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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台湾问题的历史回顾
　　
　　1、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历史文化渊源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祖国的领土，这是不争的事实。据台湾考古学家估计，在距今3万—2万年，祖国大陆民众已渡海移居台湾，台湾与祖国大陆原始文化的源流关系，至少可以追溯到1.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祖国大陆与台湾的来往就未中断过。战国时《禹贡》提到的“岛夷”，《前汉书》和《后汉书》提到的“东鳀”、“夷洲”，即是指台湾。三国时期以后，台湾与祖国大陆的接触越来越频繁。公元230年，吴国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将士万人渡海巡视台湾，公元605、610年，隋朝也两次派人去台湾。到了唐代，祖国大陆人民开始集体到台湾开发土地。
　　
　　随着大陆人民不断迁居澎湖、台湾，中国政府最迟从宋、元开始，经营和管辖台湾地区。南宋时期，澎湖已隶属泉州晋江县，有宋军驻守。元朝亦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台、澎民政。明朝沿袭元朝旧制，在澎湖、鸡笼（今基隆）、淡水等地驻军，行使管辖权。1661年，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后进行了全面开发治理。1683年，其孙郑克塽归顺清廷。清政府在台湾设1府3县，隶属福建省，台湾重归中国中央政府的管辖。1787年，清政府将台湾建制为一个省，由刘铭传任第一任巡抚。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台湾被日本强占。1945年日本战败，中国政府正式收回台湾，行使对台湾的主权与管辖权。
　　
　　不仅台湾史前文化与祖国大陆同源，而且现在台湾的居民主要是祖国大陆移民，台湾文化是纯粹的中国文化。自元朝以来，除荷兰殖民者与日本侵略者短暂占领过台湾外，中国政府一直行使台湾的管辖权，享有台湾的领土主权。
　　
　　当然，也无可否认，历代统治阶级也将台湾视为“蛮夷”，作为“边陲”，尤以清政府为最，对台湾实行海禁，人为隔断台湾与大陆的交往，乃至割让给日本，对台湾人民造成了伤害。台湾问题与国家安全
　　
　　2、国共内战与两岸关系的正式形成
　　
　　1945年8月29日，当时的国民政府任命陈仪为台湾首任行政长官。10月25日，陈仪在台北接受日本第10方面军司令长官安腾利吉的投降，被割让50年又156天的台湾省，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台湾回归后，国民党官僚极端腐败，各级官员无法无天，横征暴敛，鱼肉百姓，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这一切使台湾民众对中央政府的期望很快变成不满和怨恨，并最终引发了“二·二八”事件。参与此事件的一批本地居民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鎭压，从此本省籍与外省籍民众之间产生了严重的矛盾与隔阂。
　　
　　随着国民党在内战中的节节败退，蒋介石集团开始了经营台湾的工作。1949年12月，国民党政权逃台。为了巩固对台湾的统治，蒋介石、陈诚、蒋经国为首的国民党决策中心对国民党进行了1924年改组以来最大规模的清洗改造，并加强对军警宪特等部门的整肃与控制，同时在台澎金马实施白色恐怖，相继颁布“戒严令”、“戡乱法”、“惩治叛乱条例”等数十种法律法令，人民的权利、自由、民主和生命保障成为一纸空文。台湾民众再次被迫与祖国大陆人为隔绝，台湾成为国民党“反共复国”基地，再度与祖国分隔。
　　
　　经过一段时期的高压统治，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和国民党的专制制度得以恢复，台湾局势趋于基本稳定。随着国民党残余势力逃台，两岸关系即“一个中国尚未统一”的现实就此形成。这就产生了如何统一、何时统一这一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议题。
　　
　　3、两岸关系的历史发展阶段
　　
　　两岸关系自1949年底形成以来，迄今共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军事对抗时期（1949—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逃亡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在美国扶持下，顽固坚持反共反人民立场，处心积虑地实施“反攻大陆”计划。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明目张胆地策划旨在分裂中国、搞“两个中国”的“划峡而治”阴谋，有计划、有步骤地构筑围堵、封杀新中国的军事包围圈，全方位“扶蒋保台反共”，从而造成了海峡两岸长达三十年的军事对峙局面。
　　
　　1949年末，国民党残余势力仓惶窜逃到台湾及附近岛屿，其军队仅约60万人，士气低落，其在台湾的统治岌岌可危。但国际风云突变，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纠集16国组成所谓“联合国军”赴朝作战，同时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并加强对国民党政治、经济、军事等全方位的援助，且炮制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侵犯中国的领土与主权。
　　
　　在美国及其仆从军越过三八线、直逼中国边境的危机时刻，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10月19日，毛泽东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共同打击美国侵略者。为避免可能出现的南北两面作战、腹背受敌的不利态势，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暂时中止了原定1950年进军台湾的计划。50年代中期后，中国政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调整对台政策，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并为此作出了以下两方面的努力。
　　
　　一是敦促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谈判。1955年4月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召开期间，周恩来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这一声明得到美方响应，由此启动了中美大使级会谈（即日内瓦—华沙谈判）。会谈从1955年8月一直谈到1970年，共历时15年，谈了136次，核心就是台湾问题。
　　
　　二是向台湾当局发出“和平解放台湾”的倡议。1955年5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上明确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这是第一次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
　　
