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代历史人物关系错综复杂，民国革命带来的社会变动，往往把不同阶层、地缘与职业人士，重新组合于共同的建国理念之下，幷发挥革命所需的配搭作用。本文欲通过黄显芝于近代广东的米业活动，揭示其对民国革命时期军饷财用、国计民生的多方贡献。民国革命以来，广州屡次成立军政府，在瞬息万变的政情下，作为资产阶层的米商如何自处，又以何种机制维持粮食稳定，均是值得深究的课题。自胡汉民艰苦帅粤，中经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蒙难于永丰舰，至广州新政府重建，黄氏前半生的活动均与上逑整段曲折的历史相关，揭示了近代广东商人于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重要角色。

　　二、广州米糠业务与黄显芝的背景

　　近代广东的米业发展迅速，除了由于地处鱼米之乡，米的产销市场得以自然成长外，亦因广州是全国主要商埠，外国进口货品源源运至，使该地一跃成为洋米的集散枢纽。众所周知，近代广东地区人口稠密，广东出产的米粮不足以自给自足，食米非仰给于镇江、芜湖、广西，则输自安南、暹逻。至二、三十年代，广东每年入口的洋米总值已达一亿元以上(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中册，第六章：农产品商品化和商业性农业的发展，页884。）。米商品的多元化，加上输粤的各样渠道，同时改变了该行业的营运模式。早于光绪十六年，广州沙基已有糠米行，主要经营米糠，兼及米碌、米碎生意。其时经营朴米者不多，而白米则更少，由于贩宝属质素较粗的米粮，故时人俗称为“猪糠铺”。光绪末年至宣统元年，该等行业已有六十余家，商人以洋米成本低，利润较丰，于是纷纷开业，渐转变为售洋米为主，兼营米糠的米糠行。1920年初，是米糠行营业的兴旺时期，大量洋米输至广州倾销，全省各地均来广州办米，米糠行发展到108家之多(广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市志》（广州：广州出版社，1996）卷六，第一章：沿革·三、米糠行，页501。）。为了增加市场占有率，米糠行多以联营方式采购米粮，其中以黄氏的养和堂为业界中最大的批发商，因而在粤商界团体中享负盛名。目前对黄显芝的生平记载至为具体者，数国史馆编《中华民国褒扬令集》所载《黄显芝事略》（编号2467专档，以下简称《事略》）(详阅台湾国史馆编《中华民国褒扬令集（初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第十一册，中华民国37年5月20日至40年12月，页6674—6675。）。该褒扬令于1948年10月18日，黄氏81岁时由总统指令行政院颁发，并获题“急公乐善”匾额一方。除此之外，据粤港报刊资料及黄氏家族后人的记述，我们对黄氏民国的商业活动，始得到较具体的印象。

　　黄显芝（1867—1953），广东南海县横江乡人，先世源自新会杜阮、南雄珠玑巷，上溯至中原地区，以经营米业致富(南雄珠玑巷为广东望族的发源地，两宋时期从珠玑巷南迁的氏族，在广东北部定居以后，辗转迁入省内各处，明清以来成为开发珠江三角洲的主要力量。据近人统计，其分布在广州地区的就有135处，合计七十多个姓，不少粤语方言群的广东人都是珠玑巷的后裔。详阅林子雄《南雄珠玑巷迁民与广州古代教育文化》，收入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编《岭峤春秋——岭南文化论集（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页560—564。）。清朝末年为广州总商会会董，历任广州市米粮行主席、米糠行养和堂主席凡二十余年。黄氏从米业进至商界代表，是配合着近代广州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早在1899年，广州工商界有七十二行商总会的联合组织，前身为广州的丝、茶、木材，钱庄等业界组成的商保厘局。它的成立之初，目的在维护商人利益和协调缴交税项。由于巨商多为九大善堂的善董，行商总会往往与九大善堂行动一致。1905年广州总商会成立后，七十二行商会不但没有取消，而且不少已转嫁为总商会的骨干，于是三者形成紧密的协作关系(广州总商会、九善堂和七十二行的绅商阶展关系紧密，总商会代表多源自七十二行商，二者同时担任费堂职务，故此几囊括参与地方事务的人事网络，与官方长期保持政经上的合作关系。三者强力的结合关系，见于合办20世纪初的广东粤汉擞路公司。其他如航运轮船，亦以类似的合股方式进行。详阅邱捷《广东商人与辛亥革命》，收入邱氏着《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清末民初的广东》（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页247—249。）。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广东省谘议局的有力绅商，发动保路运动，为粤督张鸣岐武力镇压。武昌起义时，孙中山尚奔波海内外，广东各团体集会，宣布独立，公推革命先躯胡汉民着手地方重建。民国元年4月，胡汉民任为广东都督，黄与各界代表齐迎胡氏于谘议局，并首度捐银一万零四百元，以支持刚成立的民国政府。

　　当时各省谘议局除派代表赴沪筹组新政府外，至艰巨的任务莫过于稳住金融货币，使国家如常在税入、国债诸环节上维持信心。民国的发钞工作，往往以广州为首先实践的基地。例如民国元年10月，新纸币印竣，政府委郡督代表张荫廷、财政司长廖仲恺，在粤商会的共同监视下销毁纸币板模，同时封存新钞，保证于回收旧有纸币后，具十足的面值兑换(《粤商会销毁纸币板棋》，《上海申报》，民国元年10月16日。）。惟新币面世不久，即因政府开销庞大，滥发纸币，导致币值不断下滑，财源枯竭。胡汉民为速筹现金，不惜以地税作扺押，换取外商五百万美元的过渡借款。同时发行公债，将此前封存不能流通的纸币，加盖军政府财政部发行印，要求商界承认通甩。在总商会、七十二行、九善堂暨各团体召开的会议上，黄氏承诺旧钞可于米埠买米，无疑是容许以粮米支兑。此举得到商善士绅各界支持，一致通过“总商会议决维持金融机关案”、“总商会、七十二行、九善堂暨各团体公启”等重要决议(关于纸币发行问题，并粤总商会等决议，详阅《上海申报》，民国元年11月7日，《公电》部分。）。广东军政府几由零始，一跃而拥有一千二百万可换物资的现金，且能支援他省革命抗争，黄氏代表米粮行众商对军政府的支持，有助民国革命事业的开展。

