此同时又披露了黄公生平为保护诗词作品，为保护文物的感人往事。

　　2002年1月27日，广州市天河区沙河文博会在黄公诞辰100周年之际，隆重举办《纪念著名诗人黄咏雩诞辰100周年作品交流会》，以进一步宣扬他的优秀诗词作品。至此，著名诗人黄咏雩的形象在南粤大地得以确立。

　　一、诗词作品　南粤明珠

　　春　望

　　东风吹緑眼前迷， 杂树群莺又满蹊。

　　积雨暗滋新草蔓， 乱云长压众山低。

　　芳园花气迷蜂聚， 落日檐牙饿雀啼。

　　晴影瞒人春狡狯， 朅来笠屐好相携。

　　这是诗人十四岁创作的七律诗，在同年的多首诗作中也不算代表作。但在小诗人的笔下，晚春的植物和动物都充满生机。瞬间变化的天气，携带雨具来去匆匆的行人写得活灵活现。在灵气中还透出点稚气，可能在前辈诗人的眼中尚觉不够完美，但却不失为一首好诗。

　　他年幼入学，先后拜多位名儒为师，儿时便能仿诗作，少年步入诗坛即显露诗才，在诗界前辈中已广受赞许。他十六岁再拜广东著名学者简朝亮为师，深得师欢，获益良多。他手不释卷，博览群书。国学根基深厚，文史知识广博，兼通儒、释、道三教要义及诸子百家要领，这为其诗词创作，古文学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从青年时期起常参与诗词界的雅集活动(诗词界的雅集——这是指诗词界人士组织的一种交流活动。他们定地点、定时间以诗会友，届时大家把自己的新作拿出来交流、吟诵、切磋，亦有命题即席创作的。如陈树人组织的清游会，就是为了雅集诗画名流以诗会友的一个组织。），以诗词与各诗友唱和、切磋，每有佳作。1929年暮春，岭南画派创始人陈树人于广州东山樗园设红棉宴，雅集诗画界名流，以红棉为题作诗。黄咏雩即席连作十首，著名塾师黄祝蕖也顺其韵和十首，在最后一首以“自有天才自不知，楚庭絶顶醉题诗，风流跌宕真才子……”等诗句盛赞诗才横溢的黄咏雩，一时在文坛内传为佳话，所以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黄咏雩即以诗才着称于文坛。

　　他又爱游历名山大川、名胜古迹、名人遗址。这触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他每游必有诗。他一生写下了不少怀古诗，或赞美山河之壮丽；或抚今追昔，同情黎民之疾苦，鞭笞统治者之害民；或鉴古察今，纵论天下兴亡；或讴歌先贤之伟绩；或痛斥民族叛徒的无耻。这些情感的表达在怀古诗中随处可见。

　　他不仅与诗词界交往密切，与一众丹青妙手也交谊甚笃。无论北派的国画大师或岭南的国画名流，均广有交往，互有诗画雅赠，切磋交流，相得益彰。从广义的文艺角度，诗和画是艺术的两个分支。在画家眼里，黄公的诗就是一幅幅绚丽的画；在诗人眼里画家的画就是一首首俊美的诗，无论工笔、意笔，无论浓墨重彩，无论简约素描，都是一首首内涵丰满的诗。毫无疑问，诗人从中吸取了艺术素养，润物细无声，融汇于诗作，升华了诗词的造诣。

　　邓圻同先生在《忆诗词家黄咏雩先生》一文中(《天蠁楼诗文集》下册315页)，把黄公诗词创作的一生概述为“读万卷诗书，游万里河山，写千首诗词，交四方文友。”此话不假，听起来有点浪漫，然则，诗人平生经历的劫难却又鲜为人知。

　　黄咏雩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词，因几经离乱散失不少，根据其家属的回忆，现遗下的只是其作品的十之二、三。近年经过广州市政协组织有关部门对其文化遗产进行整理出版，是作者自二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撰写的《芋园诗稿》十四卷1294首，《天蠁词》四卷192首和《芋园文存》28篇。