　　总的说来，“和平解放台湾”方针的提出对吸引广大爱国人士回归祖国怀抱、阻止台湾问题国际化起了较好的作用；然而中国大陆从1966年发生的直到1976年底才结束的文化大革命，严重地阻滞了对台工作的深入开展。但这十年当中，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动，海峡两岸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主导两岸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从而剥夺了台湾当局的所谓“国际人格”，其国际处境日益孤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席位后，加快了与世界各国建交的步伐，中美关系也开始迈向正常化。这一时期，台湾当局在经济上有所发展，但在其被逐出联合国后国际地位江河日下，其与祖国大陆对抗的筹码丧失殆尽，被迫“革新保台”。
　　
　　第二阶段为和平对峙时期（1979—1987年）。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美关系的缓和与建交，中美大三角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为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统一祖国政策创造了重要的国际条件。
　　
　　早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台海两岸处于军事对抗时期时，中国共产党就为和平统一祖国作出了各种努力。1978年12月16日中美建交，加速了和平统一祖国方针的形成。12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发表的公报指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全会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和祖国建设的事业继续作出积极贡献”。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强调实现祖国统一是民族的愿望，是不可违背的历史潮流；指明了中止两岸分离状态的迫切性；论述了实现祖国统一的可能性，即两岸具有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的共同立场和合作基础；并提出了“两个希望”，即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和寄希望于台湾当局，等等。
　　
　　《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由以武力“解放台湾”调整为通过和平协商、政治谈判的方式来实现国家的统一。这充分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襟怀坦荡、以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与国民党再次合作，共谋祖国统一、繁荣、富强的诚意。《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和平统一祖国方针的正式形成。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同志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述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后称“叶九条”。
　　
　　“和平统一祖国”方针的基本内容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力求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但是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决不允许搞“两个中国”，对台湾当局的唯一要求是去掉“中华民国”的旗子；通过在台湾和祖国大陆之间实行“三通”（即通邮、通航、通商）、“四流”（即文化交流、体育交流、学术交流、科技交流），打破海峡两岸30年来的隔绝状态；尊重台湾的现状和现行制度，重视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不降低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影响外国在台湾的经济利益，台湾当局的领导人将在中央机构作出适当安排。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在解决香港问题的过程中，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其主要内容为：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83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西东大学杨力宇敎授时，进一步阐发了争取台湾和祖国大陆和平统一的六点构想（后来被称为“邓六条”）。这就是：①台湾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从而构成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基础。②坚持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③不赞成“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自治应有一定的限度，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利益。④统一后，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可以实行与大陆不同的制度，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拥有立法权和司法权，包括终审权。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须派人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⑤和平统一不是台湾把大陆吃掉，也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是不现实的。⑥实现统一的适当方式是举行国共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双方达成协议以后，可以正式宣布，但不允许外国势力插手，那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邓六条”使“一国两制”的构想更加完备、充实，更加具体化、系统化。
　　
　　1990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确定了“一国两制”的法源，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范例。
　　
　　70年代以后，迫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台湾当局不得不对其大陆政策进行调整，逐步放弃不切实际的所谓“反共复国”的政策，而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为挡箭牌，以求偏安台湾，拒绝与祖国大陆进行和平统一的谈判。
　　