　　往后数年之间，因革命事业未靖，粤省屡见兵兴，黄氏因米业之便，每多赈济地方。例如：“（民国）四年7月，广州水灾，黄氏服济附城乡民，用大船五艘，接济难民，分赠粥饭。五年7月，滇桂军直薄广州，与龙济光军交战三十余日，附城广兰铁路一带，乡民均受兵祸。黄氏开办兵燹栖流所于其乡，横江难民栖止数千人，捐施米饭药物”(《黄显芝事略》，页6674。）。滇桂军阀陆荣廷、唐继尧盘据粤地，对孙中山组织的军政府屡加阻挠。1917年9月，非常国会选出孙氏为大元帅，唐、陆二人则拒辞元帅之职，于翌年2月提出以总裁的合议制代替大元帅，逼使孙氏退下。1918年7月，军政府分置七总裁，由唐绍仪、伍廷芳、孙中山、岑春煊、陆荣廷、唐继尧及林葆怿制置粤务。其时政出多门，孙中山政权处处受西南军阀左右，滇桂军阀却加紧在两广的敛财征税活动。黄显芝为米商翅楚，主动谒请伍廷芳、唐绍仪求免谷印花税获准。又与简照南、简玉阶、陈益南、郭仙洲、李戒欺等绅商筹组广东粮食救济会，避免因粤省歉荒、洋米辍运而出现米价暴涨。是年前后，运粤米石轮船凡三十八艘，米粮供应稍纾(同上。另据《越华报》民国八年9月7日《张锦芳筹商维持粮食办》，促请照会越南政府本救灾之义，请准每月运粤省米五十万包，可知维持粮食工作一直延续。）。

　　上述输米援急的实际经验，使黄氏深受政府倚重。国民政府在民食的问题上一向倚赖米商支持，个中原因是由于米商长期经营米业，在米的采集、分销以至于粮食供求和价格方面，建立了颇为完善的内部机制。故此，纵使粤省经常出现粮荒，民食仍能通过不同途径补给，无须政府主动介入调控。以1918年筹办粮食救济会为例，在是年10月26日的《军政府公报》中，官方便谓：“官厅办米，亦不过购自外祥米价贵贱之权……况择地筹办，用人赁船，暨往来水脚，在在有费，所用之人是否为熟习胜任之人，又未可必以视。米商轻车熟路，其费用之多寡，无待智者而后知”(详阅《广东省长公署谘陈赵士北所陈维持民食办法》，《军政府公报》，民国七年10月26日《公文》。）。军政府在米业中的角色，主要在输米的流程上，提供谘照与协助。例如潮汕缺食，安南、暹罗、仰光又遏经年，各总裁遂电告沪芜方面，以期获得上海、芜湖一路米粮的接济(《各总裁致龚心湛转电沪芜准予运米来汕以资接济电》，《军政府公报》，民国七年8月16日《公电》。）。粮食救济会的入米步骤不外二途，由于洋米价格较廉，一般先考虑从东南亚的产米区大手进口，再以沪芜的本地米源沿江补给。惟前者方便之门亦屡受各国禁米政策的阻挠，粮食救济会的艰巨工作，深受海外侨胞关注(《巴连维亚中华总商会会长邱燮亭请禁米出口并令农民秋后续种杂粮函》，《军政府公报》，民国八年8月20曰《公文》。）。

　　三、粮食救济会、洋米与粤省民食题

　　广东粮食救济会成立于1918年，在此之前，已有平籴公所之设，专门负贵采购内地米粮之务，粮食救济会为在此基础上的扩大组织。据《广东公报》3月12日广东省长公署指令第二千零五十一号谓：“悉近日谷米荒歉，价值腾踊，我粤黎庶粒食维艰，本省长忝权民政；睹兹现象夙夜傍徨，先经召集绅商，设立平籴公所采办苏皖米五拾万石运粤接济，并议定平籴办法，拨款办理在桉，惟是实力有限，普及为难。值此青黄不接之时，尤应宽筹来路。现该绅商等集合团体成立粮食救济会，协助进行。”

　　该会组织简章的第一条曰：“本会联合各界筹办以救济全粤粮食，以平米价为宗旨”，开宗明义说明粮食救济会施济的原理，在平米价。要达至平衡米商品价格，必从调控米商品的供应入手，故第二条曰：“本会救济方法以全力购运米石，源源接济，务使实惠均沾全省，免除米荒之患。”至于采购的途径、交易的宗数，存在的变数甚多，“种种进行办法，随时察看情形另定之”。由于成员由商绅组成，筹措费用多由同寅输款，第三条谓：“本会应须款项，分为垫支及捐助两种，以资持久，由各界热心君子量力担任。”观粮食救济会的职员名单，总理昂陈廉伯和简照南，二者分别为英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的著名买办及粤省盐业巨商，发挥带头募集的作用。而黄显芝则因长于米行本业，早已身兼平籴公所主任之职，顺理成章委为该会运输部主任，肩负实际的米粮采运事宜(详阅《广东省长公署指令》附《原呈及职员名单并简章》，《广东公报》，民国七年3月12曰《指令》。）。