　　关于黄咏雩在诗词创作上的成就，作为他家乡的横江人，目前尚无力评价，还是借文化界、诗词界的行尊去评说，这会更客观，更具学术水准。

　　其师简朝亮赞其早年诗作“甚合诗义”。

　　诗人胡熊锷在评价《芋园诗稿》时如是说：“置之八代诗中，允无愧色。”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我们理解此评价之意是：黄公的诗词可与历代诗词家相比，即使与唐宋诗词相较也毫不逊色。他写的骚体诗与先秦时期的骚体诗亦可比肩。

　　广东书画学院副院长、作家何邦泰在为《天蠁楼诗文集》做“跋”时，对作者作了这样的评述：“黄咏雩先生无疑是一位爱国诗人，其爱国的赤子之心，其爱民的拳拳厚意，跃然活现于字里行间，先生诗词的价值主要在这里。”

　　广西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古文学家黄汉清在为《天蠁词》作注、释、评后欣然写下《词海之珠——天蠁词》一文，他深有感触地作了这样一段评述：“《天蠁词》作者的文史功底令人敬佩，他对经史子集之言，儒、佛、道之理，传说之神话及诸多名物典故，信手拈来，巧妙构句，表达精辟。国学根基如此深厚之人，恐怕于今不多矣！”

　　二、心系祖国的文物鉴藏家

　　黄咏雩对文物的热爱始于少年时。1918年，时年十六岁的他，在游历桂林时购得《钟隐双禽图》，回来后加以研究，证实是一幅南唐时代的名画，并为此画题诗二首。

　　几十年来，他对文物从爱好，到热爱，到珍爱，随着鉴赏水平的提高，他逐步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他的思想亦经历了从潜意识的个人爱好，逐渐升华到自觉保护中华瑰宝的心路历程。

　　1939年9月，一批避难于香港的文化界进步人士，以国民政府前经济委员会委员叶恭绰为首在港组织了“中国文化协进会”。该会鉴于当时国难当头，大片国土沦陷，很多珍贵文物面临流出国门的危险境况，为唤起国人抗日爱国之热情，唤起国人抢救中华文化之国宝，决定举办“广东文物展览会”，以叶恭绰为首组成筹备委员会，黄咏雩亦是筹委会成员之一。他积极协助叶恭绰开展筹办工作，组织展出的展品有二千多件，其中有不少是典籍类展品，亦有辛亥革命的文物。黄咏雩负责典籍的标注工作，要对典籍的年代、编者，典籍的内容概要地作标注介绍，这检验了黄公的文史功底，若学业未精，断难胜任。同时他还拿出十六件从广州带来的文物参展，他参展的文物其中有一件商代的咏尊，是展会中一件最古的文物，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展会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举办，展期从1940年2月22日至3月2日，是抗战期间的一件文化大事！在隆重的闭幕仪式上，黄公作了一段感人肺腑的发言，其中几句是：“自国难兴，百物书画典籍不免有散失各处或流出国外者，望大家努力合作，保存整理，发扬光大之，更望组织一个永久的机关，筹措一笔巨款，使之计划由临时变永远的，则能收大效。如是，则外人纵有金钱也不能完全收买我文化宝物了。此非只是地方人士之希望，亦国家民族文化生命所关，愿大家努力去干。”

　　他是一个言必信、行必果之人，他对文物的态度，用现代潮语去表述是：“保护文物，从我做起。”

　　1938年，广州沦陷前夕，黄公举家逃难到香港，一家十口全靠黄公独力维持。在香港他又无固定职业，时间一长，生活十分拮据。有朋友劝他变卖文物聊以糊口，他婉言谢絶，宁可变卖浮财，节衣缩食也不变卖文物。黄咏雩虽有富商之名，但建国前在广州长期租屋住，当年曾经有美、英、日古董商人，文物鉴藏家得知他收藏有很多文物，于是慕名而来，他们欲购黄公的藏品，有人提出以一座洋房交换黄公的一件文物精品，对于长期租房住的黄公确有巨大的诱惑力，然而黄咏雩却软中带硬地回絶了，他说：“来观赏，欢迎，但国宝一件也不卖！”此言一出，掷地有声，其爱国之心天地可证。

