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未来与发展》1991年第1期，收入《科学与和平》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8月。
　　
　　——从海湾危机谈起
　　
　　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着大转换的过程，和平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国际关系的主题，战争和危机则为大家所弃取。但是也应看到，时代的转折会带来种种阵痛和动荡，导致国际关系的局部失衡。因此，有必要从大战略的高度观察和把握新的动向。这里应解释一下本文为什么把“多极化”和地区主义问题放在一起来谈，并期望引起加倍的警惕和重视。
　　
　　应该说，问题的提出是海湾危机所导致的逻辑结果。在这场危机中，伊拉克表现了地区主义的政治经济目标和地区性强国的军事实力。由于美苏两极共管体制的瓦解，地区主义崛起遇到了新的不可多得的机会。早在70和80年代，地区主义就已开始在国际政治中作祟。越南侵略柬埔寨，拼凑印支联邦，可以置其抗美时期最重要的对华关系于不顾。印度吞并锡金，制造印巴冲突，在不少大国面前也展示了公然出手的姿态。当然，尽管这种地区主义在使用武力和讹诈外交上似乎是赤裸裸的，但是它们多少会受到美苏两极的制约，即无论是从盟国体系还是从美苏全球战略方面都会受到限制。然而，伊拉克在海湾危机中所强力推行的地区主义则使它的先行者大为逊色，它之所以加剧了地区主义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是因为随着两极体系的瓦解，美苏失去了对原有地区性问题的影响力；多极化趋势十分强劲但并未最终形成多极共管体系。换言之，伊拉克的侵略行径既很少受到原来国际体系的压制，又根本不会受到新国际体系的束缚。很明显的例证是，伊拉克在发动进攻前可以不告诉它的盟国苏联，使苏联外长在美国国务卿面前陷入窘境。而在过去很多时候发生了这样的危机，美国祇要发表一个国务院声明便能制止住某种势头，今天美国大举兴兵海湾也曾经祇能维持一个僵局。
　　
　　海湾危机说明：美苏走向缓和及两国在国际政治中地位的相对下降，已使在40多年中发挥效力的美苏两极不再能充分起到共管的作用。也就是讲：它们通过外交压力、经济制裁、军事威慑等手段的综合运用很难使伊屈服，但不排除用战争手段来达到目的。按照国际政治长周期的预测，国际权力出现了分散化的趋势，地区性强国有可能会努力填补美苏中间地带的权力真空。在它们试图有所作为的时候，可以不再顾虑大国甚至超级大国的存在。这样也使原来意义的盟国体系受到严峻的考验，新的力量组合正在演变之中。它也说明：国际体系从两极向多极过渡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某些薄弱环节。所谓多极化是两极走向多极的过程，并非多极体系本身，而其中国际制衡机制并未完善地建立起来，用某些人的话讲就是国际体制患有“精神分裂症”，这就为地区性强国兴起提供了重要的机会。伊拉克的行动不仅是对美苏两极的不恭，而且也是对新的国际体系尤其是新体系和平哲学的挑战。
　　
　　海湾危机开始使人们感觉到了地区性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活跃有力，这些因素是构成地区主义的重要条件。以海湾危机观察整个中东阿拉伯地区，至少有几个因素必须引起重视，它们将在“多极化”过程中复活和膨胀。
　　
　　1.阿拉伯民族主义。萨达姆的惊人之举实际上隐含着一个阿拉伯帝国的梦想。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统一是这一地区的主要思潮，又是不少国家主要政党和政府的基本政策目标。战后以来，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几个主要国家，都作过成立“阿拉伯联邦”的尝试，早期的阿联，1981年利埃叙的“阿拉伯联邦”，“约巴邦联”及利比亚和许多国家签订“国家联盟条约”或“联邦条约”的努力均可说明这一点。由于奥斯曼帝国崩溃时阿拉伯国家领土划定的随意性，当把阿拉伯联邦的尝试和该地区领土巨大变化联系考虑时，还可以寻找到阿拉伯统一和复兴的各种藉口。
　　
