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兼论美国极少数反华势力干涉海峡两岸统一的谬论
　　
　　台湾旅美学者余英时先生，近来对两岸关系频频撰文，论说之谬，可谓奇谈怪论。他在今年3月29日抛出的《飞弹下的选举——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载台湾《中国时报》）中，把台湾地区领导人更替，说成是“民主制度”战胜了祖国大陆的“民族主义”，把中国人民要求强大和统一，说成是“向美国为首的西方公开挑衅”。更有甚者，他居然把我们反分裂、反“台独”的斗争，说成是在制造“一个纳粹式的民族主义运动”；作为一个自称熟读中国历史的学者，他称“中国，这两个字究竟有什么具体内容，恐怕今天谁也说不清楚”。他的这些怪论一出，台湾《海峡评论》5月号发表评论说，余氏“为美国霸权主义辩护”，为台湾当局领导人“卖国言论护航”，并斥为“曲学阿世，莫此为甚，实士林之耻”。
　　
　　编制“新黄祸论”谎言
　　
　　在这种情况下，余英时本人并没有丝毫要修正其论点的意思，相反，在台湾当局领导人5月20日上任前夕，即从5月9日至15日，连续7天，长篇累牍地发表了《海峡危机今昔谈——一个民族主义的解读》，将上述谬论加以进一步发挥。他写到：“最近两三年来，中国大陆好像从穷光棍摇身一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暴发户”，“中国民族主义的一般心理是要求超越西方，扬眉吐气，这自然不是中共煽动起来的，但中共用尽一切心机，极力把这种民族情结导入‘反台湾’‘反西方’的轨道……”，又说中国人的这种心理被社会学家格林菲德称之“羡憎交织”，“这种心理是落后民族对于先进民族的典型反应”。在他看来，今天的中国民族主义颇具“进攻性”，其目标是要使中国在世界上取代‘西方’的主宰地位”，所以“‘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才成为今天最能吸引各地中国人的一个响亮的口号，这是‘羡憎交织’的民族情结的具体表现”。在文章中，余英时是故意把中华民族要求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受外来干涉欺侮的民族感情，与民族主义混为一谈。而且，说实在，他的这些谬论连西方少数反华势力的人士也不敢如此放肆地说，而他却全盘托出，毫不知耻。
　　
　　余英时还进一步编了一个“黄祸论”的新故事。他说：“台湾地区现代化的成就，也未尝不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化的结果”，“台湾的现代化，即是进入了‘西方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的轨道，因而越来越背弃‘中国’，最后将无可避免地变成‘中国’的对立面”，而“中共所操纵的民族主义诉求，并不止于‘谴责’在台湾的中国人‘分裂中国’，它还更进一步把所谓‘分裂活动’和‘外国势力的干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更是中共有着最阴狠的一步”。请看余英时对此是多么心虚，因为诚如他说的，人们只要“相信‘台独’的‘独立’要求是处于‘外国势力干涉’的虚构，那么一种‘反台湾’的意识也未尝不可能普遍滋长起来”。这是他最害怕的。所以他在最后提出：“无论是大陆或台湾，今天都不存在‘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民族主义的激情是有害无益的”。
　　
　　充当反华仇华势力的急先锋
　　
　　事情真的像余英时所言的吗？办法真如余英时所提出的那么简单吗？当然不是。余氏信口雌黄，其文章的立论苍白无力，与其堂堂的“中研院院士”身份实在不符。所有的读者都会知道，这是昧着良心说的假话，是为西方极少数反华仇华的势力充当急先锋。
　　
　　余英时的这通“高论”，并非是他首创。远的姑且不说，就在今年3月初，台湾变更领导人选举前夕，美国《纽约时报》分别刊出罗森梭和西格的两篇文章，前者论“中共的恐怖主义策略”，后者论“中共恐吓台湾主要是害怕民主选举”，这两篇文章有意将两岸同胞反对分裂、捍卫主权领土完整的正义斗争，说成是民主制度与民族主义的斗争。这种将两岸关系说成是主权与民权的斗争，是别有用心的。对此，余英时却一刻也不甘落后的立即附和说：“这两人的意见和我不谋而合”。岂只是“不谋而合”，而是借题发挥，他立即写下《飞弹下的选举》一文，卖力地对此观点加以诠释，并惟恐发挥不够充分，不殚笔墨，再作长文，讲出了许多连美国极少数极端政治势力还羞于启齿的干涉别国内政的霸权主义言论。
　　
　　这倒令人想起另一种与之有关联的论点，早些时候，“中国威胁论”悄然出现，究其根源，是超级大国对其霸权地位衰落的一种莫名恐惧。在迈向21世纪之际，超级大国要维持世界警察的地位，已越来越力不从心，难以起到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领导作用，他们的价值观和文化观越来越难以推销，亚洲的崛起，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成就，更加剧了这种不安。于是在1993年，先后出版了布热津斯基的《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性混乱》和亨廷顿的《文化的冲突》，这充斥着这种“新悲观主义”的论调。前者指出美国社会首先有“解体的危险”。有识之士指出，虽然“美国价值观倒是有全球性的影响力，可惜这是一种无休止地追求物欲的消费主义价值观；美国文化的影响力也确实风靡全球，可惜只是它那‘庸俗粗野的大众文化’”。布氏在书中也认识到，“以享乐至上作为生活的基本指南是不构成任何坚实社会支柱的，一个社会没有共同遵守的绝对确定的原则，相反却助长个人的自我表现满足，那么这个社会就有解体的危险”。而后者在著作中表示出同样的忧虑。美国著名亚洲问题专家和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其新著《亚洲大趋势》中告诫人们：“全球大趋势迫使西方人接受了一个事实，东方在崛起，东方人和西方人开始明白，我们正迈向一个亚洲化的世界，操纵世界的轴心已从西方转入东方”。