　　黄咏雩对文物的鉴赏水平可谓独具慧眼，在同行中为之称道。这里仅举二例，足见其鉴赏水平的非一般。其一，1956年下半年，有一天，他与黄宝坚医生路过广州西关西来初地，见一古董铺内陈列有一册八大山人画册(八大山人——原名朱耷，明末清初南昌人。明藩王后裔，十九岁为逃避政治迫害削发为僧，专注于书画，注重创新，绘画艺术有很高的成就。），黄公仔细审视，认为是精品，推荐黄医生买下，连同两副对联一起计算是60元结账（因此时黄公刚蒙受冤案获释，经广州中院撤销原案，恢复公民权利，尚未补发工资，身无余钱）。过了几天，黄医生带回原画对黄公说：“经广州专家鉴定，认为此画是假的，是后人仿作的，建议黄公自己收藏。”黄公说：“待补发工资才能还钱。”于是八大山人画册归黄公所有。不知怎么的，此事传到北京，稍后，北京派文物专家靳伯升来穗，专为故宫和北京文物商店采购文物。靳伯升到黄公家，一见此画认为是八大山人画册中的精品，即出高价要购买，黄公未答允，因有广州专家鉴定此画是假的在前，怕人说他资本家卖假画谋取暴利。后来北京方面提出以爱护文物有功，用发奬金和发奬状的形式来处理，恰逢此时，广州美术馆的谢文勇先生向朱光市长建议由美术馆收购。碍于广州专家认为此画是假的在先，而北京专家鉴定此画为珍品，因此朱市长批准卖给北京，并将此决定通知市文化局（因为建国初年文物卖出外省要经市文化局批准）。此事虽有周折，但尚算完满解决。

　　其二，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张大千（1899—1983）——名爰，四川内江人。中国著名画家，三十年代便有南张（大千）北溥（心畬）之说，他在绘画上多才多艺，晚年名嗓世界。），1933年南游广东，前来拜访黄咏雩，鉴赏黄公藏画。黄公出示清湘画册(清湘画册，即清初石涛画册，石涛（1694—约1718）本姓朱，名若极，出家为僧后佛号石涛声，是清初富有创造性的杰出画家。），张大千仔细鉴赏后兴奋地写下一段题词，最后几句是：予藏清湘十册，南北往来所见，不下二、三十册，未有若此册之极变化神奇者，披览再四，敬识于后，咏雩诗人出示拜观狂喜大千并记，时癸酉十一月也（即1933年农历十一月）。黄咏雩的书画藏品中得画界高人如此高的评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黄公对古书画文物的鉴赏水平。

　　作为一个诗人，对文物有如此高的鉴赏水平，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谜”。我们冒昧地提出自己的见解。他的鉴赏水平首先来源于他深厚的文史功底，他一生博览群书，当然包括文艺类书籍。他尤其对历代的书画名家有较深入的瞭解。那个朝代有那些书画名家，他们的艺术特点，他们的作品存世情况，甚至他们的人生经历都成了他的文史知识，这些学识为他鉴赏文物提供了依据；同时他又与一批文物鉴藏家、书画名家交友。张大千、黄君璧、陈树人、高剑父、黄宾虹、赵少昂等一众画家都是他的朋友。他们之间诗画互赠，共同鉴赏，相互切磋，画家有他的艺术体会，诗人另有他的鉴赏高见，在双互交流中提升了黄公从感性到理性的鉴别能力；再次，广州西关地区历来是文物集散地，南来北往的古董商，文物玩家集结于此地，黄公也是这里的常客，在与这些人交往中获得不少实践经验，鉴别画纸是哪个年代的，各朝各代的装裱风格有什么区别，这一切都有考究。何况黄公天赋过人，观察独到，记忆力超人，这造就了一个文物鉴藏家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黄咏雩非一般的鉴赏文物的能力，既为个人收藏，也为抢救我国珍稀文物做贡献。他曾以真换“假”，用居巢的扇面画册精品换回广州美术馆认为是假的两幅画。其中一幅是明朝沈周(沈周——字启南，号石田，江苏吴县人，有文字修养，明代杰出的山水画家，书法家文征明，画家唐寅（即唐伯虎）曾出入其门，远方来求画者不絶。）的《沈石田菊花鶂翎图》。黄公认为这是一幅难得之精品，从而避免了因误判为“假”的文物经文物店流出国外（因为美术馆鉴定为假的画只有两条出路，一是交美院学生临摹，二是交由文物店外卖，从文物店卖出的文物可以出口国外）。这样的例子不是仅此一例，在这里只不过暂且打住吧。

