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原载《太平洋学报》2005年2月号，有改动
　　
　　所谓“维持现状”问题似乎已经成为考虑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起点，虽然对此两岸双方各有自己的解释甚至把单方面政治性的意图埋藏其中，但都视之为缓冲紧张局势的回落点和增加回旋余地、着眼宽阔未来的基础。于此而言，“维持现状”是两岸关系经历各种状态包括危机后唯一能够产生良性互动的磬石，是双方能够寻找共同语言的所在。因此，两岸关系如何再度发展而更上层楼、国家统一进程如何向前伸展，首先必须加以探讨的关键性问题乃是这个基础是否牢固、充实和稳定。以理性思维考量，“维持现状”不是、也不应该是双方争夺筹码、自我庄敬的缓兵之计，双方也无必要为此建立大我意图的“维持会”。这样做的结果，祇能挖空这个基础以至于打翻这个可贵的既有基础。恰恰相反，“维持现状”作为两岸关系的必备财富和资源存底，不在于以向后翻旧帐的姿态形诸对抗，而在于提供给我们以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性机会，质言之，是在于开辟出在一个合理有效的基础上向前对两岸关系进行改革的最大、最宽阔的历史舞台。
　　
　　这是从向前看的观点出发做出的基本结论。而从现实角度看，我们必须认识到：鉴于对现状的任何改动或改造，都绝非轻而易举之事；所以促使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有效思路不应该放置在改变现状的基点上面，而应放置在从现状出发向上、向前能够做些什么事情的基点上面。这里我们把对于现状的直接改革称之为“存量改革”，同时把不直接触动现状而在承认现状的基础上先向前进行增长新成份的改革称之为“增量改革”。现状就是存量，就是既有成份的实际积累量。增量则是存量之外的将有增加量，也就是先在旧的存量旁边、周围发展出来的新体制、新成份。不对存量进行改革就是维持现状。但这种“维持”并不是滞固的、静止的，而是要求自身超越的、动态生长的。在超越现状的前提上首先寻找两岸关系新的增长点，也就是要进行增量改革。从此一角度看，所谓维持现状之要旨不是以历史博物馆展览物品的僵止做法导致现状作为完全的结局，让现状的最后一景作为句号；而是在不动存量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实现增量的向前伸展和汇积，并向前寻求一种过程的合理展开及其有效结果的到来，也就是形成最终的理想突破。
　　
　　就改革性质而言，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有着重大的、明显的不同，其进行方式和程式也是迥异的。从秩序政治学、社会学和政治发展理论的观点看，存量改革一般不适宜于现代社会，因为现代社会富于理性和稳健，要求有节奏的秩序感；秩序的任何变动都祇能循序渐进，将过程和结果作出合理的安排而不失去最终目标。对于一个社会内部来讲，在存量过重的情况下，全面推行存量改革易于造成改革的翻车和倒退；中国大陆所进行的渐进式改革及其成就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在英文里，渐进式改革与增量改革是一个词，即incremental reform）。对于两岸关系来讲，存量改革更不适宜于其基本进程、展开方式和运动走向，因为两岸关系的复杂性和脆弱性交织混杂，绝非能以推倒现状之举来重建秩序。众人都异常清楚，在说明两岸关系发展的合理性时，双方之所以都能提出并认知“维持现状”这样一个特定概念，就是因为彼此都认识到双方关系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存量已经很大，许多问题积重难返，解决非可用一时一地之功。如果对两岸关系进行存量改革或激进式的改革，肯定会马上带来两岸关系的动荡失序，导致两岸各自的现有存量严重对抗，也就是说会人为地导致两岸关系出现长期性的政治僵局和无间断的危机。在存量改革的思路难以顺利推进两岸关系向前走的情况下，我们已经应该适时地采取增量改革的新思路。增量改革是渐进式的改革，是一种计画式的向前导进；它可以在不引起重大动荡，从而造成秩序丧失的状态中顺利地达到有效的最终目标。以两岸关系的现状如此，或者说以两岸关系的存量积累如此，超越现状或存量、超越由此而带来的对抗，必然要改而采取渐进式的增量改革。
　　
　　说到这里，人们需要明确一个道理，即盖房子和拆房子有着本质的不同。盖房子需要从打地基开始，从下往上进行，这就好比盖房子的过程是在向上不断地增加新量；而拆房子需要从上面开始进行，由上而下地进行一种破坏的过程。这实际上就是对存量做改动，或者说是对存量进行破坏。两岸关系的发展和合理改革，是在一个旧房子面前再加盖一个新房子的过程，旧房子还有用，新房子将会更有用。两岸关系的理想大厦应该在先进设计和现代建筑施工的情况下建造起来，最后再去处理旧房子和新房子的关系。
　　
　　由此可以看出，对于两岸关系来讲，增量改革的必要性，一是在于存量改革的不适宜性，存量改革激进而易于失去理性，打破现状容易导致秩序丧失，徒增双方的紧张和危机，甚至继续延续国共的制度之争、两个中国之争和统独之争，反而发展了负面的“存量”，也就是易使旧恨新仇呈现扩张之势。二是在于以“风险——利益”的有效成本计算所为我们提供的合理性，存量改革成本过高，几乎使两岸双方都无法轻松地接受。而在事前较多地考虑清楚代价和所得的比例，以最高利益的最大化为依归，祇能放弃存量改革转而采取增量改革。应该说，在两岸问题上事后算帐总是划不来的，这一点就更加显得重要。
