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港人日报》1997年12月27日
　　
　　——大陆与台湾关系难解之结何在
　　
　　中国统一，植根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内在要求。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大凡有作为的政治家、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人物，都把这种内在要求视为其政治实践的目标。然而，中国统一也确实始终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难题之一。孙中山先生毕其一生精力和努力，致力于民生、共和与统一，仍然留下了“恢复中华”和“光复台湾”的遗训。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作为两大政党，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作为，亦常常围绕着在国内争取统一、反对分裂的问题上面展开，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是其中最大的焦点。从国内战场上的武装斗争到联合国内的外交斗争，“台湾问题”都不失为一部中国春秋演义史上的重要篇章。可是，直到今天，统一的问题仍然困扰着中国海峡两岸的政治家——所谓“统一结”似乎是一个难解之结。现在已经到了那些负有历史感和远见的政治家采取建设性做法的时刻。
　　
　　关于中国统一问题，包括统一时机的把握、方法的选择、条件的估计及前景的预测，不同的样式结合各有针对性，可以形成各种有区别的统一模式和方案。在现在各方面提出的统一模式与方案中，主要以作为海峡两岸当权者的共产党和国民党两方面提出的最引人注意。“一国两制”是中共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方案，这是对早期的“解放台湾”的政策即武力解决的模式的根本改变，当时以此一政策模式作为中共对台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中国革命（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合乎逻辑的发展选择，因为在此之前，华东野战军已经准备渡海作战，解放台湾全岛。“一国两制”模式也是对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周恩来提出的“和平解放”模式的重大全面发展，而且更进一步扩大了包容性和妥协范围，这已然形成目前中共对台政策的主旨。国民党方面提出的关于统一和解决大陆与台湾关系的基本方针是“自由、民主、均富统一中国”。它不同于早期蒋介石提出的“军事反攻，光复大陆”的方针，也不同于“经济求存，政治反攻”的方针（蒋介石后来曾说过反攻大陆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自由、民主、均富统一中国”已成为台湾当局关于统一和对大陆政策的“基本国策”。除了上述两岸当权者提出的国策性方案外，中间还夹有其他各方人士提出的参考性方案，主要有：“多体制国家”、“大中华邦联”、“一国两治”、“两制一国”、“德国模式”、“朝鲜模式”及“奥运会模式”等等。
　　
　　归结上述各个方案，可以看出几个特点：一、这些不同内容的模式均意味着实现统一后国家政体或国家结构的选择，或是选择单一制或是选择复合制，或是“一国两制”中央政权与特别行政区结合的特殊体制。二、都包含着实现统一的解决方式：“一国两制”的背后含义是和平共处，诉诸政治法律手段解决统一问题，与“武力解放”截然不同。“自由、民主、均富统一中国”也已从军事反攻转到以政治反攻为主。其他方案也差不多都主张和平谈判方式。三、都内含谈判解决的途径选择：“一国两制”即通过双方合作，谈判解决统一问题；所谓“邦联模式”、“德国模式”即要求双方以某种国家实体或政治实体姿态出现，充当谈判者。四、每种方案都要求在统一过程中进行国家权力的再分配：“一国两制”按中央与地方关系处理大陆与台湾关系，中共和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央政权一方，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台湾当局为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政权，“中华民国”国号取消；“自由、民主、均富统一中国”仍视“民国政府”为中央政权，不改“中华民国”国号，要求中共放弃“四项基本原则”。
　　
　　在前面几点中，关于国家结构方案的争论固然很多，或单一制为优或复合制为优，或“一国两制”是“创举”、“最佳选择”，或“一国两制”“不合政治学逻辑”，“行不通”。关于解决方式、途径也几经争论，甚为热烈。而且，大家在争论中也差不多经常谈到两岸经济上的互补性和文化上的同根性，以证明中国统一之必然和可行。可是尽管两岸当权者不断把试探气球抛向空中，却并未得到应有的突破性反应。这是为什么呢？据说，中共“一国两制”与国民党“自由、民主、均富统一中国”被认为是“观点相距甚远”，已形成尖锐对立。不过，从表面上看，这两个方案都坚持中国统一，都怀有打破僵局的愿望，甚至双方在政体和国家结构选择上基本上是一致的，并且都不排除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可能。但是，为什么双方在抛出各自方案之后就形成了一种“冻结住的现状”，而不再能迈越“三通”层次走向全面性开放呢？中国统一难解之结何在？统一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说到底就是在前面归结的第四点上未能产生双方都可接受的方案，双方不但尚未就合理地解决国家权力分配问题产生共识，反而以各自提出的方案形成对立。统一模式自应包括统一方式、途径等，也涉及到国家象征（国号）问题，但主要还是隐蔽在国家结构问题中的权力分配问题。
　　
