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台湾研究》1988年第2期。
　　
　　    有关“台湾意识”和“中国意识”问题的讨论，是近年来台湾岛内知识界、舆论界经常探讨的各种问题中最能激荡人们心灵的热门话题之一。许多知名学者、党外活跃分子和“新生代”人士纷纷聚会举办讲座、辩论和研讨会，从历史、文化、社会和现实政治的不同方面来解释分析“台湾意识”和“中国意识”的关系，可以说，“台湾意识”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已经成为台湾社会特别是知识界中有影响的思潮之一。笔者认为，“台湾意识”和“中国意识”问题讨论的兴起有着台湾思想文化界三次大论战的背景与发展线索；“台湾意识”是“中国意识”在台湾社会特定时空内本土化、地方化的亚文化型态表现，它兼收、包容了较多的本土的和外来的因素。在当前“台湾意识”和“中国意识”问题讨论呈现炽热状态而不乏混乱说法的时候，为了正确界定“台湾意识”这一概念，划清其与“台独意识”的根本区别，应该回归社会文化的科学考察。
　　
　　    一、三次大论战中的“台湾意识”论争
　　
　　    近20多年来，台湾思想文化界先后发生了三次有影响的大论战。它们推动了多样社会思潮的涌起，加剧了多种心理素质的积淀，促使了不同社会意识的形成。1983年爆发并持续至今的“台湾意识”和“中国意识”问题的讨论，是台湾社会思想文化界、政治舆论界的一场空前的论战。在规模上，它横跨了党外及地方势力左翼和右翼，甚至包括国民党控制的杂志报刊；在内容上，它深入到社会心理、思想文化及历史研究的领域。《夏潮》杂志曾经指出：“‘台湾结’不是空想的名词，它隐含着历史的伤痕，社会的不公平，政治的分离主义，因此很容易便和党外反对运动结合，成为我们之中不可忽视的社会导向。”①的确，“台湾意识”是存在于台湾岛内社会的一种客观事实；经过80年代的论战，它已成为台湾社会、特别是知识界意识形态中有影响的思潮之一。“台湾意识”及其论战，对党外运动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同台湾前途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
　　
　　    现在，我们站在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采用宏观的视角来检视一下三次大论战的历程，从而把握“台湾意识”及其论战的实质。
　　
　　“文星时代”的中西文化论战。在60年代“经济起飞”后，台湾经济纳入了国际分工体系，西方的生活方式、民主政治思想和文化型态被介绍进来。部分知识界人士如李敖等通过《文星杂志》大力提倡“全盘西化”，企求对西方民主政治和自由主义作“横的移植”。这引起了被称为“坚定的民族主义者”的胡秋原、徐高阮等的迎头反击，他们的口号针锋相对：“恢复传统”，而他们的宣传阵地便是有名的《中华杂志》。令人遗憾的是，这场文化论战终以演变为诽谤问题的司法缠讼而告终。
　　
　　“乡土文学”大论战。70年代后半期，以对现代诗的批判为导火线，爆发了“乡土文学”大论战。论战者对前20年台湾现代诗的社会影响和“横的移植”的发展观进行了检讨，并将它上升到反省50-60年代“西化”思潮和媚外心理的理性层次。结果，人们毫不犹豫地在“乡土文学”的旗帜上写下了“关注现实”和“重认传统”两大口号。所谓“乡土文学”或“乡土意识”，也可以讲是针对“现代主义”的盲目模仿和过激的“西化”倾向而提出的，它同“培植草根性文化”存在着内涵上的趋近。在台湾当地人看来，“乡土”即是台湾本土，具有强烈浓厚的感情色彩和主观认同因素。这种提法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50年代以来放弃传统、盲目崇洋的极端心态，而对台湾社会本身的历史和进步(当然包括沉淀在其中的中国文化传统及其嬗变)表示强烈的兴趣、关注和情感投射。“台湾意识”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最早通过艺术形式和传播媒介被呼唤出来了。
　　
