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香港《文汇报》1996年10月21日、22日、23日连载，“首届中国统一论坛”学术研讨会论文（1996年10月）。
　　
　　1979年以后，中国大陆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作为解决台湾问题和实现国家统一的基本方针。仔细观察，我们发现在上述表述中，“和平统一”在前，“一国两制”在后。这固然是统一过程中的顺序所致，但也不无政治上的象征意义。“和平统一”是统一问题解决方式的最佳期盼，也是双方能够共同接受的。
　　
　　目前两岸关系仍处于不明朗状态，但大陆方面仍然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并未改变，江泽民八项主张仍然是对台工作的指导方针。这说明：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贯彻执行“和平统一”方针是首要的政治价值选择。
　　
　　“和平统一”方针的确立和巩固，一方面在于中国大陆的社会条件，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格局不会轻易改变；另一方面也在于当今国际环境的种种条件，即大家都处于以“和平与发展”为首要主题的时代。
　　
　　事实上自1979年至今，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上述两个方面也都有重要的变迁，但人们会相信：由于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时期已顺利跨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阶段，眼前正面临着“九五计画”和十五年远景规划的蓝图前景；又由于世界已进入了“后冷战时代”，两岸关系的良性互动和中国统一的合理选择已经具有了不容忽视的迫切性和可行性。
　　
　　本文便集中探讨中国和平统一的国际环境因素。
　　
　　一、方法和视野：地缘政治新座标
　　
　　从方法上讲，本文不同意那种由周边环境、到地区环境、再到全球环境的坐标系统和观察方法。这种“写作体例”常见于国内某些分析报告和学术论文中。它们属于一种初等几何式的分析，基本上是三层展开平面式的，尚难以反映丰富的国际现实。它如同把“多极化”解释成“两极”、“三极”或“五极”（军事、经济、政治安全）等归纳式分析方法一样，有简单地“合并同类项”之嫌。
　　
　　后冷战时期的复杂形势，要求建立一种更清晰、立体式的坐标系统和分析方法；同时要求打破三层阶梯式的常规逻辑。
　　
　　本文认为：后冷战时代与冷战时代的地缘交集点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动，旧的地缘交集点消失了或削弱了，新的地缘交集点已经出现或正在形成，国际关系和地缘构图正围绕它们拉出一幅新型的全景式的世界地图。
　　
　　因此，需要搞清楚后冷战时代新的地缘交集点在哪里，以及环绕这些交集点的国际关系运动空间。由此才可树立新的、有效的认识座标和建立起新的、有效的战略方程式。新型战略的制定要求，是要瞄准这些地缘交集点，找到自己的战略性基点，从而规划出自己的战略性选择方向。这里一个致命的忌讳是，就怕找不到新的地缘交集点，或者找错了它们。那样的话，就进入主观主义和盲动主义的历史误区。
　　
　　祇有认识清楚当今国际关系的真实图景和本质，才能找到战略的关键和“钥匙”。
　　
　　由此，才能决定我们的富有生命力的国际政治观。
　　
　　由此，才能形成我们的战略战术。
　　
　　在后冷战时代，地缘政治内容和构成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有如下事实属于具有战略性的地缘政治事件：苏联解体、华约解散及北约东扩所带来的欧洲军事地图的变化、中亚地区各国间关系的重组、以及带有重要国际性影响的各国内部问题、历史遗留问题（如边界问题、统一问题等）。中国的崛起和两岸关系走向也是其中的重要事件。
　　
　　地缘政治的变迁还在于它的丰富性和扩张性，这直接导致了地缘新交集点的形成和演变是多层次的。
　　
　　1.经济区或经济圈：本人早就提出地缘经济先期于地缘政治发生变化的观点，并认为，经济集团化、地区化的走向，新的经济权力中心和新经济成长地带的内构，使“多圈化”出现并覆盖于“多极化”之上，影响到地缘交集点和国际关系的运动空间的聚散方向和程度（这里叫“地缘经济交集点”和“地缘经济运动空间”更好）。大家基本公认欧洲圈、北美圈和亚太圈为三大经济圈。其中，亚太圈是两岸关系面临的直接的国际环境。亚太经济合作形式（包括共同体）是今后这一地区关系发展的关键表现。
　　
