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国际政治研究》1992年第3期。
　　
　　——走向千福年的和平
　　
　　一
　　
　　我们很快将要跨越世纪转换、千年接交的历史门槛，世界上同时代的人都要经历和享受那历史长河中很难遇到的美丽一瞬。历史发展疾速却又稳健的步伐如何穿过这个宏伟、敏感和激变的时刻呢？怀着憧憬和骚动不安的心情，有人早已指出人类本身染上了一种“世纪末情绪”；有人则认为世界未来的一切都将同几个大宗敎中千年轮回的说法有关，例如可以提到《圣经》中的千年期、千福年、第二个创世纪，佛敎中的第三佛陀，以及伊斯兰敎、犹太敎等几乎类似的说法①……然而，一种情绪激昂的回答是：人类正在奔向文明的新发祥地，并将踏出新的结实有力的历史轨迹。为此，人类必须表现出勇气和有所作为，中止那种使人类理念和基本人性归于堕落的消极进程，开创或重建焕发人性的积极进程，从“原始的公正”的意义上②实现伟大先哲们的理想。
　　
　　世界由此要进入一个带有创新特征的时代，新时代既需要破又需要立。但同以往的革命和战争相比更重于立。“立”就是大规模、深层次的创造、建设，其本身是不言自明的第一推动力。作为学者，我们必须有耐心去发现、爱护和巩固那些虽然弱小但却很有后劲的积极趋势，我们要善于挖掘积压在潜存状态但却本质地反映人类生活正常准则的种种因素。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或者说是在世界主义的意义上，我们才提出“走向千福年的和平”这样的口号，并视其为国际新秩序的主题。
　　
　　但是，眼前的世界正在经历着大动荡、大裂变、大改组的过程。战争和危机并未绝迹，国内动乱频繁，民族主义和国家本位主义抬头，极右思想和复旧思想，甚至君主制思想也趁机作祟。如何理解未来的和平呢？在多极化、区域化乃至全球一体化的基础上，和平是否意味着人类正常合理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满足？多极争雄是不是就一定会带来和平？海湾危机和战争、大德国的复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内战使人们隐约感到某种不祥之兆，仍然存在着发生战争和危机的土壤。特别是联想到世纪转换，人们原来认为19世纪向20世纪的转换带来了世界大战，20世纪向21世纪转换则应有世界性的和平。这个假定建立在多极均势必定带来和平的观念上，并以众多历史先例为证明。但是，若想实现真正、充分、全面的和平，就应树立新的思维观念，并为之付出艰辛的劳动。
　　
　　法国伟大作家乔治桑曾深刻地认为：“当人们互相隔膜、彼此憎恨，因而引起祸患的时候，先驱者的任务就是主张温和、主张相互信任和培育友谊，并且唤醒受尽磨难、心肠变硬和失望的人，使他们知道纯朴的风格、柔和的性情和原始的公正仍然是可以在这个世界生根的。”义大利著名未来学家贝恰也指出：“和平是一种无形的价值，是心灵与精神富有文化敎养的一种状态”。③这些敎诲业已昭示：在人类生活中所贯穿的一条伟大主线将因和平回归人类生活的基本价值而更加显着。
　　
　　总之，和平是世界文明的象征，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人类心灵深处的不懈追求，并且是国际新秩序的主题和基础。判断未来的和平趋势，已成为大战略的中心。有必要对和平作理性的预期，更深刻地理解和平的真谛和形式。
　　
　　二
　　
　　走向千福年的和平，要求人们对发生战争、同时追求和平的历史进行反思。
　　
　　和平是一个搅动灵魂的、有争议的辞汇。人类对和平的渴求同样追溯到人类的起源，但遗憾的是，人类过去对和平的看法更多地带有理想或幻想的成份。正如一位和平主义者所说的：“和平仿佛是诗人、预言家和理想主义者在那里孤独吟唱的一首美丽的诗。”由于在历史上战争时间大大超过和平时间而成为国际关系的主宰，和平一般被解释为战争的女仆。一战后，人们不是以积极的态度来对待和平，而是以消极颓废的复古情绪来自我逃避（例如：西方文学流派中出现了达达主义，英文中出现了很多带“re”首码的辞汇）。二战后，人类痛定思痛，开始以积极进取的态度面向未来。本世纪伟大的思想家卢卡奇指出：“我谴责战争，既不是出于和平主义的或西方民主的意图，而是受到费希特的这一思想的驱使，即这是‘绝对罪孽的时代’。”“战争是现在所存在制度的主要消极特征”。④人类对战争的批判态度转向了对人自身的终极关怀和对旧秩序的直面憎恶，他们阐明了这样一个观点：战争是人类的社会异化行为。
　　