　　“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大论战。进入蒋经国执政后的“大学时代”(以1972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和《大学杂志》创办为标志)，台湾思想舆论界打破禁忌而日显活跃，当时经常出入《大学杂志》社的一批新生代学者接连发表“国是诤言”和探讨各种社会问题，引起了台湾各界的普遍关注。80年代正式开始了“台湾意识”和“中国意识”问题的大论战(即“台湾结”与“中国结”之争)。台湾党外及地方势力的刊物《生根》、《前进》，《夏潮》、《台湾文化》，和一些国民党人主办的刊物《中华杂志》、《中国论坛》等均成为论战场所，而陈映真、戴国辉、王晓波、陈鼓应、刘添财、林浊水、施敏辉等则是浪尖上的人物。这次论战不纯粹是学术之争，它标志着一场社会性思潮的兴起和流行，对社会结构深层的构成发挥着不小的作用。岛内不少人把党外民主运动视为“台湾意识”在政治层面上的象征，而把“乡土文学”运动视为“台湾意识”在文化层面上的象征。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台湾意识”已成为80年代及其今后台湾社会尤其是“中智阶层”的一种主要意识形态和影响社会走向的思潮；台湾人民的心态、思想状况及其理论概括均受此强力影响，甚至所谓“住民自决”乃至“台湾独立”的政治主张也不能不与对“台湾意识”的界定、解释有关。其实，国民党当局一方面对“台湾意识”噤若寒蝉，另一方面又试图借题发挥，例如提出所谓“台湾发展模式”、“大陆认同台湾”等就有弦外之音。
　　
　　    “台湾意识”论战反映了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70年代以后，中国和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国内，“四人帮”垮台，文革弊端显露出来；而中国很快宣布进入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并因中美关系正常化而接连在外交上取得突破。相形之下，台湾在国际社会上空前孤立，岛内人民对国民党政权普遍不满。人们强烈关注着台湾的前途，并进而探索台湾在各个方面的问题。岛内思想文化界的气氛空前活跃起来，各种思潮纷纷出现，例如党外部分人士就提出了“自决”的主张。戴国辉认为：“这次‘中国结’与‘台湾结’论争的背后暗流，乃是在国际政治关系的动荡不安中，一部分人企图以强调承认台湾现状并维持现状来对抗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影响。”②
　　
　　    在论战中，对“台湾意识”的解释存在着两种明显对立的倾向性看法：一是有人试图使之理论化，以此作为“台独”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心理背景。1985年美国加州“台湾出版社”出版了《台湾意识论战选集》，搜集了1983-1984年间台湾党外阵营内有关“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论战的文字19篇。编者施敏辉本人是“台湾意识论”者，他选辑了15篇“台湾意识”文章，“中国意识”文章仅占4篇。这一选集具有明显的“台独”倾向。他们认为：“中国意识”是“粗暴地移植”的产物，“台湾意识论”者的使命便是向战后以来“中国意识”的垄断地位挑战。而“台独”人士则借机主张用“台湾意识”征服“中国意识”。具有台独倾向的《美丽岛》杂志曾发表文章鼓吹：新加坡能独立，主要是因为新加坡人早就征服了“中国意识”，而主观上产生了“新加坡意识”；香港则未产生强烈的“香港意识”，所以轻易地被中共收回。③但是，他们之中的不少人也不得不承认“台湾意识”处于未被确定的阶段。这些主张同“台独理论”中的“台湾国家论”、台湾“民族独立论”和“情感论”有着观念上的联系。
　　
　　    另一种看法以陈映真、戴国辉等为代表，他们在论战中主张“中国意识”，但也承认存在“台湾意识”，把它看作一种强化的地方意识。如戴在《“中国人”的中原意识与边疆观》一文中认为：“台湾地处中国边陲，加上曾受日本统治，以及目前与中国大陆的分离状态，具有浓厚的边陲性，台湾居民因而具有远较其他地区为强的地方意识，亦即‘台湾意识。’”。文中同时指出，台湾移民有“原乡意识”，“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并存于台湾社会。④戴国辉担心“台湾民族论暗藏着把省籍矛盾、地方性(地方主义)层次的磨擦无限上纲为民族、种族矛盾，将给台湾带来不测的灾祸”。因此他呼吁“台湾人突破岛气放眼世界”。⑤陈映真希望，“为了民族的团结与和平”，“在台湾的人不分本省外省不要有台湾和中国意识的对抗；大家向着更宽广的历史视野”，“亲爱和谐互助合作不要分化排斥”。
　　