　　2.政治权力中心的分散化，即“多极化”趋势在加强：这里关键的问题是，“极点”在哪里？“极化”的方向如何？其中，大国关系的重构和地区主义问题是重要的内容，亟需注意。战略性结盟和联盟的体制和形式也是新的课题。这里，西太平洋地区的“极点”和“极化”的配置，也是两岸关系面临的直接的国际环境。
　　
　　3.安全：国家安全利益与地区安全利益的高度相容和一致，寻求地区安全保障体制来维护自己的安全利益，成了一件较为时髦的事，对于弱者来讲尤其如此。同时，在热点地区，具有了民族主义和国际干涉主义双重特征。亚太地区的安全机制如何形成，是两岸关系的制约因素之一。
　　
　　4.文明圈：既有文明冲突的问题，又有文明交汇、融合的问题。地理环境的自然内容和人文内容高度包容，互有交叉。中国文明同西方文明的关系，也会折射到两岸关系上面。所谓“亚太意识”或“太平洋意识”的酝酿和形成，是这一地区的一件大事。
　　
　　二、和平统一的国际环境分析
　　
　　中国和平统一问题既需要从两岸关系的角度看，又需要从国际环境来加以分析，本文所说的“国际环境”专指中国大陆地区、台湾地区和港澳地区共同面临的外部环境。
　　
　　根据地缘交集点为主轴建立坐标系的方法，应把中国的国际环境分为“东边”与“西边”各自怎么样两个部分，因为在“东边”与“西边”各有一些十分重要的、战略性的地缘交集点已经出现或正在强势成长。围绕它们，国际关系已经或正在发生强有力的运动，从而构造着新的格局时空。
　　
　　（一）中国“东边”的国际环境
　　
　　首先来看看中国的“东边”。如果从经济发展或者说地缘经济的角度看，这里应该看到整个亚太地区。但实际上在亚太圈内，东亚地区或西太平洋地区是真正的高经济成长地带，即是世界经济增长率最高和活力最大的地区。如果从地缘政治与军事安全角度看，主要是在东亚地区或西太平洋地区存在着三大热点问题，它们在政治上会影响到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因此，从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的关系、从政治与安全的关系而论，就有了深入探讨上述问题的必要。
　　
　　所谓三大热点问题即是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三大问题。如果我们不是把它们各自分开来看，即一个一个孤立地看，而是把它们联系起来作有机分析，就会发现：“三点一线”会使人们将问题看得更清楚，更易于抓住本质，因为它们的联系清楚地摆出了中国国际环境在地缘上的明显特征，可以帮助人们迅速建立起地缘坐标系。
　　
　　具体讲，这“三点一线”作为新的地缘交集点，具有如下地缘特点：
　　
　　1.靠近中国大陆的高经济成长地带，沿海地区在中国大陆经济起飞过程中成功地扮演了“头雁”的角色，这一地带有四大特区、浦东开发区、十几个开放城市、海南省和重要的经济开发区。人们所知道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及福建的金三角地区均在此一范围内。
　　
　　2.靠近亚太高经济成长地带，也即是所谓“繁荣弧带”或西太平洋“新月形地带”的所在。这里是经济成长、技术扩散、国际贸易交流的重要区域，也是亚太经济合作与一体化的主要动力源头。
　　
　　3.也是台湾跨世纪目标“亚太营运中心”所处的基本环境，台湾方面绝不能忽视这一环境所提出的基本要求。
　　
　　4.然而，这一带也是亚太经济高速发展与亚太逆裁军扩张发生矛盾的集中所在。有两种严重的反差：一是世界进入“后冷战时代”后，全球缓和带来了世界大范围的裁军努力和效果，但在亚太地区却出现了局部的“逆裁军”现象；二是在亚太经济高速发展，各国和地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军备却发生了大力扩张的“逆势而动”。一些国家和地区挟持自己厚积的经济实力，将军事发展放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上。中国大陆的国防现代化恰恰是对这种早已出现的“亚太逆裁军”现象的一种纯自卫性反应，而不是什么带有主动色彩的“中国威胁论”。祇要看一看中国大陆周围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做了什么，便不难得出结论。日本、印度、越南、东盟、印尼等甚至早在80年代初就已进入了“军备扩张时期”。
　　
　　5.非常重要的是，美国所谓的“西太平洋线”与“三点一线”大部分重合，小部分贴近。50年代后，美国重新调整“西太平洋防线”，自阿留申群岛，经日本、冲绳，而至菲律宾；台湾地区亦被划入此一“防线”。90年代，美国再度调整“西太平洋安全机制”，以各种双边机制或默契构造自己的安全体系。在美国的外交和安全术语中，所谓“西太平洋安全”一词很重要，它与美国的战略目标、目标区域及本身国家利益有密切关系（《与台湾关系法》中就有三处用到“西太平洋地区”、“西太平洋的安全”的措辞。美日安保体制的扩大化使用“地区危险”一词亦包含同样的份量。）