　　黄氏加入粮食救济会，代表着米业同寅以民间团体的自发名义，独立于军政府的政务架构之外，继续对米市场执行有效的调节机制。粮食救济会的首要工作，在维持粤省民食穗定，使输粤洋米正常不絶。民国以来，广东民食不足的现象恶化，每年须大量输入洋米，辅以本地产米，才能暂时纾缓供求失衡。洋米与本地米输粤的关系，据民国元年以来海关提供的统计数字，可得出较为清晰印象(此处据《现代青年》，民国二十二年10月23曰，丁颖《洋米抽税问题》所引的粤海关资料。若按民国六年至十六年逐年比较，理论上表（一）与表（二）的总和等如表（三）的合计数字，惟个别数目容有出入，当考。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亦载，粤省于1919—1923年5年间进口洋米1991万担，价值一万六千多万元，平均每年进口398万担；从外省进口国产米三千七百九十多万担，价值1920万元，平均每年进口七百五十多万担。洋米和国米合计进口1156万担（页701）。上述诸数字，远较前者同期记载差距为大。以该5年计算，前者洋米每年平均为863万余担，国米每年平均约167万担，两者合计平均每年为2816万余担。换言之，较诸后者，前者洋米平均数字增多了465万担，但其国米平均数字却减少了583万担。其载1924—1927年广东进口的外国米担，分别为7042356、5385050、3666151、6673942；国产米担则为2724728、1730554、44789、318321（页751），与丁颖资料逐年比对，亦具明显分别。数字上的出入，或反映粤海关各处对米商品的流量欠缺划一的统计标准，对该等进出口活动未能全盘掌握》故文中数据，只能备作粗略参考，有待深究。）。兹以二十年间洋米的入口担数及价值统计，并芜湖、上海、梧州等内地米进口数字，进一步说明如下：如表（一）所述，广东米食短缺，洋米近二十年间输粤，平均每年达七百四十万担，换算小洋元约五千八百万元，其中最少为民国九年的七十余万担，最多者为民国十二年的一千七百余万担。表（二）所见，假设民国六年至十六年运粤的国内米入口数值，亦与上述二十年来的洋米平均相若，则每年须仰给于皖桂各省者，约二百六十万担，换算小洋元约值二千万元。两项合计，则年须仰给于洋米及内米者约一千万担以上，约值八千万余元，情况如表（三）所示。当中最少者同样为民国九年的六百万担，最多者亦为民国十二年的一千八百余万担。一般而言，输粤米中以洋米占多，洋米与内地米输粤之比分别约为2∶1(民国八年），3∶1（民国七年，十三年，十四年），4∶1（民国六年，十年），7∶1（民国十一年），后期更有发展至11∶1（民国十六年），17∶1（民国十二年），甚或80∶1（民国十五年）。惟有民国九年，各国均禁运洋米出口，入粤洋米之数大减，大量依靠采购内地米粮，洋米与内米比例一度逆转为1∶7。几可断定，民国以来粤省仰赖洋米的程度有增无减，如何有效从外国补给食米，维持米商品经济运作，足以决定广东政局的稳定性。据20世纪30年代报刊评论，若将广东全省人口假定为三千三百万，以每人每年平均白米总消费额为两担计，每年全省总消费已为白米六千六百万担，则此数又为民国二十年以来每年平均输粤总米数的六至七倍，可见粤省自始至终缺米的问题严重(详阅丁颗《洋米抽税问题》对30年代广东人口、粮食问题的讨论。依丁氏其时见解，广东一省不应过度依赖洋米，造成大量银元外流入不敷支；相反应对长期宽容的入口洋米予以抽税，弥补收入。）。粤省所入米数尚且不足以解决民食问题，若再遇政局动荡，入口洋米阻滞等，情况更形严梭。故此，政府非赖商人多方支援粮饷，无以维持国计民生，这同时也解释了粤省内各种粮食救济组织长期存在的因由(类似的粮食救济名目繁多，清末民国以来的平籴公所已执行此基本任务。至于1918年的广东粮食救济食、1923年筹办的粮食管理会及1925年粮食维持会等均为粤省临时的应急组织、成立章程中每谓事毕自动解散。从黄氏出任平籴主任历时固久，以及负贵各临时组织的采运工作观之，政府早已容认米商于米市场所起的自我调节功能。）。

　　表（略）

　　四、黄显芝与永丰舰上的孙中山

　　1920年10月，孙中山总理与伍廷芳回粤，冀恢复护法军政府，先由海军总长汤廷光为临时督军兼省长，向广州总商会筹借军饷，黄氏再度输款二万元。显而易见，孙中山政府治粤，长期受制于现实的军事与经济局限，军中人物对革命事业背向不一，经济作业早沦为军阀据地自肥的工具。孙中山回粤的目的，在尽速组织正式政府，选出合法总统，以便进行交涉与统一工作，这与陈炯明与北洋军阀之间倡议的“联省自治”、强化军阀割据的私意根本相违。孙中山以陈炯明的广东亲军成功驱逐岑春煊、陆荣廷等西南军阀，取得护法行动的一次胜利。1921年孙氏就任非常大总统后，逐步落实北伐计划，例如设大本营于桂林，方便策划行军路线，与各军会合推进，南面广州以外交部长伍廷芳代行总统职责，由身兼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内务部总长的陈氏操揽军权。6月16日凌晨，陈炯明部下叶举率四千余人围攻总统府，炮轰孙中山于观音山下榻的粤秀楼。孙氏事前得密报离开总统府，扺黄埔设立行营，是日先登上广东江海防司令的宝璧号，继至楚豫舰，最后翌日始转至永丰舰上。如此仓皇辗转登舰，无非为确保孙氏于舰上的安全(6月16日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舰上形势并不安全。孙氏先登上广东江海防司令的座舰宝璧号，后转至楚豫舰，在舰上手拟电报，号召各军讨平陈逆。次日，孙中山指示海军应对陈炯明严加讨伐，但温树德态度犹豫，永丰舰舰长冯肇宪遂请孙氏上船。20日温树德率永翔、同安二舰与陈炯明部队商谈停战，受陈氏收买，25日便派员到肇和舰与舰长协商驶出西江，分化海军力量。故此，孙氏与七舰困于白鹅潭上，舰中半数官兵颇不归心。详阅陈耆麟、陈贞寿编着《中华民国海军通史》（北京：海潮出版社，1993），第五章：在政局动荡中的广东海军，页186—187。）。其时总统府已被攻陷，伍廷芳由其子伍朝枢陪同，移至广州岭南大学附近暂居，勉力与西南军阀谈判周旋。叛军沿河两侧夹击，永丰舰左舷受创，停驻于白鹅潭，形势告急。