　　第一第二阶段，两岸都强调对中国主权拥有代表权，双方争论的“中心”是谁代表中国，台湾对中国主权仍具认同感，声称台湾的治权涵盖台澎金马及整个大陆。
　　
　　第三阶段为两岸民间交流时期（1987年至今）。1988年初蒋经国去世后，李登辉继任台湾“总统”和国民党主席。当年2月22日，李就在记者会上提出要以新的观念处理台湾海峡问题。
　　
　　1988年7月国民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现阶段大陆政策案》，此案表明其大陆政策已开始进行大幅度调整。具体表现在：强调以维护所谓台湾二千万人的“安全”与“福祉”为其考虑的着眼点，政策的重点是对内而不是对外，即从过去强调的“反共复国”变成“偏安等待”。在两岸关系方面遵循“政经分离”、“官民分开”的原则，采取了“民间、单向、局部、渐进”的措施，并在国民党内设置了“大陆工作指导小组”，在“行政院”下设置“大陆工作会报”等专职机构，同时在两岸经贸关系上步步为营、慎之又慎。1990年10月，台湾召开“国是会议”，成立“国统会”。次年2月，“国统会”通过“国统纲领”。“国统纲领”是台湾当局40多年来公开提出的第一个关于“国家统一”的方案，被李登辉称作是“未来大陆政策的最高指导方针”。主要内容包括：强调“中国的统一，其时机与方式，首应尊重台湾地区人民的权益并维护其安全与福祉，在理性、和平、对等、互惠的原则下，分三阶段逐步达成”统一。在近程阶段中，要“在互惠中不否认对方为政治实体”，“两岸应摒弃敌对状态，并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在国家间相互尊重，互不排斥”。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进入中程阶段，进而达到协商统一的远程阶段。“纲领”在策略的设计上煞费苦心，刻意追求阶段性、条件性和弹性三者的有机统一；前提设前提，条件套条件，且又不设时间表，要维持多久根本无法知道。可见，“国统纲领”无非是一个“拖”字，“拖以待变，以拖求独”的目的昭然若揭。
　　
　　进入90年代后，李登辉为了进一步落实其“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分裂目标，精心推出了一套以“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民国主权及于台澎金马地区”为中心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首先是推行“政治结构本土化”，经过更换俞国华、李焕、郝伯村、连战等“行政院长”人选和“阁员”大换班，完成了“行政院”系统的“本土化”；经过更换李焕、宋楚瑜、许水德等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人选和组织系统大换人，到1993年8月国民党举行“十四大”时，完成了党务系统的“本土化”。这为建立与“中华民国在台湾”相适应 的政治体制打下了政治基础。其次是“修宪”。“修宪”的主要内容有三：“修宪”实施范围为台澎金马地区；“中央民意代表”换届，恢复“任期制”；改执政党“官派”省市长为“民选”，“总统”由“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改为“民选”，即由“间接选举”改为“直接选举”。通过“修宪”，旨在巩固其执政的“民意”基础，并营造“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既成事实和“分裂分治”的“法律”基础。他把蒋氏父子过去坚持的至少在名义上由全国范围选出的“总统”改为“中华民国在台湾”即“独台型”的“台湾人的总统”。他的最终目标是把两岸关系转换成“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关系。
　　
　　从总体上看，李登辉时代的大陆政策与蒋氏父子时代的大陆政策明显不同。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蒋氏父子时代的大陆政策不承认大陆政权，也不要求对方承认自己是对等的独立政治实体，并公开反对双重承认和双重代表，不允许在国际社会造成两个中国的事实或现象。而李登辉时代则轻名重实，积极推行“务实外交”，大搞“银弹外交”、“经贸外交”、“政党外交”，在国际舞台上改变所谓“汉贼不两立”的立场，不择手段地力图与别国保持和发展官方、半官方的实质关系。
　　
　　第二，蒋氏父子时代大陆政策的两个基本点即中国前途和台湾前途问题同海峡两岸关系问题密不可分，二者的目标是一致的；而李登辉时代二者具有越来越分离的趋向。在两岸关系问题上采取一些有利于两岸交流向前发展的措施，但在统一问题上，则把两岸定位成两个独立的政治实体，竭力使台湾问题“国际化”，使两岸分裂法律化、固定化、长期化。
　　
　　第三，蒋氏父子时代大陆政策的策略是以“不变应万变”和“有所变有所不变”，在国家统一方面政策和措施明确，弹性很少；而李登辉为首的台湾当局其大陆政策弹性很大，攻守兼备，因而更具欺骗性，其实质是维持现状，拖以待变。
　　
　　第四，蒋氏父子时代大陆政策所涉及的两岸关系基本上源于国共两党对中国主控权的争夺和意识形态的对抗，而李登辉主政时期两岸关系的主要矛盾已由国共对抗争夺中国主控权逐渐转为争夺台湾前途主控权的斗争，实质上越来越带有“统独之争”的色彩。
　　
　　随着台湾当局大陆政策的调整，两岸关系也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两岸关系发展的总的特点是缓和中有紧张，交往中有斗争，发展中有曲折。台湾当局以民间交流为渠道，经贸投资为载体，文体交流为先导，通过扩大两岸交流，加强与祖国大陆各阶层的接触与沟通，逐步扩展“政治渗透”的深度和广度，提升“台湾经验”的影响力，并在开放缓和中建立“交流的秩序和规范”，力图主导两岸关系发展，进而促使祖国大陆“和平演变”。这一时期的两岸互动关系明显加强。
　　
　　随着两岸交往的扩大和深入，两岸相继于90、91年成立海基会、海协会，开展事务性、功能性商谈。由于两岸各种交往的深入，两岸交流中产生的问题日渐增多。自1992年起，两会间的商谈亦渐渐频繁起来。
　　
　　1992年4月27日至29日，“汪辜会谈”在新加坡正式举行。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在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首次会谈时，提出了关于两岸经济交流合作、科技文化交流和两会会务的具体意见。在近三天的会谈中，双方分别就两会会务、两岸经济交流、科技文敎交流等议题交换了意见，并于29日上午正式签署了四项协议，即：《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和《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在这次会谈中，双方还商定了1993年内两会事务性商谈的一些议题，如关于“违反有关规定进入对方地区之人员的遣返及相关问题”、“共同打击海上走私、抢劫等犯罪活动问题”、“两岸海上渔事纠纷处理”、“知识产权保护”和“两岸有关法院之间的联系与协助”等五项议题。
　　
　　“汪辜会谈”是两岸隔绝40多年后的第一次高层会谈，它在两岸关系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汪辜会谈”在国际上亦引起广泛关注，产生了巨大反响。
　　
　　但是从1994年以来，两岸关系出现曲折，这主要是因为李登辉不断从“一个中国”原则上倒退，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极力制造事端，阻碍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1995年6月，李登辉对美国进行了访问。这是李“隐性台独”政策的大暴露，此举使“台独”势力在岛内的气焰上升，导致海峡两岸自1979年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以来日渐缓和的两岸关系发生逆转，两岸在国际和军事上的对立明显升级。