　　
　　从以上几点看，主要存在着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方面的矛盾；换言之，存在着经济发展与合作的要求同安全问题之间的矛盾。因此，中国“东边”的环境可能是处于稳定中的紧张、紧张中的稳定交替上升，而总体上以危机为大限再作选择的局面。需要说明的是，其中“主导性的角色”是中国、美国、日本、东盟及地区性力量角色。
　　
　　（二）中国“西边”的国际环境
　　
　　下面再来看看中国的西边，它也具有不容怀疑的重要性。
　　
　　在考虑中国的地缘形势和安全问题方面，应该抛弃过去那种主要以“南北”方向为主轴的观察方法，而转到以“东西”方向为主轴上。在过去长时期内，中国北有“苏修”陈兵百万，南有“美帝”在越南打局部战争，加上短期内有两个“小霸权主义”即“印度扩张主义”和“越南地区霸权主义”，此一局面构成了威胁中国安全的主要方向，因此看问题常常分为“南边”与“北边”各自怎么样。但现如今，“北边”苏联解体、俄罗斯忙于内部事务；“南边”已无美国的威胁，越南亦收缩战线、忙于国内改革，并基本上放弃了陆上之争。这样，“南北”方向上的地缘交集点消失或减弱，而“东西”方向上的地缘交集点明显地增长，并影响到整体战略的选择。
　　
　　现在，中国“东边”与“西边”各自怎么样对国家战略选择方向至关重要，也构造出了中国和平的统一的国际环境。
　　
　　在“西边”，主要的地缘交集点大致有：俄罗斯的外交选择方向（即“东向”还是“西向”的问题），中亚地区国家的外交走向和联合趋势（如土耳其与伊朗的军事结盟，中亚伊斯兰国家的联合）；如果再往西，还有中东地区的局势，美国同伊拉克的关系，阿以关系及波黑、南高加索地区等局势，特别是北约东扩问题。从地缘经济上看，“欧亚大陆桥”开通所带来的经济合作问题亦会产生地缘经济的交集点。
　　
　　其中，对中国的国际环境能产生较直接影响的问题是：俄罗斯的外交选择方向、中亚地区的局势和北约东扩问题，它们在产生着新的地缘交集点和国际关系运动空间。说到“北约东扩”，似乎扯得远了一些，但恰恰是，“北约东扩”可能会拉动一种由西向东波及的“连锁反应”，使欧亚大陆的地缘构成发生巨大的变动。自然，这种变动结果包含着对中国“东边”的影响。
　　
　　北约东扩是俄罗斯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和外交问题，曾逼使俄罗斯再无后退之路，大幅度调整外交战略方向，采取了“面向东方”和“东西并重”的政策格局。这一选择的直接结果，是促使了中俄接近。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亲自访问中国，并主动倡议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种措辞使美国甚感不安。中、俄和中亚三国（包括哈萨克）在上海签署了“军事领域信任协定”，被称为“一项创举”，确实是非同寻常，具有地缘政治的结构性意义。
　　
　　在俄罗斯总统大选期间，西方曾一度暂时放置东扩问题。但俄罗斯总统大选一过，东扩问题再度冒出，且东扩范围更加扩大。北约明年春季将吸收波兰、捷克和匈牙利为新成员，并将可能扩大到欧洲中立国家。东扩势头直逼俄罗斯西部边界，并对俄势力范围独联体进行渗透。这些确实形成了对俄罗斯国家安全和军事形势的极大威胁。
　　
　　俄罗斯甚至不得不再进一步地做出战略性的、方向性的选择。
　　
　　对于中国来讲，可能会产生一种带有类似于三角关系中两弱对付一强的后果。北约东扩的压力给在俄罗斯身上，效果却可能出在中国这里。俄罗斯如果再迈过界线，更直接地“面向东方”，另一种以制衡美国为主要目的三角格局便可能出现。这样，必然会对美国西太平洋地区的构想和部署造成压力，制约它在中国“东边”的行动。前一段的各种事态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在去年6月台海处于危机状态以来，正由于中国“西边”没有太多的“事”（中东和平进程在佩雷斯与阿拉法特主导下加速、波黑问题因签署“代顿协议”进入解决阶段等），美国才敢从海湾地区向台海地区调来最大的航空母舰“尼米兹号”（该舰原负责监视伊拉克南部禁飞区），并从波黑地区派来另一艘航母填补“尼米兹号”留下的空白。但是如果在中国“西边”有“事”，就会牵扯美国极大的精力，增加它面临的地缘压力，甚至从根本上改变它的部署。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西边”的一些热点在冷却，但也有一些新的地缘交集点在出现、生长；尤其是大国关系和地区性关系正经历着剧烈的变动之中。这些不能不引起美国的注意，不能不引起中国的注意，也不能不引起关心中国统一的人士的注意。可以说，中国和平统一的基本环境正在迅速构成和落定。
