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期我参加了“中国统一论坛”（1996.10.17—19于香港）及“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现状与前景研讨会”（1996.10.25于上海），并于会前会后与台、港及国内学者广泛交流，对当前两岸关系形成了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和建议，现述之如后，供参考。
　　
　　两岸对峙及三月的军演，潜形效果渐有显露，以至李登辉在言论上不能不有收敛而且反复强调中国未来必然要统一。他的“就职演说”（5·20）、“国统会演说”（10·22）、“双十节演说”（10·10），尽管回避“一个中国”，但不回避“统一”。于是，朝野（民进党除外）在统一问题上出现“松动”，以纾解我大陆强烈反应，并缓和民众因我捍卫主权而产生的紧张心情。
　　
　　李登辉在言论上是有所变化，说了不少我们乐听的话，但不等于他行动上也有所变化。他近言：“凡是大陆不愿我们做的事，我们就要去做”，这是他的根本立场。这个人也许至死难改其立场。我们依然不能对他有任何期望。两岸关系不能以他为主，也要他不为而我为，反其道而行之，争取主动权，打破他的格局。
　　
　　对统一，岛内有三种观点，李登辉主张“未来式”——遥遥无期式；辜振甫主张“进行式”——在追求实现一个中国的统一过程中；王晓波主张“立即式”——即立即在“一个中国”前提下实行两岸谈判。“立即式”是主张立即接受“一个中国”，这在岛内实在是凤毛麟角罕有和者，也不符合台湾政情生态。“进行式”是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愿望与主张，他们希望统一前能有更多更长时间对“一国两制”进行思考。“未来式”是反对统一的托词，不代表多数人。如果要促进两岸关系的缓和，是否可以在“进行式”上寻找共同点。
　　
　　两岸关系总的来讲，距离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可是，岛内的分歧，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许多与我大陆关系拈熟的人士，也与我们越来越“谈不拢”，他们未必拥戴李登辉，他们也不赞成台独，但他们越来越自觉为台湾利益辩护，不解我们为何要“封杀”他们“国际空间”。这种距离扩大，表现在学术研讨会上，则是观点对立加剧，我们以“正统”自居，他们以“道统”自为，尽管“道不合，不相谋”，但不应该成为交流的障碍，反而应扩大和加强交流来化解隔阂，从求同存异到化异为同，相互尊重，平等讨论，加以疏导，否则隔阂与对峙只会越来越深。从分歧的扩大，使我隐约感到，所谓“生命共同体”正在越来越大地凝聚台湾人共同利益，“台湾主义”也正在演变为“新台湾人主义”。台湾要求隔海分治正在制度化，并拥有一定民意，两岸关系紧张不仅仅李登辉一人使然。当前两岸问题之状况与建议
　　
　　两岸交汇点越来越少，李登辉正在玩猫抓老鼠游戏，采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战略。他在选前大谈“三通”、“四交流”甚至做出“和平之旅”出发在即姿态，而当时我们正“盛气未消”，他却高调大唱。而当两岸关系稍获平息，我们作出正面回应时，他又借辞逃遁，反而大拉“经贸刹车”。照此下去，很难找到交汇点——不管我们怎么“诚意与善意”。
　　
　　李登辉认为大陆二至四年内将忙于应付港澳回归，无暇顾及台湾，他致力岛内政党组合及经济整合，一旦三党合流成功，大陆投资减缓，他在岛内地位将更稳定，在分裂道路上，他将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我们能让他这如意算盘得逞吗？
　　
　　听任大陆投资热续升，放任三通造成两岸密切程度高涨，是台湾当局任何领导人所不乐见的。李登辉发现，台资大量流入大陆，而回流甚差，有一百多亿美元资金却流入香港，台湾经济有空洞化之虞。据台湾统计，台湾贸易对外顺差从1989年140亿美元到去年仅达81亿，而去年台湾对大陆与港澳贸易顺差达240亿美元，没有这巨额顺差，台湾经济将连年逆差，竞争力将大大削弱，所以台湾工商界称“过去三十年台湾经济依靠美国，未来三十年台湾经济要依靠大陆”。难怪台湾当局紧急拉刹车，但挡人财路毕竟不得人心。
　　
　　李登辉力阻两岸关系健康发展，但岛内中生代、经济界、知识界反对者甚众，他们渴望缓和，但也不是立即接受“一个中国”。中生代中如吴敦义、宋楚瑜甚至陈水扁，极希望在李体制下尽量获取两岸关系上资本，积极与大陆联系访问事宜；经济界中辜振甫、辜廉松，甚至张荣发，都呼吁三通，反对“戒急用忍”；知识界中反对有违学理的理性交往，也大有人在，这次“国统会”上余纪忠、许历农公开发言反对台湾现行政策，老而弥厉，甚是感人。我们不宜对岛内所有党派人士一视同仁，不加区别，甚至可以允许吴敦义这些人来大陆访问，打破李登辉的格局。
　　
