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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与台湾许多人士接触中，我常遗憾地发觉彼方对邓小平和江泽民对台思想与方针非常乏知，因此造成许多隔阂与盲点，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这决不是“邓六条”、“江八条”缺少生命力。也许是我们惯以为真理不需要滔滔不绝加以宣传，以为统一是必然趋势，分裂必将失败，太掉以轻心，而彼方又故意让舆论加以种种误导，人为制造了许多障碍与不信任。所以，有时与岛内三党四派人士细细长谈，对方无不认为“邓六条”与“江八条”是有道理的，均若有所悟。显然我们的宣传还很不够，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宣传，因为我们的宣传工作与西方迥然有别，也许太多带有儒家忠厚色彩，谦虚忍让，不好标榜，认为道理在我毋须多言。现在看来还是要多多宣传和沟通。就我们自己而言，要深入学习和领会，倘若我们自己也讲不出其中好处所在，我们怎么指望对方心诚意服，而“邓六条”与“江八条”实在是解决两岸关系的一条康庄大道。拙文将就此发表一点浅见，供诸公参考。
　　
　　“邓六条”的形成与要义
　　
　　在结束十年“文革”动乱之后，邓小平根据民心思安求富和世界潮流，结束了长期以来对外搞闭关自守，对内搞阶级斗争，而忽视发展生产力的错误，及时把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道路上来，提出了解放思想和解放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大力推动改革开放，他站在二十一世纪高度思考问题，站在中国的前途与未来考虑决策，站在建立世界新秩序角度处理国际关系，及时提出“和平与发展”已取代过去“战争与革命”而成为当今世界之主流，打破了冷战思维模式，提出了一球多制、一国两制、和平共处的新思维。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由于邓小平正确把握了时代特征，认识到世界经济发展的战略重心正移向亚太地区，这是中国大发展契机，从而将全党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了领导十二亿中国人搞四个现代化道路上去，并依此制订了对台工作方针，于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取代了原有的“解放台湾”方针，此后“叶九条”、“邓六条”、 “江八条”都是这战略思想产物，都是从国家的民族的未来的中国人的最高利益出发，也充分代表了二千一百万台湾同胞的利益。这个方案的着力点又放在中国内部，即要求全党全民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他说：“台湾回归祖国，祖国统一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要我们把自己事情搞好。我们政治上和经济制度上比台湾优越，经济发展上也要比台湾有一定程度的优越，没有这一点不行。”由此可见，邓小平从来就不是把台湾问题当作局部问题孤立的加以思考，而是把台湾问题放在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格局中去加以权衡，充分考虑了台湾民众的现实和利益，是合情合理的。
　　
　　邓小平的对台思考和政策，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的。首先是建立在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解决国际争端的整体战略上。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中一个主要障碍，因此用“一国两制”不仅可解决中国统一问题，美国与其他国家利益也不致受损，为世界树立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并存的解决主权争端的范例。就全世界来讲，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与信仰，作为共产党人深信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并将取代资本主义，但邓小平科学地指出，这是很遥远的事，在目前两种制度还将共处很长阶段，保持港台经济繁荣和稳定，允许他们保持资本主义，是尊重历史和现实，照顾各方利益，允许两种制度并存和互相促进，这不会影响大陆的社会主义的主体结构，这将符合双赢原则，这对世界和平事业是一大贡献，同时也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到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其次，邓小平认为统一是中国内部事务，事关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但海峡两岸都是炎黄子孙手足同胞，有着共同的历史、地理、文化、血缘、民族的关系，生活习尚、语言文字、传统习俗、思维性格，都如此相同，我们应捐弃前嫌，放眼未来，历史发展规律诚如冯友兰所说：“仇必和而解”，不应“仇必仇到底”。孔子也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邓小平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正合乎“和而不同”的思维，这是中国人解决自己的事情的办法，将两种制度并存于一个统一国家之内，这是邓小平创造性运用马列主义的产物，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物，是将民族与国家的整体利益高置于政党政见纠纷之上，是中国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最佳选择。试问台湾当局领导人有否此等胸怀？
　　
　　邓小平提出，祖国不统一是违背全中国人民愿望的。台湾不回归，不知哪一天被别国拿去，后患无穷。因此要想出办法来解决，老办法不能解决，就要找出新办法，办法不外乎二种，即和平或战争，对同胞最好用和平方式，这就是大陆的利益、台湾的利益以及同台湾有关的外国资本利益都要考虑到，这就叫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事实，充分考虑台湾能接受的条件，两党可以平等谈判，国旗国歌也可以讨论。邓小平在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与美国杨力宇敎授谈话，重申了他的主张，即统一后台湾可以作为特别行政区，可以实行与大陆不同的制度，可有司法独立权，可拥有自己的军队，可自行管理（大陆不派员参与管理），可与外国保持民间交往，对上述主张人称“邓六条”，代表了邓小平主要观点，是极富中国情怀和民族感情、极富内涵和余地的理性产物。除“邓六条”外，邓小平特别强调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因为第一次国共合作促进了国民革命打倒了军阀，第二次国共合作促进了全民抗战战胜了日寇。他又提倡二个寄望，即既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民众，希望他们也作出有利于所有中国人明智的选择。但是，邓小平又强调：“我们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针对“台独”和外国插手台独而言，这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力。邓小平始终晓之以理，喻之以利，体恤民心，致力人心归向，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他始终坚持国家利益至上，这是符合两岸的最大利益的。
