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师曾嬉称我是一个福人。
　　
　　福人的俗意是有福气的人，而南师此指是有义务而不担责任的人谓福人，言我乐碌于两岸关系，而又非负政府责任的人，与有官命在身乃不得不为之的人相比，算是闲人，能做能息，能进能退，实在算是福人了。南师此言为知我之言。我终身不乐为自己去套一个甚么“名义”，我总渴求在一个更大的空间中去工作，企图有更大的作为，正如古训云：人不要求做大官，但应做大事。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是令人神往的。统一可谓国家最神圣和最大之事，《汉书》曰：“上医医国，下医医人”，能参与医国，则身于统一大业之中，尽一点绵薄，又不受清规戒律之缚，自是福人，也是我孜孜追求的。但“福”与“祸”，偏旁相同，笔划相同，实是一对孪生兄弟，但俗言“福无双至”、“祸福相依”，致力统一大业并非只有福而无气恼。
　　
　　我步入两岸关系研究行列可以说完全是意外。
　　
　　1987年，我去香港大学参加先祖父章太炎先生与他弟子黄侃的学术研讨会，见到海外与港台“章黄”弟子与研究者近百十人，分隔近四十载后的相逢是激动而刻骨铭心的，双方相拥而问你们是否仍在“水深火热”之中，隔膜之深，恍同隔世，我感慨地与同往的中央统战部研究局负责人说：“两岸如此隔膜，要实现统一，两岸问题的研究真是很必要呵”！但我决没想过自己会去从事此业，当时我还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工作。
　　
　　1988年，台湾开放探亲后，两岸关系出现解冻。从香港新华社回到上海的李储文副社长，主持上海社联工作，他在港工作三年的体会，深感两岸要统一，先要通文化，通心，要大力促进两岸学术文化的交流。他的设想便由社联秘书长乔林先生去具体落实。当时刚从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岗位退下来的王元化师，极热衷于此事，诺任“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会长，巴金老人也慨允担任名誉会长，乔林则任常务副会长，李储文兼任顾问，下有理事会与学术委员会共八十多人，洋洋囊括上海众多文化精英，大陆首个对台学术团体就这样成立了起来。但按惯例还需要一个搞事务的秘书长，乔林先生大概听说我家庭与台湾之渊源，亲自登门来请我出任秘书长。他诚恳的待人态度使人乐于追随其事，我就此随他迈出了这一步，至今竟已从事了整整十三春秋，而且可以说成为迄今依旧坚持在这阵地上的硕存的士兵。
　　
　　1991年上海成立台湾研究会，我担任该会秘书长至今，以后又担任了上海社科院台研中心副主任、浦东台湾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台研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政协台港澳侨委员会副主任、海协会台研中心特约研究员、国务院外宣办台湾问题谘询专家等，1996年接任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1998年上海台湾研究所正式成立，又受任副所长，在两岸关系研究圈中林林总总挂了许多浮名，做来做去，都是台湾问题，在这领域中也就越陷越深。
　　
　　对台工作，在一般人眼里是迎迎送送，谈谈吃吃，所以有人认为台湾问题还值得成立什么研究会与研究所吗？这确实是个现象，我也是经历了这过程才去理解到两岸关系的内涵，也是从不注重研究到专注研究的。
　　
　　台湾问题形成于十九世纪末，经历漫长的二十世纪，中国人仍未完成统一台湾，于是统一成为了中国人在二十一世纪三大奋斗目标之一。中国国内虽面临众多问题，但最具爆炸性危险，却是台湾问题。台湾近十多年来对国家认同的变化及政党政治出现，两岸关系已不是“谁代表中国”与“一个中国不是问题，交流三通是个问题”，而变成“一个中国是问题，三通交流不是问题”。这种变化与我们固有的观念实在有太大的冲突，于是台湾问题成了国内唯一可能失控的问题，因此需要我们用高度的智慧与胆略去面对，此事处理得好坏，涉及每个中国人的安危与利益，不可谓不是大事。
　　