　　
　　尽管李登辉在两岸关系中一再制造紧张和对立，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仍为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了巨大的努力。1995年1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表题为《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精辟地阐述了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思想的精髓，并就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提出了八项主张：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可以分步骤进行；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面向二十一世纪，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进一步寄希望于台湾同胞；欢迎台湾各党派、各界人士同我们交换有关两岸关系与和平统一的意见；双方领导人以适当的身份互访。这一讲话体现了中央对台方针政策的一贯性、连续性和在新形势下的重大发展，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发展两岸关系、促进祖国统一的决心和诚意，是解决台湾问题的纲领性文件。1995年6月22日，钱其琛副总理就处理“九七”后香港涉台问题宣布七条基本原则和政策，强调在一个中国原则下按“一国两制”处理问题的方针。
　　
　　在祖国大陆的努力下，在国际社会要求两岸和平对话的呼声下，1998年10月，汪辜会谈在其因李登辉访美而中断三年后再次举行。汪道涵会长在会谈中把一个中国原则的内涵概括为八十六字：“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目前尚未统一，双方应共同努力，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平等协商，共议统一。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是不可分割的，台湾的政治地位应该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进行讨论”。其中关键词是：“一个中国，尚未统一，平等协商，共议统一”。在日趋紧张的两岸关系中，“八十六字方针”有极大的包容性与针对性，获得岛内半数以上民众支持，既坚持了一个中国原则，又承认了现实，并提出了平等谈判，最后是共同来创造一个统一的美好的中国。这就对持“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立场的台湾当局构成重大压力。李登辉因此迫不及待地于1999年7月9日抛出其“两国论”，公然把两岸关系定位为“国与国的关系，至少也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一个中国”的原则提出严重挑衅。祖国大陆从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出发，不能不对李登辉之流的倒行逆施开展严肃的批判和斗争。国际社会和岛内的有识之士为了两岸的和平以及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也对“两国论”进行了批评，从目前看，两岸关系仍未脱出“一个中国”的大框架，李登辉打破“一个中国”大框架的企图并未得逞。
　　
　　2000年3月18日，台湾举行了“总统”大选，选举结果是有台独诉求的民进党人陈水扁与吕秀莲以39%微弱多数取胜，这实在是祖国大陆不愿见到的结果，两岸关系从此进入了不确定时期，这是非常严重的事变。但是，一个百年百万之众的国民党退出执政舞台，一个仅十万之众十年历史的民进党开始执政，也非意外之事。这中间固然有李登辉竭力搞垮国民党暗助民进党的作用，也有国民党“政商勾结”、“黑金政治”的因素。国民党当局已丧失民众信任，台湾民众在岛内关系与两岸关系的选择上，第一位的还是求生存求发展求改革，第二位的才是两岸关系与安定，台湾的历史悲情与本土化后的狂热情緖，使他们忘却了恐惧，终于使民进党登上了历史舞台。
　　
　　这场大选改变了台湾的政治结构，以连战为代表的国民党将进一步泡沫化；以宋楚瑜为代表的亲民党也将成为在野党；民进党会吸纳原离党的激独分子和国民党中的李登辉分子，组成执政党，台独的威胁会越来越严重，构成中国现代化中的一个严重障碍。李登辉虽被赶下了国民党主席位子，但李登辉主义的影响则远远未被肃清，仍将贻害两岸关系。
　　
　　二、台湾的战略价值分析
　　
　　 
　　
　　1、台湾的地缘战略价值
　　
　　台湾背靠亚洲大陆，东濒浩瀚的太平洋，在它与日本、菲律宾、小笠原群岛、马里亚纳群岛之间是著名的菲律宾海，这是西太平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性海域。该海域西北同日本海和东海相通，向西经由南海可进入印度洋，向南通过苏拉威西海可抵大洋洲，是多条海上重要交通线的汇聚地，对控制整个西太平洋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故有“西太平洋的安全防线”之称。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克阿瑟曾指出，“从马里亚纳群岛到阿留申群岛是一条弧形的岛屿锁链，可以把太平洋直到亚洲海岛加以控制，而台湾正处于这个防御圈正中内的一个敌性凸角。”“美国可以利用这个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兼供应舰来威胁整个南方的海运，并切断西太平洋上的所有海上通道。”麦克阿瑟的见解充分显示了台湾在地缘战略方面的巨大价值。
　　
　　2、台湾的经济战略价值
　　
　　台湾的经济战略价值来源于其三大经济优势。
　　
　　第一，是台湾的交通优势。台湾海峡是联系东海与南海的捷径，也是西太平洋上的重要交通咽喉。台湾位于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的中央位置，从俄罗斯远东地区、日本、朝鲜、韩国、中国东部、北部沿海地区等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太平洋彼岸、中东、欧洲等地的海上和空中的交通线大多经过台湾，使之成为西太平洋上的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也因而成为亚太地区的航运和海运中心，台湾与香港、新加坡是世界三大集装箱转运港口。优越的地理交通条件是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第二，是台湾自身的经济实力。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台湾在经济上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台湾总体经济实力大于香港和新加坡，产业结构比较完整，制造业产值为香港、新加坡的4倍左右，其高科技产业位居世界前列。1996年台湾的出口额已达1115.85亿美元。虽然前不久的亚洲金融风暴冲击了台湾的多项制造业，但台湾的经济地位并未受到重大冲击。
　　
　　第三，是台湾与亚太多国的经济联系。台湾与亚太地区经济联系最为密切，1993年与亚太国家（地区）的贸易占其外贸总额的75%，台对外投资总额的80%以上也集中在亚太地区。在区内贸易中，台湾占据重要地位。1992年台湾对东盟五个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印尼）和香港的出口额约236亿美元，占其出口总额的29%，首次超过其对美国的出口。台湾并通过将其传统产业向东南亚和中国大陆转移而与这些地区形成一定的互补性产业分工体系。经济上的这种优势，大大提高了台湾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