　　两岸恢复两会会谈，双方呼声都高，连美国也在积极催化。美国出于选举与国家发展需要，亟盼两岸恢复会谈，近傅高义发表的《避免冲突，对两岸及美国都有好处》及奥森伯格发表的《中共对台港政策，须考虑两地居民愿望》等文都反映了美国政策底线。他们直言不讳，美、日、中建交后，“台湾不但享有和平安定与经济繁荣，也得以和大陆建立起直接接触，搅乱现行的战略安全形势对台湾有害无益”，“台湾应节制其政治挑衅动作，应作出可信承诺，保证永不追求独立，美国鼓励两岸恢复会谈”，因为这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台湾“加入联合国只是唐吉诃德式的理想”，台湾要加强国际地位，“最好是在获得中国合作的前提下追求此一目标”。这种内部外部的压力，有助恢复会谈，打破李登辉不愿谈的底线。倘若在“九七”前，主动邀请辜振甫访问北京，这对我失多，还是对李失多？不妨作一评估而后行。
　　
　　我们对台是否无能为力？两岸关系发展主动权是否依然在我？回答不应该是悲观的。香港回归就是我们促进和平统一的绝大有利因素。现在我们比较谨慎，考虑回归中不顺利因素或负面影响较多，这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回归顺利，其所产生的巨大积极效应也很明显，我们应该怎么利用这有利因素，似宜有所准备，并不失时机地开展工作。香港回归要定位在台湾的回归上，不要仅仅定位于香港。
　　
　　有许多牌，成本也许不高，效果也许会很好。例如，怎么利用台湾媒体，江总书记可以向台湾民众直接发表谈话，开放的台湾媒体会非常乐意作这样有准备的采访，把我们的政策直接交给到岛内民众，以争取民心，打乱李登辉步骤。对香港也可以作这样十分亲切的谈话。让我们的政策离民众近些，再近些。
　　
　　“邓六条”到“江八条”是迄今指导两岸关系的武器，也是我们政策的度，她的丰富内涵和深远的现实意义，以及她着眼于全体中国人的二十一世纪的立场，是两岸可以作为交汇点的指导纲领，台湾也实在拿不出高于这两个纲领性文件的东西。但是，我们阐述得太不够，过于忠厚地认为真理毋须标榜多言，这需要大大予以补课。说实话，许多我们的干部，也许还说不上“邓六条”与“江八条”的好处，那又怎能促使台湾民众接受“邓六条”、“江八条”呢？目前两岸都意识到在统一前有一个长长的过渡阶段，台湾要求在这个阶段承认两个政治实体的分治现实，要求有国际空间的保障，而我们要设法拖住台湾而不被台湾拖住，时间将对我们有利，届时台独程度固然会加深，但两岸力量对比，将大大有利于我们。这是政治智慧的较量，看谁在过渡阶段有高策良方。
　　
　　经济上拖住台湾，以经促政，始终是我们一张有用的牌。对台湾亚太营运中心，也不是可以轻言“打掉”的，经济有其自身的规律。过去我们促“三通”，认为经济上我们容易找到共同点——作为统一的基础，然而，这种基础正在动摇，李登辉也极力加以限止。在经贸上，我们也应用两手政策，一手促“三通”，讲共同利益；另一手要对台经贸作某种鼓励与限止，要以我为主，不是来者不拒，要又打又拉。但从根本上讲，还是要促进我国迅速现代化，进一步扩大我方的优势，更好地把自己事情办好。
　　
　　在两岸三地思考距离日益扩大的今天，学术研讨会、统一论坛之类活动，无疑有助于辩明是非，揭穿对方文字游戏后面的马脚，但是，有些问题是两岸学者无法代替解决的，因此多层的交流，如政府一级的（从两会到两岸最高领导人）交流；学者的交流；民间各行各业的交流，很有必要。当年“欧安会”即是通过这样多层次的对口交流，化解了许多矛盾，我们可否参考这种做法？
　　
　　今后在两岸三地突发事件会越来越多，如保钓运动、王丹与民主化问题、南沙问题、达赖问题、李登辉访日问题、民族问题、宗敎问题……，建立起相关的预警及快速反应系统，日见迫切。我们是不是应分析一下潜在的危机及预防措施，从被动转为主动。
　　
　　近日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决议》是在世纪之交高举起理想、文明、道德、文化旗帜，对人心归向有很大意义，也是“江八条”第六点的完善，对统一大业也极富意义，可惜我们没有朝这方向引导与宣传，长此以往就有失去机遇的危险。
　　
　　二
　　
　　近又参加“两岸关系后的国际因素”研讨（1996.11.6）及“两岸关系状况与对策”研讨（1996.11.8），并会见了台湾及美国来访者，又有一些观点与建议：
　　
　　李登辉近期言行颇为“强硬”，在两岸关系上大开“倒车”，有失人望，有再犯“诚信”之嫌，他敢于这样做，与他当选“民选总统”后的“强势”地位有关。当前之台湾，可谓是真正的“李登辉时代”，并没有出现“李后”现象，更没有出现“跛脚总统”征兆，在这种情况下，又有美国日本暗中支持，他自然不会不动用他在两岸关系上的资本。但是，随着时间流失，二年、四年，他便不会再有这种“强势”与“潇洒”，他欲以拖待变，这种拖未必对他有利。
　　
　　拖，这是目前双方都采用的策略，所谓“双方在憋尿”，谁都不想走出第一步。拖到我们现代化，双方实力起反悬殊，这不失为良策。但是，决不能消极地拖，拖中还要讲策略，还要坚持两手政策。一手讲谈判、讲宣传、讲三通、讲改善投资环境、讲“邓六条”“江八条”“钱七条”、讲究做民意工作等等，以争取人心；一手讲建设、讲军备、讲增强实力、讲把自己事情办好。消极地拖，时间与主动会让给李登辉，让他有时间加紧实现分裂分治。我们必须坚持两手，纯熟用好两手。
　　
　　（一九九六年十月三十日——十一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