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进党发起的“中国政策研讨会”（1998.2.13—15）帷幕已落，这场涉及两岸关系的政策大辩论，不仅受到民进党内部高度重视，会前四个派系纷纷召开会前会，推出自己的主张，在岛内已引起巨大震动，牵动了整个岛内人心，而且受到国际关注，美国、法国、日本、德国、澳洲、新加坡等驻台机构，以及新党、海基会、陆委会、“外交部”等台湾相关部门，共二百多人参与旁听，各种媒体以整版篇幅报导辩论情况，一时成台湾最引人注目的新闻焦点。这场辩论已远远超过民进党能否“转型”的需要，也超越了民进党自筹大陆政策的需要，而成为全台湾民众对台湾未来与前途的大讨论。
　　
　　一场期待已久的大讨论
　　
　　这场大辩论，说实在，是一场我们期待已久的攸关台湾前途与命运的大讨论。这些年来，在台湾当局纵容下，台独浊浪甚嚣尘上，民众情緖化高涨，两岸关系渐行渐远，两岸关系上空充满阴霾，这究竟是祸是福，令台湾民众十分迷惘。究竟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两岸关系才是符合台湾人民根本利益，同时也不抵触中国十二亿同胞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世界新秩序，这是台湾同胞一直想厘清的问题。但是，长期以来，在台湾理性地公开讨论两岸关系始终是一个禁区，讳莫如深，台湾当局动辄以统独、族群、流派的棍子与帽子来限止这样的讨论，两岸关系成为意识形态和政争权谋的工具，因此台湾三大党（国民党、民进党、新党）迄今都没有一个明确而理性的两岸政策。当局的两岸政策“完全决定于一个人的意念反覆之间”，即李登辉的顚三倒四的两岸政策之中，对于攸关台湾前途的“亚太营运中心”、与大陆的经贸往来、文化交流、人员互动、政治谈判、二十一世纪的机遇……等等重大问题，一直缺乏理性讨论空间。有些政党、有些部门、有些人士多次想引导民意展开讨论，如联合报系曾组织“疼惜台湾回归经济”、“亚太营运中心”这类大讨论，都没能突破桎梏，终于偃旗息鼓。而民进党这一次“中国政策”的讨论，却突破了当局“动机论”的桎梏，也突破了“台奸论”和“中共同路人”的禁律，为台湾同胞理性思考两岸关系开辟了空间。
　　
　　研讨与评论，需要充足的论据和科学的精神，任何非理性与伪科学是很难登上这大雅之堂，真理只有在科学的与理性的辩论中才愈显光芒。同样，一个理性的两岸政策，必须在理性讨论中诞生。而这样一场讨论原应由执政党充当这样的角色，但在野的民进党尽管有“台独”的纲领却在追求执政的驱动下，突破了这禁区，一下子将台湾民众注意力吸引到了他的周围，并赢得了多数民意的认同，对当前非常沉闷与压抑的台湾政坛无疑是有力的冲击，也改变了台湾政治力量对比，同时，这客观上也有助于两岸关系良性互动。
　　
　　追求执政和追求主流价值
　　
　　不管这场辨论的初衷是什么，究竟是许信良为他“大胆西进论”自辨，还是民进党为第十任“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纲领表态；是争取民进党凝聚党内共识摆脱分裂，还是为了摆脱“台独纲领”为执政“转型”作政策调整，……它的结果却是意外地促进了两岸政策朝着“理性论证两岸关系的开端”发展。
　　
　　民进党组织这场辩论，最根本的动机是有鉴于他们离执政的希望越来越近了，尤其在去年底县市长选举大胜后，今年底“立委”选举胜败，成了民进党执政的门槛，而民进党当年制定的“台独纲领”和至今未有清晰的大陆政策，成了他们迈向执政的主要障碍。在辩论的前一天，《中国时报》民意调查显示，有41.8%的民众对民进党执政的忧虑是怕“台独主张激怒中共”，而怀疑其执政经验的仅仅6.4%，因为选民深知选择民进党也可能是选择“台独”，也就是选择“战争”。因此，民进党“运动可以谈台独，选举不宜谈台独”（陈水扁语）的模糊政策，到了必须调整阶段，不去掉这“包袱”，就得不到选民的选票，也就无法圆执政之梦。形势迫使民进党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两岸政策，而这政策又不是某些人和某些派系可以包办代替的，尤其处理台独纲领，更需要借民意之手来解套。 作为民进党主席的许信良，其所以不愿再任党主席，就是企图以更大的空间来整合党内外民意，而处于党主席的地位，任何关于两岸政策的言论都会被泛以政治化，受到攻击与歪曲，反而被动，而离开党主席，则可以有更大的空间去整合民意，有利于他今后问鼎“总统”寳座。这种巨大的“执政诱惑”迫使民进党中部分人去思考究竟应该有一个怎样的为台湾民众可以接受的两岸关系？这也促使他们去挑战以李登辉为代表的执政党路线，从而有可能出现高于李登辉长于执政党的人物与思想。当然，我们也不要期待一次研讨可讨论出一个合乎我意的统一方案，也不要期待“台独纲领”在一次辩论中被抛弃掉。