　　    实际上，持上述两种看法的多数人都未把“台湾本地人”群体上升到“民族”群体的层次，“台湾意识”因而也就不足以在理论上构成“民族意识”(“台独精神领袖”彭明敏也承认“台湾民族”未定)，而在事实上它仅能被认定或是一种历史上形成的强化的地方意识，或是一种特殊的群体意识。但是，论战在理论上带来的概念不清和逻辑混乱，却尤引人注目，如少数人将“民族”、“种族”、“社会群体”(nationality、race、community)的差别抹视并予以理论推演，这种畸形变态的概念杂合恰恰被“台独”人士利用，以作为其理论的起点和基础，并借此掩饰了“台独理论”在逻辑展开上所陷入的不可自拔的矛盾。因此，我们必须站在公允理性和对历史负责的立场上，通过对台湾思想文化界的面面观，进行重新的“理论整合”。在承认“台湾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前提下，着意澄清其主观假定成分，在理论说明上，弄清论战中的若干焦点和盲点，使“台湾意识”在其不定型的发轫阶段，不致简单地被“台独意识”所代替。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要有勇气去摒除“台湾意识”论战中的“台独”倾向，正确疏导“自决”主张，而稳妥地对待“台湾意识”这一客观存在；同时，从台湾思想文化界三次大论战的发展线索看，在台湾社会这个中国最早发生东西方文化冲突和结合的地方产生了“台湾意识”，而非走向极端的“西化”，是很有价值的文化现象。因此，上面所揭示的台湾思想文化界的三种走向而非两种走向，对国内中西文化的争论，也不是没有启示的。
　　
　　    二、对“台湾意识”的社会文化考察
　　
　　    “台湾意识”论战者立场不同，角度不同，用意不同，其所赋予这一概念的内涵和表述也不同。这就使得“台湾意识”在概念上变得模糊不清，并常常被扩大为政治用语而遭受任意曲解的命运。因此，为了研究这一概念的确切内涵，防止因用意上的不同导致逻辑上的脆弱，我们首先必须排除几个与此容易混淆的概念，回归社会文化的科学认识：
　　
　　    （一）“原住民意识”：⑥原住民是指17世纪以前台湾岛上的居民，即由泰雅、阿美等9个习俗和语言不同的族群所组成的原始群体。当时台湾社会还滞留在落后的原始社会阶段。“原住民意识”就是台湾原住民对自己生存与发展时空的认定和自我的群体意识，主要通过宗敎、道德规范、民间习俗等原始文化型态表现出来。17世纪后大陆迁居的汉移民增多，“原住民意识”受到了汉文化的直接影响，但二者并未构成统一的社会意识。“台湾意识”在历史渊源上与此无承继性。
　　
　　    （二）“岛屿心态”：⑦台湾当地人居住在四面环海，同大陆隔绝的台湾岛上。某些台籍人士囿于地缘意义解释就认为，台湾当地人生活在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之中，就产生了同大陆居民不同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风貌。它们主要适于岛屿居民的生存与发展。施敏辉认为：“一个台湾人与他的土地命运牢牢结合，他强烈感受到自己对岛屿怀有责任感和使命感，那么他的意识就是饱满的、完整的”。⑧其实，尽管“台湾意识”的产生与演化确有一定的自然环境为背景，但这并非是决定性的因素和起点。
　　
　　     （三）“海洋中国文化”：⑨同前述相近的一种观点认为：整个中国有“海洋中国文化”与“大陆中国文化”两种文化流向。“海洋文化”的特点是“爽朗的、明快的、进取的”；“大陆文化”的特点则是“阴森的、惰性的、落伍的”。在世界史上，海洋文明（即工商文明）曾促使西方国家直接走向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持这种观点的人甚至曲解地强调这是马克思的观点。⑩他们认为，“台湾文化”就属于“海洋文化”的一种。这是受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其对地缘与文化的解释是主观唯心的，在政治上则是“台独论”的变种。必须指出，“台湾意识”中的积淀成份并非等同于“海洋文明”的要素，它不是“海洋中国文化”之再现。
　　
　　     （四）“被殖民意识”：马关条约后日本割占台湾50年，在这之前台湾还被荷兰、西班牙等殖民者统治30-40年。特别是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经营，推行“皇民化运动”，要台湾认同日本；而其东洋式的经济与敎育开发也产生了某种社会效应。据此有人认为：台湾人民在殖民地“二等公民”的境遇下生活，产生了某种矛盾的心理和幻想。１１实际上，“台湾意识”是一种实在的、深沉的文化产物，而不是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台湾意识”中鲜明的“抗外性”恰恰否定了“被殖民意识”。
　　
　　     （五）“台湾文化”：在中国，台湾是最早、最全面地受到西方外来文化影响的地区，经历了跟大陆不甚相同的历史进程。中国文化之于台湾局部，确实显示出了某种特殊性和复杂性。岛内不少人提倡“台湾文化”，但认为它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如吴丰山先生的“草根性文化”和“本土文化”就是如此。12可是，有些论者却认为“台湾文化”是独立于中国文化的另一种属文化，它包容着四种文化成分：台化中国文化、台化日本文化、台化美国文化和台湾本地文化。由此他们得出结论：“台湾文化”不再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了。13后面我们会谈到，“台湾意识”正好以中国文化为底蕴，它祇是“中国意识”的亚文化表现型态。