　　6月17日，伍廷芳冒险与卫戌司令魏邦平乘舟登上楚豫舰，与孙中山共商决策，议定由伍氏通告各国驻粤领事严守中立，维持孙氏政府的合法地位。由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移节永丰舰，至年8月9曰离舰赴上海，历时达两个月。舰上粮食及檄调讨逆各部队的米粮供给，为数甚巨，情势急如星火。6月18日，陈炯明致电伍廷芳，请其出面劝孙氏下野，言词悖逆，伍忧愤成疾，由是卧床不起，往后斡旋工作均由其子伍朝枢一力承担。伍朝枢安排各界团体代表与孙氏见面，为是月的26、27日。《褒扬令》载：“黄氏（显芝）与伍朝枢晋谒孙大总统，于黄埔永丰舰上致慰劳敬意时，孙大总统提示借米。黄氏慨然即将白米数船，为数六千余袋，捐助军粮。大总统执手嘉谢。”此番记载较为简略，于当时乱局而言，黄氏为首的米商陷于两难之间：既要面对孙氏的军需问题，亦不能与陈氏正面冲突。如何成功运粮接济孙氏，亦存在不少风险，盖陈炯明与孙氏对峙之际，对米商进出已实行严格管制。《香港华字日报》1922年6月24日《米业又受军事影响》载云：

　　查前两日有米舴数艘运米入省，行经黄埔，海军即循例往验，验毕，止欲启行，忽海面悬挂陈字旗之小轮，喝令该米舴移往海军学校前起卸。省中各米行闻粍连日均电港行停止运米入口。昨有一二米商，以前月程天斗下令以纸币为本位，虽甫经一日，即复取销，而省中米行已电止停运米石入省。自此之后，米价并未复原，米商损失已属不少。今又有此阻碍，若再停办，不独省城民食大受影响，商家损失更不堪言。拟自后入省米石由一外国轮船直运至省河起卸，其用米舟舴运载者，亦托外人代运，虽多耗费用，亦无如之何云云。

　　陈氏因封锁孙军补给，导致粤商无法正常付运食米入口，米的供求失衡，不但造成价格波动，于货粮与金融汇兑信心上打击至大。货源短缺，生意停废，乱局僵持日久，对米商与全省民食而言，诚非幸事。同报6月30日《再记各界谒见孙（中山）、叶（举）两人之真相》便记载下面的一段插曲，反映了当时黄氏确曾上船与孙中山面谈，具体表达商界的忧虑：

　　查当日各代表共一十五人至永丰炮舰，伍朝枢介绍于该舰船尾棚面，谒见孙中山，俱皆环立……于是绅界代表战战兢兢，俯首陈述，略谓：大总统南来爱民，若赤民等，亦无间言。此次变故，商损甚大，万望体恤民龈，勿再启干戈云云。……总商会代表黄某（按：即黄显芝）谓：自开炮后商场已废烂不堪，且连日有抢掠之事，小东门一带商店大约八百余家，损失不知几许。故代表等特来哀请大总统俯恤，稍为退让，勿再开炮，以维危局而惠地方云云。当各代表发言时，孙氏目不转睛，露出一种怒容，及各代表言毕，然后发言谓：请各位尚有说话讲否？众皆默然。久之，孙继续言曰：动以武力促我下野，各位之意思以为如何？彼恃武力便可屈服人，试问向有何公理？民国以来，人民自应有权主张公道，不能因武力而受屈服。……

　　黄氏冒险往孙氏军舰，出于对孙氏革命的拥护，然商界领袖亦欲借此次造访，以缓和双方对峙情势。对革命的反动势力和商民息兵之说，孙中山反对立场固然坚定，惟广州陷于无政府状态，战情酿成经济瘫痪，以及孙军势孤力弱等现状，皆为孙氏所悉。孙氏权衡了整体形势，最后从黄埔撤回上海。乱事中伍廷芳辞世，唯一作为与粤军实力派沟通的重要中介、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亦遭刺毙，加上部分舰队军兵叛离，孙氏只得退兵一途。至1923年陈氏复遭缜、闵诸军逐出广州，孙氏才第三度回粤成立革命政府。从1923年至1924年间孙氏所发手令的频繁可见，孙氏为应付陈军叛变，在各种军需资源的配合与调度上，确是至急要面对的问题。例如《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载1923年3月17日所发《大元帅训令第十七号：令粤桂联军西路讨贼军总司令刘震寰》，其谓：

　　据盐商报告现有大号盐船三十余艘，在香港满载盐斤，因惧虎门炮台扣留不敢运省。查此批盐船如能通过到省运署，可得盐税约一百二十余万元。当此军饷奇绌，请予令行刘总司令转饰虎门所驻军队不得扣留，以便盐船早日通运而裕饷源。又据港探呈报有米船六十余艘，亦虑留港不敢运省，各等情着由该总司令速饰所部一律保护放行，切切此令。

　　陈炯明节节败退，粤桂军阀则乘时进占广州地盘，孙氏大元帅回粤军力整集需时，各方势力相持不下，虎门内外的运输补给一度严令查禁，与民食税入攸关的盐船和米船等遂滞留香港而不敢运入粤省，须由孙氏着令粤桂联军解禁放行。通禁无常的情况一直持续至1924年年底，仍然未见改善，故此黄显芝再次以米商代表身分，联请政府关照。公报载1924年11月22日发出的《大元帅训令第五八九号：令建国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其内容云：

　　据米糠行养和堂呈称，敝行实和、五丰等号由港购运糠米六千余担，分载彭满利英厢隆两舴，由鹰山轮船施运来省。讵巧曰午后五时驶至虎门斜西口附近，突被匪轮两艘拦途截劫，发炮轰击，鹰山轮船开足马力始获脱险，途遇兵舰报请追缉舰上员兵置诸弗理。该拖轮逃脱后匪轮即将两船骑劫，着令开赴中塘开行。未几旋遇亚细亚轮船经过，疑为兵舰，遂将舴上银物军械劫掠一空，并每舴掳去船伴一人始行逃去。现两舴深恐匪轮再来，星夜驶返威远炮台，寄舶多数糠米，虽获保全，然非遇亚细亚轮船则所有货畅势难幸免。查粤省米食向赖外洋接济，虎门为入省孔道，炮台密迩，乃盗匪猖獗尚复如是，设非实力保护货物运输，危险殊甚。商人血本所关必至裹足不前，民食前途更将何赖迫得。据情历陈钧座，伏乞迅令水陆各军警严行保护，并追赃起掳，究缉匪犯，以伸法纪而维商业等情前来。查粤省米食向赖外洋接济，海陆各道稍有不靖，关系民食非浅。据呈前情合行，令即便严饬水陆各军，分道保护以维商运而利民生，切切此令。