　　
　　在台湾，越来越多政治家开始懂得，只有依靠民主化的程序，从主流价值着手，用民主的方式，去代表主流价值，才能获得主流民意的认同，登上执政的寳座。正如台湾《联合报》社论所言：“唯有建立一个全体台湾社会愿意共同承担并能够共同承担的大陆政策，民进党才算找到一个真正符合‘主流价值’的大陆政策”，才有望执政。民进党中以许信良为首的美丽岛系，有意无意地从追求执政和追求主流民意认同出发，改变了政坛的沉闷空气，使两岸关系可望理性化发展。
　　
　　有力地冲击台湾沉闷政坛
　　
　　这场辩论的所有议题，不仅是民进党关心的，也是全台湾民众迫切关心的，因此，一下子吸纳了全岛的注意力，它代表了主流民意求安求和求利的主流价值，而一切不能代表这种民意与价值的政治势力，顿时沦落为非主流，自动地靠边站了。这大概是李登辉始料未及的。
　　
　　翻开台湾这些天的报刊，辩论的消息充斥上下，李登辉的影子顿时被冲得不知去向，只有在十七、八版的“地方新闻”上才有他看看画展之类小消息，“李后时代”竟大大被提前了，人们的注意力再也不是集中在他身上了，从而一扫李登辉主导的两岸关系的沉闷政治局面。老百姓透过这场辩论，开始看清李登辉导航的两岸关系之可怕前景，使执政的国民党处于空前尴尬局面，使它的空间逾显狭小。而陈水扁故弄玄虚，自称代表主流与多数而不愿参加少数人的辩论，更是自失空间。在国际社会强大的压力下，在两岸经贸高度依存的现实下，民进党已无法选择是否应该举行两岸谈判，而是何时何地何种情况议题下谈的问题了，这是大势所趋，一个中国命题更不容逃避，连台独的《自由时报》对这场辩论也不得不表示敬意，发表了《通过辩论凝聚共识是政党政治的良好指标》社论，指出：“无论朝野，均必须有一清楚明确的中国政策，让人民知所取舍”。其实，陈水扁既无两岸关系良策又怕在辩论中露馅，故作蔑视姿态，结果聪明反为聪明误，自甘落得非主流地位。严格地说，陈水扁的“公投主张”、“单独执政论”、“拒绝辩论”……，均是非主流论，在这次辩论中尤显苍白无力，多数台胞必会“知所取舍”，如再不改弦更张，他当“总统”之梦恐怕难以实现！
　　
　　这场大辩论，大大启迪了民意来思考攸关台湾前途与命运的两岸关系，凡能代表这潮流的均会获得民众支持，这将大大改变岛内政治力量的对比，必将对李登辉抗拒两岸政治谈判造成冲击，这种冲击力是大陆很难影响于台湾。这再次证明决定台湾未来与命运的是台湾民众，证明“寄希望于台湾民众政策”是正确的。只有全台湾民众都来思考与讨论两岸关系，一个理性的两岸政策才有望产生，才会激发统一的欲望，统一才有希望。这再次提醒我们，要深入瞭解与研究台湾民意，只有瞭解民意，才能代表民意，才能引导民意，才能把两岸民意结合起来，完成统一大业。
　　
　　民进党两岸政策中的尴尬
　　
　　民进党长期以来以“台独”为诉求。它从街头反对运动中发展起来，缺乏人才，缺乏一个清晰而长远的两岸政策。这次企图以大辩论来集思广益，并借此“转型”。 不失为明智之举。他们用民主的手段，用辩论的方式，来代替派系恶斗，为党内处理不同观点树立了样板，应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有助于提前执政。人们不约而同惊叹：“看了民进党内这项重要的政策研讨过程，不禁使人对执政的国民党党内政策形成感到惋惜与失望”。但是，民进党的“转型”将是异常艰难与痛苦的，这次研讨与辩论过程中，处处可见这种“转型”的尴尬。
　　
