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台声杂志》1996年4月号
　　
　　中国的统一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它同样也是中国现代化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性主题
　　
　　对于中国来讲，现代化的内容是多重而非单一的，实现国家统一与追求富强发达、高度文明和政治民主的国家目标，都是中国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所以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多重主题具有高度的关联性，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一点与其他国家不同，极具“中国特色”。且由于历史原因，实现国家统一的历史主题比其他主题来得更为直接和迫切；与其他主题相比，统一命题更显居首要地位。
　　
　　中国的统一是与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社会的危机首先是一种民族性的危机，解救这种民族危机的努力也必然是一种全民族的努力。
　　
　　这个道理很明显：祇有争取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才能争取到现代化的权力和主体性；相反，失去国家的独立与统一，即让中国社会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就无法获得现代化的历史条件。
　　
　　在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台独”理论将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出现的“台湾民主国”说成是“台独”运动的起点，这是历史知识方面的荒谬无知，也是对中国现代社会主题的扭曲，更有悖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逻辑。应该认为：从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看，1895年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及中国人民反抗外国强权侵略的开始）的历史含义是一致的，均服从于反帝、反侵略和争取国家独立、统一的主题。孙中山先生正是在听到签订《马关条约》的不幸消息后，愤慨至极，才义无反顾地发起和领导了广州起义，从而揭开了中国历史走向现代的新篇章。孙中山先生为了推动反清斗争，曾由日本抵达台湾，在那里建起了指挥中心；台湾亦曾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秘密向内陆运送枪械军火的中转站。孙中山对于重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坚持反帝反封建的基本立场，在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后，又有针对性地提出“恢复中华，光复台湾”的主张。这是一面反帝反封建、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联合的旗帜，鲜明地揭示了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性主题。
　　
　　1949年，大陆完成了统一过程，但是海峡两岸由于种种原因却陷入分离状态。国家统一仍是一个有待完成的历史任务。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提出国家发展目标后，实现中国统一被列为需要完成的三大任务之一，与现代化建设同时并列，显示它仍然属于最高国家目标的追求层次。
　　
　　现代化的启动和演变与台湾问题有关
　　
　　国家统一不仅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现代化启动的动力源泉之一，其中还多少与台湾问题日益增加的重要性有关。
　　
　　中国现代化的启动阶段，正是清帝国深深陷入内外危机的时刻。当时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自身的不利处境，便接连提出了许多变法图强的主张和理论。其中，“洋务运动”可视为中国现代化的不成熟的，然而却是最早的尝试。李鸿章兴办“洋务运动”，就恰好是以1874年日本军队侵占台南、索地赔银为发端的。大陆以官商合一的方式办起了“洋务运动”，台湾则率先搞上了“洋务新政”。这导致了著名的“刘铭传改革”，这个改革大受李鸿章的赞赏和支持。这是一种现代化的有益尝试，对台湾社会的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台湾社会脱离传统、进入现代和走向发达的重要起点。
　　
　　中国进入近现代以来，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历史地位日益增加。这一方面是由于台湾问题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台湾问题成为中国人民反对外国强权势力侵略瓜分政策的敏感区和前沿。台湾被日本割占，恰是与辽东半岛的被割占一起发生的。这一事件不是什么台湾走向“独立”的起点，而是中国人民和先进政治势力由此而掀起的争取国家独立与统一事业的重要催化剂。台湾问题日渐演变成为中国政治生活和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一个关键问题。从《马关条约》的签订，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及台湾光复，从国共内战的严重后果，到中美关系的起伏曲折，台湾问题均与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系列重要事件息息相关。即使从对台湾问题的政治定位来看，亦足以见其重要性，即它是“中国内政”，又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在1997年7月1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及其在中国国家统一中的地位将更形显要。台湾问题的解决，在性质上属于保卫国家主权和根本利益这样的国家最高战略层次。
　　
　　另一方面，从追求现代化的角度考察，台湾问题的重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不平衡性，台湾社会更早、更多、更全面地受到了外来因素的影响，从而形成了自身的某种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兼具外来的、本土的因素，与中国其他地区有所不同。当然，“中国因素”（中国文化、社会和政治传统）仍然是台湾社会的主导性因素。台湾社会的特殊性和它的现代化进度，决定了它在与大陆谋求国家统一目标时将会提出自己的特殊要求，并极有可能（实际上已经如此）提出一整套以自己价值系统为基础的政治主张。而大陆在实现改革开放之后，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主张，台湾方面并没有认真地接受，显然是有自己的考虑（或顾忌）的。如果将两岸关系的积极发展和国家统一进程置于现代化背景考察和衡量，中国统一则可视为两岸现代化进程的合流趋势。如果以现代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加以评判，中国统一则可视为两岸对“一个中国”的认同和在现代民族主义精神基础上的社会整合。
　　
　　综上所述，台湾问题不仅与中国现代化的启动有关，而且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演变和展开有关。同样重要的是，台湾问题的解决在中国整个现代化的完成中亦会占有极大的份量。这说明：台湾当局实行“分裂分治”、“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政策，和“台独”势力鼓吹“走向独立”，将是对中国现代化社会历史性主题的歪曲和否定，也将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背道而驰，从而会拖住中国社会进步的后腿。
　　
　　现代化和国家统一的共同思想基础
　　
　　中国统一的思想基础是现代民族主义，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基础也是现代民族主义。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迁，传统的“大一统”观念受到挑战。而中国人及其各种政治势力在自己的现代化努力过程中，仍视争取国家独立、统一与民族复兴为重要目标，这样现代的民族主义应势而起。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现代民族主义的整合过程。传统的儒家哲学和“一统”观念在危机中被迫发生历史性的嬗变，其合理成分保存下来，其不合理成分被置弃。那些合理的部分结合各种现代观念重新组合、内化，并适应现代中国的“国情”，提炼、升华和再造出了现代的民族主义。
　　
　　近现代的先进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各种改革者对现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完善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晚清时期的不少思想家和改革家即开始探讨中国的国家命运、中华文明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中的地位。特别是孙中山先生更是开一代风气，大力提倡“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使她深入人心、植根社会，并受到国际上的认定。毛泽东、邓小平等一代人，高扬现代民族主义的大旗，积极领导了民族解放战争和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努力。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也是由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和中国国际地位的大大提高所鼓舞推动的，从反面讲，在过去她还是由被侵略的历史（列强多次侵华战争和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外国强权政治所激发催化的。
　　
　　如前所说，这种民族主义不是空洞的、虚无的和封闭的，而是有其充实的、开放的和现代的意识特征，其实际的时代内容、价值含量和包容样式均已为历史进程及其重大事实所核证。在现代民族主义的时代要求下，中国统一的思想不再带有思潮性，而归根于理性认识和内化为民族性格和气概。当然，国土不可分裂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仍被继承下来。作为一种国家战略的宏观把握，作为一种民众的根本利益体认，她仍然具有不衰的生命力。在此基础上，追求国家发达富强和政治民主，使中国在各国民族之林中占有应有的重要地位，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持续的内循的逻辑。因此，国家统一和现代化存在着相互间的高度包容性和彼此策励的互动功能。“中国应当对于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便是一个总体性的历史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