　　
　　        (六)“台湾心态”：也叫“台湾情结”或“台湾情调”。所谓“情结”（complex），在心理学上指由过去的经历或被压抑的意向所造成的一种偏执心态，如古希腊悲剧中的“杀父娶母情结”（edipus complex）。“台湾心态”即是“台湾当地人”在三百多年的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特殊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生存与发展，从而积淀下来的一种适应于本土社会的心理状态和精神总和。“台湾心态”是客观存在，但“台湾意识”在含义上比“台湾心态”的蕴涵量更大。
　　
　　    因此,就历史、自然、文化、社会诸方面而言，“台湾意识”同“原住民意识”、“岛屿心态”、“海洋中国文化”、“殖民地意识”、“台湾文化”及“台湾心态”等概念不容混淆交叉。在社会因素、自然因素范围上划清界限后，我们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考察一下“台湾意识”这一概念。
　　
　　    文化人类学告诉我们：相对于中心文化或母体文化，在一个局部地区或集团内，在该社会或人群的互动过程中，会产生形成自己独特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价值观念，这就是亚文化（subculture）;而具有亚文化特征的人群，叫做“亚文化群”。亚文化一般是从中心文化中派生、繁衍出来的从属性文化；在派生、繁衍过程中，它会吸收、包容其他文化因素而产生自己的局部个性和次生形态。亚文化的特性就是它的从属性、不确定性和进化倾向。从地域关系上讲，较大地区常常产生多种亚文化。因为在较大地区中，可以依据不同标准，细分为若干较小地区；这些较小地区的文化相对于较大地区（中心地区）而言，会呈现出某种亚文化的型态特征。
　　
　　    从社会文化上看，台湾社会隶属于中国文化圈，深受中华民族文化的熏染和辐射。中国大陆作为整个中国文化的中心存在，台湾不过是中国文化的区域所在。台湾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亚文化。
　　
　　    考察到台湾社会历史与现状的特殊性，笔者认为：如果把“台湾文化”看成中国文化的亚文化，那么“台湾意识”就是“中国意识”的亚文化型态表现；“台湾意识”是“中国意识”在台湾社会特定时空内的地方化、本地化。它所具有的特别之处是比“福建意识”、“广东意识”等地方意识更为强烈，它吸收、包容了较多的本土的和外来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强烈地渗透到自然、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各个方面，形成了独特的具有“草根性”的文化导向和表征形态。在内容上，“台湾意识”就是台湾本土人对台湾本土人[ZZ（]群体[ZZ）]（主体）的自我意识和认同，就是台湾本土人对台湾这块[ZZ（]土地[ZZ）]（空间）的深厚的热爱情感，就是台湾本土人对台湾独特发展[ZZ（]历史[ZZ）]（时间）的认知。
　　
　　    这里，对台湾本土人群体、自然与历史的解释必是恰如其分的，才能正确地界定“台湾意识”这一概念；否则就会陷入狭隘的人群观、地域观和历史观。因此，为了划清“台湾意识”同“台独意识”的界限，我们先从概念内容上作界定。
　　
　　    台湾本土人群体以闽南、客家移民为主，故其祖先在中国大陆，其“民族认同”在现代意义上应归于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在古代意义上应归于汉族的一部分。B14一些“台湾意识论”者将台湾本土人说成是应认同于“百越诸族”的“一群汉人”，是不瞭解中国历史及大陆与台湾关系史的自我悖论，而把台湾本土人说成是高山族同西班牙人的混血人种，则是没有科学根据的无稽之谈。B15所以很清楚，台湾本土人这一群体不能在“民族”层次上理解，甚至它还不能构成一“族”。但是，台湾本土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即在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内具有独自特性的“亚文化群”，有在人类学、社会学和文化史上考察的价值。我们须注意到的是，这一特殊群体所具有的人格特征，在社会心理和意识上的特殊性，以及他们在组合关系上的聚合性。
　　