　　2.泛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敎世界复兴运动。70年代以来，伊斯兰因素便开始在国际政治首先是地区政治中抬头，其对各种事物的介入和干预程度不断提高，“伊朗革命”使伊斯兰运动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至少可以归纳出三个颇具象征意义的事实：霍梅尼在伊斯兰世界成功地充当了有魅力的精神领袖，海湾石油国的暴富加强了某些伊斯兰国家的财力基础，穆斯林游击队的军事行动迫使苏联红军从阿富汗撤走。这三方面（政治经济军事）如果联系起来形成呼应之势，会对伊斯兰世界施加巨大的心理影响，而提高其复兴的使命感和活动能力。也许有人认为这是过于看重伊斯兰因素，但至少应该提出几点：一、在国际关系大变动的时代对任何因素都不应作安于现状的保守估计，尤其要善于捕捉那些活泼的因素；二、伊斯兰因素与其他因素不同，它一直呈上升曲线发展，在这条上升曲线上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了好几件大事，它的对国际政治造成了大范围内的冲击（“伊朗革命”、阿富汗圣战运动、利比亚的泛阿拉伯主义、两伊战争、苏联中亚地区的动乱和海湾危机，这里尚且不提纳赛尔主义和叙伊复兴运动）。这与其他趋势下降的不活跃因素甚为不同。三、对伊斯兰敎本身也要有深入瞭解。伊斯兰世界复兴运动主要指原敎旨主义的复兴，它有群众基础和巨大感召力。所以说，伊斯兰因素在未来国际政治中绝对不应忽视。
　　
　　3.海湾危机已和中东问题联系起来，也同传统的东方问题存在某种连带关系。看一看中东地区周围的局势，就会感到孕育着爆炸性的危险。印巴冲突，巴尔干的潜在危机、苏联中亚地区的动乱，南斯拉夫的混乱，加之伊朗最近重申它对波斯湾出海口的控制权等等，都可能引致东方问题的再次提出。历史上，几乎所有的西方大国都卷入了东方问题。故海湾危机、中东问题和已封存的东方问题应在研究上予以注意。
　　
　　在这样的背景下，需要重新认识多极化趋势，不能笼统地认为多极化就好。要看我们在走向具有什么样内涵和框架的多极化。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家组合的数目和结构同国际稳定存在一定的联系。多极结构内部的关系也有一个合理搭配的问题。在多极化趋势中有两种不可取的倾向，一是“集体囚徒”，二是“都不坐庄”。前者是大家争着承担责任，后者则是共同推卸责任，结果相互制约机制被破坏了，反而引起不稳定。一般讲，多极相对于两极是稳定的结构（如维也纳体系）。但在未来也应考虑到：如果在核扩散下走向多极化就有可能增加核战爆发的可能性；如果在地区主义兴起时走向多极，就会造成群雄四起的局面，有失控之虞；而且一旦地区主义加入核扩散的行列，就会为国际政治种下爆炸性的基因。因为地区主义是传统的黩武主义和现代恐怖主义的奇怪结合。另外，这里还可再对国内理论界有关“多极化”的认识检讨一下。国内很多文章都重复了大致相同的一个看法，即未来的“多极化”是由军事两极、政治三极（五极）、经济三极（或四极）构成的。这种通过合并同类项所形成一种认同模式，存在着某种缺陷，主要是未看到地区性强国的地位和各种地区性因素在“多极化”过程中是呈活跃和上升状态的。或者是不把第三世界看成一“极”，排斥第三世界于观察视野之外；或者把第三世界整齐划一地看作一“极”，未看到第三世界是多样性与某种一致性的矛盾共同体。现在于研究而言，需要突破纯大国政治框架，“极化”现象不仅在大国政治中存在，在第三世界也存在，并且“极化”延伸到第三世界是必然的。这自然会提出地区主义的问题。
　　
　　由此看来，应该回归中国等国家所提出的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的主张上来，并加强其对于“多极”合理构成方面的针对性。目前，国际体系正在塑造之中，从历史意义上看，新体系对于国际社会合理组合和人类发展的意义都不会亚于曾经带来百年和平的维也纳体系。由于未来世界无疑将是多极世界，需要通过国家活动和外交努力迅速建立起国际关系的制衡机制，它包括大国关系机制、地区性稳定机制、联合国机制和双边协调机制。同时，也应形成战争制约机制、危机管理机制和新型外交活动机制等等。祇有当这些机制完善地建立起来的时候，才能真正寻求到全面和平和国际政治的实质民主。
　　
　　补注：
　　
　　本文是作者在1990年11月联合国“科学与和平”学术座谈会上发言的前一部分，后一部分载《未来与发展》杂志。本论文集收入此文时，作者对个别字句做了增删。