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国际政治研究》1994年第3期。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当然也是这一时期中国国际战略的主要制定者。如果把邓小平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看作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那么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则是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础。研究中国国际战略的演变和实质，研究关键决策人物有代表性的国际战略思想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在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研究中，有几个关键问题需要注意，这里仅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以便与同行商讨。
　　
　　一、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是一种大战略的调整
　　
　　以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为基础，中国国际战略的调整是一种全方位的大战略式的调整，而不是一般的“进”与“退”，或修补式的调整。众所周知，作为一名政治家，邓小平本人的最大特点就是高瞻远瞩，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例如，著名的“猫论”对于中国历史转折的发生和改变中国国家命运的意义已被事实所证实。邓小平关于一系列理论问题的阐述都具有这个特点，我们理解改革开放时期其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思想当然也不例外。邓小平的思想路线决定了中国国际战略的调整是根本性的、全方位的和大战略式的，尽管其开始是以一种貌似乎温和的方式出现的。
　　
　　在对国际战略进行实际调整时，邓小平超越和摆脱了过时的思维障碍和束缚。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超越和摆脱了战争的阴影对国际战略的严重和深入的影响。我们有许多人在文革时期都是钻过防空洞的，知道那时对战争的一种盲目“预想”，是多么“现实”地存在，它几乎左右了日常生活的很多细节。毛泽东对战争这种社会事物抱有奇特的看法，尽管他提出来对于别人强加于中国的战争，“第一不怕，第二反对”，但更多的是，他奉行“通过战争去消灭战争”的公式；对可能发生的战争，立足于早打、大打。总之，不畏战争、蔑视强权。邓小平则摆脱了这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估计过重的“战争阴影”和心态上的“战争情结”，对当时的国际关系环境，尤其是战争与和平关系作出了新的合乎实际的判断，从而把国际战略放到了一个现实的基础上。从“战争不可避免”论改变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对于可能发生的战争立足于晚打、甚至不打，这中间的变化是带有根本性的，邓小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顺利地促成了这种变化。
　　
　　邓小平曾谈到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的调整有“两个重要的转变”。其中，“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祇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①邓小平还在另一处谈到：“我们感到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爆发的因素在增长。”②“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③
　　
　　邓小平提出的这些观点都服从于新时期国家的最高利益，服从于加速经济建设这个工作中心。他指出：“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指战争可以避免——笔者注）。要建设，没有和平环境不行。”④同时，这些观点也都建立在中国是一支和平力量，维护和平离不开中国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有利于和平。”⑤“从政治角度来说，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都是有利的。”⑥“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⑦
　　
　　第二个转变，是摆脱了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的说敎，重视国家利益，把它视为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基本的和中心的概念。对外工作的准星调准了，与国内工作的配合也加强了。
　　
　　过去我们在这方面，过多强调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因素的关系，因而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和规定有巨大偏差。近现代以来，中国国家的最高利益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国家的独立自主与主权完整，另一是国家的经济富强与完成现代化。但在极左时期，我们承认前者的价值尤高，并披上意识形态的变色衣；对后者的认识不太明瞭，甚至放在一个次要的位置上。国家战略以国际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自我纯洁和军事安全为要义。在国内未搞好经济建设，政治运动不断冲击着正常的工作秩序。总之，1949年后，我们仍把独立自主视为单一的最高国家利益，在经济上未实行对外开放，尽管强调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并搞了大跃进等过激措施，但经济并未起飞。在那时，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与其说是一种政策，不如说是一种强烈的哲学信念和政治信仰。强调独立自主对中国是重要的，但祇强调它而不强调对外开放，就容易变成一种孤立主义。因此要辩证地对待国家利益，不能祇顾其一，不顾其二。