　　黄咏雩一生收藏古籍数以万计，其他文物亦数以百计。有多个朝代的名家书画、青铜器、陶瓷、古琴等。现藏于广州博物馆的天蠁琴，为广东四大名琴之一，原是唐代诗人韦应物的故物，三十年代为黄公收藏。清鎏金佛塔，工艺精湛，抗战期间，外商曾以数十万元求购，遭黄公拒絶，现藏广州博物馆。另有明朝著名画家仇十洲的《停琴听阮图》，清末岭南画派创始人居巢的花鸟游鱼、荔枝扇面画册原为黄公的藏品，还有一批书画名家的作品，现今也为广州美术馆所收藏。

　　他收藏的文物曾几度散失，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966年8月，当时是文化大革命“破四旧”风暴盛行时，他的家短期内被抄家近十次，其中一次用两辆解放牌带拖卡的汽车来抄，抄走的有不少是文物。八十年代中，广州处理查抄事务办公室通知可领回被抄走的物品，其中退回的文物只有十一件。但令人不解的是数十位近现代书画名家送给黄家的画却一直下落不明，如张大千、黄宾虹、黄君璧、高剑父、赵少昂等名家的画，上有显芝、咏雩的题款。物主是谁本一清二楚，至今亦不知所踪。还有明太师梁储题刻七律诗一首的琴砖（弹奏古琴时垫于琴下之物），也不知落在谁家。

　　黄咏雩作为富商，但在广州却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居所。那么他的钱财都用到哪里去？他的钱除了用于捐助教育事业，支持国民政府北伐，支持抗日，出版古籍外，相当一部分钱财用在收藏文物。他的子女曾问过其父：“您一生的心血，除了诗词创作外，还特别爱好收藏文物，如今藏品散失，你不心痛惋惜吗？”他回答得非常豁达：“此事我曾思考再三。我光身一人来到世上，那些物品价值再高，也是身外之物。它既非与生俱来，死后也不能将它带走。我为国家民族收集、整理、研究、保存文物，现在这些文物，大部分为国家民族所有，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做了一件大好事，没有什么好惋惜的。”

　　对于一个生前几经劫难，又受到不公平对待的诗人、文物鉴藏家，说出这番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的话，难道不是他“丈夫许国平生愿”的最好写照吗？这正是值得我们后人敬重他， 怀念他的意义所在。

　　三、修编古籍　传扬中华文华

　　自清朝道光至光绪四个朝代，广东著名的藏书馆有粤雅海山仙馆、榕园岭南碧琳琅馆、冯氏翠琅轩馆等几间。这些社会名流的藏书馆，即藏古书（包括雕刻好尚未付印的版本）还兼收书画文件。黄咏雩一生好读书，也好藏书，二十年代中得碧琳琅馆丛书。此书原是巴陵(巴陵——今湖南岳阳地区，古称巴陵郡。方柳桥先生在广东当官时刻制的版本，刚付印时方氏即去世，所以此书未见在社会上流传。此版片后为顺德辛氏所得，计有四十三种书，辛氏压缩了内容又改变了名称，但尚未付印。因历经多年又变易其主，至黄公收藏时版片已多废蚀。稍后，他的姨丈黄秩南(黄秩南——即黄任恒（1876-1953），南海平地（学政）人，藏书家、诗人，尤精研广东文 献史料，著述甚丰。晚年将其所藏图书全部捐给广东中山图书馆。又把他所藏的冯氏翠琅轩馆丛书转赠给他，并嘱他把两套丛书修编为一套，刊行于世，把古人之精粹传扬后世。黄公拜而受之，铭记于心。