　　
　　3、台湾对中国大陆的战略价值
　　
　　首先，台湾对中国大陆的安全举足轻重。台湾岛是中国东南近海的唯一大岛，台湾海峡最窄处只有约90余海浬，与中国大陆十分接近；它是联系中国东部、北部近海与南部近海的战略要冲。如果台湾归并大陆，就能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起到极好的屏障作用，成为大陆“腹地数省之屏蔽”；但一旦台湾被敌对势力所控制，中国华东、华南的沿海地区就将直接暴露在外部势力的威胁之下，而且还会危及中国近海航线的安全。因此，对中国来说，台湾是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与生存的一块战略要地。没有台湾，中国的海域就不完整、不连贯；没有台湾，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就缺乏安全屏障。
　　
　　其次，台湾问题的解决更关系到中国在21世纪的前途与命运。台湾问题是由于中国内战形成的。但两岸人民经过数十年的摸索，已走上各具特色的促进社会繁荣的建设道路，如因台湾当局一意孤行而导致两岸战火再起，那就意味着两岸中国人数十年来为祖国繁荣富强而奋斗的努力将被付之东流，中国在21世纪能否进入世界强国之林将成为一个未知数。因此，台湾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安全，更关系中国未来的命运。
　　
　　总而言之，台湾对祖国的战略价值至关重要。惟其如此，西方对中国不怀好意者，无不企图阻止中国的统一，无不企图染指台湾。然而，国家不统一，中国现代化的伟大航程必将受制于人，中华真正的腾飞也仅仅是个美梦。两岸分离，其经济代价也是高昂的。祖国大陆每年用于反分裂促统一的费用相当巨大，其所牵制的精力也是很大的。海峡两岸外交攻防及军事对峙的费用，以及一些国家从中谋利、乘机“勒索”和“戒急用忍”的损失，长年累月加起来确实惊人。然而，中国一旦统一，大陆与台、港、澳在“一个中国”大屋架下共同致力现代化，促进中国和亚洲的一体化，届时我们就会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并实现中国的崛起。台湾问题的战略意义即在于此。
　　
　　三、影响台湾问题的国际因素
　　
　　 
　　
　　由内战形成的台湾问题虽属国家内政问题，但自其产生之日就夹杂着复杂的国际因素。这种国际因素今日尤为明显，这主要是指来自美国与日本的干扰。
　　
　　1、美国因素
　　
　　美国近50年来，基于其全球战略和国家利益的考虑，从未放弃台湾这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现今美国对台政策主要根据国家利益来调节其对海峡两岸的倾斜程度。总体上将大陆和台湾视为美国战略平衡点上的两个同样重要的伙伴，并依据美国政治、经济战略利益的需要，决定是否运用或怎样运用“台湾牌”，以图达到分裂中国从而长期控制台湾海峡局势的目的。
　　
　　回顾历史，美国支持台湾分裂中国由来已久，且更趋复杂。国共内战期间，美国作为蒋介石集团的支持者，一直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蒋氏退居台湾前后，美国曾一度试图与国民党集团“拉开距离”，多次表态“台湾归属中国”。1949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就台湾问题发表声明：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但随后不久，美国便改变了立场。此后四十多年来，美国对台政策多次进行调整，但始终想把台湾这个对美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棋子”掌控在手中。
　　
　　九十年代以来美国加快提升美台实质关系步伐。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抛出所谓“中国威胁论”，“台湾牌”随之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再次突显。美国一方面在口头上宣称“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另一方面在实际操作上按“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架构提升美台关系。1992年布什总统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数十亿美元的150架F—16战斗机；1994年克林顿总统宣布支持台湾加入不限以国家为基本会员单位的国际组织，允许美副国务卿以下的经济、技术官员在美非官方场合会见台湾官员，允许美部长级官员访台等；1995年克林顿总统允许李登辉访美（康乃尔大学），并继续向台湾出售大量先进武器；1996年我在台湾海峡举行军事演习期间，克林顿总统宣布美尼米兹号、独立号两艘航空母舰及战斗群驶向台海附近并对台海形势表示“严重关切”。显而易见，此阶段美国严重违反中美三个公报精神，仍有间接挑战“一个中国”政策的行动，对台湾分裂中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李登辉访美曾使中美关系一度跌入低谷。中国政府反分裂反“台独”，维护一个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正立场及绝不在台湾问题上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的决心，使美国逐步看到台湾问题的极其敏感性和重要性，认识到台湾问题是中美最可能发展成为直接对抗的重要因素。由此，自1996年5月以来，克林顿总统、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国防部长佩里、国家安全顾问莱克及现任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多次强调美国重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和战略地位，并在不同场合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参加联合国”，不支持台湾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1997年11月29日“江克会晤”时再次重申了“三不”政策。在同日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美方重申，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
　　