　　台湾问题与历史学关系最为相近，故大多数台湾问题专家以前均出自史学界；但史学无法代替当今政治现实，故又涉及政治学，若无政治学观念，两岸关系观必浮浅；政治学又不能限于国内政治学，还要瞭解国际政治学，只有通晓国际关系学，始能明辨台湾问题中的国际因素，如果我们无法建立起统一的外交平台，无法让世界各国尤其邻国瞭解我们统一的正当性，统一也难以实现；两岸关系又非纯政治关系，还涉及经贸关系与法律关系，故不能不知经济学与法学；当然还有军事学等；同时还必须熟知本国国情与各种方针与政策，必须把统一放到中国现代化的总进程中去思考，否则无法知己知彼，也无法因势利导，便只能天天迎迎送送，吃吃喝喝了，成为一个事务员而已。台湾问题有时十分吊诡，具有明显有别于其他问题的特性，有其特殊的规律与特性，故不能以一般常识见解，辄以言之，必须尊重其属性，从各个GFEA2度加以综合研究。故台湾问题衍生了两岸关系学，毫无疑问，两岸关系是一门综合性学问，虽然这学科十分年轻，但蔚然可成一学科也。
　　
　　因此搞两岸关系的人，也必须具有综合素质。首先要有德，要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要有完成祖国统一的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要上忧忧国，下忧忧民，要有“以英雄许人，以英雄许己”的气概，只有拥有这样宽阔胸怀，才能站得高看得远，方可为统一大业竭忠尽智；其次要用心去研究台湾，瞭解两岸症结所在，做到判断正确，下药得当，工作才会有的放矢，正如庄子所言：“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要善于判、析、察，并要善于对话，时时去研究民心方能代表民意，始能始终掌握主动权；三要有综合性的知识，要勤于学习，好学不倦，去学习一切不懂的知识，俗言功夫在专业之外，即是指要有广泛学养。最后，要有创造性的工作精神，既要实事求是，坚持既有方针和政策，又要创造性工作，要出思想，出对策，推动理论与政策创新，适应形势与变化。只有具有这样的研究视野，方能善于疏导，咸服四方，称得上是一名称职的研究者。
　　
　　两岸关系研究既有动态研究，也有对策研究，还有理论研究。但不管哪种研究，都要做到反应快，判断准，对策妥，这是非常不易的，也是有别于其他学科研究的。台湾情况千变万化，必须天天追踨研究，从广播、电视、报刊、书籍、人员往来，去掌握第一线的所有情况。只有全面瞭解台湾，无论政坛变化、经济状况、社会消息乃至民众兴趣嗜好，都要在视野之中，才能做到情况明确，心中有底。对岛内情况，要善于去粗存精、去伪存真、去表求里，在第一时间作出准确的第一反应，而不是人云我云，更不能以常识与一般规律去判断两岸关系。要敢于实事求是，说真话，说正经话，说公道的话，这些话不要趋炎附势，不要随大流，要经得起时间检验。对台研讨不仅要研究动态、对策、理论，还要有超前的预测性研究，更要研究中间的规律与特点。这样的研究是不容易的。本论文集所有文章，是否符合我认定的这些标准，我希望众人给予严格审核。
　　
　　学说是必须创新，理论也是必须与日俱进，任何敎条与僵化，会丧失其生命力，两岸关系也如此。但长期以来，两岸处于对打对骂阶段，处于极不信任状态，而两岸的政经形势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两岸的交流交往有了巨大变化，民情民心民意也有了许多变化，我们的政策变化往往易滞后，但我们的对台工作只有执行权，很少提倡讨论，两岸关系研究不仅局限于一部分人之内，而且讨论的氛围很少，研究工作还跟不上形势。统一学说必须创新，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但创新往往会成为旧思维“异端”，要修正一个不适用的政策，往往也会成为这政策的对立面，求真务实，超前研究，不但会有风浪而且会有孤独。随大流虽安全，日子可以过得蛮好，但这是真正知识分子不齿的，是一个两岸关系研究者不可取的，故怎么不丢“老祖宗”不弃传统，又要求新求进，这是两岸关系研究中的难点，也是最重要的事。
　　
　　在我从事两岸关系研究近十四载中，虽有风浪，但我获得的快乐毕竟是多于风雨，首先是有幸追随了好几位国寳级的前辈，充当了一回他们的小学生，这对我为人乃至一生都起了至深至远的影响。
　　
　　在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时期，“社联”李储文主席与王元化师对我影响最大。他们虽都已年迈而思想仍解放与激进，敢于实事求是，有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李储文会长说话不多，但言简而意深，有一次他对我说：“为了国家与人民，我们作研究应大气一点，当年我党为了救国抗日，旗帜帽徽都可以换了，今天为统一，思想解放点，有何不可！”又有一次他对我说：“做对台工作，应该读一读李克农传，他一辈子做交朋友工作。我们做工作不能竭泽而飮，要善挖大池种大树，这才能鱼多鸟多啊！”这些敎诲对我影响是深刻的。元化师是当代公认的“大儒”，他早已淡泊名利，唯文化与统一两业是他愿继续抛头露面的，对于文化与统一，他简直有稚童般的执着与向往，这使我感到作一个文化人同样可为统一尽大力，故我始终不弃自己的文化人身份。