　　列宁在20世纪初预言：“和平问题是现代生活的根本问题之一。”他率直地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条通向和平的道路。我们决不害怕走上这条道路。”“我们的理想就是结束战争，实现国际和平，停止掠夺和暴行。”⑤在列宁身后，世界大战的废墟加速了人民的觉醒，用最先进的科学知识制造武器发动的世界大战是错用知识造成的最大破坏力量。在被称为“宇宙毁灭的最后疯狂一步”的刹那，战争的神话终于被打破了，和平的现实价值骤然上升。迄今为止，在全球范围内，和平思潮的广泛兴起，和平研究的普遍开展，到广义和平学的创立，集中反映了人类对自己命运的强烈关注和人类理性的升华。有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的和平运动已成为本世纪最大的社会运动之一，它直接导致了各国政府对和平政策的普遍采纳，这标志着民间与官方和平潮流的世界性合流。种种迹象表明，和平已当之无愧地成为国际关系的主题，人类开始以建设性的立场和方法来解释和平，即从自己的生存状态和生活品质的水准上来规定和平的性质和内容。如果说本世纪的哲学思潮存在着从理性到非理性的变迁，⑥现实生活被深刻地反省过和在哲学上受到了严厉的谴责；那么国际政治思潮则存在着从非理性到理性的转变，⑦人们从偏重偶然盲目的因素转向了通过具体操作来实现和平的稳定性。而这在哲学与人文思潮的整体上是互补的。可以说，战争文化型态早已产生危机并被迫向和平文化型态转换，战争与和平关系的重心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这种转型的意义不仅在于战略思想观念上的一系列变化，而且在于人类本体意识的飞跃。前苏联学者布林拉茨基认为：“现在是真正需要新的思维，需要能把东西方人民不是分割而是联系起来的新哲学的时候了。应该放弃过去历史时代编制的、传统的战争与和平哲学”。⑧美国诗人麦克利什认为：“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人之思想筑起保卫和平的屏障”。“和平必须奠基于人类理性与道德之上的团结”。他强调：“世界的命运取决于对青年的敎育。”⑨中国的学者则普遍把和平与发展看作是新的历史潮流，同时也是新的历史意识。在新型意识的支配下，未来国际关系肯定以和平哲学为基础，即它是在和平文化型态之上形成的和平时空。
　　
　　三
　　
　　考察战争与和平观念，部分地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部分地属于国际关系本体理论领域的工作。和平即无战争的概念作为表面价值被人们接受过，这种和平仅被界定为没有物质暴力。在新型国际秩序中，和平的内涵将发生嬗变，和平乃是真实、完整、全面的世界性和平，它要求消除物质暴力和结构暴力。我们需要更多地从正面树立和平的形象，21世纪应该扫除那些残存的不文明的死角，真正跨入公正、民主的，同时也是发达、进步的世纪。不仅如此，在历史转换中和平所焕发的价值将更久远地影响人类生活。也正是从这样善意的角度，我们才提出“和平走向千福年”的说法。江泽民同志指出：世界要和平，社会要发展，人民要友好。⑩这确是历史之必然规定。
　　
　　为了准确、全面、权威地界定和平概念，我们仍须消除认识上的一些盲点。
　　
　　1.必须坚决修改“为了和平，但准备着战争”的传统公式，代之以“和平共处”、“和平共荣”的公式。前一公式源自罗马时代的“武装的和平学说”，包含着强制性的内容。它假用道义去诉诸武力，因而必然引起道义性的质疑。必须改变传统的思维和政策定势，否则就还会在自找理由的名义下被战争之神悄悄地引入战争误区，而把和平挂上拷刑架。我们说上述公式具有不容忽视的危险性还因为，在国际政治实践中，它很容易导致冷战。现在绝大多数人都已清楚：冷战的斗士并不是核时代生活的强者，在玩弄实力游戏和讹诈外交时，他们难免不碰得头破血流；而作为富有生活意识的正常的人们也认识到：在核时代，理性上的认识同在感情上的忍受绝不是一回事。人类的感情应该受到尊重，而不能让冷战斗士好战的“豪言壮语”肆意践踏。归根到底，在新时代，争当和平英雄的意识，应该战胜争当战争英雄的意识，同时，任何悲观主义的论调在道义上也是不正确的。
　　
　　前苏联著名评论家A·鲍文写道：“对我们来说，和平共处不是策略问题，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战略。它是核时代唯一理智的战略。”大家熟知的赫鲁雪夫的“和平共处”政策实际上是基于一种简单的人生哲学即“活命哲学”：“自己活，让别人也活——这一简单而平常的规则如今成了核时代的一句格言”。“要知道，不论是我们还是美国人都是活人。”把这种简单的人生哲学上升到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高度，是中国政府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其被广泛承认的事实。1964年10月《和平和国际合作纲领》（即第二次不结盟国家会议宣言）曾明确要求“和平共处和由联合国把和平共处法典化”，这个纲领“深信和平必须建立在健全和巩固的基础之上”。到1986年国际和平年时，和平已告别了核僵持下苟且偷安的状态，她不是遥远又深奥的辞汇，而是与世界人民非常贴近的一个现实了。