　　
　　当然，出现片面理解国家利益的情况也是有历史原因的。正如笔者早就指出的：“中国如何走向世界？这一题目包含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主题的冲突：一个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这一政治革命的主题，它在对外关系上表现为争取主权和自立；一个是促使国家走向繁荣富强这一经济革命的主题，它在对外关系上的表现为争取成为强国。在大多数时间里，中国人面对和要解决的是第一个主题。直到1949年，这一历史任务基本完成。后一主题的历史地位直线上升。但是由于历史转折的联系，这两个主题仍时有冲突。因此一直到今天，在中国文化界仍然艰难地争论著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走向现代化和走向世界的问题。确实，中国既需要正确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和主权，以求在世界民族之林占有一席之地，又要尽快地实现现代化以真正成为强国。”⑧
　　
　　可以说到了邓小平这里，这些问题基本说清楚了。国家利益最主要的是经济建设和独立自主，它高度相容了国内问题和对外关系。在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工作重点调整到经济建设上，国家最高利益更强调经济建设，经济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被辩证地解决了。当然要搞好搞快国内经济建设，在对外关系上中国有所退却。首先是退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意识形态的论战，不再寄希望于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而对外开放则成为一种国家最高利益的实现方式，它赋予外交工作的任务就是营造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和平的国际环境。当然，我们也未忽视国家的独立自主，去片面强调“开放”，相反经济建设为独立自主提供了物质保障，在更高境界上实现国家最高利益的另一面。
　　
　　邓小平所促使发生的历史转折，是一种全方位的、大战略式的转折，不是修补式的。尽管当时强调经济建设为工作重心，但它具有大战略整体变化的特征。其一，当时，围绕“一个工作重心”，我们还提出了“三大任务”的大政方针，即经济建设、维护世界和平与实现祖国统一。三大任务，三位一体，缺一则不成今日之势。三大任务这一说法决定了新时期大战略的内部构架。这证明邓小平当时的决策是大战略式的决策，而不简单地是偏颇于国内问题和经济问题。
　　
　　其二，在这方面，今天回过头来强调一下邓小平几个重大决策的时间性也是重要的。我国国际战略的调整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并未有丝毫拖延，而是紧凑地结合在一起的。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这是新时期中国第一个大的外交动作，恰好发生在三中全会稍后的日子，这不是偶然的。又如，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又恰在同一时间。今天设想当时未很快发布这个档，台湾问题会变的更复杂更棘手，有可能乱成一团。而当时有了这个档，大陆就比台湾当局主动了，很多问题就好解释了。这说明，当我们从文革脱身后立即就想到了台湾人民和台湾问题的解决，并未因各种问题成堆而将之置于脑后。因此，那种说我们祇顾自己，不顾台湾的说法是根据不足的。
　　
　　决策，选择时间是非常重要的，决策要求准确、周到，恰到好处。对时间因素的选择要优选，掌握时机造势。时间是相对的，战略就是要善于在一种总结算中取胜。因此，如果有人问为什么这样强调邓小平决策的时间性，那么回答也是简单的：邓小平是一位战略家。
　　
　　二、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变化中的三大说法
　　
　　在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演变历程中，涉及的方面很多，但从大战略的标准上衡量，最主要的有三个观点值得重视。这是其发展的三大阶段标志。
　　
　　第一是把国家工作重心调整到经济建设上，而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的重心是为加快经济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首先是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中国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⑨以后又提出“我们希望至少有七十年的和平时间。我们不要放过这段时间。”⑩从周边，到地区，到全球环境，都是如此。在具体做法上，改变了四面树敌、四面出击的僵硬和冒险做法，开始采取灵活的有弹性的外交政策和手段。这里有一个树不树敌的问题。过去，很多国家奉行“敌国外交”，在战争、冷战、武装的和平、和平时期均有此问题。制定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或者客观地或者人为地树立一个敌国形象或假想敌目标，这被认为是战略目标得以构成的一个要件。没有敌人也要“制造”一个敌人，因此这里面有很多的人为因素。但是，对敌国或假想敌如何衡量是成问题的，国际关系中的猜忌、臆测大多形成于此。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是与国际上进一步的缓和几乎同步的，尤其是进入后冷战时期，从敌国外交到无敌国外交，从制造假想敌到取消这种假定，国际战略深受这一变革的影响（例如，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方面有较多论述的是前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等）。
　　
　　在这方面如何衡量和把握国家利益的目标仍是一个难题。虽然不刻意树立敌人和斤斤计较于敌意了，但仍要明确自己的国家利益所在。因为弄不好也容易被别人挖墙角。邓小平作为一个战略家，对这些关系的处理和解决是很有战略眼光的。主要是把无敌国外交与国家利益（尤最高利益）相联系来考察，这样就找对了准星，而无偏颇之虞。
　　
　　不要盲目地追求所谓大国地位，那种所谓“国家威望”是一种过时的追求。邓小平深知，中国自身的变化更为重要。这一观点在客观上与西方不少学者的看法相吻合。如卡普尔认为：“中国是以自身的变化来影响世界的。”这反映了邓小平非常务实的一面，即一切围绕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都要服从于缔造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这个总目标，中国经济发展了，大国地位自然就提高了，无需刻意标榜自我，因为那祇是一种不必要的打扮。