　　一般来说，国家结构问题就是国家的整体与部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任何国家都必须经过一定的形式来组织自己的权力，国家的结构和组织是国家存在的方式，统治阶级祇有通过一定的国家形式才能行使自己的政治统治，表现国家的本质和权力分配。国家形式包括国家管理形式和结构形式。国家结构形式根据国家内部的划分和国家权力的集中程度的不同，可分为单一制国家及复合制国家。单一制国家，除主权在中央政府外，国家权力在若干行政区域内划分。地方行政区域对外不具有独立性，祇有地方的行政立法权力。复合制国家的权力则是在几个国家联合实体间划分，但拥有统一的宪法和法律，拥有最高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通常所讲的“国际法主体”指具有独立参加国际关系并直接承受国际法中权利和义务的能力的集合体，主权国家（单一制或复合制）是基本主体。而所谓“国际法客体”指国家行使主权的物件——国家领土。
　　
　　但是，当有两个都自认为是“中央级”的政权并立存在时，问题就不那么容易按常规办法解决了，特别是经历长期斗争与合作进程的双方都试图最终以“单一制”政体来完成统一的时候更是如此。怎么样在和平统一的前提下合理地解决统一国家的任务呢？扩大宪法的包容性无疑是一种值得使用的手段，但问题仍难从法律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国号问题”自然是国家最高权威象征的问题，需双方严肃对待，但更应切入此问题的背后——权力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台湾问题”依托于国共合作与斗争的长期历史，其形成是中国内部问题的延续，即它是国内权力分配与斗争的延续。
　　
　　如果拟就双方的主要方案作对比，就应看到：
　　
　　一、“一国两制”在权力分配上作解释，就是大陆与台湾关系按中央与地方关系处理，双方关系乃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祇不过作为特别行政区，后者可以保留其特殊的政治制度。中共方面认为，“一国两制”已包含了巨大的妥协、让步和开明的内容，现在港澳问题已按此模式成功获得解决，“港澳模式”基本上也适用于台湾问题。但国民党方面认为，“一国两制”包含“统战阴谋”，因而是不能接受的。
　　
　　二、“自由、民主、均富统一中国”与“一国两制”虽然在“统一目标”上有共识，但已形成权力选择方案上的对抗。国民党要求中共“放弃四个坚持”，而自己不放弃“三民主义”和“中华民国”国号，就使两岸关系的大幅度发展再度遇到阻碍，而缺乏进一步变化的灵活性。同时，在国民党“宪改”后，台湾当局举行“以攻为守”的新策略，试图推广台湾模式。这使人不能不考虑到，台湾当局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拥有较强实力仍是其推广现行政策的后盾，尤其是“台湾经济起飞”，社会稳定，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使国民党自认为有理由提出“台湾的前途在大陆，大陆的希望在台湾”的主张。
　　
　　三、“邦联”、“两制一国”等方案保留了两个“中央级”政权，形成中央对中央的关系格局。这种复合体制导致两个国家实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并存），容易出现“双重国际人格”的现象。现在，台湾当局在目前两岸关系状态下，推动“弹性外交”、“实质外交”，不失“B型台独”之嫌。因为，台湾要求“国际生存空间”，“重返国际社会”，已从外向型海岛经济的要求变成了政治上的要求。如高英茂所言，以此形成双方“对等”的地位，台湾成为“政治实体”。这正是中共决策层之所虑。在上面所说诸方面中，假设国民党政权接受地方政权资格而在其他各个方面接受优惠条件，则统一问题不难解决。假设中国容忍国民党政权为“中央级”政权，统一似亦可成。但现在是僵局，因为中共绝不容忍“台湾独立”，也不接受国民党政权为“中央级”政权作为统一前提。而国民党绝不放弃“中央”资格，反提出由它来完成统一。在如此存在“一国两制”与“自由、民主、均富统一中国”尖锐对立而又存在“B型台独”等别种可变性的情况下，应该正视和合理解决中国统一过程中的国家权力分配问题。对于统一这个难解之结，祇有以高明、富有弹性和建设性的想法和做法去化解。如果双方始终在国家象征和权力问题上纠缠于“定于一尊还庙奉二主”上面，问题的解决就祇会总处于难产阶段。如果没有双方产生共识或自愿认同的方案，双方就祇能在宣传攻势中构成“心理战”，如何才能不使台湾当局寄望于“重返国际社会”、“弹性外交”与“实质外交”？如何不使少数人寄希望于“国际化”或走向“台独”的老路？
　　
　　笔者以为，应该有如下理解：
　　
　　——“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需要具有关于权力划分和政治资源配置的内容。中国社会政治资源整体配置的特殊性在于一种长期性的不均匀。因此，国家权力分散与集中的程度应根据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情况来决定，根据双方关系的特殊性来划分，当实行“一国两制”这种毫无先例的政治体制时更是如此。
　　
　　——“一国两制”是对中国政治资源配置特殊性的一种回应，它意味着统一过程中国家权力的再分配，但它不意味着剥夺台岛政治资源，如同台岛社会具有某种亚文化特征一样，台湾社会应形成亚政治权力中心。
　　
　　——国家权力的合理分配有两个层次：一是中共与国民党当局之间的关系梳理，一是台湾其他政党和人民的参与。
　　
　　——还要考虑文化因素。中共与国民党元老派受大一统领土观念影响至深，所以无论如何要统一。还要充分估计到国民党新生代领导人对大陆政策和“基本国策”及美国的态度。台湾本土受当地文化的很大影响，存在独立的潜在诱因。因此，在统一过程中，中国文化应包容“台湾意识”等地方导向的文化（如同也要包容“香港意识”一样）。
　　
　　政治学认为，所有国家或多或少都是建立在联邦的观念上。即所有的国家都是由一些地方政治共同体组成的。这些共同体有着自己的需要，而这种需要在许多情况下与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的需要是有区别的。地方也要表达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因此可能划出地方政治共同体的活动范围，这种“活动范围”最重要的就是权力活动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