　　黄氏养和堂米船于虎门附近遭贼船抢掠，军舰经过无动于衷，其时海上兵贼难辨，人命财货易失，凡此使米商输粤洋米为之却步，急欲政府居间保护。由此益见，孙氏政权虽重枧民食民生，但鉴于地方未靖，于确保粤食运济方面，仍是鞭长莫及。黄显芝等米商代表，透过自身米业机制，灵活应变，在艰难中冒险运粮，成功维持着广州军政府的经济补给。

　　五、广州的新政府、商团与工运

　　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革命遭遇挫折，自此广州政府倾向寻求苏俄革命的援助，国民党派中对国内共产党的观点遂产生根本的变化，促成国共合作基调。1922年9月，孙中山与胡汉民、汪精卫等53人在上海召开研究改组国民党计划的会议，草拟国民党改组的宣言与党纲，准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在1923年2月，孙中山回广州就大元帅职后，成立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任廖仲恺、胡汉民、谭平山、林森、邓泽如、杨庶堪、陈树人、孙科、吴铁城等9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汪精卫、李大钊、谢英伯、古应芬、许崇智5人为候补执行委员，以深化改组工作。从广州政府的新领导班子观之：国民党中的左派力量渐次得到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孙氏联俄容共主要为政治上的考虑，对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无产阶级革命极为保留，认为中国当下并不存在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冲突，呼吁工人要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民主自由，发展非阶级性的工人运动(详阅江田宪治《孙中山的阶级斗争观及工人运动论与国民革命》，收入《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页772—782；氏着《上海五卅连动与劳动运动》，《东洋史研究》第40卷，第2号，页85—124。）。孙中山屡次建立政府，皆得力于广东绅商及知识分子，地域集团主义与资产阶级的革命意识较为浓厚(广州作为重要通商口岸，长期以来形成了稳固的中产阶层，由本地绅商、九六善堂、七十二行总商会组成的班底，继绩支持革命政府。孙中山于民国六年至十二年，三度在粤成立革命政府，活动范围亦以广东为主，财源几乎全出自广东省赋税收入和海外募款。重用人物如胡汉民、陈炯明、汪兆铭、廖仲恺、朱执信等均为粤人，职业军人中以广东籍的许崇智为总司令，反映了民国早期以广东人士为中心的正统意识及网络关系尤为强烈。详阅吴振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系意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第二章：国民革命以来广东人士的正统意识，页71—80。）。在遍及全国的工运高潮中，商人与下层民众争取民族资本企业独立的决心虽然一致，但确保商事正常操作，免受人为侵剥，始终为粤商至关切的事项。1924年5月，广州发生商团之乱，以陈廉伯、陈恭受为首的粤州商人，因不满政府辖下滇、桂等客军不修军纪，贪官污吏多托名筹饷，而大元帅政府亦军需浩繁，苛捐杂税日益沉重，故此酝酿罢市，号召成立广东省商团联防总部(参阅丁文江卫《广东军事纪》，《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3期，页72；卫恭《商团事变前后见闻杂记》，《广州文史资料》第7辑，1963年，页101-102。）。当时商团十团的自卫力量约有6000人，武器配备精良，孙氏因粤商谋立商人政府，与英国帝国主义私通勾结，决意平定叛乱，广州商圈一律予以解散缴械。商团叛乱，不但反映出粤商对广州革命政府的支持度日趋下降，同时亦显示孙氏的领导层内，在资产阶级与农工阶级的取舍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商团之乱，初期，广州革命政府内部，例如胡汉民、汪精卫、伍朝枢均主张调停，与商团达成和解条件，惟是年10月商团军于国庆日伤及游行群众，酿成双十惨案，国民党军政要廖仲恺、蒋介石等极力主张镇压商团，促使孙氏成立革命委员会，特别处理叛乱事宜，并令广东省省长兼代行大元帅的胡汉民立即直布戒严，将政府全权交付委员会，详阅刘曼容《孙中山与中国国民革命》（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251—253。）。

　　除党内重组外，广州新政府加紧军事部署，大本营兵站总监罗翼群向米商订购军米75万斤，限时五天内交付。当时粤米行商店中约四分之一均由黄显芝经理，黄作为该行业总会的主席，于是以代表身分签立合约。折算现银，该项军米欠价9663032元。至1924年12月27日，广东财政厅长古应芬发给支付单第7668号，该款项除于1925年6月17日支付23061元外，尚欠余款94300多元，一直未能领取(详阅《黄显芝事略》，页6675。单此一次，民国政府欠数已为十万，若加上民国以降认购的公债、捐献及非正式的字据借款，数目庞巨。据黄氏家族后人所言，养和堂为近代广州最大米商，粤政府的货币、用度每须米商支持，以米垫支粮饷，故所收官方借据甚多，土改期间，凡涉及“青天白日”的印章字款均被逼烧毁，现时只余《事略》一项证据。关于黄氏家族于土改文革时所受经历与家产侵剥，详见黄咏雩《天蟹楼诗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下册，黄福禄《附録二：追思》，页227—261。）。1924年，广东省长廖仲恺，以黄氏仗义摅忠，翊赞党国，忠诚纯笃，延请黄氏商事，欲聘为谘议。孙中山尝命徐绍桢派令黄氏为财政委员会委员，黄氏均谦辞不就。政府改组后的左倾路线，共党群众抗争的激进手段，在资本家立场看来，均窒碍工商业所需的稳定环境。此外，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获得的巨大利益，容易成为共党民众的斗争目标，凡此令商人团体对新政府的政策路线渐趋保留。