　　
　　其可能性在于：一是从积极的方面看，“维持现状”事实上已经构成了一个中间地带舞台，为增量改革创造出了足够的进行空间和充分的条件；二是中国大陆改革已经取得了这方面的有益经验，因而有其示范作用。中国大陆改革本身就是渐进——增量式的改革，何不拿来运用一番；三是两岸的内部条件允许做增量改革，双方都在进行内部的改革和社会性的调整，它们本身就需要有秩序地发展两岸关系，并且它们本身就制造着新的成份和新的体制性因素；四是两岸当局的政策（包括“一国两制”和“国统纲领”）都为增量改革预留了空间，双方都未把话说死，都给对方以发展政策增量、从而共同构置政策对接并使之转化为两岸关系新的增量的可能。
　　
　　今天，改革的规律、性格和范围是世界性的，两岸关系也不例外；明确而言，两岸关系需要进行大幅度的改革。当然，从改革的最终状态来讲，增量改革的物件仍然是存量中的不合理部分，这些不合理部分以后必须加以改革、排除，因为它们是增量改革的直接障碍物；对于两岸关系来讲还有现在和将来双方无法产生交集的部分，其中在最终状态下双方无法产生交集的部分以后将本着妥协的立场要加以化解、消溶，因为它们间接影响着增量改革的进行速度并造成双方关系的真空；同时，还有一部分存量是不必去着意理会的，因为它会因生命力的不足而自然消失，一些今天我们看来很困难的问题在以后也许并不需要花费大的功夫就化解了，变成不是问题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一部分存量具有合理性和生存力，是必须保留延续下去、甚至要加以扩张和进一步增长的，因为它们是增量改革的基石并要与新的增量成份共同构成结构性和组织性的增量。不过，上述种种做法的仔细甄别和处理似乎是“未来式的”，还不是目前马上就要去完成的。目前需要做的乃是增加和存储新的“增量”即两岸关系中新的质和量，特别是发展新的体制性成份。增量改革的合理进行状态和最终合理结果，是造成增量大于存量，新体制大于旧体制，新成份大于旧成份，造成新的有利的改革形势。祇有在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的时候，才能在不发生动荡失序的情况下保障改革终极目标的有效达成，也才能不致使旧有的存量阻碍两岸关系的顺利发展和与国家统一目标挂钩。
　　
　　目前需要先行解决的问题是：一、虽然弃存量改革为不用，但两岸关系的存量到底有多大要先弄清楚。两岸关系中的存量可以分为三种：1.政策存量：即两岸当局各自的政策，如中国大陆方面的一个中国、“一国两制”，台湾方面的“对等政治实体”、“分裂分治”、“中华民国在台湾”等两岸各自的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张；2.事实存量：包括近二十年来两岸关系发展中的已有成果，其中民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成果居多，两岸学者的贡献也不容否认；3.国际存量：依据现行国际法原则和国际社会现状，两岸在外交承认方面，中国大陆较之台湾方面占有优势，160个国家与中国大陆建立了正式邦交关系，28个国家与台湾方面保持正式“邦交关系”。而现行国际法原则和国际通例，也是规范两岸对外事务方面的基准。所谓“现行”就是存量。由上面所列的三种存量可以看出，其中，第一和第三种存量易使双方产生对立，而第二种存量易于使双方融合。要使第二种存量扩大量和质，并使之形成新的增量。
　　
　　二、于是，在明确现有存量和对它们有所区隔之后，就需要明确改革的增量方向和增长点在哪里？人们看到，在两岸关系中，经常把对方的政策和诚意说成是“统战阴谋”、“了无新意”及其他各种使保守僵固与片面激进产生无逻辑交织状态的做法均是在存量上做文章，徒耗各自的力气和成本。在存量上做文章，两岸关系便有可能永远走不通。这些显然不是对两岸关系进行改革的方向，不会产生增量改革的动力甚至会窒息这种动力，更不会在其中寻找新的增长点。既然已经明确使两岸关系走出死胡同的唯一办法是进行增量改革，那么改革的增量方向和新的增长点应该在走出“围城”之后来加以寻找和确定。
　　
　　由于在上面的说明中我们已经看到，双方的事实存量积累已经延续到了事实增量的方面，今后增量改革的重要任务在于继续加强两岸的文化、经贸和社会交流，并应该形成两岸交流的合理规范和有效操作机制，以培植两岸关系健康发展的坚实基础、整体社会氛围和有效心理机制，使之成为整个增量改革的后援体系；另外，我们也看到，虽然双方的政策存量过大，似乎已经成为无法形成对接和可以两相融合的“断层现象”，但是在增量改革中它们也恰恰可以先行直接启动政策增量的改革。即：有意识地先行避免政策存量的对抗，转而采取在不动政策存量的前提下以开拓性的做法进行政策增量改革。当然，政策增量改革的基点在于先有效区隔政策存量与政策增量之间的双轨并行状态，然后再加速政策增量改革的速度和进程，使政策增量的成份逐渐能够大于政策存量的成份。其结果是能够使两岸双方的政策制定者站到政策增量的新角度看待两岸关系的整体面貌。而在这里，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就是，双方的政策互动应该形成良性的状态，不应该形成双方政策互相排拒、扯皮和抗争的局面。双方政策良性互动的合理目标是经由各自政策增量的改革导致双方政策的有效对接，最终达到双方可以在政策层面上举行政治性谈判，并研拟两岸关系发展和实现国家统一方案的新阶段。至于说到“国际增量”部分，这里基本上是把它放在“政策增量”里面来加以认识的，由于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和敏感，应该由双方的政治性谈判给予合理的解决。即：“国际增量”的改革不应因各自的行为对抗（尤其是外交行为）而后退到“国际存量”的旧圈子里作无规则拼斗，而应予以政策性的统筹处理。