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最本质特征，具有极大的相容性。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做法，均可被包容在内。经历40多年的实践考验，它被证明具有极大的生命力，已有百多个国家通过不同途径全部或部分地予以承认。与强权政治的“规则”相对立，它早就宣布冷战精神的死亡，标志着国际关系中民主政治的兴起。其中，不干涉内政被提倡者看作关键，它要求主权国家充分享受国际法所赋予的权利并承担世界上相应的义务。我国学者最近指出，不干涉内政也包括尊重各国人民自由选择的权利，反对把某种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强加于他国。这具有极大的针对性。
　　
　　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和平的一贯态度是，并不应纯粹为了和平而求和平，而应考虑到和平概念的丰富内涵，即公正、民主和进步；同时也应考虑到它的世界性范围，更应考虑到理想和平与现实和平之间的距离。到目前为止，国家仍然掌握着对外决策权，故和平的威胁仍然直接来自国家的战争行为及其潜力。同时，非政府团体的恐怖、破坏行为也威胁着和平并大大降低了它的信誉。所以仍然需要世界性的安排。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社会在面临国际危机时，需要处理好几种解决国际问题手段之间的关系，如经济制裁、外交说服、政治压力、军事威慑和被迫性的战争。这几种手段之间的关系在海湾危机中表现得最充分，它们证明了国际危机管理理论的可行性。
　　
　　2.深层和平必须消除结构暴力。从现实看，和平进程仍然受到两方面的威胁：军事性的和非军事性的，或者说是物质暴力的和结构暴力的。和平进程不仅要求消灭物质暴力的威胁，而且要求消灭结构暴力的威胁。结构暴力是与物质暴力（或称直接暴力、人际暴力）相对立的概念，乃指某一权力机构的掌握者对另一权力机构实际剥夺权力的行为，由此产生的结构暴力表现为一种社会关系，包括社会不公正、经济掠夺、政治上的特权和文化上人为的愚昧等。从此意义上和平就是实现社会正义。在国际关系中，自由国家同强权国家的交往是不平等的；西方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及南北关系中都有实施结构暴力的行为。
　　
　　瞭解结构暴力的概念对廓清和平概念上的误差大有好处。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出现了物质暴力相对减少，结构暴力相对增多的趋势。要达到深层和平，就必须满足公正、全面、充分、真实的要求；不仅要努力消除战争的直接危险——军备竞争和武力行为，而且要努力消除战争的根本危险——结构暴力。需要注意三点：1）我们看到，军备竞争尤其是局部性军备仍在大规模进行，核扩散和常规武器扩散仍十分严重；在缓和大气候下有逆裁军现象，它人为地制造着假想敌形象，是战争的预备和桥梁。这种现象仍然导因于国际上的结构暴力。2）国际恐怖主义浪潮仍在高涨，各国恐怖活动有横向联系的国际化趋势。回顾历史会看到：政治革命在国际社会的作用迅速下降，代之以国际恐怖活动和游击战。这必然影响到和平的品质，但考察其动因仍然囿于国内外的结构暴力。3）不仅要在东西方向、而且要在南北方向上看和平。同争取世界和平永久一样，彻底摆脱贫困与愚昧也是神圣的目标。这是消除结构暴力的重要方面。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口号：和平地共同享受人类物质和精神的成果。
　　
　　3.在国际问题国内化和国内问题国际化的趋势下，在国际关系中消除结构暴力要求重视“人权外交”问题。人权外交已成为一面和平旗帜，也是实际外交运作中的课题。它提醒我们，国际政治的人文主义色彩日趋浓重。国际关系伦理学认为，尊重和保护人权是国家对外政策行为的一般伦理要求，而且是涉及整个国际关系体制的重要问题。霍夫曼认为：“要建立一个具有良好关系的国际体制，就有必要将一个政策对其本国人民的态度同它的对外政策相联系”。他还强调，要打出人权外交的旗帜，须得先解决自己国内的人权问题。因而人权问题已是影响对外政策的因素之一。
　　