　　1925年5月，上海日本内外棉纱厂工人为了抗议日本资本家开除中国工人举行罢工，结果罢工遭受镇压，酿成死伤，激起当地工人、学生和群众公愤，于5月30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帝国主义示威，复遭英国巡捕开枪射击，拉开了五卅运动的序幕。革命抗暴风潮，由上海为起点，席卷全国，北京、武汉、广州、香港等数十城市均加入罢工、罢课、罢市的运动。其中，广州和香港工人的大罢工，在共产党的应援下，历时较长，抗争激烈。五卅惨案报导传至广州，中华全国总工会动员发动香港罢工，为数十万的工人离港赴粤，以示对英帝国及殖民政府的不满。此项运动得到国民党左派、国民党工人部长廖仲恺的经济支援，6月23日廖氏主持了广州工人、农民、商人和黄埔军校学生等十多万的集会示威，游行队伍经过沙面租界对岸，遭英兵扫射，演成沙基惨案(由初时的上海罢工，发展为五卅运动，继而蔓延全国及香港，成为反帝国主义的巨大风潮。参阅任建树、张铨《五卅运动简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页70—126。）。广东国民政府遂对香港实施封锁，断絶香港对外的物资供应，因出入口停顿而倒闭结业的在港商店数以千计。相反，由于广东国民政府允许他国商船直接至广州，使平均每月财政收入激增。直至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为止，足足维持了一年多的特殊经济形态(由于禁运缘故，广州与香港出现明显的经济消长，例如1925年香港出入口货总值约为1924年的半数，每月损失超过2亿银元，导致商店倒闭数字激增，英国政府一度须贷款救济商业。另一方面，粤省受惠于出入口商品因直航而急速扩大的贸易额，单是1925年，该省收入已为1800多万元，是1924年7986万元的两倍以上。至1926年更激增至1亿多元，又较上一年增长五倍以上。详见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北京：中国史学社，1957），页231—232；《国民政府财政部宋部长之财政报告》，《政治周报》第5期。）。诚如学者指出，广东商人并不热衷于省港大罢工，例如财政部长廖仲恺召集广州商人，商讨筹款捐助罢工运动时，商人仅输数千元而已；组成的“广东商界对外经济絶交委员会”只于6月30日象征式罢市一天，以示哀悼五卅惨案的死难同胞。为了避免劳资对立，粤商尽量与罢工委员会维持关系，以求获准向外办运米粮煤炭等物至省，双方关系得以暂时缓和(详阅《工人之路》，民国十四年7月1日；《华侨日报》，民国十四年7月29日及8月2日。转引自蔡荣芳《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四：省港大罢工（1925—1926)及其后之社会文化，“广东商人对罢工的态度”，页149。）。

　　六、省港大罢工与黄氏维持粮食的工作

　　20世纪20年代中期，政府因商团之乱，实施相应的解械措施，商人活动渐受监控。陈廉伯为叛乱之首，与商会中人关系密切。该事件对商界造成沉重的打击，惟黄显芝并未参预其中，仍受政府良好对待，在黄氏家乡的横江团械，即特别准免收缴(《横江团械准免收缴》，《广州民国日报》，民国十三年11月5日。）。为维持粤省稳定的粮食供应，1925年7月1日政府召开了广东各界粮食维持会的首度会议，公推黄氏为该会的平籴主任，会议中讨论请省政府禁止内地粮食出口，禁止米商高抬米价，并依魏邦平会长提议，购运湘南丰足产米，以广来源，由政府饬军警沿途护送(《广东粮食维持会第一次会议》，《广州民国日报》，民国十四年7月2日。）。从上得知，米粮调节组织，最早见于1918年黄氏筹组的广东粮食救济会，该会于1920年成功平抑米价后自动解散，黄氏则一直履行平籴公所的职责。1921至1923年间，广东战祸连年，孙氏克服粤境，曾以官方名义，号召商界再行筹组“大本营粮食管理会”，其间又因种种原因而撤消(《大本营粮食管理处试办规程》于民国十二年9月由督办该会的赵士觐早拟成立，除调控省内民食外，本意在接济北伐的前方军粮。粤省商人对此半官方的糂食执行机构颇有保留，盖上下统制不严，兵站未经正式印据而向米号赊米而未能履行契约之事，时有发生，米商利益严重受损，官方惟有于是年12月撒消该组织。详阅《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指令》，民国十二年10月26曰；民国十二年11月16日；民国十二年12月7日；民国十三年6月22日。）。至1924年8月廖仲恺曾颁发命令，致力保护黄氏养和堂与永安堂领导办米事宜，情况始趋稳定(据《着永安堂养和堂照常办米命令》（《扣械潮》，民国十三年8月27日）云：“须知米食关系民生，倘有缺乏，扰乱立见，万不能停辍须臾，致滋纷扰。即由该堂转知各行，照常贸易，源源办米，政府自必力任保护，仍着先将劝办情形具复。”）。黄氏等米商采运经验丰富，对米的供应及价格波动反应甚速，新成立的粮食维持会开幕翌日，《广州民国日报》已刊登《沪轮运米来粤》的办法，其内容谓：

　　比因安暹各埠洋米来源梗塞，米价飞涨，内地米食，大受影响。此后接济来源，只靠镇江芜湖等处直接运粤，以资接济。惟船只轮运一层，颇费踌躇，节经米埠行商与招商局妥筹转运办法。闻该局对此已慨允援助，昨经转电沪局，指定广大、致逮等轮船，于每次来粤，预留吨位，专载米石，计每次可载米三千包，直接运粤，民食前途，得此接济，裨益殊巨云。

　　20年代于广东集散的米粮中，以越南、暹逻入口米为大宗，省港大罢工期间，洋米一途已遭阻絶，惟靠湘湖等产米腹地辗转接济，国内米价较诸洋米本已相对昂贵，加上非常时期供米不足，运粮成本提高。在此等压力下，寻找新途径沿沪大量输米，亦见粤米商采购之力。米价于日内已见回落，翌日同报《米价陆续低跌》载：

　　广州粮食问题，曰来自经官民双方设法维持，经有具体之救济方法，其中最重要者，则为三点：（一）由本市米商，将寄存外人货仓之米石，克日起回应市；（二）由各地方团体，联合向产米区域如我国之镇江、芜湖，及外洋之安南、暹逻各地直接办米来粤接济；（三）由政府严禁米石出口。以上三事，经次第实现，前昨等日，已有大宗米粮运到广州，陆续起岸。原来广州市内现存米石，为数尚巨，尽足维持现状有余。不过前当洋轮海贝实行罢工之初，市民深恐来源不继，争相购储，遂致将米价抢贵，而一般米商，复从中垄断居奇，故其价乃一日数起。现洋米既源源而来，而内地所产之早造禾稻，如夏至白等类，亦成熟上市，因此米价则经略为低跌。据米行中人云，现时新米旧米颇为充足，日内将可恢复月前之原价云。