　　但不可忽视的是，美国政府在表态支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同时，仍然强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遵循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和北京之间的问题”为基础，强调“美国将信守防御台湾的承诺”。1996年美国会以369：14票通过《保卫台湾决议案》。1997年1月，新任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再次表示：中美关系的发展将以“一个中国”立场为基本点。同时又称：“美国有义务协助台湾的防卫”。11月6日，美众议院通过《美国协防台湾法案》。事实上，“江克会晤”前后，美国私下向台湾作出承诺：中美改善关系不会牺牲台湾利益；美国将依据《与台湾关系法》保持美台关系不变，允许台湾领导人过境或访问美国“将作个案处理”的原则不变，继续对台军售政策不变。美国实际执行的是两个“三不”政策，明的是克林顿表示的“新三不”，暗的是“不统、不独、不战”政策，以谋求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更大利益。美国的对华对台政策，是建立在美国人民对华对台完全不瞭解的基础上的，是单方面片面的霸权主义行径。就在江泽民主席访美返国后第三天，美众议院就通过了“美台TMD反导弹合作法案”。不难看出，现今美对台政策的底线并未有大的改变，美国既不希望看到大陆以“一国两制”实现统一而失去一张牵制中国的“台湾牌”，也不希望因台湾宣布“独立”导致两岸兵戎相见而危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美国对台湾“不统不独、维持现状”的政策，实际上是支持台湾分裂中国、抗拒统一。因此美国对华对台“双轨政策”仍是台湾分裂中国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这次台湾“总统”大选，可以说是美国一手操纵的美国利益至上的典型，美国出于对麻烦制造者李登辉的厌恶，决心不支持连战获胜，防止李登辉继续控制台湾，并导致了李登辉迫辞“主席”；美国不支持宋楚瑜取胜，也是鉴于宋获胜后难以打开两岸关系僵局；而陈水扁获胜将以弱势执政，必须缓和两岸关系，必须更依靠美国，必然会更多购买美国武器，恰恰符合美国利益。从这一点讲，两岸问题并非纯两岸问题，它仍然操纵于美国与日本强国之手，这是本世纪中国人的悲哀。在中美力量对比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以前，在我们对美国人民的工作没有收到明显效果以前，这种关系不可能有太大的改变。我们只有努力将自己事情办好，加快中国现代化步伐，只有一个强大的中国，才会使美国感到介入台海危机不合算，甚至不敢介入和无力介入，台湾问题才可能用内政方针予以解决。
　　
　　2、日本因素
　　
　　从过去的历史看，日本对台湾可能有一种“情结”，毕竟它也曾经做过台湾的“主人”。为构筑其“大东亚共荣圈”，1879年日本强占了琉球群岛；1894年，又通过甲午战争迫使清政府割让了台湾与澎湖列岛，直到二战战败才归还中国。1996年4月间，时任日本首相的桥本龙太郎清楚表明，新修订的美日防卫合作指导方针其范围将不仅及于朝鲜半岛，而且也将包括南沙群岛和台湾。日本作为亚洲地区唯一的发达国家，从遏制中国和对中国搞“筹码外交”考虑，它也乐于看到存在一个“台湾问题”。事实上，二战后，日本也一直尾随美国，或明或暗地推行“一中一台”的政策。
　　
　　近五十年来，日本侧重于从策略上利用“台湾牌”干涉中国内政。日本善用计谋、善变手法，与台湾保持政治、经济上的联系，经济上更带有控制台湾意涵。口头上，日本政府也多次在不同场合重申：日本决不会搞“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但从日本加强与台湾政治、经济关系，加强与美国军事同盟（《美日安保同盟》）关系分析，日本对台湾同样奉行“不独不统、维持现状”的政策，无疑也是支持台湾分裂中国、抗拒统一的重要外因。如果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是谋求战略利益的话，那么，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则是谋求现实利益。
　　
　　但另一方面，日本已与大陆和台湾建立了很深的经济联系。日本既是祖国大陆又是台湾的最大贸易出口国。日本在中国大陆有巨额的投资，日资在台湾也遍布主要的制造业，它当然不希望因台湾而被美国拖到与中国对抗的第一线。但日美一系列的同盟条约决定了日本仍会追随美国遏制中国。当然，它在参与的形式和程度上将从自身利益考虑采取更加灵活的态度。因此如若没有中日关系的根本改善，没有形成一支人数众多的日本“友华派”、“和华派”，台湾问题将永远牵制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我们与日本的关系，必须从中日关系的未来与亚洲的未来加以战略思考，亚洲真正的崛起，需要中日合作、从政治上与经济上建立起类似欧盟的战略关系，有了这种利益合作，台湾问题才不致成为中日关系的障碍。
　　
　　四、台湾政治社会及文化变迁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1、台湾的政治社会变迁
　　
　　这十年来，在李登辉的带领与推动下，台湾社会的政治生态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变化具体表现为所谓的“三化”，即“民主化、本土化、国际化”。台湾正以民主化落实本土化，以本土化走向国际化，以国际化对抗中国化。
　　
　　台湾中产阶级中精英分子的民主意识推动了岛内民主制度的建立，而民主制度的建立则又使民主思想更趋活跃。民主化的基础是选举。台湾从五十年代初即开始操办选举，但真正取得进展则是在“开禁”以后。各级选举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使台湾形成了一套层层逐步扩大的选举。在行政机构方面，建立了从乡里长、村鎭长、县市长直到“省长”、“院辖市长”、“总统”的直选体制，初步确立了“一切行政权力经过选举”的政治制度。在民意机构方面，建立了由乡鎭民代表、县市议员、省市议员、“中央民意代表”的直选制度，初步确立起“民意代表源于基层”的政治制度。随着选举制度的确立，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为了在选举中获胜，人事提名强调有民意基础，政策调整以民意为依归。随着民主化的进展，台湾政坛出现了多元化：利益多元，政党多元，派系多元，决策多元，开创了“协商时代”。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很快，用将近十年时间急速走完了西方百年民主化的里程，一个开放的政党政治局面已在台湾形成。然而，这种民主化充其量只能说是“民粹”而已。这是以民主为幌子，来满足少数政治强人欲望的闹剧，是一种不完全不彻底的民主。最近台湾选举中揭露出的“兴票案”，终于掀开了岛内黑金政治的丑恶内幕，但这仅仅是冰山一角，是刚刚露了个头，可见台湾“民主”外衣后的“黑金怪兽”是多么庞大，这种民主没有丝毫值得自诩的地方。
　　
　　民主化的实施使始于七十年代中后期的台湾本土化得以逐步推展，并在九十年代中全面落实完成。蒋经国在“行政院长”任期时，即实行“台人治台”，放宽对台籍人士参政的限制。李登辉执政后，更是大力推行本土化。但蒋、李推行的本土化有着质的区别。蒋经国不以改变政权性质为目的，而李登辉则以改变政权性质为目的。李本土化的结果已使台湾政权倾向本土势力，代表本土势力。本土化的结果也使台湾政党生态发生变化，除了民进党作为土生土长的政党大肆扩张外，国民党也日趋台湾化，“外省党”的新党则不得不变换面貌，加快向草根性发展。同时，台湾意识普遍高涨，“新台湾人”意识开始凝聚，“台湾优先”成为共识。
　　
　　本土化推动了台湾国际化。台湾问题一开始就有国际因素的介入；本土化以后，台湾当局以台湾取得的政经成就为资本，进一步加速了国际化进程。台湾强调以其本身所处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环境，必须面向世界，走进国际社会，强调走出去不仅涉及“国家利益”，而且攸关民众利益。台湾国际化在很大程度上出自其独立于中国之外的“政治安全”考虑，它在寻求国际承认的同时寻求国际安全网，因此是与“中国化”相对立的。
　　
　　2、台湾的文化变迁
　　
　　台湾政治变迁深层次方面的因素在于文化意识的变迁。国民党去台后，为了加强统治，在50年代、60年代推行民族敎育，倡导文化复兴运动，以此恢复中华文化，弘扬民族主义。与此同时，西方文化亦于50年代末随着台湾纳入国际经济分工体系而被全面引入岛内。80年代特别是1987年“解禁”后，台湾民间文化与乡土文化兴起，从而形成了“本土、中国、世界”三环的多元文化架构。其中，既有原住民文化的烙印，也有原先殖民地的痕迹；既有中原文化传统，也有西方文化的特征。