　　
　　三、选择的难度和方向
　　
　　以“风险——利益”公式衡量，和平统一无疑是各种解决方式中付出社会成本和国际风险最小，而整个民族获益最大的方式，因而也是从利益和道义上讲最可取的方式。
　　
　　为什么这样说呢？根据上述对地缘交焦点的综合分析，特别是对中国“东边”与“西边”地缘关系的探讨，可以看到：中国大陆高经济成长地带离“东边”风险区近，而离“西边”缓冲区远（中国中西部地区大都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内陆地区），同时它也靠近台湾海峡地区。因此，这使中国统一的战略选择本身便带有一定的难度，或者说战略选择具有一定的风险性。
　　
　　但是很重要的是，现在中国“东边”与“西边”所构成的国际环境，如果促使形成“三角”格局，将重复70年代制约全球结构的“均势”，对于台湾极为不利，甚至有致命的影响。这种局面将完全改变台湾所处的外部环境，使它所进行的社会整体转型面临前所未有的“窘境”。70年代的全球“三角均势”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人们记忆犹新；而今天中俄以近距离大陆型结盟的态势，将有力地形成新的“大陆心脏地带”。人们自不会忽视它在战略上的全部潜力，特别是它对于周边地区的拉动作用和辐射效果。
　　
　　那么，对于中国和平统一而言，最佳的战略利益选择点在哪里呢？
　　
　　依据“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办”的原则，问题还是回到两岸本身，最重要的是两岸共同树立起新型战略意识。地缘交集点将决定国家战略的方向，地缘交集运动空间将决定选择座标；和平统一的最佳解决方式将产生于其中的正确有效的选择。
　　
　　假设两岸关系发生危机，必然使双方进行地缘结构上的对抗；这一局面对双方均有不利，但对于台湾更加不利。假设两岸关系发生危机，地缘上“东边”与“西边”一分为二的局面将完全明朗化，两岸将进入二元选择的困境，获得利最小的是两岸双方而获得利最大的是外国人；特别是中国大陆将会形成以大陆心脏地带为依托的高度自主态势，而台湾将会增加对外依附性，受制于人之处自所难免。其结果可能是：大陆以自己“综合国力”和“国家动员能力”可以承受各种事态的后果，而相反各种事态的发展可能超越台湾社会的承受极限。
　　
　　而如果换一种角度看，两岸希望趋利避害，左右逢源，而共同提高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就应增加“风险——利益”公式的观念，尽力使风险小于收益，代价压至最低。这种理想状态与其说是一种善意期望，不如说是时下就有着必要性与可能性的高度统一；这种“高度统一”绝不可分割，已经在两岸关系和中国统一进程中成为相互依赖及一体化的历史性要求。在中国统一的外部环境条件下，它们也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
　　
　　其必要性在于，和平统一价值和理想同地缘经济、政治环境的内在关系；在于利益绝对大于风险的总体评估要求。这些道理已如上面所述，特别是两岸都存在着内部的需求和外部的制约。
　　
　　其可能性在于，两岸在目前存在着一些初步的交集点，这就是：双方都有结束敌对状态的意愿，双方都表示追求中国统一目标（至少表面上台湾当局有这样的表示）。但是，我们说存在着“一些初步的交集点”，它们还不是高级阶段的交集点；“高级阶段的交集点”，应该是在“一个中国”原则上产生高度共识。没有这一点，两岸关系便不会从目前的危机中脱出，也不会产生良性互动而营造有利的大环境。这倒是非常值得台湾方面深思的。
　　
　　因此，两岸应该共同体察天下大势，树立起海峡时空的新观念；以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地缘坐标系来看待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出路。而如果偏信外国人的说法，拿外国人以自己利益为准星建立的地缘坐标系来衡量一切，那么肯定不免最终丢失自己应有的利益和地位。
　　
　　在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中国统一面临着新的、更大的机遇。中华民族的振兴和腾飞正日益贴近每个中国人。以目前地缘坐标系观察，中国极有可能利用“东边”和“西边”的国际环境所提供的机会，去成功地扮演“第三极”的角色，从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而毫无疑问，中国和平统一将成为达到这一目标的充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