　　    另外，“台湾本土人”同“台湾1900万人民”要作些区分B16。后者常见于国民党当局、党外势力及美国政府国会的声明和档中，似亦被赋予固定的含义。例如美国等鼓吹的“台湾地位未定说”和民进党党纲都把“尊重1900万台湾人民意愿”同“住民自决”、“民意自决”联系起来，使“1900万台湾人民”在含义上独立于中国人民之外。实际上，“台湾1900万人民”的称呼，包括1690万当地人，也包括300万大陆去台人员。从法律意义上讲，这两部分人都是中国人，也都是现在台湾岛上的“住民”。当然，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一是有所谓的“省籍矛盾”，某些人据此突出强调台湾籍住民同大陆籍住民的不同社会背景和观念行为上的相互排斥。二是“台湾人”的含义在扩大，也被理解为包括了大陆籍人。据此，有人就强调了“台湾人”的包容性，把它作为“台湾1900万人”的别称，并力图推进“台湾化”过程。这实际上有搞“B型台独”之嫌。所以我们认为美国少数人、台独人士的所谓“1900万人民”的背后含义，实际上是将她作为独立于中国人的一个群体的分裂意识。因此，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台湾本土人”同“台湾1900万人民”这两种说法的法律含义和政治结果在实际政治运作中的具体表现。
　　
　　台湾这块土地是中国疆域中特殊的一部分。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
　　
　　    一是其特定的自然与历史。台湾岛具有宝贵的资源和优美的风光，中外都称之为“美丽的宝岛”。对此，大家的认识是共同无异的。而台湾社会的历史变迁和人们对她具有的重要的战略地位的认识，却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从现今地略和政略上讲，台湾被认为是东亚的“一道屏障”，是中国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但是在历史上，由于台湾岛本身是孤岛，同大陆隔海相望，曾被康熙皇帝说成“孤悬海外”，“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所以，尽管清朝设立台湾省，但康熙的“对台政策”是“为防台而治台”。台湾同大陆疏远的同时，恰好遭到了外来殖民者的欺侮，先后为荷兰占领38年，日本割占50年之久。中国人民和台湾人民并未屈服于外来侵略势力和皇廷内部的投降势力，同殖民侵略进行了不懈的斗争：郑成功收复台湾于荷兰人之手；为反抗日本割占，台湾人民成立了“愿为岛国，永戴圣清”的“台湾民主国”。而在清廷内部，也有施琅等的《陈台湾利害疏》，主张中央政府对台湾的统辖B16。直到后来的“刘铭传改革”，开发台湾，对台湾社会的进步和加强两岸联系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之后，人们对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性的认识有所提高。
　　
　　    二是其法律地位的争议。“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就作为主权拥有者的中国同外国侵略者的关系而言，是毋庸置疑的。但就中国内部(大陆与台湾关系)而言，其“古”非随五千年历史而“古”，而是元朝设置“澎湖巡检司”，以澎湖代管台湾，对台湾实行了“象征性统治”；清政府正式收归版图，才对台湾实施了“有效统治”。当然，在这之前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是源远流长的。因此，“自古以来”的“古”字的时间界定和法律含义应该是明确的。国际法上有“先占”原则和“有效占领”原则。“先占”是指对无主地的国家占有行为，通过这种行为该国有意识地取得对于当时不在其他国家主权之下的土地的主权。“有效占领”则比“象征性占领”更进一步，是主权国家对该土地实行管理，即将管辖权有效地延伸到该属土上。B18所以，无论就“先占”原则，抑或就“有效占领”原则，台湾属于中国领土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中日《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是帝国主义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结果。《开罗宣言》、《菠茨坦公告》等已就台湾回归中国作了明确的规定。美国和日本等一些政客鼓吹“台湾法律地位未定”，其意在图我台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台湾的历史B19就是常常说的“三百多年历史”，它指证了台湾本土人特殊的经历和遭遇。以17世纪汉移民迁住和汉文化过海传播为始端，《明史》第一次载有“台湾”的正式称呼。