　　此后他把两套藏书的版本及版片(版本、版片——版本是指用木板雕刻好的书，未付印；版片即刻好的书页。，选择故乡的浩然黄公祠及横江图书馆二楼的藏书客作为存放地，购置木架，把二套书版分类排列，其版片以万数计。从此他频繁往来于广州与横江之间，历经数年的修残补缺，逐页校阅，精心整理，且依据丛书的种类又增加了部分内容。经几年之努力，心力交困，终于在1935年农历五月完成修编工作。此书收集了汉、唐、宋、元、明、清，及今人的珍贵著述一百三十余种，分经、史、子、集四部。内容涉及诗经、易经、尚书、南唐书等解注与研究专论，及两汉、两宋的文史著述，兼有古代医学、数学、自然科学等内容，可谓内容荟萃、琳琅满目。此套丛书原拟用前名，但又觉于事不妥，因顺德辛氏削减内容又改变名称在前，且黄公又增加了内容，把并两套丛书合编，再用前名于理不合，遂拟书名《芋园丛书》。书成后吴道熔(吴道熔——原名吴国镇（1852-1936），广东番禺人，教育家，清光绪进士，曾任广雅书 院院长，《广东文征》主编。有诗词等著述传世。《芋园丛书》编成，他除写书名外， 并赠黄咏雩一副对联以示慰勉。先生为此书题名，黄祝蕖(黄祝蕖——名荣康（1877-1945），广东三水芦苞人，著名塾师，曾在南海平地、广州西 关任教，1927年后在广州西关开设祝蕖国文专科学校。他是诗人，着有《凹园诗钞》和 《击剑词抄》。曾为横江小学图书馆、石门中学校门撰写碑文。先生为此书作序。因当时财力有限，此书只印行了二十六套，须知此书每套二百余册，累计已达五千多册。此丛书除赠予原藏知交好友外，其余分赠各大图书馆，藏本在广州中山图书馆可查阅，日本也藏有一套。

　　这套丛书修编将完成之际，有人出重金请黄公转让，他却婉言拒絶，他说：“予辑刊是书，非为名利，义不可却也。”其实此时他处境艰难。此前他因以广州商界领袖的身份为民请命，要求减免税捐一事，开罪于广东军阀陈济棠，陈于1933年冬至前下令囚禁于他，关了八个多月，重罚二万五千元，他借债缴纳罚款后才得以释放。此时尚未还清。对于金钱不可谓不重要，然而“义不可却”，是要信守其对姨丈的嘱托，把二套丛书修编出版，传扬后世。若因处境艰难，金钱诱惑而卖掉版本这就是背信弃义，黄公是决不会做的。他劳心劳力，花费重金使丛书得以出版，他以一己之失，换取日后广大读者之得，他为保存中华民族的优秀遗产作出了无私的奉献。

　　四、考古鉴证　复活历史文化

　　一件文物，往往隐藏着一段逝去的历史。通过考古鉴证，向后人揭示曾经发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密码，揭示建筑艺术、工艺制造的奥秘，使后人能借古察今，古为今用，这就是其意义之所在。

　　黄咏雩对文物的考证，传世著述不多，如果从数量看，似是一个业余考古者，从质量看又具有专业的水平。目前公之于众的六篇考古论文，可分为四类，分别是对古代石刻文字的考证、金属制器的考证、建筑遗址的考证、书法艺术的考证。