　　在人权外交问题上，致命的关键是谁有资格和权利来挑起这种“人权之战”？就是西方学者也承认，在普遍存在国际关系敌友概念和存在相对立的意识形态的情况下，人权外交的运用是难以一致的。在不同的国情背景和观念背景下，在不同的文明领域（特别是东西方的相异文明）内，对人权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作出不同的规范是自然而然的。1986年在第三世界的努力下，联合国通过《发展权宣言》，提出“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1989年第49届联大曾专门辩论过人权问题，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就表达出了完全对立的观点。西方国家认为：保卫人权是没有国界的，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国际人权法院，任命一个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西方国家还认为：“人权已不属于各国内部管辖的事务，对于人权的国际保护不适用于不干涉内政原则”。第三世界国家则坚持：“维护人权应以促进建立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为起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还认为：不应用人权问题为藉口干涉他国内政，不干涉内政原则适用于人权问题。所以说，在人权外交方面触及到的最本质的两个概念是人权与国家主权的关系。不存在单方面的垄断和自我感觉良好，违反国际关系交往的原则祇能是对“人权”的霸占。因此在90年代，确也会存在用人权问题作文章，施加结构暴力的行为。美国外交季刊主编威廉·海兰认为：“今后，美国外交政策将更加突出道义考虑，但是过份强调人权祇会导致90年代的‘干涉主义’”。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也应该是彻底的人道主义者。江泽民同志指出：“共产党人的宗旨是全人类的解放。人类的解放不但必须消除奴役、压迫和剥削，还要消除歧视、偏见和陈腐观念导致的不平等现象。”中国人权问题的解决，就是为了争得国家的独立权、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保障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是我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出发点。江泽民同志的观点实际上澄清了我国人权问题的实质，为中国开展有自己特色的人权外交提供了理论指导。在外交日益成为国际公共关系和外交家必须靠近麦克风的时代，我们应该正面（而不是回避）谈论人权外交问题，同时要把握人权问题与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界限。
　　
　　4.在和平状态下，还存在不存在假想敌？曾经有人认为：在缓和时代，十字军讨伐的做法已告终结了。苏联对外政策新思维最早淡化乃至淹没了“敌人”的概念，而这一点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是显见的。前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强调：“不要生造‘敌人’的形象”，“在政治上要突破敌人形象”。美苏学者在共同撰写的一部书中也达成共识：“把敌人描绘得惨无人道，使敌人变成绝对凶恶的象征，这在核革命的条件下是特别危险的”。“‘敌人’一词是对军备竞赛的辩护”，“军国主义和准备战争的气氛，是产生和确立敌人的形象的理想土壤”。而“在核时代，绝对的武器要求有绝对的敌人”，这是带有极大的危险性的。言论在变成行动，1991年联大讨论修改了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
　　
　　是不是在和平状态下就不存在国家战略中的假想敌了？假想敌并非战场上有血有肉的直接敌人，而是战略目标的非直观的假想敌手。按照制定战略的逻辑要求，如果把战略目标物件化，就必然要树立假想敌的形象，尽管它常常带有一定的空想性和心理臆测性。二战前，德国是以国际社会或均势体系整体为假想敌的，所以它注定要推翻均势现状。对这一点没有认清便产生了绥靖主义。但也忌讳夸大成份，作出冷战式的判断。在冷战中，西方政治家认为共产主义具有扩张性和奴役性，苏联也未认识到向东欧推进刺激了美国人（可能还有邱吉尔），因为那时共产主义似乎呈现出进攻态势。在那种形势下，双方对假想敌的认知都有夸张性。因而在缓和时期，美苏都出来承担了责任。现在东欧刚好成了西方“推回”苏联的起点。
　　