B20三百多年以来，台湾本土人接连数次对抗外国殖民者的侵略，反抗封建腐败政权和日本殖民者的统治压迫，他们用辛勤的劳动开拓、建设并走向了发达。因此，这“三百多年历史”是台湾社会在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上独特发展的历史。它刚好同中国的晚古史、近代史和现代史在时间上一致，而在内容上则同样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史的主题，即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和在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中走向现代化。可以说，台湾的“三百多年历史”具有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特征，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组成部分。
　　
　　    总之，在社会学意义上，“台湾意识”不简单地是民俗意识，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从对人群、自然与历史的界定看，“台湾意识”具有中国社会内部亚文化的特征，即它是“中国意识”的亚文化型态表现。而“台独意识”则显超出此一型态而对“台湾意识”的亚文化特征予以否定。
　　
　　    根据亚文化的特征和上述对概念内容的界定，“台湾意识”具有下列基本特性:
　　
　　    其本身不构成民族意识，而隶属于中华民族的意识，“台湾意识”是以“中国意识”或“中原意识”为其历史渊源和文化底蕴的。正因为这种种属关系，“台湾意识”有民族认同的要求，这就是它的民族性。而“台独意识”则是民族认同发生危机的产物。
　　
　　    由于中国社会发展在总体上不平衡，地域观念易于萌发、滋长。在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对地方行政实行“超强控制”，刚好说明地方势力是中国专制政治中的一个有力的运作因素。“地方主义”是中国政治文化中比较特殊而又常见的现象；同时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也形成了较为独有的处理方式。台湾地处边隅，更易产生地域观念和文化断层。这就是“台湾意识”的地方性。而“台独意识”则是地域观念膨胀的结果。当然也必须指出，台湾对大陆存在着某种“疏离感”，其原因在于：部分人以地方排外主义对抗国民党的大陆沙文主义；因对中共有失真的认识而存在的“恐共症”。
　　
　　    “台湾意识”被笼罩在三层历史氛围中：“三百多年历史”、日本殖民统治五十年和“二二八事件”后国民党当局统治的四十多年。“台湾意识”常常被注入历史的因素，因而具有历史回溯性。这当然反映了台湾人民特殊的历史遭遇，但“台独意识”则将此夸大歪曲为“分离的历史”，并常常回过头来从历史的档案库中搜集支援其论点的根据。
　　
　　    但是，“台湾意识”特别是在被称为“台湾历史的分水岭”的“二二八事件”之后凝聚并强化的，并且经历了台湾思想的变迁、中产阶级的崛起、“台湾经济起飞”和国民党当局“本土化政策”的推行，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台独意识”则视“二二八事件”为“台湾分离运动的起点”，并将反国民党等政治诉求扩大到“独立”的主张。
　　
　　    由于“台湾意识”中内涵有“台湾心态”或“台湾情结”，因而它带有某种情绪化的特征。台湾本土人在反抗外来侵略者斗争中所形成的反抗意识，在40多年建设中走向发达所带来的自信心，针对国民党当局“王朝意识”的嘲弄，特别是要求主宰自己命运安排的“出头天”意愿，都在极大程度上反映了台湾本土人的情绪特征和精神状态。“台独意识”则歪曲反映了这些意愿和诉求，成为一种政治情绪表达的变态。
　　
　　    “台湾意识”随着历史的变迁尤其是重大的历史事件而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和特征，这就是它的可变性。今后它仍将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其趋向或是一种正常的状态——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正确地反映台湾社会的“社会存在”。或是一种偏激的状态——同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歪曲地反映台湾社会的“社会存在”。前者即是将“台湾意识”作为“中国意识”的亚文化型态表现，后者则是将“台湾意识”作为独立的文化型态的“台独意识”。这种变化的参照系大体是：中国大陆内部的变化（国力的强盛与疲弱，民族情感和民族文化的再生与泯灭，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成功与失败，国际地位的提高与下降，等等）；台湾岛内变化（民主化进程与“政治革新”的推进与否，台湾经济如何持续发展，台湾的“文化建设”与“文化整合”的情况，等等）；以及大陆与台湾关系的变化。