　　
　　“江八条”的产生与内涵
　　
　　邓小平在他对台论说中十分强调“必须尊重台湾的现实”，“要根据台湾的现实来处理”，“采取现实态度”，“要从现实情况出发”，“充分考虑台湾当局和台湾人民的处境、利益和前途”，“在尊重台湾现实的情况下，我们要加速台湾回归祖国的速度”等重要指示。这就是要求我们必须瞭解台湾，针对变化了的台湾去有的放矢做好广大台胞的工作。这些年来台湾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天的李登辉政权与蒋氏父子政权相较，已发生了质的变化。一九七九年我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时，还认为“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就是我们共同立场，合作的基础”，而今天台湾当局的立场已发生了变化，西方反华势力也充分利用“台湾牌”来遏制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我们大陆遇到了实现腾飞的少有历史机遇，但我们同时遇到了同样的压力与挑战。包括台湾问题的挑战，两岸关系处于十字路口，这是一场严峻的考验，这是我们党第三代领导人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实际问题。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秉承邓小平路线，根据我党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的对台方针与政策，及时提出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八条主张，人称“江八条”。“江八条”对邓小平“一国两制”方针作了深度阐述，重点对“一个中国”展开进一步阐述，因为“两制”是统一后的模式，而统一前分裂与反分裂、合作与共存的准则是什么，江泽民对此作了全面而具体的论述。江泽民说：“世界各国都在制订面向未来的经济战略，把增强综合国力作为首要任务，以求在下一世纪到来的时候能在世界上占有自己的位置”。江仍将发展经济与面向未来放在第一位。他又说：“我们主张不以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两岸经济合作”，仍将两岸中国人的切身利益放在首位，从而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实现这目标，我们要切实维护“一个中国”原则，这是中国人最起码的行为准则，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两岸什么问题都可以坐下来谈，当然也包括台湾当局关心的各种问题，并建议双方可以走出的第一步是“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在此基础上，共同承担义务，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对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进行规划”，这是多么合情合理的善意举动。他同时呼吁加强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加速直接“三通”，共同继承弘扬中华文化，强调“面向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的发展，要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以利于两岸经济共同繁荣，造福整个中华民族”。这是多么务实的真诚举动。因此，“江八条”得到海内外不抱偏见的人一致好评，连李登辉也只敢回避它，而不敢攻击它，因为这完全是超越党见政见，而完全以中国人的根本利益来规划两岸关系。“江八条”另外对台湾与外国发展民间关系问题、台独问题、两岸高层领导人互访问题、国是协商问题……阐述了原则立场，是当前指导两岸关系的纲领性文件，是对邓小平对台方针和政策的继承与发展，同时，及时地展开了反独促统的斗争，并有力地遏制了台独，进一步重申了我们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的图谋”，从而有效地维护了主权尊严。
　　
　　统一是一个长期、艰巨、复杂过程，这是由历史与现实决定的，在当今决定中国人命运和未来的关键历史时刻，我们走错一步会酿成千古之恨。谁在这历史关头能高举起代表中国未来和光明的旗帜，就能领导中国，就必然能取得两岸关系的主动权。严格来说，并不存在单纯的两岸关系问题，应该说只有中国前途和命运问题，两岸中国人纵有千般“道理”，总比不过中国要摆脱凌辱、贫困、落后，而走向崛起、繁荣、富强、光明，而“邓六条”与“江八条”正是这种思考与选择的产物。
　　
　　今日之台湾虽与昔日之台湾有所不同，经济的发展，生命共同体的凝结，外交空间的实际需要，统一前要求更长维持原状，祈望对“一国两制”有更多瞭解与思考，要求“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要取得承认”的主体意识，将民主和自由看成高于国家统一的标准……等等思潮出现，自有它形成的原由，而要求分裂分治，重返联合国，制造事实上的“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这不仅仅是向“一个中国”原则和向中国大陆挑战，这完全无视十二亿中国人的感情，也是向中国人的未来、现今、机遇、前途、命运的挑战，今日之中国广大民众——包括我们的子孙后代——都是不能允许的，这样做法只会使谁满意是不言而喻的。纵然有这样“道理”那样“理由”，迫使十二亿中国人去接受一个无法接受的事实——分裂的永久化，而迫使政治摊牌，从而自伤元气，造成契机的流失，我们的子孙可以原谅我们吗？不得不指出有些政客不仅没有民族情怀和国家责任，心怀叵测，将小团体小朝廷利益凌驾于偌大中国和十二亿人之上，岂不荒唐，历史上有过像“伪满”这样“政权”，它们的权臣也簧舌过许多“理由”，君不见，此辈高论今人何以卒读。
　　
　　“邓六条”和“江八条”超越了过去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政见，完全以全体中国人的利益和子孙后代的生息为出发点，来规划整个中国的前途和两岸关系，提出统一前两岸在“一个中国”前提下协商解决一切问题，统一后两岸实行两种完全不同制度，谁也不吃掉谁，这是无私的思考。这是否能为我们的两岸关系在“邓六条”和“江八条”中找到这样的交汇点——即一切以中国和中国的前途为出发点，从而找到“避撞规则”或“约束规则”使两岸关系不是两岸的负担，而成为促进中国腾飞的助力，这也许不是一个梦——如果诸君能够进一步研读一下“邓六条”和“江八条”的话。
　　
　　（一九九六年九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