　　
　　超级大国是不是将丧失现有的地位，亚洲和中国的崛起是不是一帆风顺，人们看法不尽一致。但是，对于怎么建立国际新秩序、改变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呼声是一致的。对此，西方一些死抱着霸权主义和对中国怀有偏见的人，把美国盛世不再的哀叹，变为对新兴力量的无比仇恨，“遏制中国论”和“新黄祸论”就是这种思潮的产物，而余英时的“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和“一个民族主义的解读”，也是在这种思潮下产生的，他甚至比洋人还洋人，口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暴发户”的狂言。作为一个地地道道吃中国母奶长大的中国人，此言差矣。
　　
　　为两岸和谈制造新的障碍
　　
　　众所周知，海峡两岸人为分裂40多年，是霸权主义者一手造成的，他们对台湾的渗透与干涉是无孔不入的，包括让余英时这样的人站出来为他们讲话。他们所玩弄的两岸政策，事实上是牵制中国的政策。
　　
　　在当前，面对中国改革开放后不断增强的国力，面对两岸关系的热络发展，西方少数极端反华势力担心两岸关系朝着他们越来越控制不了的方向发展。他们错误地认为台湾是他们手中制约中国发展的一张牌，于是便抛出“中国威胁论”来“围堵”中国，他们认为台湾这次变更领导人产生方式的选举，大可利用，一可宣传“西方民主大家庭”多了一个成员；二可强调台湾是“民主化”成功的典范，祖国大陆若要与台湾统一，就要向台湾学习，也要“民主化”和“西化”，为中国统一设置新的障碍。而余氏就将此旨意如数接过来，一方面大力攻击他扣在祖国大陆人民头上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又要祖国大陆向台湾学习，实行“民主化和西化”。
　　
　　5月20日，余英时惟恐台湾当局领导人不能把握他传授的“原则”，于当日出版的《联合报》上发表了《理强势弱与以理造势——台湾面对新时局应牢牢把握的原则》一文，像敎小学生一样地告诫台湾当局领导人说，这次选举虽然成功了，但要对付祖国大陆还很“势弱”，唯有慎言，不要去刺激对岸，不要得意忘形而胡说八道，并露骨地指出，若给对岸揪住尾巴，将会给美国惹出麻烦。怎么办呢？余英时敎了一招，他要台湾当局领导人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咬紧牙关，坚称“‘中华民国’是事实独立的国家”，“必须坚定不移地认同于‘中华民国’”，推说中国统一是“21世纪”的事，现在则是“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若要谈统一，“大陆也必须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才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文明国家，那时两岸的和平统一将是水到渠成的事”。目的是要把中国统一问题置于他所代表的西方极少数极端反华势力掌中。
　　
　　无独有偶，台湾当局领导人对此旨意也大加发挥，其在5月20日前后的几次对西方媒体的讲话中，都不遗余力地鼓吹这一思想，其讲话内容与余氏文章如出一辙，许多话竟是大段节用了余氏原文，如关于民族主义问题，他说：“中共现在最可怕的，就是把民族主义当作口号，民族主义是按照一个非常疯狂的想法来做的，如果和他在国家的问题上有不一样的看法，他马上用民族主义来把你压下来”；“没有一个国家应该用民族主义来控制内部事务，这太可怕了，这是法西斯主义，实际上中国的历史上很少有民族主义，如果中国利用民族主义来扩张军力，或影响其他国家，他的邻邦就会非常不高兴”，又说“一个中国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就是‘中华民国’，就大陆来讲，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说的‘中华民国’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云云。台湾当局领导人的这些言论可以说是余文的翻版，是美国极少数反华势力干涉中国统一谬论的推销者。通过这一阵的表演，人们终于看明白了：美国极少数极端反华势力的言行——余英时的阐述——台湾当局领导人的宣示，是一脉相承的。
　　
　　余英时充当台湾当局领导人的敎头，对此台湾领导人自然是尊敬有加。据悉，近来欲尊余氏为“国统会”副主任，真是狼狈为奸。举这样一个反对中国统一的人入“国统会”主谋地位，很令人怀疑“国统会”是否是真正促进中国统一的会？！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