　　
　　    三、文化的整合：“台湾意识”的扬弃观
　　
　　    “台湾意识”有正面与负面、积极与消极的双重影响，发扬其正面与积极影响，克服其负面与消极影响，是进行文化整合的重要使命。“台湾意识”是台湾社会文化的重要产物，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现象。当前世界文化的发展潮流是愈“本土化”，也就愈“世界化”。因此，“台湾意识”的产生强化是符合现代化特征的。无论是孙中山先生的“心理建设”、“伦理建设”，还是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建设”，都面对着这个课题。台湾“中智阶层”及党外运动受着“台湾意识”论战的影响，更是不争的事实。在中国走向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历史时刻，我们也需要再度整合中国文化，因而在历史感觉和政治文化上把握“台湾意识”同“中国意识”的论战趋向，是实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重要方面。笔者相信，在“台湾意识”和“中国意识”问题的讨论中，祇要大家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探索的精神，就一定能够超越批评的浪潮而回归历史的公断。
　　
　　注释
　　
　　①《夏潮》杂志，1984年3月号卷首语。
　　
　　②戴国辉着：《台湾史研究》，远流出版社1987年版，第145页。
　　
　　③施敏辉：《台湾意识论战选集》(序)，载《美丽岛》1985年2月16日。
　　
　　④戴国辉：《“中国人”的中原意识与边疆观》，见戴着《台湾史研究》第110页。
　　
　　⑤戴国辉、陈映真：《“台湾人意识”与“台湾民族”》，见戴着《台湾史研究》，第159页。
　　
　　⑥朱天顺：《略论台湾社会意识的发展与统一事业的关系》，载郭焕圭、赵复三编：《台湾之将来》，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49页。
　　
　　⑦参见张存武：《台独问题面面观》，龙宝麒《“台独”的阴谋与伎俩》，载《明辨大是大非——剖视台独》，第2~17，22页。
　　
　　⑧参见张存武：《台独问题面面观》，龙宝麒《“台独”的阴谋与伎俩》，载《明辨大是大非——剖视台独》，第2~17，22页。
　　
　　⑨施敏辉：《台湾意识论战选集》(序)，载《美丽岛》1985年2月16日。
　　
　　⑩马恩都认为，航海业的发达与新海路的开辟，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前提条件。
　　
　　参见叶青：《台独理论批判》中“海洋文化论”部分。
　　
　　《吴丰山的“草根性”》一文，载《太阳周刊》1986年11月15日。
　　
　　B13见《台湾公论报》1985年8月1日通讯，《台湾意识普遍蔚然成长所谓中华文化势将淘汰》。
　　
　　B14根据列宁、史达林的民族理论，民族是近代历史的产物，即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特殊现象。在古代还不能说有“民族”，而祇有地域、血缘关系上的“族”存在。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也可指证这一点。50年代，中国学术界曾有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或明清等不同说法的争论。运用历史唯物论观点的一派认为，明清之前没有汉民族，祇有汉族。
　　
　　B15参见何浩若着：《美国姑息分子与台湾独立运动》第44页对费正清等人论点的批判。
　　
　　B16参见赵定一：《追究“台湾一千八百万人”论》，见《夏潮论坛》1984年3月号。
　　
　　B18见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144页。
　　
　　B19关于台湾历史的说法有好几种，其内在含义和历史学方法却不太相同，如陈碧笙先生的“台湾地方史”，史明先生的“四百年史”，还有“被殖民历史”等等。
　　
　　B20引自《明史》卷323，第83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