　　
　　长期以来，李登辉为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附和“台独”分子所鼓吹的“台湾悲情”，极力破坏岛内民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他鼓吹“台湾民族”、极力推动台语敎育，妄图从文化上将两岸分割开来。为了推行台独理念，李登辉之流着手从文化上割断与大陆的联系，在敎育上篡改历史敎材，以建立起台独的文化信念。李登辉称，台湾在近50年的发展中，在精神上，形成了一股“敢于向不可能挑战”的“台湾人精神”；在文化上，“已经逐渐孕育着一种崭新的文化生机，已经形成为文化的‘新中原’”；经济上，创造了“台湾经验”；政治上，台湾通过“宪政改革”，以“不流血”的“宁静革命”方式结束了“威权”统治时代，走上了“政党政治”的“民主之路”。他更声称，“要突破国际孤立，台湾2100万人民必须先有“命运共同体”的共识，凝聚内部力量争取国际认同”。为进一步宣扬分裂意识，又提出所谓“新台湾人”，台湾已经形成“文化新中原”，大家应该“建设大台湾”。而“两国论”更是利用了台湾民众对“中华民国”的认同来模糊其对一个中国的认同，妄图使台湾民众更加盲从李登辉的台独主张，走分裂祖国的道路。
　　
　　3、台湾的民意变迁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台湾岛内民众在对待祖国统一问题上的心态是复杂的，呈现出多样性和多变性。
　　
　　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从1995年以来连续对“统一、独立或维持现状”、“民众对自我认同的看法”、“对发展两岸关系的看法”、“对两岸交流速度的看法”、“对‘一国两制’模式解决两岸问题的看法”等进行民意调查，各有10多次，综合连续调查的资料，可以看出一些趋势。
　　
　　首先，在对待“统独”问题上，从总体上看，岛内民众目前的基本心态，可以粗略地概括为既怕独又怕统。即赞成“独立”的是少数，赞成统一的也是少数，其中赞成以“一国两制”方式实现统一的更少，多数希望维持两岸“和而不统，分而不独”的现状，呈“两头小，中间大”的分布状况。据统计，主张维持现状以后独立的从来没有超过13%；主张维持现状以后统一的起初有24.2%，现在只有14.8%；主张维持现状以后再决定的始终占多数，最高达42.8%，现在仍有34.8%；主张永远维持现状的大约有20%。
　　
　　其次，认识到两岸关系十分重要，但互相之间还存在严重的敌意，“一国两制”主张受到台湾方面的抵制。要消除政治分歧还缺乏起码的条件，要使台湾民意接受我方的政治主张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还要做艰苦的工作。据统计，对于大陆对台湾当局和人民有无敌意的看法，认为对当局有敌意的最高达88%，现在则为63.6%；认为对人民有敌意的的最高达68.8%，现在为47.5%。在以“一国两制”模式解决台湾问题上，赞成的一向不超过10%，反对的则多达七、八成。40%以上认为要到两岸政治制度与生活方式比较接近时才能开始。
　　
　　第三，在对祖国大陆的认同感上，自认为是“台湾人”的比率逐年呈上升趋势，而自认为是“中国人”的比率则呈下降趋势。据统计，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曾经高达48.5%，现在则只有12.7%；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起初只有16.7%，曾经提高到43.3%，现在则为36.9%；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曾经高达49.9%，现在仍有45.4%。
　　
　　影响台湾民意的因素很多，但是对安全和利益的考虑是至关重要的。当然，李登辉近十年对台湾民意影响是巨大的，他成功地将岛内民众对国民党的不满转化为对中国人的不满，将对我社会主义建设中某些失误的不满转化为对中国的不满，这种影响的消除，还需做大量工作。除极少数顽固坚持“台独”立场的人之外，岛内目前多数持“反独不急统”立场的民众，在安全和利益得失上的顾虑在于：反台独，主要怕台独将会逼迫我不得不使用武力，其结果是导致家园不保，生命财产毁于一旦，同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大统一”思想，对他们不赞成台独仍在起一定的牵制作用。不急统，主要是对我长期坚持“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决心和立场，还存有不同程度的疑虑和误解，既怕统一后我改变这个方针，又怕统一后降低目前的生活水平，甚至失去已有的既得利益。维持“不统不独”现状的好处在于：一方面，可以避免两岸发生战争，在安全方面有所保障，保住他们目前已有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可在缓和与发展两岸关系中从大陆获得经济等方面的多种好处。因此，当前台湾民意发展的主流趋势是向中间价值观高度凝聚，要求安定、稳定、发展、自保愈来愈成为多数台湾民意的主流价值。
　　
　　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与“统一”的观望，还在于对香港、澳门回归后的变化观望，这还需要时间与艰巨的工作。统一如不能取得民意的支持就无法实现，从这一点讲，我们与国际反华势力与台独势力争民意的斗争是激烈与长期的，我们必须把力气放在做台湾民众工作身上。台湾民众虽多数人至今不接受“一国两制”，对祖国的疏离感在增大，但并不是说台湾真的不要统一，台湾民众也并非都是要台独，他们这种认识的形成与改变都需要时间。时间对我们有利，并非对台湾有利。台湾民众并非不可改变，他们仍具可塑性，关键是看大陆未来的发展与着力做台湾民众工作的深度，对于这一点，我们绝不能泄气与动摇！
　　
　　五、二十一世纪初两岸关系展望
　　
　　 
　　
　　1、两岸关系良性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
　　
　　两岸关系的实质可用“一个中国，尚未统一”来概括，一个中国原则是解决两岸间一切问题和矛盾的前提和基础。尽管这十年来，李登辉运用族群、省籍、统独矛盾，打压异己，限制排斥两岸的政治谈判、经贸交流、文化交往，尽其所能地否定一个中国原则，直至将两岸关系定位于“国与国的关系”，但是毕竟这只是短短的十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想要改变整个历史、改变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事实，完全是徒劳的；而且两岸关系也并非李登辉一人所能左右，决定两岸关系的众多关键性因素都表明二十一世纪两岸关系良性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
　　