　　黄咏雩对《石鼓文是秦犬丘世父所作考》的考证论述尤有价值。因为论著破解了自北宋欧阳修以来，历经千年，上百学者争论不休的悬案。所谓“石鼓文”，是指在鼓形石头上刻有的文字。1929年黄公北游至北京太庙(太庙——帝皇为祭祀其祖先建立的庙。）时第一次见到，即引起了他的关注。于是他买回拓片（用纸在原物上拓印出来的文稿）着手进行研究。后来世事多变，几经周折，所作的部分考证文稿亦已失散。此后石鼓文遗物又不知转移到那里收藏，直至1958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再展出石鼓文十个，这重又燃起了他的研究欲望，这已是事隔三十年了。研究的重点是石鼓文为何年代之物，何人所作，放在什么地方，文中又记载了什么？既然近千年来那么多文人学士亦曾试图破解，但始终是各抒己见，莫衷一是。那就说明要准确破解它确有相当难度。黄公破解难题靠的是“三功一力”，何谓“三功”？即古文学功底、古文字功底，以及从商周至先秦的历史功底。“一力”是指毅力、恒心。考古是一门科学，要经历刻苦细致的研究方有可能成功。

　　要破解这个悬案，第一难是要读懂石鼓中的文字。这可是二千七百多年前的文字。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战国时期各国都有自己的文字，秦统一六国后才统一文字，秦使用的是篆文，篆文在今天也不是一般人所能读懂。何况制作石鼓文的年代又比秦朝早五百多年。那时使用的是颉篆兼有籀文（另一种文字体形）。今人看这些文字如不是专家学者，必是如读天书。何况石鼓文还有破损缺失之处，要考究串通实非易事。即使能成功破译，还要把此段文字内容与相关历史联系起来，才能揭示石鼓文的内涵。黄咏雩经过几年时间，既研究了前人的考证文章，甄别出其误之所在，又吸纳了其有价值之处。他查阅了几十种文史资料，进行分析比较，去伪存真，终于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风潮中完成考证，写出论文。原来石鼓文是东周前期的诸侯国秦襄公十年，其长兄世父奉命到犬丘建立庙宇以祭天地、祭五帝时制作的。其文字记述了秦襄公保护周平王有功，受封诸侯，并记述世父五次领兵进击西戎（周朝西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及建立井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等历史事件。现代著名学者王国维、马叙伦、郭沫若亦曾作过考证。虽然郭沫若的考证尚未完全破解，但相对最接近黄公的考证结论。黄公完成考证后，曾把论文送给中大教授容庚鉴阅，容教授对文物考古和古文字研究有很深的造诣。容教授审阅后写下了一段评价：“该文所引用的材料之丰富、论据之周密、组织之完善是罕见的，”并专为此论文题写了题目，以示对黄公论作的尊重。

　　1932年，黄咏雩在广州得一铜印，上有篆文，今文为“广州部曲将印”六字。随后开始对此印进行考证。他的考证方法是很科学的，第一，他先考证“部曲将”是何官职。史料证实“部曲将”是自汉朝至三国时期的一种军职，这就界定了铜印使用的大致年代。第二，考证“广州”一词，经查阅《广州府志沿革》，证实三国时期是吴国吴黄武五年分交州，立广州。就是说此物的年代应在设立广州城之后的吴国时期。第三，他把印中的篆文与汉朝至三国时期的篆文形体结构进行对比鉴别，证实是同一时期的书写形式。第四，他把此印与吴国时期广州地区的相关历史进行考证。终于引出了吴国孙皓三年，夏，郭马在广州谋反的历史事件。郭马本是合浦太守，后与部将何典、王族、吴述、殷兴发动广州叛乱，攻进广州，杀死都督虞授，自封为都督，随他叛乱的四将，有的当了刺史，有的当了部曲将。此印就是此时制作的部曲将印，是用作军队的行文调动之用，也是身份的象征。此印于1940年曾在香港“广东文物展览会”展出。其考证论文《广州部曲将印考》于同期发表在《广东文物·卷十》。他在考证过程中查阅了大量的文史资料，其中直接作为论据引用的有十三种文史古籍。