　　同情和仇恨都不能代替利益的表达，外交也不祇是桌面交锋，它是国际关系利害的集中表现。今天，国家战略仍然是主体性和对象化的统一，它关注的是国际范围内的竞争和利害关系，祇不过现实要求自身的主体性更强。在综合国力竞争中，所谓“假想敌”的概念不那么清楚和直接了，界线也日趋模糊，“竞争对手”的概念在一定范围内常常取代“假想敌”的概念。但祇要对国家利益产生根本威胁，就仍然有存在“假想敌”概念的必要性；因此“假想敌”是对国家利益产生根本利害关系的主要方向。就国家安全，尤其是军事安全而言，“假想敌”的设计仍然会极其隐蔽地体现在国家战略中。美国曾把日本视作经济上的“最大假想敌”，引起了其国家战略的激烈辩论。在世界出现以经济为轴心的“热和平”的情况下，贸易战、经济战、科技战不免达到白热化程度，那些经济大国都试图运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综合手段来扩大影响，通过展开竞争角逐来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在南北问题（发展问题）更加突出、南北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南北方国家之间的利害冲突也会加剧，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损失会引起它们的自卫性行动。搞不好在多极化地区主义抬头的时候，会导致经济落后而军事强大的国家以战争而不是和平方式去解决发展问题。伊拉克侵略科威特就是一个显着的例子，而在这之前，伊科双方的敌我关系并不十分明朗和表面化。
　　
　　5.有没有一个核后时代？应该说有，实际上核后时代已经开始了。它首先以核后战略出现为标志，而走出威慑则是核后战略形成的标志。核后时代的主要任务是要改变核武器的政治性质及其地位。尽管在国际上，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核扩散的危险，但这一点已经做到了，核武器的国际政治作用大大下降，由它支撑的两极结构早已瓦解。
　　
　　1944年7月16日美国爆炸了第一枚核装置，英国首相邱吉尔曾将这颗原子弹爆炸称为“基督再次降临”，意指核时代将不会发生全面战争。而实际上祇有在进入核后时代之后，才真正可以保险地这样说。核后时代是走向非核世界的第一步，核后战略是走向非核战略的第一步。很明显的是，核后时代与核后战略的先后关系，同核时代与核战略的先后关系根本不同：1945年人类匆匆忙忙地跨进了核时代，在经历了一段不知所措和犹豫不决之后才逐渐确立了核战略。所以，核战略滞后于核时代。现在相反，在高度的理性和责任感中，先期产生了核后战略，然后才有目的地进入核后时代。这即反映了人们理性选择的主动性和前置性，又反映了某种被迫性。总之，核后时代和核时代到来的严重不同是自觉与不自觉，核后战略与核战略的不同是超前与滞后，前者要求文化、理性价值的抬升。美苏签署中导条约和裁减战略武器50%的条约，是核后时代的最早努力。而苏联对外政策新思维、美国“超越遏制”战略和中国有关国际新秩序的主张（包括关于核武器和核裁军的政策）均可归属核后时代的新型战略。
　　
　　国内个别学者提出：走进威慑是进入新时代的标志，它是多极化时代普遍接受的军事战略基础。这是不对的，因为要弄明白，相互威慑（mufual deterrence)祇是原来美苏两家的事情，在核条件下多极化若是导致“交织威慑”就有巨大麻烦了。同时改变威慑手段与“走出威慑”是不同的。为什么说“走出威慑”才是进入新时代的标志？因为核时代早已出现了众所周知的“威慑困境”。40多年来，核武器的爆炸当量及其政治性质决定了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和主要国家的战略选择。然而正是威慑战略把战略家和外交家们引向“威慑困境”。在这种困境中，人类的社会承受力与经济承受力已经濒于绝境。国际关系的发展要求必须主动脱出“威慑困境”，否则就会有不测的全球灾难发生。事实也已说明：主动脱出“威慑困境”是可能的，主要因为：人类本体意识中理性、和谐的精神已占据主流；和平运动作为本世纪最大的社会运动之一，产生了多方面的巨大压力和卓有成效的影响；美苏缓和努力从政治领域有力地延伸到军事领域，非军事化的努力正朝着有利于打破“科技——军备”互动关系的方向发展。以威慑战略为起点的战略演变还在继续，并未停留在原有水准上。这种演变的结果恰恰在于威慑战略的自我否定，恰恰在于“走出威慑”；在这个意义上，威慑战略是核后时代新型战略之母。
　　
　　需要核后时代的新型战略。这种新型战略决不意味着在威慑的单行道上继续延伸，而是要根本解决“威慑困境”中的内在矛盾和危机性，终止威慑到战争的“自然升级”。新型战略与威慑战略截然不同：后者建立在威慑的现实基础——核恐怖之上，根本无法走出困境。前者则要求消灭威慑的这个现实基础，积极主动地走出困境。迈克尔·罗文——罗宾森认为：“核冬天效应给科学家提供了开展反对核武器运动的极好机会。如果核冬天的预言是正确的，那么就必须改变目前的核战略，必须大力减少目前庞大的武器库，甚至还有可能说服全世界完全放弃核武器”。当今时代虽未完全断绝与核武器的关系，可是基于对核武器及核军备竞争规律的重新解释，“走出威慑”必然要求朝有利的方向实行大规模的裁军（缓和包括军事缓和），在明确核武器的性质即防止战争而不是导致战争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降低核武器的作用，直至最后毁灭核武器这个怪物。核后时代的核心乃是重新确立核武器的地位，这确实是一个和平性质主宰下的新时代了。