　　首先，大陆对台政策是影响两岸关系最重要的因素。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尤其是澳门回归对祖国统一形成的强大推动力，以及加入WTO后带来的契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对台湾的强大影响，都是统一的新优势。祖国大陆仍将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祖国大陆充分尊重两岸目前尚未统一的现实，并愿意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上与台湾当局就统一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如台湾的政治地位、法律地位、台湾与港澳的区别等等进行讨论，当然这种讨论要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进行”，讨论是为了统一，而不是分裂。祖国大陆充分照顾到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它将尊重并进一步吸纳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这将为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其次从国际上来看，随着中国国力在新世纪的进一步增强，美日等国的对台政策将不得不在“一个中国”的大框架下运行。在21世纪，随着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全面增强，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发展的大潮，美日将更多地通过与中国合作，而不是对抗来谋求自己利益的实现，实际上这次美日两国对“两国论”的反应就反映了他们在处理台湾问题时的基本考虑。美台、日台关系与中美、中日关系相比，始终是个小局，过去冷战时期如此，今后更是如此。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我们完全有能力用中美、中日关系的大局去制约美台、日台关系的小局。中美、中日在相互尊重各自利益的前提下充实合作内容，美、日在台湾问题上将有更明确表示。
　　
　　第三，从岛内政局变化和民意来看，随着中产阶级力量在岛内的进一步增长，在两岸关系上的极端主张、尤其是台独的市场越来越小。1999年10月28日台《联合报》刊登的一份民调显示，只有4.6%的人支持台独，台湾民众越来越倾向于中间立场，这也使台湾各政治势力趋向于中间。此次“两国论”提出后，尽管李登辉希望越闹越大，但是台湾各政治势力包括李登辉的继承人连战以及民进党的陈水扁都试图对“两国论”进行一种中间立场的解释。
　　
　　2、两岸经贸合作将进一步发展
　　
　　从目前两岸经济关系的现状看，尽管受到政治方面的限制，但发展速度仍令人注目。据国家外经贸部的统计，从贸易方面看，截止1998年，贸易总额累计已达1369.1亿美元；其中自台湾进口1148.6亿美元，对台湾出口220.5亿美元；从投资方面看，截止1999年7月，大陆累计批准台商投资项目43000多个，协议台资金额430亿美元，实际使用台资金额230亿美元左右。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两岸经济的共同发展。
　　
　　在中国大陆加入世贸组织后，按照有关承诺，台湾将作为单独的贸易和关税地区加入世贸组织。海峡两岸将携手进入全球最大的多边贸易组织，并在其规则框架下，就有关经贸问题进行协商和谈判，这无疑为两岸协调、发展已有的经贸关系，提供了一个公正、透明和接受多边监督的渠道，为拆除台湾当局“戒急用忍”政策给两岸造成的经贸障碍提供了国际性准则。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和大型企业有可能在WTO条件下进入大陆发展，大陆的投资也有可能进入台湾。双方经贸往来的进一步密切，将会促进“三通”问题的逐步解决，有利于统一大业。
　　
　　3、从文化中国走向统一中国
　　
　　两岸文化认同危机这些年也愈益突出，台湾通过修改敎科书篡改历史，，欲以新中原文化取代中华文化，割断两岸文化根基，因此，两岸在世纪初加强文化的合作、认同与交流，十分重要。两岸都面临着如何变革中国传统文化，并使之在新世纪的社会进程中发扬光大的问题，汪道涵会长提出两岸在新世纪共同缔造一个繁荣、民主、文明、富强的新中国，这里也包括两岸要共同缔造一个既能继承发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又能吸收世界先进思想观念的新中国文化体系，两岸对新中国文化的认识必将随人类社会大潮流的发展而趋于一致，两岸也必将在21世纪从文化中国走向统一中国。
　　
　　4、两岸和平统一进程将呈阶段性发展态势
　　
　　两岸的和平统一进程要融合两岸间现存的相当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上的分歧和差异，因此统一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也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因此制订阶段性目标，使两岸和平统一能在21世纪初分阶段、稳步有序地进行变得极为重要。
　　
　　我们认为，两岸的和平统一进程大致可划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应是交流交往阶段，是争取互信阶段，是期待港澳回归后通过实践产生影响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通过经贸往来文化交流两会互动乃至汪道涵会长访台，尽可能消除台湾同胞对统一的疑虑和对“一国两制”的抵触，这实际上是对李登辉影响的反制，旨在反独促统、对统一的好处与模式进行广泛协商，使广大台胞对统一产生欲望。而我们大陆也急切需要在这个阶段集中精力实现现代化，尤其是在加入WTO后进一步深化改革与开放。第二阶段是政治谈判与法律定位阶段。通过第一阶段的努力，政治谈判的条件比较成熟了，敌意少了，力量对比也起了根本变化，我们优势就更大了，可以通过谈判签署从《终止敌对状态条约》到《台湾基本法》等相关条约。这种谈判比港澳回归只需与英国或葡萄牙一家谈判要复杂得多，而谈判一旦取得成功，还得有个过渡阶段。从通过《香港基本法》到香港回归，共花了十四年；从通过《澳门基本法》到完成回归也花了十二年，台湾回归也不会少于这些时间。第三阶段是贯彻《基本法》到完成统一的程序。我们在这期间有必要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或国家统一协商会，吸纳海内外及两岸代表人物共议统一，共同制订统一宪法乃至台湾基本法，逐步完成统一大业。我们要把我们的善意与诚意，告诉台湾同胞和世界各国人民，取得大家支持，然后按步实施统一计划，先礼后兵，防止统一无限期拖延。通过这三个阶段努力，我们就能实现江总书记所说的在建国一百周年前，即下世纪中叶前，完成祖国的最终统一。
　　
　　5、“邓六条”——“江八条”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保障
　　
　　我们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旗帜不动摇，要不断完善丰富对台湾的基本政策，凝聚更多海内外政治智慧与共识，增强台湾民众的认同感。
　　
　　从发展看，我们将在21世纪初逐步完成现代化和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我们的综合国力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强；但台湾则不同，它的力量是有限的，这次台湾大地震就证明了这一点。无论天灾还是人祸，无论军扩或“银弹”外交，它的力量都是经不起消耗的。到一定时候，祖国大陆与台湾的力量对比将呈现巨大的差异，不仅台湾没有力量抗拒祖国统一的进程，西方国家也将顾及其利益及代价，而无力阻挠两岸的统一进程。一个强大、富强、文明、民主的祖国，将对台湾形成巨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两岸和平统一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的历史性标志。在中国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两岸关系将找到归宿，台湾必将投入到一个非常强大的祖国怀抱，并最终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二○○○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