　　
　　从上述意义上讲，两岸关系也有一个经历“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过程。
　　
　　以增量改革的角度观察两岸关系的发展和国家统一问题，并观察双方的政策存量，便于理解许多症结所在。例如，以此理解“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就是首先保持存量不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维持现状”。但是，以开放性思维理解，它仍然需要扩大自身的增量。在国家结构方面，“一国两制”可以与整个国家政治资源的再度配置、国家结构安排甚或某种政体的安排相结合。因此，随着增量改革的进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内容将会扩大、丰富，它本身的增量可以说会带有极大的创造性。现在，在香港回归后，人们总是拿香港模式和台湾模式加以比较。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一国两制”已有香港模式，但在台湾问题的解决上还祇是个方案，如果有模式一说也祇是理论假证的模式。模式便是已经固定化、凝固住、积累下来的成为体系的东西，而方案更多地带有预见和前瞻的成份。因此，我们说在国家统一过程中台湾模式的增量内容会更多，更丰富，它更需要进行增量改革。
　　
　　又例如，江泽民八项主张与“叶九条”、“邓六点”等的最大区别，是以先着手解决国家统一前的问题为主，而后二者则更多关注国家统一之后如何；因此，“江八点”实际上是为两岸通过政治性会谈先行解决增量的问题提供了政治和思想基础。
　　
　　再例如，中国大陆方面经常说“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这句话如果仅仅拿去做宣传用，就祇能显得比较空泛；但是，如果以增量改革的观点来细细加以考量，就是在保证存量不动的情况下，可以极大地增加新量使之扩张到两岸关系的各个领域；甚或可以说，祇要不动“一个中国”这个最大存量，其他各个领域都可以自由地进行增量改革。由此观之，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再度重申的这个原则性说法给两岸关系进行增量改革提供了极大的空间。
　　
　　除了两岸关系相互构成因素外，中国大陆和台湾各自的内部因素也在创造着很重要的促进增量改革的条件。随着两岸各自内部的发展变化，包括改革和进步，双方关系中的增量内容会越来越多，增量扩大，并反过来触动存量。特别是中国大陆方面的体制性改革更会为两岸关系的发展注入新的内容和动力。当增量内容多于存量内容时，两岸关系必然发生重大改革，其面貌会令我们难以认识。
　　
　　另外一个促使两岸关系进行增量改革的现实舞台是政治性会谈，特别是双方高层领导人的直接会谈。它可能为两岸关系的增量改革开拓出一片更大的空间地带，并使这种增量改革变成双向性的、互动性的，导致在改革过程中发生双方合理有效的政策对接。而且以政治性会谈来改善两岸关系，本身就是主张增加新量，避免扯旧账的好办法。固然，我们也应以增量改革的观点看待政治性会谈问题，这种会谈应多谈增量内容，先可不必过多涉及存量内容。两岸关系发展的未来方向如何规划，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两岸关系规范，也就是增加新量的问题，是政治性会谈的基点和首取之义。两岸政治性会谈当然不是就国共历史恩怨进行讨价还价，这种存量上的较量早已为有识之士所不取；它也不是就统独问题进行双方即时性的摊牌，这也是在旧有存量上面做无意义的文章；双方更多的应该是去谈如何在两岸关系中增加新量的问题。在这方面，双方就结束敌对状态问题进行商谈并达成协定，是政治性会谈的一个较好的入口处。因为它既涉及到存量内容，又更多地直接切入增量内容。
　　
　　特别是，以增量改革的进化观点看，政治性会谈会具有一种为两岸关系提供新质的功能。许多今天我们想像不到的事情，经由政治性会谈的协定结果将来可能变成现实；许多今天我们不能够认识到的东西经由政治性会谈的全过程将来会变得十分熟悉。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创造性地发展两岸关系，而不是保守性地固守两岸关系的僵局，政治性会谈正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现实的历史舞台。两岸关系中的新生事物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创造性的努力更多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据此而言，我们大家正需要用一种宽阔的历史感来理解两岸关系发展的未来态势，包括理解两岸政治性接触和谈判的现实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