　　
　　6.重新认识和平问题中的地缘政治学。在世界形势业已发生转折性变化的情况下，我们仍然有必要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观察和平的趋势，并找出与和平相异的因素。或者说，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在相当的意义上带来了地缘政治结构的未有先例的变动。而常识告诉我们：建立合理稳定的地缘政治结构是维护和平的有效途径。在最新的国际政治变动中，有几大政治事件暗含着深刻的地缘含义：（1）苏联解体是战后以来最大的地缘政治事件。苏联已经分解为15个大大小小的国家，从其核心部分来说苏联已经变回到俄国，这是一个在“俄——苏”历史上的逆向变化。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矛盾，如在核武器问题、黑海舰队归属、克里米亚问题、争夺前苏联财产继承及各自民族主义情绪等方面，无一不与地缘政治直接或间接有关。俄罗斯与哈萨克的矛盾也是地缘上的显着点，因为这两个国家曾是前苏联版图最大的国家。（2）冷战结束，法国失去了欧洲，苏联失去了世界，也失去了自己。美国也可能从欧洲退却。这是后冷战时期的新地缘特征。（3）德国统一，全欧心脏地带出现了一个人们似曾相识了的、久违了的大德国，这势必影响到全欧的地缘政治结构。今后的关键是要看法德、俄德及美德双方关系的性质，也要看德国与欧共体的关系性质。这是回答“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这一问题的所在。（4）中东是在战后最大的热点地区即局部战争频率最高的地区，既受到国际政治地缘关系大变动的影响，也受到自己地区内部关系调整的影响，中东问题这一长期以来存在的地缘政治难题将会变得更加复杂。中东新的地区安全结构正在形成。（5）中亚地区有可能成为新的、最大的地缘热点。在苏联解体后，以哈萨克为首、以伊斯兰敎为背景的中亚五国集团十分突出醒目地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而它因历史、民族、文化、宗敎和地理近便等天然因素的缘故，已与伊斯兰圈自然而然地形成呼应连体之势。这种新的地缘政治态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以应付的课题，换言之，新的地理困结正摆在战略家面前。现在，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沙乌地阿拉伯等伊斯兰敎国家纷纷向中亚五国进行政治、经济和宗敎的渗透扩张，相互间展开了一场静悄悄的争夺战。从表面上看，这种争夺战具有伊斯兰敎温和派与激进派相斗争的传统样式，但其背后乃具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与东方伊斯兰敎原敎旨主义激进势力进行争夺的真相。也就是说，它是东西方根本冲突的新转移。在世界伊斯兰敎复兴运动不断膨胀的今天，在伊斯兰圈以其宗敎的巨大同化力、吸引力、征服力扩张的时候，这一趋势是不可抗拒的，并且这一趋势向后发展存在着难以预估的爆炸性。例如，北约组织已视伊斯兰敎原敎旨主义势力为其主要威胁方向，美国战略设计家也把中亚地区伊斯兰化看成是威胁自己全球利益的关键所在。联想到从中东、到中亚到南亚这一广大区域在历史上曾是大帝国兴衰的地区（如波斯帝国、印度帝国、莫卧儿帝国等），这一地区的地理组合和国际关系演变殊为重要。
　　
　　由此看来，化解地缘结构中的不利因素（特别是克服那些不可救药的因素），建立有利的地缘政治格局，就成了建立和巩固和平局面的必然之举。
　　
　　7.和平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应重新引起重视。根据历史发展变化的线索，新时代的和平被看成是世界性的和平，即世界主义和平。这意味着未来的和平要由全球体制来加以保证。例如加强联合国及安理会的职能（包括扩大安理会的成员结构），加强地区一体化等。而民族主义在历史上曾是战争的主要诱因，“民族和国家是战争的主角”。但是，在世界大变动的情势下，民族主义情绪死灰复燃，引起了各国的极大忧虑。比如，波罗的海三国独立是民族自决的政治结果，东欧地区民族主义重新兴起，俄乌矛盾暗含着民族冲突，南斯拉夫也因民族斗争而变成了另一个南斯拉夫，等等。
　　
　　对于和平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应有如下认识：
　　
　　1）在经济和文化落后地区，民族自决成为主要的诉求，在经济和文化发达地区，民族融合成为基本的趋势。