　　这场辩论虽不乏明智之见，但总的来讲还是充满自相矛盾，难聚真正共识，更不要说在两岸之间找到平衡点，虽然我们不该有这样苛求。这次辩论预审了许多立场，如不叫两岸关系讨论，而叫“中国政策”讨论，不直截了当讨论两岸问题，而要从冷战时期的国际新秩序与两岸经贸和加入世贸的国际问题着手，都难除“一中一台”的思考痕迹。整个讨论仍以台湾利益优先为前提，仍是在低头思考台湾，而未抬头看世界，放眼看未来，也未从两岸共同利益去思考，既想有客观理性的结果，又摆脱不了陈旧的思维。因此必然难除“回避主权谈判”、“忍以待变，以拖待变”、“反对西进”、“中国必衰”、“政府对政府谈”、“促使两岸问题国际化”……这种台独式思考。当然也有“大胆西进”、“促进三通”、“反对戒急用忍”、“尊重国际新秩序”、“全方位谈判”、“以拖待变将使台湾坐以待毙”、“举行华人金融会议”、“大华国协”……等积极主张。前者被称为“围堵冲突派”，后者被称为“和平交往派”，对他们不同的主张值得我们去细细分析，特别环绕这些不同观点的社会反应，更值得我们去研究，这是瞭解台湾民意的一个很好机会。这场辩论必将引发台湾整个社会新的思考，正如《联合报》二月十四日社论所言：通过辩论，怎么让台湾融入和平交往的国际主流之中，将台湾构筑为国际体系中一个重要介面与桥梁，将国民党的“亚太营运中心”和民进党的“建设一个有活力有反省力及有创造力的海陆介面与东西桥梁”，使台湾成为“一个国际的枢纽”。面对这类思潮，我们要有所瞭解，才能因势利导，如果我们的思想与对策滞后，就必然会造成新的鸿沟，就会失去影响力与主动权。
　　
　　中国政策辩论中的盲点
　　
　　这次民进党的“中国政策”辩论因各种因素羁绊，所以显然对中国的认识知之甚少，因而充满了对中国的茫然，至少有以下五个盲点：
　　
　　1、整个辩论是单面追求台湾利益优先，从追求台湾更高的生存利益出发，回避了一个中国的现实，没有从二千一百万台湾同胞与大陆十二亿同胞的根本利益去思考，那么这还叫什么“中国”，还有什么“中国政策”可言。会议最终与其说美丽岛系与新潮流系达成“固本西进”共识，毋宁说许信良以退让而失败告终。
　　
　　2、民进党企图通过这场辩论来制订一个“近期两岸关系条例”为民进党执政铺平道路，而许多派系领袖却回避了这场辩论，辩论中又共同回避了“台独纲领存废”，显示了思想上的矛盾与政策上的不成熟，这必然使他们离执政的目的路程遥遥。
　　
　　3、这场辩论取得了“全方位谈判”共识，包括可以“三通谈判”，也可“政治谈判”，这比李登辉路线高明与务实多了，但又提出回避主权争议，这种怀抱琵琶，半羞之姿，实是驼鸟政策。主权问题难道回避得了吗？
　　
　　4、这次“中国政策”辩论，恰恰暴露了对中国认识之浅薄，“这里失去一个最根本、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对后冷战时期中国变局的客观理解”，对中国在国际上“抗压”与“舒压”能力的理解，于是，“只见台湾优先，未见两岸双赢，则台湾优先也将失去依托”。这显然是巨大盲点。
　　
　　5、这次辩论不管是主张“大胆西进”或“反对西进”，都没有完全摆脱“要脱离中国”之念，其“困境是，明明都知道自己受中国固有文化影响甚深，在心态上或行动上，仍执意要脱离中国，哪里懂得，剥削中国就是剥削自己，隔绝中国就是隔绝自己，把中国当对象来经营或防堵，就是把自己当对象来对付”。这简单道理竟被忽略了，岂非盲目。
　　
　　总而言之，这场辩论尚存较多局限性与盲点，但在沉寂已久的两岸关系中，在台湾政坛一味拖延的沉闷政治空气中，在虎年的早春，无疑仍是一股暖风，吹皱了一池春水，把李登辉赶往了“后李时代”，促使很多人来理性思考两岸关系。紧接着新党与民进党将展开辩论，也许还会引来更多更理性辩论，会有更多人来讨论台湾的未来与命运，这不失为一件好事。我们不可期待一次讨论就可得到十全十美结果，其中不少不足之处，恐与我们宣传中国解释中国不足有关，我们也有责任促进辩论向更理性化发展，而不能满足于隔岸观火。正如台湾学者所言：通过这场辩论，“台湾人民、台湾政党，以至台海两岸的中国人都能从此一过程中，学习到积极因素，加以扩充，加以持久，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毫不浪漫地期望在台湾‘统独对话’，在两岸‘搁置争议’，共享一个融洽的过程和开放的结果”，共创一个繁荣民主统一的新中国，共同迎接中国人的二十一世纪。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