　　
　　在台湾研究会与台湾研究所及东亚研究所期间，汪道涵会长对我影响最大。有人称他“国师”，但他总是厌恶一切恭维，决不接受这种桂冠，他这样敏而好学，随和近人，勤于思考，注重研究，他乐于倾听各种声音，甚至善于听完别人最后一句话，悉心去瞭解对方，他兼容与包容的涵养形成的魅力，无人不折服。他对人从不摆架子，他善于静心去瞭解对方，使对方感到他是真正愿瞭解台湾的，于是他们也乐与他倾诉衷肠。他坚持对人循循善诱，总是晓之以理、喻之以利，从不机械敎条地去解释我们的方针与政策，令所有访问过他的台湾同胞感到如沐春风。他厌恶讲假话，始终要求我们要实事求是，勤于思考，敢于直抒己见。从他身上可领略高手过招，不必剑拔弩张，这种修养令我望而不可企及。他的谦虚、谨慎、低调，也常常使自己感到浅薄和无所适从。他讨厌敎条式的文章，也不喜欢说官话套话，他一再敎导我们，文章不是写给领导者看的，而是要让台湾同胞看得懂。汪会长对台湾问题的研究是全方位的，他投入的程度是远远在我们之上，我从他那里接受了“共同发展、平等协商、共议统一、共同缔造”两岸观，我钦服他这些主张，并始终致力宣扬他的主张，我认为这十六个字对国家统一学说有着了不起的发展。
　　
　　这些先进与前辈对我影响是深刻的，使我感到老成谋国，是何等执着公允。同时，这也与我热爱和平、盼望国家现代化与强盛、期盼建立起一个文明民主社会秩序的愿望相合，因此我的研究自然是很具个性化的，我不要别人一定接受我的观点，但我希望我的观点能为大家作为参考。
　　
　　将近十四载的两岸关系研究生涯，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非常优秀的领导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许多海外同胞，承蒙他们厚爱，从各方面给予了我种种帮助，并建立了深厚友情，这一切使我感到幸福，并深怀感激。台湾的谬全吉先生，为统一奔波于两岸，患癌症后仍不休息，最后病倒于深圳，昏迷中他唯一能记起的竟是我的名字与电话号码；我去国外访问，有些同胞闻讯，走了很长路来看我，仅仅是为了见上一面；我经常能收到四面八方的来信与来电，对我勉励有加。这一切使我感到工作的温暖，也使我感到我回报大家的却实在太少。
　　
　　两岸关系的研究绝不是轻松的职业，甚至是一个非常折磨人的职业，各种会议与各种接待，分裂反分裂的斗争，唇枪舌剑，充满针锋相对，写不完的研究报告，以及穿梭于“政策禁区”之中，风风浪浪，甘苦自不待说。投身两岸关系，如同进入一场紧张的电视连续剧之中，不由你抗拒会吸走人生中许多其他乐趣。但人世甘苦得失总是平衡的，得即是失，失必有得。从这一点讲，我甚至是得多于失。使我最感高兴的是，在汪会长等领导带领下，这十三年中，经过我的同仁们与我的共同努力，创下了一种风格与机制，即以体制外的研究与思考为体制内的决策服务，讲个人观点而不取代政府决策部门的权威，不是以势压人，不是简单的“注经释经”，而是坚持以理服人，多点论据多点论理，少点拉腔调少点板面孔，不要当“风派”或“学院派”，不要谋求扮演“智囊”、“代言人”与“密使”，而要多作一点拾遗补缺与实事求是研究，要善于运用上海其他学科的综合力量，为统一大业出谋划策，供决策部门参考。
　　
　　这些年我的文章在海内外引起了诸多共鸣，很多文章为海内外各种报刊杂志广为转载，不少人与地方也欲出版我对两岸关系的论述，我则总是拖延，一则是两岸关系的急骤变化使我停不下来整理旧文，二则是自知才疏学浅，不够资格，况且话题过敏。而江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使我感到理论的“与日俱进”与“求新求变”以适应新形势需要，是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这大大鼓励了我去完成编撰自己的论集。中国人很重视立业、立德、立言，我无业可立，只是在两岸关系上留下了一些言论，这些言论可以说我是以先人爱国之德去倡言的，至于这些言论正确与否，能否经得起时间检验，我希望严受众人评说，我愿作一块砖，来抛砖引玉。我在我《画集·自序》中说：“吾治画最动情、治史最动义、治两岸关系最动心”，是耶，我是抱着对国家的赤忱之心去治两岸关系的。