　　
　　2）一个国家多个民族存在着分裂和内部动乱的土壤，一个民族多个国家存在着统一的本能动力。
　　
　　3）民族主义导向的发展已植于多极化（国家本位）、多圈化（地区本位）、全球一体化（世界本位）的基础上，因此必然受到多方面的制约，不可能极度膨胀。
　　
　　4）人类的共同体样式正在演进之中，民族共同体、地区共同体、宗敎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明圈共同体，乃至于全球共同体（人类共同体）都在变化。真正有了形成“人类共同体”的可能，这对极端民族主义的过份发展会有限制。
　　
　　上述倾向说明：（1）（2）是互动影响的，从落后向先进的演变，民族融合和世界大同是必然的历史逻辑结果。（3）（4）是有利于和平的世界性体制因素，是由“和平与世界主义关系”的解决方式代替“和平与民族主义关系”的解决方式的具体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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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参见奈斯比特：《2000年大趋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
　　
　　②法国作家乔治桑语。
　　
　　③池田大作等：《二十一世纪的警钟》，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119页。
　　
　　④《卢卡奇自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9页。
　　
　　⑤《列宁论和平与战争》，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7页。
　　
　　⑥从康得到尼采、叔本华、佛罗依德，再到席美尔—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衍出了一条非理性主义的线索，卢卡奇认为这是“理性的毁灭”。
　　
　　⑦这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中有明显反映。
　　
　　⑧费奥尔多·布林拉茨基：《新思维》，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1页。
　　
　　⑨见《联合国敎科文组织法》。
　　
　　⑩人民日报1991年5月18日。与此比较，过去的一个标准口号是：人民要革命、民族要解放、国家要独立。
　　
　　它有时被表述为：“要想赢得和平，就去准备战争。”
　　
　　时事出版社编：《苏联新的政治思维》，时事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赫鲁雪夫修正主义集团关于现阶段帝国主义的言论》，第35页。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编：《关于不结盟国家会议》，内部出版1973年，第40页。
　　
　　世界上的游击战有两大流派，即毛泽东的农村游击战和格瓦拉的城市游击战。格瓦拉“游击中心论”强调以城市贫民和知识份子为主体进行游击活动，对国际恐怖活动深有影响。不能认为格瓦拉的理论是失败的理论，它在桑地诺解放阵线的斗争中曾获得了成功。
　　
　　社会党国际曾有“重新分配全球财富”的观点。
　　
　　《国外政治学》杂志，1989年第3期，第40页。
　　
　　《国际资料》，1990年第20期。
　　
　　人民日报1990年1月12日；1991年5月11日。
　　
　　谢瓦尔德纳泽等：《苏联外交反思》，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194页。
　　
　　阿纳托里·葛罗米柯等：《突破》，求实出版社1990年版，第193页，214页。
　　
　　关于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中出现误解的情况可参见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一书。
　　
　　见《第二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论文摘要》。
　　
　　迈克尔·罗文-罗宾森：《火与冰——核冬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7页。核冬天理论还可参照《世界军备与裁军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