　　洋米陆续输入广州，使米价回落，7月9日该报刊登有大宗暹米来粤的消息，其谓：“广东粮食维持会成立后，除切实疏通各江河道外，芜湖、暹逻等处之米石，已源源而来。昨黄沙米行得接暹逻电称，现有依士丹号轮船，专载米石来粤，大约日内直扺省河云。”以来回理输时日计，大量暹米运粤，此为黄显芝未出任粮食维持会公职前，经已达至的工作成果。而且，各种证据均显示黄氏大批运进米粮，是取得了廖仲恺、苏兆征等工运领导同意的。例如，同报7月11日的《粮食会维持粮食之进行》曾谓：

　　昨有坡安轮船，由暹逻运米二百余万觔到粤，即日起卸完竣，并拟赶紧出口，再运米石前来。惟恐购办伙食时，地方上或有误会，发生枝节，未免欲速反迟，特由米商黄某，商请种食维持会设法。该会以此关系米食来源，自应维持，即日派出交际部长谭雅各君前往工人部接洽，由廖部长函致全国罢工委员会，拟定办法。此后运栽粮食入口之船，应购伙食若干，须开列清单两张，送由罢工委员会转交工人纠察队照单放行，妥为保护云。

　　“米商黄某”即米糠发行公会养和堂主席黄显芝，“廖部长”即政府工运领袖廖仲恺，当知其时的粮食供应，实际上主要由黄氏的养和堂自安暹用船直接入口。米粮顺利放行，与黄氏入主粮食维持会加以沟通权宜极具关系。黄氏筹划洋米，除了要克服内部组织的矛盾外，米源从另一管道两江（北江、西江）区域流入，还须解决地方势力于关口滥征税款的问题，任务艰巨。7月14日报章、记载《各江米石源源运到之喜讯》曾谓：

　　粤省米石，全靠西北两江接济，自军事迭兴，各江河梗塞，加以不法军人，私设行水机关，勒收游费，广韶一路，竟至二十余处之多，运商裹足，来源遂至断絶。现罢工工人云集广州，种食问题，更为重要。现粮食维持会已设法向西北两江源源采运，北江之南雄一带，本年禾稼丰足，且因去年运输阻碍，颇有馁积，故价值极为平允。至沿路一带，巳由湘军总司令谭延恺，严饬所部，除属行禁止私擅征抽外，并对于米商米石，须一律加意保护。更由湘军总部，派遣宪兵一排，随车护送，遇有藉端阻袭者，无论是何长官，概以最严重之军律惩处。至西江一路，梧州巳将出口禁令取销，连日贵县桂平等处，均有大帮米石源源运下。沿途一带，亦由黄绍雄楷两军长派队切实保护，计运到省垣者，巳有五千担之多，后方尚源源续至。……

　　粮米从四方运至广州不絶，米价遂趋平稳，此为黄氏入主维持粮食会前后所作的贡献。孙中山政府与共产党联合，着眼点在于根据民主主义原则，争取基层更大的支持，以对外的民族斗争而非内部阶级斗争作为运动的目的。然而共产党的中坚理论却认为，社会各阶级为民族自由而斗争，仍然不能缓和劳资阶级的根本对立形势，因而削弱了国民革命的力量(1925年3月孙中山死后，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斗争言论升级，例如陈独秀、瞿秋白等人开始批评戴季陶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等理论，主张中国国民革命的动力还是在工人发起的阶级斗争。参阅陈独秀《给戴季陶的一封信》，《响导》第129期，1925年9月11日；《翟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转引自上揭江田宪治《孙中山的阶级斗争观及工人运动论与国民革命》一文。）。在整个罢工浪潮中，黄显芝所受的阶级压力尤其巨大，然而黄氏竭力与工人运动调协，致力维系广东民食，以追求民族生存而非阶级对立的革命原点。

　　七、黄氏家族米业的逆转

　　孙中山领导国民革命，以广东一省财力转战全国，其情况至蒋介石北伐时期，并无明显改善。为应付公帑入不敷支，政府需要以不同渠道向民间举债集资，粤商自然成为主要对象。例如1926年7月，国共两党合作进行北伐，黄氏领销金库券5万元。1927年4月，国民政府向广州商会借款300万元。是年9月，国民政府又拟于广州市临时发行1000万元公债，分由银业行承担400万元，杂行承担600万元，以为救济金融之用。此外，1928年1月，广州商会奉令募集公债1000万元。政府迭次向广州商会借款，派销公债以千万计，黄氏皆踊跃认借认领，数至庞巨，从当时国内外的经营环境观之，殊非易事。

　　国民政府除公债一门之外，各种征税亦加紧进行，其中开源目标指向米糠行业。黄显芝曾以米糠行代表，向粤方理财官员重申，米糠关系民食，海关以外，不宜对内地转运糠朴同样征税，结果双方让步，达成局部收税建议。《越华报》1927年11月29日的《米糠征税之变通办法》，载其官方决定如下：

　　管理财政部在粤事务兼广东财政厅布告：现据广东米糠三行养和堂代表黄显芝等电称，以糠朴糯碎，关系民食及贫民畜牧，请撤销征税等情前来。查糠朴糯碎，向须完纳关税，载在税率，只以海关限于轮船运载入口，始令纳税，对于帆船则尚未征收，实为税率漏点之一。现不过因此特加整顿，且于省内转运及内地米机之糠朴，仍不在征收之列，事属平允，絶非新税苛抽可比，未便一律豁免。惟商业凋敝，亦厉实情，姑予通融办理。凡糠朴运栽入口，如未经海关征税者，一律照海关税率，每担以一毫二仙五文徼收，与原定章程，则已减少，以恤商艰。至三号米碎一项，既系有关贫民生计，应准先行取销，合行布告，仰商民人等一体知照。此布。