　　
　　第二个大的说法，是将和平与发展作为国际关系的主题。这与过去我们把战争与和平视为国际关系主题大不相同。这同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尤其是战争与和平趋势的准确判断有关。
　　
　　邓小平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总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他还说：“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我们主张南北对话。不过，单靠南北对话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邓小平多次强调过这一论点，他还使用过如下的表述：“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
　　
　　邓小平在反“左”方面是彻底的，在对外政策仍受极左桎梏的影响时，他勇敢地面对国际政治的现实，重新估价了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各种观点，提出世界上有两大问题：一是和平问题，一是发展问题；或者说就是东西问题与南北问题。而发展问题、南北问题是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这就首先使战争与和平关系的重心发生了对位移换。然后将和平与发展结合在一起，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
　　
　　提出这一大的说法，一方面使中国参加了当时世界各国最高领导人关于和平问题的对话，且就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提供了中国的权威性看法。当时，美国、苏联等国领导人纷纷就世界上大的问题提出新的议论，有些颇有传敎士的味道。中国也在时机成熟时提供了自己的见解，而这一点在国际关系中是十分重要的。另一方面，它也使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的调整转折有了充足的理论根据。从前一节可看到，中国国际战略与外交是服从于国内经济建设这一工作重心的，而在此我们强调，它们又服从于当时世界上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如1986年我国裁军100万，以及以后搞的“军转民”，都有这两个方面的考虑（1986年是国际和平年，又是我国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的年头）。同时，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对于国家力量的评估和国力意识内容的判断有甚大影响。国力及其竞争以综合国力为主，而非以传统军力为主。若无此主题确定，是不会有这一认识的。当然，它对国力布局的意义也无需多述。
　　
　　第三个大的说法，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
　　
　　进入后冷战时期，各主要国家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都在调整，中国也需要类似的战略转换。如果说邓小平上面两大说法主要还是一种因应式的战略调整，那么提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则带有主动性，是更多地参与国际体系缔造的一个行动。虽然这一过程受到“八九风波”影响，而似乎削弱了其主动的色彩，但从本意上看，它是具有主动性质的。
　　
　　邓小平提出这一主张是在1988年。“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那末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最近，我同一些外国领导人和朋友都谈到了这个问题。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早在一九七四年我在联合国发言时，就用了很长时间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提，今后也还要提。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宣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这些原则的创造者是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乾净俐落，清清楚楚。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最近一个时期，我多次向国际上的朋友们说，应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解决南北问题，还应该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使它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适应。我特别推荐五十年代由我们亚洲人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今后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准则。”“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这两条要反复讲。”“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法，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
　　