　　黄咏雩从青少年起直至晚年都热心于文物考古工作。他对考证工作的严谨、求实，及科学的考证结论令人信服；他孜孜以求的治学精神令人尊敬；他的博学多才又令世人钦羡。他对文物的考证为弥补我国历史文化的缺失作出了贡献。

　　五、教育活动家黄咏雩

　　兴办教育事业是黄咏雩人生的四大成就之一。他从1929年至1949年的二十一年间，他带头创办，或兴资以助，惠及南海和广州大、中、小学十数间。这充分体现其立人辅世的远大理想追求。

　　1928年，南海县政府提出“一乡一校”的办学目标。翌年，时任横江乡乡事委员会主席的黄咏雩，在自己家乡带头办学，联袂罗焕文、黄竹鸣、罗振垣、简丽泉四人，创建横江小学。学校当年即建成，黄公亲自从广州等地选拔学识较高的师资，幷亲任校长。1930年，他又独资捐建横江图书馆。这是一座二层的建筑物，设计优美，红墙緑瓦，乡级小学能建有如此美丽的图书馆，在当时省内亦不多见。图书馆建成后黄公捐赠了王云五着的《万有文库丛书》一套，并从自己的藏书中再选一部分捐赠。横江小学在建国前已颇有名气，今天已发展成省一级小学、南海名校。这与当年前人的热心办学有承前启后之关联。

　　关于石门中学的创建，黄咏雩是始发端者。现在揭示一段陈年往事，对于瞭解七十多年前石门中学的创建是有所帮助的。约于1932年底，南海晒莨行业(晒莨行业——以薯莨的汁作为染料漂染布匹的行业。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此行业在南海、佛山一带盛行，其薯莨布出口东南亚等地。）推举陈李珏、汤少泉、何天裳三人为代表到省商会联合会找黄咏雩求助，请其代向省政府要求减免该行业的税捐。稍后，黄公找到时任省财厅厅长的区芳浦（南海沙水人，黄公好友）转述三代表之意，区芳浦向省长陈济棠陈情，获准减免。事后，陈、汤、何三人携款五千元到省商会向黄公答谢，黄公拒收。他灵机一动，进而向三代表提议：“今天南海二、三、九区(二、三、九区——三十年代的二、三、九区包括今天的里水、盐步、黄岐、大沥的大部分地区及己划入广州市的部分乡村。）尚无中学，你们既筹集了五千元，就请你们带头，倡议为二、三、九区建一所中学，此款就作为建校之用。”三代表欣然赞同。

　　不久后开展了筹建石门中学的工作。校董会主席为陈凤江，副主席为黄咏雩、邓刚。他们为石门中学选址、购地、定名，出钱出力。石门中学于1933年农历十一月十九日奠基。今天石门中学已成为我省重点高级中学，七十多年来，为南海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高素质人才，对于当年的创办者是一种最好的怀念。

　　1933年，他在任广东省商会联合会主席期间还亲自主持创建广州商科学校，为培养广州市商业管理人才建立了摇篮。

　　1947年，他被任命为爱育善堂(爱育善堂——建国前广州市三大慈善机构之一，拥有善产房屋数百间，土地几千亩，负有扶贫济困，赠医赠药的任务。）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不受薪，全权管理爱育善堂的工作。在此期间，他几经曲折创办了八间平民小学，这些小学面对劳苦大众，收费低廉，为平民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建国后这八间平民小学都转为公办学校。1950年，爱育善堂整理委员会在广州市民政局领导下，他仍担任主任委员，直至1951年底辞职。他在广州又曾捐助千顷中学，并任校董。他也曾赞助过广东国民大学的建设。

　　他在二十七岁至四十八岁这段人生的宝贵时光，热心于办学，成就不可谓不大，非一般人所能做到。虽然这些事都发生在建国前，但终究是有利家乡，有利万民的好事。黄公素有“丈夫许国平生愿”之志，其热心办学，育人强国是其报效祖国意念的延伸。
　　(作者：肖树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