我心中时时受到先祖父为推翻一个旧中国舍生忘死，奋斗一生的精神所激励；先父虽受到过许多不公遭遇，而临终时仍嘱我们子女要爱国家，这一切令我义无反顾。中国人爱国家与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是不容低估的。但是，在如何统一问题上，应深入思考，应允许充分讨论，应广纳群言，以便创造更好方式来促进统一，而不可将认识停留在“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把统一问题简单化，这不仅是为和平，也是为“三个代表”学说得以贯彻。我结集出版这些年来在两岸关系剧变中对诸多重大问题的思考与判断，希望这些论述有助于世人乃至后人瞭解两岸关系演变的本质与规律，瞭解事件的本质。
　　
　　这些年来我撰写的论文或研究报告有数百篇，但大多系内部报告，难以公开发表，最后我选择了从江泽民总书记发表“江八条”至“三个代表”学说发表这期间我的研究心得，我从一百多篇作品中挑选了五十五篇，结集出版，定名为《两岸关系与中国前途》。这五十五篇文章，我除了删去部分对策与建议，基本都忠实保持了原貌。这六年中，既是两岸关系最跌宕起伏时期，也是第三代领导核心统一观逐渐形成的过程，我又适主持东亚研究所的工作。六年来，也是两岸关系最低迷时期，两岸分裂反分裂斗争时起彼伏，许多新问题新诉求层出不穷，面对台湾海峡的惊涛骇浪，我作为一个学者，既要投身反分裂斗争，又要思考统一前途，于是写下了许多思索性文章。在我看来，两岸关系的本质是中国人民对自己命运与前途的选择，严格说，并没有单纯的两岸关系，只有中国命运与前途的问题，从中国的命运与前途的全局中去思考，两岸关系则一览无遗矣。我的研究报告与我们研究所宗旨一样，坚持以体制外的民间的思考为政府决策服务。这五十五篇文章基本上都是在各种报刊上发表过的，内容涉及面很广泛，也有极个别文章是与研究所同仁合作的。这五十五篇文章中有十七篇是发表在香港《中国评论》上，曾广受海内外称道，当然也会有不同的看法。《中国评论》创刊于1998年1月，它与东亚研究所一样，也是坚持以民间的体制外的形式，以独立的思考与独立的人格，以“摆事实，讲道理，明是非，求共识”精神，来探讨中国的命运与前途，故为世所重，这种机制与研究方法，在过去是不可想像的，在那时，不知会有多少帽子会扣到头上，早被定为所谓的“阶级敌人”了，但这毕竟成为了过去，这也是中国走向政治民主化的喜兆。
　　
　　最后我要感谢在两岸关系研究中给予我帮助与支持的所有领导、同仁、朋友与亲人。我第一个要感谢的是乔林先生，是他把我拉入这个行业，并给予了我信任与支持，我一直想对他说——我没有辜负你。其次我要感谢一直鼓励我出版此着的刘际民兄与《中国评论》的郭伟峰、周建闽两兄，这些年来我们的合作始终是同志加兄弟式的。我还必须感谢上海社科院的领导，以极大宽容与理解支持了我的研究，我作为社科院的一员，却长期在院外开展研究，对这种理解，我应该道声谢谢。至于其他该提名感谢的，实在多不枚举，如要一一列名，将是浩浩一群，反会被人讥为庸俗，故恕不一一列名。但我还必须再提名感谢王燕君小姐，这些年是她默默为我打印与整理了所有文章，而陈鸿寿敎授又为我校阅全文，对此我一并表示深切感谢。
　　
　　我实在不敢相信自己已年届六十，我仿佛仍如年青时一样，天天在活蹦活跳，忙碌使我忘却老已至也，幼时阅读的故事也恍如昨日，记得有一个故事说，孩子们在公园玩打仗游戏，一个被分在角落站岗的孩子，守到天黑也没有人叫他下岗，他却依然默默站在星空下……，最近，我在编此文集时，不知为什么总想起这个故事，大概是岁月也忘记提醒我老已将至，我的“游戏”大概该结束了，我作为一名战士，该下岗了，至于我的表现姑以一册文集告一个段落吧！
　　
　　人总有退休之日，退休不等于人走到了生活的尽头，应该去当一个逍遥的寓公。回报祖国的培育，促进祖国的统一，仍有不尽的责任，但卸下厚厚的“戎装”，也许可更轻装以赴，可多一点老成，多一份责任与自觉，少一点患得患失。
　　
　　本文集请允许我献给贤妻周锡瑛，她是一个绝对普通平凡的人，她除了完成她的一份工作外，还操持了家中的一切，让我可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她这样信赖我，以至将她的一切寄托都寄托给我了，她总是相信我所做的一切必是正义的是为祖国的，没有她这种理解与支持，我难以完成这么多沉重的工作，请允许我将这本文集献给她——也是献给像她一样的中国千千万万平凡的伟大的女性与母亲！
　　
　　　　　　　　　　　　　　　　　　　　章念驰
　　　　　　　　　　　　　　　　　二○○一年九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