　　按政府公布，米糠通关必须照支税项，惟税款酌量减少，若非下等米碎仍在缴纳范围，与原来只针对洋米输税相违。

　　此外，米糠行面对的二重打击，来自与零售米商的溢米衢突。盖米糠行从香港的南北行办米，必经米舴为驳脚，由于两地司码比较，出现若干差距，米舴在港照七五镑收米，到省亦照七五磅交米，无形间于每一百斤，约有溢米一斤，米舴以付运过程中易于耗损，欲据为己有。最后官厅调停，将溢米悉归米糠行，而将米舴的水脚略为调整。与此同时，米商公会却认为所得溢米，乃周于客户订数之内，无由归由米糠行独得。米糠行虽因此实施九九扣现，为米店弥补溢米差值，惟米商公会并不接受，且要求米糠行取消二十天的银期限制(《米潮中之米糠行投诉》，《华字日报》，1927年8月16日。）。于是批发与零售两者坚持不下，各施反制之法，造成业界的内部混乱。《华字日报》1927年8月21日《米潮仍在齮龁中——米糠米商各有互制法》载谓：

　　米商公会前经议决，集款赴港直接购米，设立公卖场，藉以制米糠行之死命。但因赴港办米，需用大宗现款，一时尚难筹集，故迟迟未克见诸实行。况闻米糠行亦确定应付办法，如米商公会成立公卖场，该行必同时设立分销场，实行零沽，以应市民之购食。且更造一步，调食市内各米店，何家反对米糠行最力，则于左右邻近，立即开设米店，取价务期比较低廉，以冀占夺其营业地位。此种工作，刻经准备完竣，如米商公会之公卖场朝成立，则上述两项办法夕实现。据闻米商会之所以未敢遽尔实行者，即对于米糠行之应付办法，有所顾忌之故。诚以米糠行资本充足，上项办法，确可立刻吊文行，且本市米店虽与糠米行经济絶交，而各属市镇乡各米店，则始终照常交易。营业上影响极微，最大限度，亦不过十之一二。……

　　米糠行在米潮中虽主上风，惟情况终引致政府关注，公安局以维持民食为由，一度将米店公会主席张铁军扣留，并致函总商会召集双方和解，显示广州米业的内部矛盾越形严重。

　　20年代后期，中国政治局势发生了急激的变化。黄氏早期相善的革命领导中，以胡汉民及廖仲恺二者为最。而1925年3月孙中山死后不久，8月廖仲恺于广州被刺身亡，胡汉民遂卷入案件之中，广东派系权力逐步削弱。及至1926年3月，蒋介石借“中山舰事变”，排斥汪兆铭和鲍罗廷等苏俄顾问，遂成为广州的权力领袖。从1926年底至1927年春，蒋氏北伐军先后打败吴佩孚、孙传芳，直下湘鄂赣各省，继于10月及11月攻克武昌、南昌等地，全面制控长江。北伐前后数年，政府在在需财，粗略估计，1925至1926年广东政府时期的收入平均为670万元，财政支出总计1700万元；直至1927年3月份，武汉政府财政直接收入降至400余万元，支出仍在1300万元以上，总负债达2000万元，巨额赤字惟靠发钞弥补，结果造成金融市场紊乱，货币大幅贬值(中国第二历史挡桉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桉资料汇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第四辑《从广州军政府至武汉国民政府》，下册，页403—405。）。

　　政府为稳定财政，解决银行挤兑，同时向广州市银行强行按营业牌照资本额，即每1000元借440元的比例增加资本，此举动迫使银行向米糠行追还贷款，加以本行业也在政府大额借款之列，造成米糠行不得不大量低价抛售存米。其时米价迅即暴跌，每担跌价二元多，跌幅达四分之一，米糠行经此一役，大量同业倒闭，米糠行数目由原来的108家鋭减至54家，该行业逐渐式微。政府此举，无形与商民争利，既欲借商人财力稳定经济，然而同时以非常手段操控物价，使米价无法真正反映现实供求情况。米商的经营环境在是年官僚承办操控的华南米业公司的垄断下，持续下滑，其传统的总销方式被迫改变，沦为二批发，至抗战期间只剩下33家(前揭《广州市志》卷六，第一章：沿革，三、米糠行，页501。）。面对经济与米业结构改变的重重危机，黄氏业务已非一人之力所能挽回。黄显芝于1929年宣告退休，家族米业生意交由其子黄咏雩主理。黄咏雩遂继承父志，于1930年出任米糠发行同业工会主席，有关黄咏雩于同业公会组织改组以后的活动，例如反征洋米税的运动以及与陈济棠政府的龃龉，拟另撰文讨论。概言之，黄显芝主理的米业时期，充分反映了初期国民政府与广东商人在地域上的依存关系。20年代中后期，政权基地出现了根本的转变，蒋介石的北伐行动，加上南京、武汉等新政府的争雄，政治的视野早巳由局促的广州移至长江沿河流域，循大一统的国家基调发展。以黄显芝为代表的一代广东米业，亦由此一政治气候的带动下，发生相应的变化。

　　八、结论

　　近代广东革命的人物中，军政商的人脉关系极其近密，不少商绅人士均曾在国民政府的建构中产生过积极的作用。本文通过黄显芝的研究案例，说明：（一）广州米商活动，在商业范畴以外，还包括公共救济的社会行动，其组成的民食组织，往往补足了政府于地方经济上的功能；（二）从孙中山早期成立的军政府开始，广州米商黄氏对军命事业积极支援，幷且在陈炯明叛乱中，发挥了重要的接济角色；（三）在国民政府内部路线的转变下，工人运动的抗争行动升级，惟作为资产阶层的黄氏仍然积极寻求协调危机的办法，解决广州民食问题；（四）20年代后期，随着国家北伐统一，国民政府趋于宏观的经济政策，牺牲了广州米业的原来经营结构，导致黄氏家族事业的逆转。

　　在分析黄氏其人其事时，商人代表的资产阶级与国民政府之间关系微妙。在前期孙中山的广东军政府里，黄氏几成为政府的御用商人，于判断当日经济形势、提供政府决策方面，负起指导的功用。惟陈炯明叛变、商团之乱发生以后，革命政府向工农群众靠拢，商人的政治角色渐次淡化、只能作为协助工人运动的业界组织。在国家高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各种批判思维下，强烈的资产阶级色彩，加上独特的地缘关系，令广东商人在其后的民国政权改组中，显得格格不入，与初时国民革命的政权本质，无疑相去渐远。
    （本文摘自2006年香港教育图书公司出版《文化中国的重构—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与活动》第67~98页。）
    （作者:赵雨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