　　在中印两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立国——的最高领导人会见的特殊场合，邓小平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主张，是意味深长的，在某种意义上显示了中国外交的主动性。中国战略的触角和中国文化的底蕴开始展露和探伸。在这方面，一个显着的证据是，邓小平在谈及这一主张时，均与中国作为一支和平力量和奉行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相联系。邓小平强调：“中国是一支和平力量，这一点很重要。”“我国对外政策是众所周知和持久不变的。我们坚决主张维护世界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裁减军备，首先是裁减核超级大国的核军备和其他军备，反对一切侵略和霸权主义。我国将长期实行对外开放，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邓小平还特别向国际社会推荐中国首创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准则和基础。“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虽然1988年提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后，1989年遇到“六四风波”，邓小平又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以及“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等告诫，但是这一主张从本意上是具有战略主动性的，从内容上和落脚点上都可看出其积极价值。
　　
　　上述三大说法，即为经济建设寻求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平与发展，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是三大标志，三大阶段标向。它们之间的连续性值得研究。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理论价值，在于这种连续性和逻辑升华。其理论框架，也在于对这种连续性的强有力的描述。
　　
　　三、关于西方评价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两种角度的附论
　　
　　西方人在评价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和中国对外政策时，涉及到两种角度。一种是1989年的思维惯性，一种是对“后邓小平时代”的估价。
　　
　　关于1989年思维惯性，在西方一些人那里，他们心中有一个“六四情结”，他们用1989年时对华政策的观点支配行动。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典型角色是梅杰、彭定康、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他们或用人权，或用“政改”，硬要让中国低一低头。可是，后来不少人发现中国这块肉很大很肥，也很香，但是很硬，啃起来不是那么容易，是要硌掉门牙的。虽然梅杰、彭定康们直到今天仍未放弃1989年思维的惯性和偏好，但另一些人开始使用另外一种角度来考虑中国问题，也就是用“后邓小平时代”的角度来准备在中国问题上有所动作。
　　
　　用“后邓小平时代”来看待中国问题，西方某些人准备了两手：一是对中国搞“西化”，一是对中国搞“分化”。西化这一手实际上前几年已用过了，小灵而未大灵。今后有可能更多地对中国这个大国搞分化，利用中国国家统一所面临的困难制造连锁反应。或用台湾问题，或用香港问题，或用西藏问题，以“多米诺骨牌”方式，行拆散解体之实。这在西方一些重要学者的文章中，可以看的十分清楚和真切。例如，日本有名的亲台学者中岛岭雄（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的作者之一），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他早在1992年日本杂志《话音》上所发表的文章，就已阐明西方一些人的有代表性的观点。其他还有美国一些学者的看法和说法，至于西方一些国家政要骨子里要一种什么样的对华政策，更是值得玩味的，特别是在他们所认为的“后邓小平时代”怎么做。
　　
　　这几年以来的国际关系确实受到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德国统一、海湾战争等的严重影响，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也曾经受到“八九风波”的影响。但这几年以来西方主要国家同中国的关系，均已调整到正常的水准。国际政治现实的利害关系和国家利益因素，仍然起着根本的深刻的制约作用。这也是考虑今后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基本起点。因而西方某些人士对所谓“后邓小平时代”的战略估计，不自然地带有幻觉和推测的性质。这几年国内比较注重研究中国国情，国家战略确立的起点也在于此。当西方国家面对中国这个特殊国度时，它们打交道的规则就要调整一下了（当然，另一方面，中国正在寻求与国际接轨）。这些会使西方国家在设计自己未来的战略时，更多地具有一种相互融合的特点，而少一些单方面的强加于人的做法。当然，意识到西方某些人关于“后邓小平时代”的议论，中国未来战略的设计也自然地会增加趋利避害的成份。
　　
　　
　　如果我们把邓小平同毛泽东作一些比较的话，会发现他们在领导人的气质上有很大的不同。毛泽东更多地是一位理想主义者，邓小平则是一位充分的现实主义者。邓小平从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那里继承了诸如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等有益的东西，继承了大战略式的眼光和方法，但邓小平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务实，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内政外交的动力盖缘于此。邓小平决策实行对外开放，打破封闭国门的惰性，寻求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而不诉诸过激的国际行为。这是我们理解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一个关键。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⑨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7页，82页，233页，233页，233页，105页，104页，50页，250页，49页，56页，96页，283页，328页，353页，353页，96页，70页，96页，321页。
　　
　　⑧拙着：《均势演变与核时代》，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96页。
　　
　　参见《苏联外交反思》一书，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参见哈里什·卡普尔：《觉醒的巨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